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需要思想
弗洛伊德逝世后，正统的精神分析运动的新发展是由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代表的。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所蕴含的自我心理学思想，经过安娜·弗洛伊德的过渡，由哈特曼建立起来，并通过艾里克森等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理论。自我心理学最初在德国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转移到美国继续发展。
第一节 自我心理学的起源与演变
一、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思想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大致经过了创伤范式、内驱力范式和自我范式3个发展时期。从中能够理清弗洛伊德自我心理学思想的发展线索。
在精神分析运动最初十年的创伤范式时期，弗洛伊德于1894年所写的《神经——精神病症》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防御”概念，这是后来自我心理学中的“自我防御”概念的先导。
约从1897年开始，弗洛伊德放弃了创伤范式，而进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内驱力范式时期。弗洛伊德强调潜意识中的本能驱力尤其是性本能的作用，试图用力比多能量来解释人的一切心理活动。自我在他看来也是一种本能。他于1911年在《关于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的系统论述》一书中，提出自我本能概念。于1914年在《论自恋》一书中又提出自我内驱力和自我力比多学说。他认为，自我本能与性本能一样具有欲望，追求自身的满足。他视自恋为自我本能欲望的一种表现，并把这种满足自恋的行为称作“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sm）。自我一方面根据快乐原则，表现为趋乐避苦的自我；另一方面又依据现实原则，表现出现实的自我。由于自我本能经常处在现实环境的压制下，使得自我有时不得不放弃某种追求快乐的行为，以延缓满足过程，甚至暂时忍受一些痛苦，等待在更适合的机会出现时获得最后的满足。自我经常受到这种训练，就会让自我本能的行为变得合理，不再受快乐原则的盲目支配，而是更可能按照现实原则行动。但是，在内驱力范式时期，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本能是从属于性本能的，并且还要性本能供给它能量。这时弗洛伊德仍然把自我看成一种内驱力，其自我思想还是一种本能理论。这在他后来提出的伊底、自我、超我人格结构中对应于伊底部分，所以也被称为伊底心理学。
弗洛伊德从1923年发表《自我与伊底》一书开始，其理论从内驱力范式转到自我范式，也标志着其自我心理学思想取得了重大发展。弗洛伊德开始在人格结构中赋予伊底、自我与超我三种成分各自独立的地位。他不再把自我看作是简单的本能力量，而把它看作是人格结构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它遵循着现实原则，其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处理力比多与现实的关系。这样，弗洛伊德就从本能理论转到了结构理论，这也是精神分析从伊底心理学迈向自我心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指出：“自我是通过知觉意识的中介而为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本我的一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表面分化的扩展。而且，自我企图用外部世界的影响对本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则。知觉在自我中所起的作用，在本我中由本能来承担。自我代表可以称作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们与含有感情的本我形成对比。”
超我则代表本我与内部世界同自我相对照，从而自我与超我的冲突反映了现实与心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间的悬殊。“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我们把这同一个自我看成一个服侍三个主人的可怜的造物，它常常被三种危险所威胁：来自外部世界的，来自本我力比多的和来自超我的严厉的。三种焦虑与这三种危险相符合，因为焦虑是退出危险的表示。自我作为一个边境上的造物，它试图在世界和本我之间进行调解，使本我服从世界，依靠它的肌肉活动，使得世界赞成本我的希望。从实际出发，它像一个在分析治疗中的医生一样地行动着：带着对真实世界的关注，自我把自己像一个力比多对象那样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隶属于它自己。它不仅是本我的一个助手；而且还是一个讨到主子欢喜的顺从的奴隶。它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力求与本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它给本我的无意识命令披上它的前意识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的外衣；事实上甚至在本我顽固不屈的时候，它也借口说本我服从现实的劝告；它把本我与现实的冲突掩饰起来，如果可能，它也把它与超我的冲突掩饰起来。处于本我和现实之间，它竟然经常屈服于引诱而成为拍马者，机会主义者，以及像一个明白真理，却想保持被大众拥戴的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撒谎。”
