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鱼版自序

写书的人都明白，一部著作的完成，除了知识积累，还需要某种特殊的心境与机缘。其实，出书也一样，没有这回的台大讲学，就不会有《当年游侠人》的问世。

说不清是缺乏经验，还是诗人脾性作怪，没经过任何市场调查，焦桐兄单凭直觉，便一口“吃下”我好几本小书。既然警告无效，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开始清点起自家的文稿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二十年间，我所“结缘”的文人学者，竟与台湾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那位1893年生于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三岁时因台湾割让、随父母迁回大陆的许地山，是我念硕士课程时特别关注的文人兼学者；而二十岁便以《台湾竹枝词》文名鹊起的丘逢甲，其“归籍海阳”后的认同危机，以及“辞官办学”隐含的改革思路，前几年也曾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至于晚清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章太炎、梁启超的渡台，更是现代中国学界津津乐道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因避祸东渡台湾，于1898年12月4日抵达台北，第二年6月10日，从基隆乘船，转游日本的东西两京。虽然太炎先生的《自定年谱》称，“台湾气候蒸湿，少士大夫，处之半岁，意兴都尽”，可在台期间，章氏将其论政论学的旧作新撰，编订成一代名著《訄书》，这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也算一件大事。记得胡适在日记中曾提到，“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扳着手指计算，两千年间，也就四十几种，这其中，就有章太炎的《訄书》与《国故论衡》。

同样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梁启超渡台的时间，比章太炎整整晚了十二年。不过，梁启超1911年2月24日的乘笠户丸渡台考察，因邀请者乃台中声名卓著的枥社，诗酒唱和的包括林痴仙、林幼春、林献堂、连雅堂等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及政治家，此行广为台湾读者所熟知。游台月余，任公先生感触良多：“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为什么称“吟诗”为“玩物”，读游台第一书，方知梁氏此行目标远大，计划周详，原意是实地考察日本人所吹嘘的“治台成绩”，看能否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信中所开列的考察项目，涉及日本殖民台湾的诸多行政手段，包括金融、农政、警察制度、土地及户口调查等十大问题。任公先生甚至已致信老友张元济，准备将拟议中的《台湾游记》一书，交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很快的，辛亥革命爆发，梁氏奔走国事，此计划胎死腹中。不然的话，以其观察力与表达力，留下一部类似《新大陆游记》或《欧游心影录》那样的精彩著述，当不在话下。

隔着约略一个世纪的风云，在台南府城的小巷里穿梭，拾取许地山儿时嬉戏的笑声；在台北街头踯躅，寻找章太炎当年寄居的《台北日报》馆旧址；在雾峰林家“莱园”优游，抚摩那些残缺的石凳；在南港胡适墓园拜谒，欣赏那些深得“适之体”神韵的白话碑文；或者访问阳明山麓的林语堂故居，参观成舍我创办的世新大学等，都让我隐约感觉到历史的余温。而这种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梦幻的情境，最典型的，莫过于每天聆听台大校园里傅钟的遥响。

十年前，第一次来台，曾慕名拜谒台大幽静的傅园，为其精美的希腊式廊柱所震撼；这回的台大讲学，每天面对着为纪念傅斯年而设立的傅钟，则有“却把他乡作故乡”的感觉。翻阅《“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发现许多熟悉的名字，意识到这所大学的文学院，与老北大因缘极深；至于任职时间不长，但对台大发展至关重要的老校长傅斯年，更是“五四”时期北大的学生领袖。因此，当我在课堂上就“晚清文学与文化”，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话题侃侃而谈时，仿佛回到了北大的讲台。讲到得意处，台上台下，会心一笑；此情此景，着实让我感动。

记得有一回，在课堂上借题发挥，谈论起大学者的著述，除了纸面的严谨与理智、纸背的温润与深情，同样值得关切。在这个意义上，“知人”，不只是为了“论世”，本身便自有其独立价值。对于这种带有更多个人性、不过分排斥情感与偏见，近乎密室私语的“特殊的阅读”，好多年前，我曾做过专门论述：

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由于专业需要，研究者一般必须与若干在世或早已谢世的前辈学者对话。“对话”与“结缘”，在我看来颇有区别，前者注重学理之是非，后者则兼及其人格魅力。大概是天性好奇，品尝过美味佳肴，意犹未尽，又悄悄溜进厨房去侦查一番，于是有了这些专业以外、不登大雅之堂的“考察报告”。

重读八年前的这则《与学者结缘》，明白自己为何偏爱别人以及自家“专著之外”的文字，原来是认定，这其中隐含着作者的真性情，或者说某种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

眼前的这册小书，当也做如此期许。

作为读者，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看好“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结盟，如此趣味，必然对“有学问的文人”以及“有文人气的学者”，情有独钟。选择黄侃《效庾子山咏怀》中的诗句“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作为书名，不取其牢骚，而取其气势与情怀。所谓“游侠”，在我看来，主要是一种精神气质，而与具体的职业、武功以及行动能力关系不大。这一点，在我那本“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多有论列。

喜欢谈论逸出常轨的游侠，必定不太欣赏“太平盛世”的“平安无事”。落实到今日中国学界，则是对“专业主义”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以致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合规矩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表示担忧。因为，越来越精细的学科分野、越来越严格的操作规则、越来越艰涩的学术语言，在推进具体的学术命题的同时，会逐渐剥离研究者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别的学科不敢说，但对于人文学来说，这个代价并非微不足道。因此，希望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在为《现代中国》第一辑撰写的《编后》中，我曾经提到：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E. W. Said）曾抱怨“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而研究文学时，“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以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专业化大潮，在中国人看来，或许不如“博雅”的说法更精确。与此相关联，我希望以“情怀”来补充“规则”的缺失。对于训练有素的学者来说，说出来的，属于公众；压在纸背的，更具个人色彩。后者“不着一字”，可决定整篇文章的境界，故称其“尽得风流”，一点儿也不为过。没必要借题发挥，也不是以史为鉴，在选题立意、洞察幽微中，自然而然地调动自家的生活经验，乃至情感与想象，如此“沉潜把玩”，方有可能出“大文章”。我以为，纯粹的技术操作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尤其是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学术、文学、教育等，今人的长处，正在于其与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容易“体贴入微”。

在专业领域之外，还有自家的阅读兴趣，还能对社会发言，还敢写无关升等的文章，这种“业余选手”的架势，或许不被方家看好，我却十分倚重。

收入本书的大部分篇章，曾先后在《读书》等思想文化刊物上发表，当初拟想的读者是“文化人”，而非“专家学者”，故笔调轻松有余，论证严密不足。集中当得起“论文”二字者，大概只有《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而选录此文的理由，很显然，是基于“人”而不是“文”。

至于十五则小文，之所以分为上下两辑，不外乎前者以人物为中心，后者则有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

本书之采用“随笔”而非“论文”的架势，当初确实是有感而发，而且希望“文”“学”兼修。只是时过境迁，不少文章失去原先特有的魅力。其功用，大概就像晋人《法显传》所描述的，在杳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残留着若干骆驼以及人类的尸骨，后来者据此得以辨认西行的路径。

若做如是想，则本书仍值得编辑。

2003年1月14日于台大长兴街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