第三节 贵族对民主政治的态度
在雅典民主政治初步建立到其逐渐激进化的过程中，随着城邦公共权力的增强，民主政治对于贵族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贵族对于雅典城邦政治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其中既有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城邦政治中去；也有并不认可民主政治者——他们对民主政治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他们或积极地参与反对民主政治的活动，或消极地应对作为公民所应该履行的义务。相应地，城邦针对贵族对待城邦的态度也有所回应，这主要表现为尊重和宽容贵族的私下行为，并适时对城邦政制进行局部调整。
一 积极参与者
贵族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的体现，主要是他们不仅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政治领袖，而且踊跃地承担了公益捐助。关于前者，我们发现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到西西里远征前夕，雅典的主要政治领袖无一不是来自贵族阶层，如克里斯提尼、阿里斯提德斯、泰米斯托克利、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等。他们不仅能够通过提供决策影响城邦政治，有些贵族更是直接充当了改革活动的领导者。奥贝尔在分析这些政治领袖的作用时，注意到了他们作为政治改革者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其改革活动往往会推进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这同时也意味着精英所能直接控制的机构越来越少，进而使这些精英在缺少他们所能直接发挥作用的机构的情况下，不得不成为更为公开的“政治家”[119]。
除了提供决策和充任改革的领导者外，有些贵族还能较好地处理对民主政治心怀不满的贵族对城邦所进行的颠覆活动，进而妥善地维护城邦利益。这集中体现在阿里斯提德斯对一次颠覆民主政治活动的处理上。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前，雅典的一些显赫家族和巨富们由于对战争的前景比较悲观，以及受民主政治对其财富、声名以及地位剥夺的影响，密谋推翻民主政治。阿里斯提德斯获悉后，只是逮捕了众多密谋者中的八个，并且只有两人最终被控诉有罪，剩下的六人得以无罪释放。[120]阿里斯提德斯对该事件的处理，既有效地制止了针对民主政治的颠覆活动，保证了城邦的安全，又将惩罚对象的范围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使受牵连的范围最大限度地缩小，维护了城邦的内部和谐。
有些贵族虽然没有充当政治领袖，但他们积极地履行城邦义务，这主要体现为出任城邦的各类官职和负担城邦所分配的公益捐助。此类参与是维护城邦政治正常运转的关键，而这样的贵族占据了贵族阶层中的大多数。在参与这种公益捐助时，不乏有些贵族的付出远远超出了城邦要求。例如，尼西亚斯一直以慷慨地担负公益捐助义务而著称。[121]在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时，战舰捐助者不仅为最上一排的桡手准备了额外的佣金，而且都力图使自己的舰船在外观和航速等所有方面都是最为优秀的。因此，有些希腊人认为，与其说雅典人是去进攻敌人，不如说是去展现财富和力量。[122]而有些贵族甚至是在没有捐助义务的情况下，主动为城邦提供此类捐助。例如，在公元前481—前480年的阿尔铁米西昂（Artemisium）战役中，克里尼亚斯（Clinias）自愿提供了一只船和两百人参加战斗。在这次海战中，雅典人是希腊人中最为英勇的，而他又是雅典人中最为英勇的。[123]
贵族之所以乐于积极地参与民主政治，与他们对“荣誉”的追求密切相关，因为权力的竞争即为荣誉的竞争。亚里士多德曾言：“修养极高且性情积极向上者皆以荣誉为乐，因为可以说，荣誉乃政治生活的目标。”[124]而色诺芬认为人与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对荣誉的追求，而且用“热爱荣誉”（philotimia）来指代那些特别积极的政治活动。[125]因此，贵族所获得的荣誉，不仅有助于提升他在城邦的名望与地位，而且有极为现实的应用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为，当贵族在公民大会或者是陪审法庭面临控告时，他们往往通过强调自己对城邦所曾经履行过的义务来求得陪审团的好感。[126]
