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贵族和民主政治似乎难以兼容。在希腊人那里，贵族表示最优秀的人，他们用一系列动听的术语来表示自己的身份，诸如“有用者”“有价值者”“最好者”“有权势者”“有名望者”“出生高贵者”等。与他们相对的，是“多数”“卑劣者”“无赖”和“乌合之众”等等。在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中，很难想象两者可以在一个城邦中和平共处，甚至共同治理城邦，更看不到希腊人最初表达民主政治术语所包含的“平等”的含义。《伊利亚特》第2卷奥德修斯的话最直白地表达了上层阶级的态度。当时阿凯亚人听完阿伽门农试探性的话语后，一窝蜂地冲向海边打算返回希腊。奥德修斯受女神雅典娜之命阻止希腊人下海，希望他们继续战斗，直到攻克特洛伊。于是奥德修斯拿起权杖，劝希腊人回到会场上。“他遇见一个国王或一个显赫的人物，他就站在他身边，用温和的话语阻止他。”“但是他看见一个普通兵士在叫嚷，他就用权杖打他，那凶恶的话责骂：‘我的好人，你安静地坐下，听那些比你强大的人说话；你没有战斗精神，没有力量，战斗和议事你都没分量。'”古风时代平民与贵族的冲突虽然提升了平民的地位，使平民在某些城邦中成为了公民，享有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权利，但贵族和平民、穷人和富人的区分与对抗，即使到古典时代末期，在雅典那样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中，似乎从不曾完全消失。到公元前4世纪末，当德摩斯提尼面对埃斯奇奈斯时，他仍能在法庭上当作大多数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员，公开挖苦对手必须为了挣得微薄的收入，从童年起就干着低贱的工作。考虑到德摩斯提尼一生都在为捍卫雅典的民主政治而呼号，最后死于马其顿人的追迫，则他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更耐人寻味。
不过，贵族又是希腊城邦包括民主制城邦中的重要力量，从多个方面指导和掌控着城邦政治。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以及发展，如果没有梭伦、克里斯提尼、西蒙和伯里克利等贵族领袖，能否正常运转，恐怕很成疑问。甚至到公元前4世纪，当民主政治进入剑桥大学古代史教授琼斯等人心目中的成熟时期，也被古代作家视为最为激进的时代，主要政治家仍是贵族和富人。对于这样的现象，西方学者早有留意，并且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希格内特、西利和埃德等人都对贵族在创立民主政治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威布利、麦克金德里克和斯塔尔等分别写出了有关希腊贵族的专著。但最近的研究，尤其是美国学者奥伯和华莱士等人，更多地关注雅典人民的政治主动性，奥伯还把公元前508年雅典人围攻斯巴达国王和支持克里斯提尼改革的行动解读为“革命”，主张抛开领袖来理解民主政治的起源。
但是，这种完全否定领袖作用的做法，也恰当地遭到了学界某种程度的批评。拉夫劳勃指出，人民革命的确重要，但民众的革命诉求，只有通过领袖人物的制度设计才能作为成果固定下来。而雅典的政治领袖，至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贵族。如果没有梭伦、克里斯提尼、埃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等人的设计，雅典民主政治肯定不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那个样子。所以，要求得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充分理解，贵族及其政治作用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议题。对雅典贵族的研究，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贾文言的这本著作系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讨论了公元前415年到公元前392年间贵族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所以选取这个时段，是因为该时期雅典政治变动剧烈，一方面民主政治发展到西方部分学者所宣称的激进时期，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曾先后两次被推翻，一次在公元前411年被四百人政府取代，一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被斯巴达扶植的三十僭主取代。然而寡头派的两次革命，特别是以克里提阿斯为首的三十僭主为政名声太过恶劣，不仅葬送了他们自己的统治，连带着把整个寡头政治的名声都捎上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前322年，没有任何雅典人严肃地设想在雅典实际恢复寡头政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贵族们对民主政治完全满意。恰恰相反，伊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批评都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而且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罗兹的研究，则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总体上处于衰退之中，典型地表现就是以效率牺牲民主，由上层阶级担任的官员在民主政治下的作用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种趋势的初步显现或许是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但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贵族对民主政治的挑战，以及民主政治因应挑战过程中的主动调整，恐怕不能说对此完全没有“贡献”：公元前4世纪雅典主要的制度，大体是在这个时期定型的。同时，这个时期也正是本书的主人翁安多基德斯政治上相对活跃的时期，留下的资料相对充足，而相关问题争论又比较多，从而给研究留下了某些空间。