弗洛伊德还对他以前理论中与自我心理学相矛盾的一些内容进行了修正。例如他于1926年出版《抑制、症状和焦虑》一书，修正了其焦虑理论。他放弃了早期的第一焦虑理论，即认为焦虑是对不可发泄的性紧张的一种有害反应，而提出第二焦虑理论，他主张焦虑是自我发出的一种危险到来的信号。这与整个自我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列举了诸如压抑、退化、认同、固着等自我的一些防御机制。
尽管弗洛伊德在20年代后，逐步增加了自我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仍然坚持自我能量源于伊底。可见，弗洛伊德初步为自我心理学勾画了一个轮廓，奠定了一个基本雏形，指明了一个继续发展的方向。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直接继承了他的自我心理学思想。
二、安娜的自我心理学思想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为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有意让其成为精神分析的传人。从1918年起，安娜就参加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星期三讨论会，1923年起就开始了精神分析的医疗实践。1925年—1938年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38年随父亲由奥地利迁到伦敦，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自1947—1982年，安娜一直主编她与哈特曼等人创办的《儿童精神分析研究》。先后获得过美国杜克大学（1950）、奥地利维也纳大学（1972）和英国剑桥大学（1980）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此外，美国政府授予她“麦迪逊奖”，英国政府也授予她大英帝国骑士爵位。安娜一生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10余部著作，主要著作有：《儿童精神分析技术导论》（1928）、《自我与防御机制》（1936）、《战争与儿童》（1943）、《对儿童发展的观察》（1951）、《儿童的正常与病理：发展的评估》（1965）、《儿童分析的主要任务》（1978）等。
（一）自我的作用
安娜在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16年间，一直陪伴在父亲的身边。因此，她深知弗洛伊德晚年的工作意图，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了他后期的自我心理学思想。安娜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由伊底、自我和超我这三部分组成的人格结构学说。只是在怎样看待自我作用的问题上，父女俩各有不同的见解。弗洛伊德始终最重视伊底的作用，认为伊底给自我提供能量。自我仅仅是伊底与外界环境间的中介，伊底只是通过自我来对付外界环境。安娜对自我的作用则更为重视，她反对伊底对心理活动具有绝对支配作用的观点。她强调研究伊底及其活动方式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因为始终如一的目的就是矫正异常的心理，恢复自我的统一性。安娜指出，人们不能直接观察到伊底和超我，而观察到的只能是自我。人们只有在伊底、超我与自我不一致时，才能间接了解到这两种心理组织。因此人们只能试图通过观察自我这个媒介，来了解伊底与超我的情况。
与弗洛伊德伊底控制自我的主张不同，安娜认为是自我约束伊底。安娜则彻底逆转了其父亲以分析伊底作为治疗和理论的起点，而是把解决所有精神分析问题的起点确定为分析自我。在自我心理学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此，自我就成了精神分析的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自我心理学获得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合法地位。
（二）自我防御机制
安娜进一步系统总结与扩展了其父亲对自我防御机制的研究。她运用临床案例解释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十种防御机制，包括压抑、投射、内射、反向形成、隔离、抵消、退行、转向自身、置换、升华。
压抑指或者把潜意识中不见容于社会习俗、伦理和法律的本能冲动阻挡于意识之外，或者把意识中的痛苦经验逐出意识，使其退到潜意识。弗洛伊德称前者为原始压抑，将后者叫作真正的压抑。原始压抑是在个体尚未意识到某些内容之前，就把它们驱赶回潜意识之中。对于已乔装改扮进入意识中的本能冲动，真正的压抑就迫使其退回无意识。通过否认或歪曲内部或外部的对自我的威胁以克服焦虑，才是真正的压抑的目的。压抑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防御机制，是其他防御机制的前提条件。