可以说，贵族对城邦政治的积极参与，体现了贵族对于城邦政治的正面意义。与此同时，也证明了贵族价值观与民主政治是兼容的。与寡头制下通过密谋来获得官职不同，雅典的官职通过抽签和选举而产生，这赋予了贵族更大的自信与权威。修昔底德曾指出，一个贵族如果在民主政治的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能够更好地承受失败的结果，因为这一结果并不是来自贵族同伴的评判，而在寡头制下，这样的拒绝却是一种羞辱。[127]贵族通过积极参与民主政治，也能获得实际的好处，诚如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在评述贵族对待寡头制和民主政治的取向时曾指出的：“即使对于那些在理论上与寡头制有着联系的贵族而言，他们也能在民主政治的事务中为他们找到好处。”当然，林托特也指出了这种情况仅适用于民主政治没有表现出犯错误的症候之时。[128]
与此同时，贵族通过积极参与城邦政治，也使贵族价值观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观念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即“贵族的价值观在雅典，犹如在其他希腊城邦一样，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最早被奥斯汀和维达尔·那奎特所注意，后得到洛罗、奥贝尔等多位学者的认可。[129]奥贝尔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贵族占据了直接统治的地位，而是与民众的持续认可有关系。因为这种认可，是以精英与民众分享财产，并向公民全体展现出成效为前提的。只有这样，精英有价值的东西才能得到公开的展现。[130]
当然，并非所有贵族都积极选择参与城邦政治。例如，康纳在论及由克里昂所确立的新政治模式对旧贵族统治阶层在城邦政治中的选择产生的影响时，曾指出他们大约有四种选择：其一为遵从老寡头在《雅典政制》中的建议。为了寡头制而离开雅典城邦。该选择的坏处在于，离开者将遭受巨大的个人财产损失。其二为可以尝试新的方式。它们包括赢得民众的支持、采用放肆的演说方式，也可能包括做一个特定的举动，去表明他是真正爱民众的（philodemos）。其三为他可以继续旧的方式，从而在政治上碰碰运气。其四是他可以不采用前述三种方式，只是待在城邦中，但拒绝参加政治生活。[131]虽然贵族的以上行为选择，并非皆由克里昂所确立的新政治模式而引起，但康纳的归纳却有一定道理。戴维斯在评述旧贵族阶层的斗争途径时，也有类似的言语，他曾提及：“在雅典城邦内部，旧贵族统治阶层被剥夺了大部分世袭的权力，他们以各种方式为生存而斗争。一方面，他们采用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技巧和态度，即便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开始隐退，重组并寻求新的武器以伺反击。”[132]虽然康纳和戴维斯的分析具有合理性，但他们忽视了贵族中的另一类群体——他们依然留在城邦内部，不过他们并不是站在民主政治一边，而是站在其对立面进行批判或反对。
二 反对者与批判者
综合康纳和戴维斯对贵族政治态度的分类以及雅典的实际情况，雅典贵族对于民主政治的反对或批判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密谋推翻民主政治、公开表达对现有政治不满以及消极对待城邦政治生活。
就密谋推翻民主政治的暗流而言，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存在两次贵族密谋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第一次在前述阿里斯提德斯时已有所涉及，它发生在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战役前夕。[133]第二次是在公元前458年，当时是在彼奥提亚的斯巴达军队受到一部分雅典人的怂恿，企图去进攻雅典。这些雅典人希望借此来推翻民众在雅典的统治和终止对长墙的建设。而雅典人也准备开赴战场去迎战斯巴达人，理由之一就是怀疑他们有颠覆民主政治的企图。[134]
对于这两次针对民主政治的逆流而言，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在动机中没有对民众统治的憎恨和厌恶，更无确立寡头制的企图。具体而言，他认为第一次逆流主要是基于雅典内部的斗争，即密谋者只是想罢免那些在城邦赢得荣誉和官职以及准备在普拉提亚作战的人。第二次主要是密谋者由于雅典修建长墙所可能导致土地被放弃的潜在后果而引发的，并渴望与斯巴达的友谊。[135]奥斯特瓦尔德如此论证的出发点，主要是想证明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是稳定的、富有生命力的。但就该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实际来看，它并非没有潜在的危机。这种潜在危机，主要体现为陶片放逐法的使用上。