严格地说，安多基德斯在雅典政治上留下的痕迹不多，但几次关键时候的“出场”值得我们注意。一次是他在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和秘仪渎神案件中作为“污点证人”，不仅洗清了自己家族成员的犯案嫌疑，而且使雅典人确信他们找到了真相，从而放松了渎神追查中近乎猎巫式的调查。另外一次，则是在关键时刻给雅典送来了粮食与木材。从本书的分析看，公元前406年雅典在阿吉纽西使用的战船中，或许就部分使用了安多基德斯提供的木材，那些水手们，或许也吃过安多基德斯从塞浦路斯运来的粮食。第三次，是他作为使节前往斯巴达谈判和约。尽管他努力向雅典人阐明与斯巴达和平能够带来的好处，但他的演讲对雅典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形势的变化，使他的使命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与使团其他成员一道被判处死刑，从此逃离雅典，不知所终。他一生的活动，真实地反映了民主政治时代雅典贵族们作为政治人物必须承担的风险。对特殊时期这位特殊人物的研究，对揭示民主政治的制度和运作机制，特别是民主政治对贵族的控制以及贵族对民主政治的适应，具有解剖典型的意义。
作为一种国家的类型，希腊城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缺乏现代国家的基本元素：职业军队和警察等暴力机关，也缺少维持国家日常运转的官僚机构。前者使城邦缺少能够对付强势贵族和世家大族的颠覆性力量，后者使城邦极其需要贵族的管理和专业知识，以确保城邦的正常运行。然而，希腊的贵族一方面希望获得权力，另一方面却希望不受城邦制度的约束。因此从荷马时代城邦萌芽以来，希腊人面临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一方面要遏制贵族争夺权力的冲动，防止贵族之间的冲突影响城邦整体的稳定，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贵族中的能人出面领导国家，毕竟只有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有时间掌握城邦各个方面的情况。古风时代贵族与平民的冲突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通过法律等手段制约贵族超出制度框架的竞争。在民主政治之下，这经常通过对官员的严格监督实现。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就是城邦以相对温和的手段控制强势贵族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制度在叙拉古的实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并不影响它在雅典的成功。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经常看到贵族为夺取权力而不惜损害城邦整体利益的冲动，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阿尔基比阿德斯。据修昔底德，阿尔基比阿德斯为了自己的私利煽动雅典人发动西西里远征，却在被召回国受审、政治生命遭遇威胁时，选择逃亡斯巴达，说服斯巴达人出兵戴凯莱亚，并向叙拉古派出将领。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失败，固然有尼奇亚斯和雅典人自身的责任，但要说与阿尔基比阿德斯无关，肯定也难以令人信服。但这并不是他唯一伤害雅典的行动。当他在斯巴达难以立足时，他逃到波斯，耍弄手段挑拨雅典、斯巴达与波斯的关系，而且以虚假的承诺诱使雅典人推翻民主政治。当民主政治被推翻时，他摇身一变，似乎又成为四百人政权的反对者。在给雅典人造成巨大灾难后，他终于达到了返回雅典、并且再度出任将军。他所做的这一切，居然在他那里冠冕堂皇：“我所爱的城邦是一个保证我的公民权的城邦，不是一个迫害我的城邦。我认为，我所攻击的城邦已经不是我的祖国，我要恢复的更不再是我的祖国。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城邦的人，不是那种不公正地失去了自己的城邦之后，不去攻击她的人，而正是由于对她的眷念要尽一切办法将她夺回的人。”这话听来，似乎比格劳库斯与萨尔佩东在特洛伊城下为私人友谊而放弃交战，相互交换武器时狄奥麦德斯所说的“我有许多特洛伊人和他们的盟军可杀，你也有阿凯亚人可杀，只要你可能。让我们互相交换兵器，使人知道我们宣称我们从祖辈起就是宾客”更加肆无忌惮。阿尔基比阿德斯当然特殊，也特别臭名昭著，但熟悉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人，会发现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库伦曾企图借助麦加拉人力量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阿尔凯伊奥斯试图依靠吕底亚帮助返回米提莱奈。即使到古典时代，希望借助外邦的力量夺回权力者，也绝非不常见。城邦政制的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会产生一批失意者，他们中的某些人选择流亡，但也不乏借助外力达到自己回归目的的，即使由此造成自己的城邦被敌人占领，也在所不惜。
