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摘 要：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85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九一八”历史的研究不仅在事变性质的断定、历史地位的分析、历史影响的判断等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在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和经验教训总结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中日两国之间，政界和学界之间，统治阶层和百姓之间，就是在同一国家的政界、学界、百姓内部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导致各界分歧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以下三种因素具有一定的共性并且值得重视：（1）九一八事变已经走进了学术视野，但还没有走出现实和政治；（2）九一八事变已成过去，但它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在今天处处可以触摸到它的痛，人们没有办法在情感上作告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正在伪造记忆；（3）九一八事变研究在不断深入，但由于学术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弥合分歧的路还显得十分漫长。政治、情感、学术方法“三因子”互相作用导致九一八研究障碍重重，破解的办法仍应从平衡“三因子”关系入手。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政治因素；民族情感；研究方法
许多现实问题植根于历史之中，许多历史问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九一八事变即是这样的历史事件。一方面，因“九一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时常引发民间的情绪冲动和激进表达；一方面，因对“九一八”侵略性质的认定分歧时常引发两国政界在国际舞台上的当面对斥和隔空对责；一方面，因日本对“九一八”历史的歪曲经常引发知识界无果无休的学术争辩。中国人民一提起“九一八”，就忘不了“九一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14年苦难和一日不雪一日难消的耻辱，一看到日本缺乏良知的学者否定侵略的谬论就义愤填膺，一听到日本的政要以各种花样重复九一八事变前的论调就仿佛听到了北大营的枪声。国家政治、民众情感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如同三个不同心圆，彼此交错，但不完全重合，各有偏重，相对独立，但互受影响。国家政治包含着民众情感，民众情感影响着国家政治，而学术研究不能不反映国家政治，也不能不照顾民众感受，但它既不是国家政治的学术注释，又不是民众情感的代言，三者各自相对独立，但不是孤立的。“九一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多与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相关。
一
九一八事变已经走进了学术视野，但还不能按纯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因为虽然它一脚踩进了学术门槛，一脚还深陷在中日两国的政治泥潭和民众的情感纠葛之中。因为九一八事变与中国人民的情感记忆、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因此，纪念“九一八”活动，不仅是一种庄严的民族情感表达仪式，也是严肃的学术研讨和重要的纪念活动。
有学者呼吁，“九一八”研究既然是学术研究，就应该摆脱政治束缚，减少政治色彩，淡化纪念的意味。这样的呼吁没有错，任何学者都企盼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态下从事自己的独立研究。但九一八事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政治事件转变为学术问题是需要条件的，不同的政治事件需要不同的条件，但首先是构成事件本身的政治因素的消亡。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只有在它不对今天的人们生活发生直接影响时，才有可能真正地走进学术空间，成为纯学术问题。政治事件进入学术空间的过程，因条件不同，路程有长有短，速度有快有慢，复杂程度有易有难。像九一八事变研究，何时能真正地摆脱政治干扰，要看它何时不再影响中日两国的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众的情感生活。只要两国的国家利益仍存在着矛盾，一想起这段历史，民众的感情神经还觉得痛，“九一八”就拔不出深陷政治泥潭和情感纠葛的那条腿。