克里斯提尼设置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僭主政治的复辟，但其设置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使用，直到公元前487年才第一次施行，这是与马拉松战役中及其后期所面临的僭主政治复辟的严峻形势紧密相连的。但正如F.D.哈维所指出的，普鲁塔克所列举参与密谋的元凶“Agesias”，即为刻写在用于放逐陶片上的“Agasias”[136]。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密谋者可能与僭主政治有一定联系，这些密谋活动背后的政治意味要远超奥斯特瓦尔德的估计。对于第二次的密谋活动而言，在此之前，西蒙已经对厄菲阿尔特改革后的政制有所不满，并力图将其恢复到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初的局面，只是以失败告终。[137]而厄菲阿尔特本人，也因改革被塔纳格拉的阿里斯托狄库斯（Aristodicus of Tanagra）所谋杀。[138]基于这些行为，我们很难相信，在密谋者的背后没有推翻现行政制的动机和可能。
如果说以上的密谋活动还是潜在的，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意味仍属推理性的，伯里克利的政敌修昔底德则证明了雅典社会确实存在反对民主政治的势力。作为伯里克利的竞争者，修昔底德所依赖的力量，主要是“富有者”和“反民主政治者”。他禁止他们在公民大会上与普通民众混杂在一起，而是让他们集中就座，从而在演说者发表演说时对其进行责问或起哄，并作为一个整体在公民大会上投票。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竞争的后果是造成了城邦的分裂，其中一派被称为“德莫斯派”或“人民派”，另一派则被称为“寡头派”或“少数派”。最终，雅典城邦施行陶片放逐法放逐了修昔底德，反对伯里克利的政治团体也随之瓦解。[139]在这一记述中，其透露的伯里克利属于“人民派”的细节颇有价值。该细节的背后是一种新的赢取政治影响模式的出现，即伯里克利成为“人民派”主要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发表演说而实现的，这是对传统上依靠朋党、家族联姻等方式的放弃。正因为如此，伯里克利更多地被康纳认为是雅典政治史上承上启下的过渡性人物。[140]在这一政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雅典社会对“朋党”等政治小团体的认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奥贝尔所指出的：“伯里克利不是在私人宴会时的私密场所上运作政治，而是通过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赢取普通民众的支持。政治小团体的紧密狭小圈子，日益被雅典的普通民众怀疑为反民主政治阴谋的主要场所。”[141]
在贵族公开表达对现有政治的不满上，主要的体现是埃斯库罗斯以及阿里斯托芬等戏剧家的戏剧。早在公元前458年的《复仇女神》中，就出现了只能称为战神山议事会这一机构的“宪政神话”的东西，其中“宪章”（charter）的意味已甚为明显。在剧中，法庭是由神的权威设立的，被放置在永恒的过去；它对杀人罪的审判，也恰恰是在厄菲阿尔特的改革中作为“祖宗习俗”给“战神山议事会”所保留的权力。但“大地的壁垒”（bulwark of the land）和“大地的堡垒”（bastion of the land）的含义则远超出判决杀人罪的责任，意指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政体守护者”这样异乎寻常的作用。戴维斯对此进行评述时曾说：“不管他认为‘祖宗习俗’约束的是什么，他和其他人所使用的就是这个约束：如果这是一次革命，那么它是一次以非常保守的词汇来表达的革命。”[142]
阿里斯托芬更是通过《骑士》[143]《马蜂》[144]表达了他对传统民主制度的怀念和对当时民主政治中激进民主现象的批判。在《骑士》中，阿里斯托芬主要讽刺了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里昂，他希望雅典民众能够认清楚包括克里昂等在内的政治家的阴谋，避免被他们所利用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在《马蜂》中，他讽刺了当时雅典陪审法庭中的非民主因素。因为在他看来，陪审法庭不仅没有成为公民实现民主的地方，而且成为一些野心家操纵政治的工具。
与攻击克里昂的立场相类似，修昔底德对包括克里昂在内的平民领袖也颇为不满。他认为他们不仅只是为满足个人私利而去迎合群众，还在于他们改变了伯里克利所制定的防御性政策，从而把雅典带向危险。[145]从阿里斯托芬和修昔底德两人的立场而言，无疑他们都是站在雅典社会中“高贵而善良者”一边。[146]
