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步兵，是最早诞生的兵种，也是唯一一种能够贯穿整个人类战争史的兵种。虽然有战车、骑兵、坦克曾经在某一时期称霸过战场，但是步兵在军队作战体系中的主力地位从来没有被取代过。甚至有军事家曾说过，步兵将一直伴随人类的历史，直至战争从人类社会中消亡。古代战争中，任何一个兴盛的农耕文明最为可靠的依仗依然还是步兵——由广大自耕农阶层为主体所组成的规模庞大的精锐步兵军团。

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出来任何一个比步兵更加“简单”的兵种了，只要给一名士兵配发一支最简单的单兵武器，就能将之称作一名步兵。而上万年前，当某个男孩第一次拿起木棒与敌人对战，即宣告了步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兵种的诞生。而骑兵的出现还需要等到第一次社会化大分工（种植业与畜牧业分离）的前夕，人类学会骑马才算出现。至于更加“高级”的战车，则要随着文明国家的诞生才一同出现。

太过遥远的虞夏之朝已难以考究，而自从商周这样的文明国家诞生之后，作为人类最早的武力载体——步兵的地位却日益下降。先秦的这种部族式国家中，贵族阶层垄断了国家武力以求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此特意设计了一套能最大限度发挥出贵族阶层武力优势的战争模式——车战。甲士必须自幼就开始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才能掌握利用战车作战，而平时忙于生计只能在冬天进行简单军事训练的平民步兵根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抵挡住奔驰而来的战车。至于原始骑兵，因为没有合适的马具与专用马上兵器，很多时候都需要下马步战，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战车相抗衡。

到了两汉时期，步兵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原骑兵在漠北战场的辉煌依靠的是十几万步兵为其建立了稳固的根基。西汉步兵以强弩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骑兵胆战心惊，东汉步兵用长枪方阵让数倍于己的敌人饮恨于锋芒之下。汉末三国时期，鞠义的先登步兵、袁绍的大戟士、高顺的陷阵营、刘备的白毦亲兵、季汉政权的虎步军、孙吴政权的解烦兵和丹阳兵都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骑兵虽然能在战场上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但作战的主体则始终是步兵，而精锐步兵大败骑兵的战例也是不胜枚举。

那么步兵是在何时在何种契机之下成长为战场主力的？或者说步兵是如何实现崛起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乱世，也是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逐渐成形的时期——一个伟大的充满了创造与变革的时代。思想的碰撞，沙场的对决，青铜与鲜血中淬炼出的不朽文明，中华民族的璀璨少年期。在战场上，青铜之间编钟般清亮的打击乐逐渐变成了铁器铿锵的碰撞，战争也由贵族间的游戏演变成了举国投之生死的较量，原本胜负的决定因素由少数精锐轻车甲士之间的对决变成了数量庞大的步兵军阵之间的厮杀。

步兵崛起的最根本因素源自这一时期内社会性质与国家制度的剧变。春秋战国被称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奴隶制社会逐步瓦解、封建社会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各个国家为实现求强图存，不得不开始改变税收体制，改革行政与司法制度，以解放被原有落后经济关系所束缚的人力与生产力。这种社会变革反映到军事上，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军队主力兵员不再是各级贵族及其仆从，而是广大的解放奴隶与自耕农。需要极大技巧和较高装备成本的车战依托的是特定军事贵族阶层的兴盛，而规模庞大的正规步兵军团则必须根植于大量自耕农阶层——希腊重步兵、罗马军团步兵和秦汉步兵依靠的就是广大自耕农阶层作为其力量源泉。正因如此，步兵部队的编制规模得到了扩充，而各国步兵军团的规模也发生了膨胀。

春秋中期，步兵只能作为战车的附庸，为整队集结中的战车提供必要的掩护。春秋末期，吴越第一次以精锐步兵战胜了军事贵族们长久以来引以为傲的战车，但是此时的精锐步兵已然根植于当时的军事贵族阶层，比如越国最为精锐的“君子军”就是由贵族子弟组成。

进入战国之后，职业化募兵首次登场，魏武卒的出现使天下的君主们都认识到步兵军中所蕴含的强大战斗力，以及广大平民阶层赋予步兵部队的强大生命力。自此以后，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变法图强的君主们不约而同地建立了一支属于自己的精锐步兵军团，并将之推广到全国，以完成自上而下的集权制改革。此时列国的军队以步兵为绝对主力，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由平民组成的步兵也开始装备以前只有贵族甲士才拥有的精良装备。

春秋之际的大国最多不过“千乘”，而战国时期非“万乘之国”不能称大国，一些中等国家就能出兵“千乘”了。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进步可以为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社会制度与军制的改革极大地扩展了兵力的来源——车战时代，一乘战车必须由能够满足其战斗单元人数需求的贵族子弟来组成；战国时代，“一乘”更多地成了衡量军队的兵力规模与相对应人口的单位名词，其兵力主要来源则变成了广大的自耕农阶层。到了战国后期，长平之战、秦灭楚之战，双方参战的兵力总数甚至达到上百万！

故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步兵的崛起，便在此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