在“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有关问题上，日本媒体曾向中国喊话，“把历史问题交给学术界”、“让历史问题摆脱政治”[1]；有日本学者直接抨击中国学术只是强调政治的侧面，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要求中国学术界向日本学习，对历史问题进行“纯学术”研究[2]。国内也有学者赞同这样的观点。
日本对“九一八”的研究真的就摆脱了政治，进入“纯学术”研究的状态了吗？这个问题无须回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任何历史问题都将迟早从政治的“场域”淡出，但“九一八”问题从政治“场域”淡出的时间至少目前是无法预期的。实际上像“九一八”这样的中日历史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谁都无法走出政治。而两国学者对“九一八”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给予极大的关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九一八”，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历史大事件，说它“大”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这件事情涉及的范围大，它与多数人的利益和情感相关，所以为多数人所关心；二是这件事情覆盖面大，覆盖了中日两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民族等各个领域，属于影响全局的问题；三是作用时间长，它是历史的坐标，既影响了两个国家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历史走向，直到今天，它还在作用于国家政治层面。
面对这样的重大事件，作为史学研究者如何能不做出自己的判断？又如何能够对此进行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研究呢？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强调：“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3]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关注影响现实的历史问题，不关注多数人因历史引发的情感诉求，不关注影响国家走向的坐标性事件，史学研究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
学术和政治有保持一定距离的必要，但没有对立的必要，学术和政治有别，学术以探索规律和真理为目标追求，政治以维持社会发展、实现社会良性运转为目标；学术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排除学术之外的干扰，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遵循学术规范，用事实说话，而政治需要鼓动公众，维护权力，运用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标的。尽管学术与政治存在如此多的不同，但二者绝不是对立的关系，尤其是史学研究，它可以通过对社会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各群体的需求、政治运转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为社会政治提供学术支撑，包括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说，片面地强调学术远离政治的“纯学术”观点，是值得讨论的！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曾指出：政治不是历史研究范畴外的要素，而是历史本身固有的要素。“在进行历史解释的同时，必须要作政治解释。其中有证明使用权力的信念的要素。除此以外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4]
二
九一八事变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也成为民族的记忆、国家的记忆。说它是历史的记忆，因为它已成为过去；说它是民族的记忆，因为它深深地刻进了民族的情感之中；说它是国家的记忆，因为它写入了中日两国的历史。无论是历史的记忆，还是民族和国家的记忆，均以个人记忆为基础。
收集个人记忆，是历史学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民族和国家记忆的组成部分，个人记忆融入民族和国家记忆需要进行学术梳理，因为个人记忆具有具体、零碎、鲜活的特点，但国家记忆必须简洁、系统、正确，这是历史学存在的逻辑前提，也是史学发展繁荣、自我更新的动力。通过学术梳理探查个人记忆是否具有融入国家记忆的价值，这是史学家的使命。史学家还具有一项更加神圣的使命，这就是对记忆，包括其他民族、国家记忆正确性的关注和思考。史学离开了这一功能，不仅其他的史学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而且史学的存在价值也会变得可有可无。如果中国史学界对日本否定“九一八”历史的侵略性质熟视无睹、不把篡改教科书上升到伪造国家记忆或民族记忆的高度、不对日本政坛对民间记忆的误导保持足够的警惕，就是史学功能的退化和史学家的失责。