在消极对待城邦政治生活上，最主要的体现是雅典城邦中消极主义（apragmosynē）和消极公民（apragmōn）的出现。“消极主义”主要是指公民不参加城邦政治，逃避公民所应担负的责任，只是专注于个人的私人领域。卡特对该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从考证“消极主义”的词源出发，认为该现象主要集中在公元前431年以后的雅典城邦中。其原因是多样的，包括反感、担忧、憎恨以及不便等各种因素，其涉及的范围包括贵族青年、自耕农以及富人中的消极者等群体。就贵族的情况而言，无疑主要是包括两个群体，贵族青年以及富人消极者中的雅典贵族。对于前者而言，卡特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有些贵族青年拒绝他们在社会中的传统地位，而专注于私人生活，这主要表现为向往斯巴达、热衷于打猎、钟情于同性恋以及乐于参加小规模的宴饮活动等；对于后者而言，尽管他们也履行公益捐助的义务，但他们远离政治和陪审法庭，更倾向于过一种平静的生活。[147]
卡特侧重于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但问题是雅典的消极主义现象与消极者的出现，要远早于民主政治的历史。例如，在庇西特拉图意欲建立僭政的过程中，梭伦将甲胄置于门外以示抗议，此即为消极对待城邦政治的显例。[148]相比之下，另一位英国学者马修·R.克赖斯特在对雅典的“坏公民”[149]现象进行研究时认为，尽管这些“坏公民”的动机十分宽泛，但归根结底还在于个体对于私利的追逐。[150]而公益捐助制度本身所蕴含的过高的财政负担，以及所存在的不公平、强制性等因素，不可避免也会是贵族想方设法予以逃避的原因。实际上，老寡头曾批评公益捐助是使穷人致富而富人变穷的制度。[151]在贵族消极对待城邦政治生活的方式上，除了上述所及的表现外，最主要的就是个别贵族采取隐藏财富、通过各种策略或方式影响财政责任的分派等，从而逃避或者减轻本应负担的捐助义务。[152]
与有些贵族消极对待城邦政治相关的是，旧贵族生活方式的死灰复燃。留长发是旧贵族的主要象征，但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雅典富有阶级中的老者曾开始不再穿亚麻布的短袍，放弃用金蚱蜢饰针去扎紧他们的头发。[153]由此可见，这种旧的生活方式，在民主政治之下是不受欢迎的。但在戏剧中，我们经常看到贵族的形象是手指戴有指环，长者用金蚱蜢的饰针别着发髻，年轻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喜欢穿华丽的服装和佩戴金质装饰品。[154]埃伦伯尔格对此的推断是，至少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贵族理想中的这种并无恶意和单纯的虚荣，被片面地夸大了。但公元前5世纪末期，对于青年贵族而言，奶油小生所怀念的理想在他们祖父那个时代曾是很普通的。在其背后，必然存有一定的真实性。[155]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此列举了贵族对待城邦政治的三种不同态度，这并不意味着雅典就存在这三类严格划分的政治派别，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贵族对待城邦政治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甚至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不同时期也能体现出不同的政治趋向。例如，与安多基德斯大约同时期的另一位政治家特拉梅涅斯（Theramenes），他在政治活动中不断变换政治立场：公元前411年，他领导了推翻民主政治、建立四百人寡头政权的政变；数月之后，他又领导推翻了四百人寡头政权，转而支持建立五千人政权；在公元前410年民主政治恢复后，他又积极支持民主政治，或率军参加海战，或率领使团去斯巴达参与议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又积极参与三十僭主政权的建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最终因为与克里提阿斯的冲突而被处死。[156]
三 城邦的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贵族与城邦之间虽然存在潜在的紧张，但城邦对此的反应却是较为开明的。一方面，对于贵族的个人行为，尤其是私下的行为，城邦予以尊重和宽容；另一方面，城邦根据实际形势的需要，局部地调整其政治制度。