投射是指把自己内心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使人痛苦的冲动与行为归咎于他人，也就是把这些不可接受的冲突变得外在于自我。其作用就是打破自我的理想代表与危险的本能冲动之间的联系，通过把本能推动下令人不快的想法转移到外部世界，而阻止它被感知到。内射就是把外部事物或可敬的特征融入自己的行为与信念之中。反向形成是指用一种相反的方式来代替受压抑的欲望，用对立面来掩藏某种本能于无意识之中。也就是把不可接受的东西转化成它的反面，而变得能够接受。隔离属于过度强制型神经病的特征，在不可接受的本能冲动进入意识后，采取一种隔离手段，使之不带有情绪色彩，并且把与它相联系的思想分开。抵消指的是以象征性的行为或事情来抵消已经发生了的不愉快的事实，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从而减轻或补救心理的不安与痛苦，有时也用来消除内心的罪恶感、内疚感和邪恶的念头。
退行指的是个体遭受挫折时，就返回到某个早期发展阶段，用其间曾出现过的、较幼稚的行为方式来应付现实中的困境，以博取他人的同情，从而降低焦虑。弗洛伊德发现了两种退行，一种是对象退行，如果个体不能满足于某个对象，就会转向以前曾经获得过满足的对象；另一种是驱力退行，如果一种驱力的满足受挫，便转而追求早期曾获得过满足的某种驱力。转向自身就是把内在的冲动转化为反对自己，不是对外界事物而是对自我进行反对与束缚，在表现自己情感时常常使用受虐狂的方式。置换就是无意识地把指向某一对象的情绪、意图或幻想转移到另一个对象或者可替代的象征物上，用来减轻精神压力，换取心理上的安宁。升华指的是把本能冲动转移到为社会所赞许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对象或活动上去，即转化成社会能够接受的形式。
安娜·弗洛伊德重点补充了自己提出的6种防御机制，包含否认、回避、与攻击者认同、利他主义、禁欲作用、理智化，对此她都通过案例进行了明确的解析。否认指的是个人拒绝承认引起自己痛苦、焦虑的事件的实际存在。即通过否定与可怕冲动相联系的刺激，而把它们排除出去。否认在幻想、言语或行为的帮助下翻转无法忍受的事实。回避也称自我限制，这种防御机制适合在无法避免的痛苦情境下运用。为避免对痛苦感受的觉察，而选择不去面对危险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自我潜逃以回避让人不快的场合。
与攻击者认同是指选择那些可怕的人或物，对其加以认同或自居。通过模仿攻击者，接收其特征或仿效其攻击行为，从而把自己从受威胁者变成威胁者。自我运用与攻击者认同来应对与权威的斗争，或对抗恐惧的客体。它是内射与投射的特殊结合形式，一方面使用认同代表超我发展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又运用投射而成为偏执状态发展的中间阶段。“自我在防御机制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特殊的发展过程，内射批判的权威形成超我，将自我被禁止的冲动向外投射。在严厉对待自己之前，自我不宽容地对待外在世界。它学会了什么应该得到批判，而通过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免受不愉快的自我批评。对别人的不当行为的强烈愤慨，是内疚的前身和替代品。当内疚感不断增加，自身的愤怒也会自动增加。这一阶段的超我发展阶段是一种道德形成的初步阶段。当内化为对自我批评的超我要求和自身过失的感受相一致时，真正的道德就开始了。从那一刻起，超我的严厉性就变成了向内，而不是向外，对外界的不宽容性也减弱。但是，一旦它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自我就不得不忍受因自我批评和愧疚感所引起的更为尖锐的不愉快。”
利他主义是一种不明显的投射形式，是对他人本能冲动的“利他性让渡”。通过在他人那里所投射愿望的实现，来代理性地缓解自身本能的克制状态。将自身愿望让渡给替代客体，并监视其相应愿望满足状况，这种旁观者式的防御功能具有双重性。“当它出现时，它不仅仅是为他人的本能满足提供善意，即使存在超我的禁止，也允许间接的本能享受；同时，它解放那些被压制的行动来保障基本愿望的行为和攻击性。”个体有时会放弃自己的理想，而促进更优秀的他人去加以实现。面对危险，个体并不为自身而感到恐慌，反而对所爱客体的安全过度担心与焦虑。在极端情形下，个体甚至能够为保护投放自身本能愿望的替代者而牺牲。因为不能看到替代者的死亡，这意味着所有可能实现的希望彻底破灭。
青春期的禁欲主义在表现形式与范围上，类似于明显的神经症症状，还达不到宗教虔诚者的禁欲主义。青春期对本能的否定以本能生活中特殊的禁止中心为起点，也会以日益增多的手淫行为或青春前期乱伦幻想为起点。表现为害怕本能的数量，对本能享受普遍不信任，从拒绝真实的本能欲望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身体需要。为保护自己甚至拒绝所有与性相关的需求与快乐，回避同龄人群体，避免接触音乐、舞蹈以及任何娱乐活动，而且不寻求替代满足或进行妥协，以至于造成不必要的健康损害。但在本能放弃与本能过剩间会出现有规律的摇摆，突然不管外部限制，而允许发生先前禁止的事情。
青春期的理智化表现在突出发展的理解能力，对抽象问题进行思考的显著兴趣，和仅仅从单纯的探究、推测与讨论中获得满足，而并不尝试运用它们去解决其现实中的问题。他们的理智化仿佛就是在做白日梦，并不打算将其变成现实。他们对于本能冲突及内外危险的透彻思考，只是停留在理智的层面。其思索似乎是对内在内部活动的过度警觉，并且把他们所感知到的进行抽象思维转换。
安娜·弗洛伊德总结了防御机制的功能：“压抑的功能是排除本能及其衍生物的影响，而否认则是排除外在世界的刺激。反向形成确保了内在压抑冲动的回归，相反事实的幻想保证了对外界干扰的否认。对本能冲动的抑制，对应于对自我的限制，避免了外部来源的不快。本能过程的理智化作为内在危险的预防，类似于自我对外界危险的警觉。所有其他的防御过程，如在本能变化过程中存在的反转或转向自身，都是自我通过积极的干预改变外在世界的尝试。”