虽然如此，阿尔基比阿德斯这样的极端人物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贵族接受了城邦对他们的限制，并且乐意用自己的能力为城邦服务。安多基德斯内心不一定是民主派，但应当是一个爱国者。无论他是否真的参与了赫尔墨斯神像破坏案，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行动，他努力为雅典服务以换取城邦的宽恕，甚至最后他衔命出使斯巴达，力主和平的政策不合时宜，自己也因此被流放，都足以表达他真诚的爱国热情。必须承认，雅典贵族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安多基德斯这种类型。易言之，大多数贵族默认了雅典的政治制度，而且在个人不如意时，仍愿意为城邦做出贡献。这一方面表明雅典公民中的多数对城邦的认同，另一方面，如果希腊人的看法合理，倒是凸显了贵族们一直抱怨的民主政治的成功之处：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那里，公民的美德源自城邦的培养，公民的美德，是城邦美德的微缩版。
拉杂写了这么多，扯得不免太远。文言这本书的意图，是透过安多基德斯说明雅典城邦与贵族的关系。第一章虽然是大背景，但必不可少，是安多基德斯活动于其中的基本制度和社会框架，尤其是城邦如何在既限制贵族，又充分利用贵族的能力为城邦服务等方面，做了基本分析。书稿还对贵族本身态度的变化做出了基本评估。第二章仍是背景，但更加具体，系安多基德斯个人的出身与经历，包括他的家族和政治倾向，以及研究他可以利用的各种材料。第三到六章是本书的主体，分时段讨论了雅典政治的变革与安多基德斯个人的命运。总体上看，本书给我们刻画的是一个非常不走运的安多基德斯。他坦承了自己在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中的责任，解脱了家人，自己却被迫流亡；此后三次尝试返回，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果而终，最后还是借助于民主政治普遍的大赦令才实现了回归。对于以这种方式回国，他应当还是感激的，也希望以自己的参与来回报。但他好像总也踩不到时代的脉搏，成功的记录不多，树立的私敌不少，连续卷入诉讼，旧账也不断被翻出来，最后竟至被城邦判处死刑，被迫逃亡。然而如前文所述，他一生颠沛流离，却似乎痴心不改，正说明了雅典民主政治的魅力。这种制度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她成功地限制了贵族竞争权力的失控，又充分利用了贵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能力。雅典能够在200年中成为芬利心目中希腊世界政治上最稳定、军事上最强大、文化上最繁荣的城邦，与民主政治恰当处理了城邦与贵族的矛盾，有着莫大的关系。
如前所述，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的雅典正处于风雷激荡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科林斯战争、两次寡头政变、民主派回归和大赦，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波斯的介入和斯巴达的干涉，使本就非常复杂的局势，变得更像一团乱麻。如何在纷乱中理出头绪，并且反映在个人的命运上，在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为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书作者花费了不少心思，综合运用了历史、文学、铭文以及各类证据，试图从安多基德斯的角度写出这个时期的历史，并勾勒出一个变动时代贵族家族的命运，说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作者始终从城邦命运的变迁来把握贵族个体的浮沉，较好地实现了通过安多基德斯说明雅典城邦制度特点的目标，对理解这个时期雅典和希腊的历史，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一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学术专著，尽管后来经过不少修订和增删，但还是带有较多的论文色彩。它的优点是主题集中，缺点是还带有博士阶段的味道，开篇就是选题缘起和意义，继之以学术史梳理与研究方法的阐释。这是时下博士论文写作最一般的套路，甚至是官方的要求，但作为一部专著，大可不必如此拘泥。作者也试图追踪最新的学术和理论前沿，借用记忆理论分析安多基德斯在《论秘仪》和《论和平》中的辩护策略，勇气可嘉，但对讨论贵族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而言，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发掘。一些具体问题，或许仍有可供讨论的空间。如对安多基德斯渎神罪的控告，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的苏格拉底案。二者不仅在时间上异常接近，都发生在公元前400年甚至前399年，而且罪名也与宗教有关。本书作者也许不想卷入似乎永远不可能有定论的苏格拉底受审案，但作为读者，仍不免做此联想。如果对这两个案件的背景、涉及的宗教和政治情绪进行比较分析，肯定会非常有趣。不过还是就此打住，免得这么一篇不像序的序，变得如赵世瑜先生所说，“面目可憎”了。
晏绍祥
201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