就城邦对于贵族私下行为的宽容而言，可从伯里克利的演说词中管窥一二。在葬礼演说中，伯里克利曾盛赞雅典城邦在公共和个人方面的自由，认为雅典人没有必要去监督公民个人行为。[157]城邦对于公民个人行为的这种宽容态度，自然在贵族的身上也有体现。这种体现，最主要的就是对包括“朋党”在内的贵族的私下交往给予了相当宽容，无论这种私下交往是出于志趣相投的一类人之间的社会聚集，还是意欲协调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动员社会力量。例如，在公元前417年实施陶片放逐法时，其本意是想解决阿尔基比阿德斯和尼西亚斯之间的争端，但两人通过“朋党”而影响了陶片放逐法的实施，最终将许珀玻路斯（Hyperbolus）流放。尽管民众对最终的流放结果不满意，认为流放一个身份如此低下的小人物是玷污了陶片放逐法，但他们并没有对尼西亚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通过朋党而密谋的行为提出警告或控诉。[158]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发生后，一些公民主张阿尔基比阿德斯先去率军西征，而背地里却准备以亵渎埃琉西斯密仪的名义对其进行缺席控诉。据此可以推断包括阿尔基比阿德斯等贵族在内的雅典公民的私生活是多么糟糕，可能某些公民对此十分熟悉，但在城邦层面上对此却没有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可以说这种极宽容的态度，即便在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发生后仍没有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朋党”才能够在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权建立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159]此外，城邦对贵族的宽容，也体现为在特定形势下允许一些被放逐者回到雅典。例如，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城邦召回了被放逐的贵族，其中包括“正义者”阿里斯提德斯。[160]
在制度的调整上，主要是涉及公益捐助制度。早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随着雅典城邦对公益捐助制度的日益依赖和一些捐助者的反对，一些关于担负公益捐助制度频率的规定就已出现。最初的规定，可能是一名捐助者在一个年度内，所承担的捐助义务不超过一次。随后或与此同时，捐助义务承担完毕后，应该短暂地豁免该项义务的规定，也得以确立。即每完成一次节日捐助，或者三列桨战舰捐助，可获得一次为期一年的豁免期。可能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规定假如在承担三列桨战舰捐助时的花费特别巨大，也可获得一次为期两年的豁免期。[161]
可能是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又引入了“skēpsis”和“antido sis”两项措施。[162]这两项措施规定由陪审法庭负责审理，针对雅典官员任命捐助任务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具体而言，“skēpsis”意为“反对”，即控诉人可以就雅典官员所拟定的捐助义务豁免情况提出反对意见，所提交的反对意见由陪审法庭审理；“antidosis”意为“交换财产”，即假如一个捐助者认为由他承担捐助义务不合理，那么他可以指认一名比他富有的人去承担该义务，如对方不同意，则两者交换财产后由原告继续承担捐助义务。关于这两项措施的意图，克赖斯特认为旨在限制富有者逃避捐助义务，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捐助承担者的角度来看，这也为其合理地避免捐助义务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在特别财产税的征收和公益捐助上，雅典更加依赖包括贵族在内的富有者，由此雅典城邦有意识地减少节日捐助，以减轻其负担。例如，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酒神节（Dio nysia）和日神节（Lenaia）上演戏剧的次数由5次减为3次。相应地，所需要的“歌队捐助”数量也得以减少。[163]在其他节日捐助上，可能也有类似的削减。[164]
就其调整的效果来看，包括贵族在内的富人与城邦之间的紧张，似乎并没有得到缓和。例如，在公元前424年上演的《骑士》中，公益捐助制度被克里昂用来作为恐吓政敌的工具，声称不仅要让其领受最破的舰船担任该义务，而且要其承担压垮富人的特别财产税。[165]可能正是因为贵族与城邦政治之间的这种持续紧张，雅典民主政治暗藏着巨大的危机。其主要体现为，在城邦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诸多对立，具体体现在老寡头的《雅典政制》中。[166]可以说，这种紧张关系，正如戴维斯所评述的：“卡利克勒斯和‘老寡头’的语言明确说明，这种紧张关系确实存在，而且也为人们所感知。”[167]与此同时，虽然有些贵族对于民主政治颇有微词，但民主政治的优势和高效仍然让其折服。这在老寡头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中，也有明确的表现。他曾赞赏雅典人通过各种举措，完好地保持了其政制，并认为雅典的穷人和平民享有比富人和贵族更多的权利是公正的。[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