（三）发展线索
安娜在儿童分析工作中，提出了发展线索的概念。她长期观察儿童的成长过程，发现在伊底与自我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增强对于外界的信赖，终于成长出自我对内外现实的控制能力。“安娜划分了儿童的六条发展线索：①从依赖他人到情绪上的自信；②从吮吸动作到正常的饮食；③从大小便不能自控到能自控；④从对身体的管理不闻不问到负起责任；⑤从关注自己的身体到关注玩具；⑥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建立友谊关系。”
（四）安娜对需要心理学的贡献与其局限
安娜发现了自我对本我的约束作用，重视对自我的分析。她使得自我成为精神分析的合法的研究对象，自我心理学获得了在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合法地位。她对防御机制的研究促进了自我心理学的发展，自我在需要心理学中既是自我需要的承载者，又是自身各种需要和外部环境对自身要求的管理者。虽然自我具有很多功能，但主要的却是应对本能冲动与超我压力的防御功能。它们直接密切相关于自我的强度和性质，在临床上有重大意义。自我的发展总是离不开防御机制的，在防御机制的活动中能够看到自我的影子。实际上，自我就是在运用防御机制抵挡本能与超我的双重攻击下，逐步成长起来的。
安娜对自我心理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将精神分析法用于儿童心理治疗，她提出的这个发展线索概念是比较重要的，自我适应生活要求的能力成为她的重点，从而促使精神分析在摆脱单纯受内部本能冲动的支配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安娜并没有真正解决其父亲思想中关于自我两种机能间的不协调的问题，即在与本能的冲突中所产生的防御和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适应间的矛盾。她对自我的研究没有摆脱自我与伊底的冲突，即没有完成让自我脱离伊底这个自我心理学的关键任务，从而只能是一个自我心理学发展中的过渡人物，而真正建立起自我心理学的则是哈特曼。
三、自我心理学的历史演变
精神分析几乎从一开始，就显现出自我心理学的萌芽。著名的自我心理学家拉波帕特（David Rapaport）最早概括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于1959年发表《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的历史概略》一文，把自我心理学的发展史划分为4个阶段：1886年—1897年为第一阶段，其间弗洛伊德提出了最初的防御概念。1897年—1923年是第二阶段，弗洛伊德视自我为一种本能，并提出了自我的本能、内驱力与力比多学说。1923年—1937年为第三阶段，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划分为伊底、自我和超我三种成分，给了自我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安娜则进一步对自我的作用加以强调，并具体阐述了自我的防御功能。1937—1959年是第四阶段，哈特曼于1937年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发表《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的著名演讲，这标志着自我心理学真正建立起来了。从此自我心理学成了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我心理学家布兰克夫妇（G. Blank & R. Blank）在《自我心理学：理论与实践》（1974）一书中，延伸第四阶段的后限到1975年，以马勒发表《人类婴儿的心理诞生》一书为标志。1986年在《超越自我心理学》一书中，他们又称前述的第三阶段为早期的自我心理学，第四阶段为后期的自我心理学。
第二节 哈特曼与自我心理学的建立
哈特曼（Heinz Hartmann,1894—1970）出生于德国几个世纪以来频频取得较大科学和学术成就的名门望族。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分析学派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被尊称为“自我心理学之父”。哈特曼早期除了主修医学课程外，还选修了许多哲学与社会科学课程，并与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共过事。哈特曼凭借其优越的家庭和个人背景，经常接触当时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与学者。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到维也纳跟随安娜学习精神分析；二战爆发后移居美国，主办《儿童精神分析研究》杂志，并且致力于创立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分别担任过纽约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哈特曼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我心理学的论文。他把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所作的演讲概括成《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1939）一书，它能够与弗洛伊德的《自我与伊底》（1923）相提并论，被誉为“自我心理学发展的第二块里程碑”。1964年，他出版了《自我心理学文集》。