研究“九一八”需要埋头翻查，更需要抬起头来，越海张望，而且需要对以往的资料、以前的思维定式，过去的定论皱眉凝思。
如我们经常说广大的日本人民如何智慧而善良，极少数右翼政客怎样卑鄙和愚蠢，几个少壮军人多么胆大妄为。翻开日本的近代历史，并按照这种思维定式推演下去，我们看到的却是，而且却总是：绝大多数智慧的国民被愚蠢的极少数右翼蒙骗得一塌糊涂，很少看到智慧对愚蠢的拆穿；总是看到几个胆大妄为的少壮军人胡乱地就把政府绑架了，甚至轻而易举地把整个国家捆绑在了对外侵略的战车上，却看不到控制国家机器的政府在被绑架时的挣扎。这是许多人的个人记忆。作为普通个人如此记忆，无可厚非，但作为史家也持这种观点，那就值得深思了。
为什么智慧不能拆穿愚蠢？是右翼不愚不蠢，还是国民弱智少慧？不愚不蠢讲不通，行骗者是永远也敲不开大智大慧大门的蠢货，弱智少慧的帽子戴不到日本国民的头上，那一定另有原因。
如果从丰臣秀吉指挥舰队向海外“武装雄飞”算起，日本在对外侵略的道路上行走将近500年，500年之中，发动了无数次对外侵略战争。如果从明治维新算起，直到九一八事变，大致是每10年，日本就会发动一次对外战争，每次战争的主要目标都是中国，每次战争都是蛇吞象的战争，所以，日本的每一次战争几乎都是倾尽国力的绝杀。这样的战争，离开了国民支持，仅靠几个少壮军人，仅靠一小撮右翼，这战争怎么能发动得起来，又怎么能打得下去呢？
可以试想：如果让国民中的多数人受骗一两次一两年，让国民中的少数人受骗三五次三五年，让国民中的极少数人受骗数十次数十年，都是有可能的，但让全体国民受骗500年而不觉，这一定是有人编织了一个每个国民都认识到“入梦则生，出梦则死”的大大的“国梦”。
日本的“国梦”是什么？显然是丰臣秀吉提出的，把日本的首都迁移到北京去！狂人说几句狂话，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究竟施了什么魔法使一代代国民心甘情愿地走进他这明知不可为，而非为不可的“狂梦”，而且“一梦不醒”？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让人做梦并不难，但让别人做自己的梦，而且让众多的人都来做自己的梦，难！让同时代的人做同一个梦，如果借用权力的魔法，也不能说不可能，但让不同时代的人做同一个梦，而且是500年不醒，而且即使有人醒了，又能重新入梦接着做，原因何在？什么“魔法”有如此“魔力”？
唯有思想才能让一国国民为了一个目标争先恐后而不辍，唯有理论才能让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劲头不减。
“魔法”的“魔力”只有在相信魔法的人身上发生作用，如何让人相信“魔法”就成了施法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正常人是不会相信魔法的，除非让正常人感觉到自己不正常。就像一个江湖郎中让一个健康人买他手中的药是困难的，但对一个被告知已经病魔缠身，急着问医求药的人就容易得多了。所以，它施展的愚民“魔法”首先是让国民感觉到自己有病，国家有病，什么病最重？危及生命的病。什么病才能危机所有国民的生命，国家的生存环境。
我们一上小学，就被告知：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而日本的小学生被告知的是：领土狭小，资源匮乏，灾害频发。地大物博，种下的种子是大国无忧。地狭灾多，种下的种子一定是小国忧恐。
一个国家的国民一旦认识到自己生存在危险之中，而且这危险来自于脚下不能移动的国土和无法躲避的自然环境，国民分散的思维就会迅速聚焦。没有什么比来自于国土和自然环境的生存危机，更能持久地聚焦一国国民思维的了。这就是日本政客制造“国家生存危机论”的真实目的。
一旦国民真的相信国家生存已陷入危机，必然陷入集体恐慌。恐慌情绪一旦蔓延开来，人们最企盼的是有人为他们指出一条摆脱生存恐慌的路，哪怕这条路的尽头写的是“死亡”二字。因为恐慌是人性中的辨识能力接近零点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同一个在水中挣扎濒临被淹死的人，即使丢给他一根稻草他也会把它视为救命圈而牢牢地抓住。于是，有人抛出“海外雄飞论”。
日本四面环海，向哪里飞，向最富饶的地方飞，向“雄飞”成本最低的地方飞，于是由此衍生出日本岛国的“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北因地理因素就成了日本“雄飞”的首选地。
占领中国，首先要抹黑中国，占领东北，首先要抹黑东北，于是制造了“中国落后论”“东北主权未定论”。这才有了“满铁”、关东厅、关东军、开拓团、黑龙会，有了三次“满蒙独立运动”、五花八门的各类旅行考察团，最后有了“九一八”，“满洲国”。
都说人民是反对侵略的，但日本国民为什么在500年中没发生过一次有效的反抗？都习惯把欺骗比喻成纸里包不住火的游戏，那日本对外侵略理论的这张纸为什么能把制止战争的火包了500年而未被烧掉？都说知识精英是理性的，那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和理论不是哪一个人一说就形成的，在它不断丰富和严密的进程中哪一段缺少了知识精英的参与呢？“幕末志士”的代表吉田松阴、被誉为国民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年轻时曾热心于平民主义的德富苏峰等哪一个不是知识精英？哪一个不是赞同对外侵略的？
日本为什么以中国为敌？日本为什么总是以中国为敌？因为中日两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总是一衣带水，日本永远是岛国，岛国的自然状态不变，日本野心家以岛国地理环境制造出来的民族生存危机论就总会有国民相信，利用国土狭窄而制造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就还会把有些人引入“入梦则生，出梦则死”的国家生存大梦。
在梦中国民被裹进了战争，战争胜利了，国民在享受战争给自己带来的荣耀、金钱和扩大了的生存空间时，更加相信“雄飞大陆”是解决日本“生存危机”的法宝，因此，国民入梦更深。这就为发动下一次战争注入了更大的动力，也使下一次战争的发动变得更加容易。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天皇领着内阁首相、军部大将、外务省长官在沙盘前不知推演了多少次，等到“九一八”，几个关东军少佐就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
这些都说明，不管多么聪明智慧的民族，一旦因生存问题滑入了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怪圈，整个民族的心智就被遮蔽了，无论是在国家战略选择还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上，无论是在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还是对现实的判断上，都很难摆脱那个怪圈的束缚。
三
有人说“战争来临时，真理是第一个牺牲品。”那么，战争结束了，真理应该第一个浮出水面。
战争胜利了，国民入梦更深，战争失败了，国民应该醒了吧。
然而，直到今天，一些日本国民仍然没有走出梦境。因为日本正在伪造那场战争的记忆。
他们用强盗的逻辑，利用人类求生怕死、抱团取暖等人性弱点，将国民整体推向了一次次“蛇吞象”的战火，战火过后，他们又利用人们记忆的选择性、失忆性、错忆性等特点，逐渐将人们在战争中看到的真实过滤掉，从而形成错误的民族记忆和国家记忆。
任何国家的国家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性，都是在政府导向下形成的。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明目张胆地不断地渲染和重复当初编造出的发动战争的理由，并把它写进了给孩子们看的课本，由此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侵略战争反思的重大空白。错误的国家记忆不可能清算战争的罪恶，也不可能使历史的真实得以传承，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战争仿佛还没有结束。这一点，只要走进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九一八”并没有过去，因为当时日本编造的战争理由、强盗逻辑，甚至战前的狂热情绪在公共话语平台上仍在繁殖和蔓延。如什么中国东北从来不属于中国、每一寸中国东北的铁轨都有日本人的血汗，甚至有一日本女青年在网络上大喊，如果对中国开战，她第一个报名从军慰安。
日本编造违反史实的国家记忆，很像是在制造有毒的婴儿奶粉，它的后果会培养出一代甚至数代是非辨识能力低下的畸形婴儿。
面对日本故意伪造国家记忆的危险，面对日本年轻一代是吮吸有毒历史奶粉长大的一代，面对有些中国母亲愿意购买“洋货”的心理，面对网络世界无国界的现实，对正确历史记忆的守望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九一八”的历史涉及中日两国，日本在二战结束前毁灭了他们认为能够证明罪恶的文献资料，我们也不能指望今天的日本官方和受官方影响的历史学家能够提供什么正确记忆，唯有靠我们自己书写我们的国家记忆。由此，两项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一是深化对“九一八”历史的学术研究，巩固我们正确的国家记忆；二是将正确的国家记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成适合“婴儿”口味的“绿色奶粉”，以防东洋有毒“奶粉”通过没有国防的网络世界的渗透。
在学术研讨会上，用这样的词语似乎带有几分文学味的隐喻，但足以描述日本利用网络的武器正在试图将思维正常的国民变成“不正常”的现实。历史告诉我们，每当日本政府不厌其烦地向国民和外界传递“不正常”信息的时候，他们新的战略已经打好了腹稿。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
[1] 〔日〕《产经新闻》2006年12月28日。
[2] 〔日〕庄司润一郎：《〈日中歴史共同研究〉の展望》，载《防卫研究所ニュース》2008年12月号。
[3]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4] 〔美〕Charles S.Maier.The Unmasterable Past：History，Holocaust，And German Na⁃tionnal Ident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