一、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
哈特曼主张自我是一种人格的亚结构，是由其机能所规定的潜意识活动。它具有不同的等级，既不是与经验客体相对应的主体，也不能等同于所意识到的自己。为自我划定一个独特的研究范围是创立自我心理学的一个首要任务。哈特曼把这一范围称为“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the conflict-free sphere），它与本能的研究有所不同，并且体现出了自我特殊的心理规律及其主动性的特点。他指出，古典精神分析的最大毛病就是对没有冲突的心理学领域的忽视，而只是把冲突作为唯一的研究任务。他认为揭示自我的各种没有冲突的活动，应该是下一步扩大精神分析范围的任务。
哈特曼认为自我不必在与伊底和超我的冲突中成长，对个体来说，可于经验上存在心理冲突之外的过程。诸如知觉、记忆、思维、语言、创造力的发展及动作的成熟与学习等自我的适应机能，就不是自我与伊底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们是在没有冲突的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并不是指空间的领域，而是指在既定时间内于心理冲突的范围外发挥作用的一套心理机能。哈特曼的整个自我心理学体系都围绕着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展开，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的提出，标志着哈特曼真正建立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他明确地把这个概念纳入精神分析，拓展了精神分析的范围，引发精神分析产生了实质性变化。
二、自我的起源及其自主性的发展
哈特曼主张，自我与伊底这两种心理机能是同时存在的，自我与本能冲动各自独立，又同时发生发展。自我与伊底都是从同一种先天的生物学的禀赋——“未分化的基质”（the undifferentiated matrix）中分化出来的。这种未分化的基质的一部分生物学禀赋演化成伊底的本能驱力，另一部分则演变为自我先天的自主性装备（the apparatuses of ego autonomy）。换言之，在自我与伊底没有分化前，既不存在自我，也不存在伊底。两者同样都是先天遗传的、分化的产物，自我并不是伊底的副产品。
哈特曼在自我起源问题上的这一修改，标志着自我心理学取得了最重要的进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这一修改承认了自我和伊底起源于共同的先天禀赋，从而让自我在起源上摆脱了伊底，具备了显著的独立性。自我的独立扩大了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围，使其可以包括记忆、思维、想象与学习等普通心理学的问题。从起源上把伊底与自我区分开来，有利于人们对自我主动性的认识，揭示出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特点。
既然自我在起源上独立于伊底，那么自我在发展上也是与伊底的本能发展相独立的，哈特曼把它称作自我的自主性发展。他把自我自主性区分为原始自主性（primary autonomy）和继发自主性（second autonomy）。那些先天地独立于伊底的没有冲突的自我机能就是原始自主性。一旦从未分化的基质中分化出来这种自我机能，它就开始发挥对环境的适应作用。哈特曼重视作为现实的自我发展部分的知觉、思维与运动机能，主张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发展规律，可独立于直接的需要来应用这些机能，它们与外界刺激的关系则更加分化。这些处于现实与本能驱力的影响外的自我特点及其成熟，都源自遗传的生物学禀赋，哈特曼就称之为自我的原始自主性因素。
在个体心理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初级自主性主要表现为自我机能的成熟过程。婴儿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其心理还处于未分化状态，不仅自我与伊底浑然一体，婴儿与环境也是部分不开的。比如吃奶时，婴儿就把母亲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在大约五六个月时，婴儿开始了自我的分化。本能驱力依据自身区位的成熟而继续发展，与此同时，自我也根据其固有的发展程序分化出来。从半岁到1岁，自我的初级自主性开始日渐成熟，主要包括知觉、运动、记忆、学习、抑制等机能的成熟。这些成长性变化让婴儿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对生活空间中的非生命客体能部分地加以掌握，从而形成一定的预测能力。总之，哈特曼自我原始自主性机能的提出，使得自我与一般的心理过程建立了联系，促进了精神分析从病理范围向正常心理范畴的转变。
从伊底的冲突中发展起来并成为健康地适应生活工具的那些自我机能就是继发自主性，也即由最初服务于防御机制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的结构而摆脱了冲突的领域。哈特曼指出，存在于本能中的防御机制后来可以为自我服务，并且演化成自我用来应付伊底的手段。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就是自我的次级自主性的一个典型例子。“理智化本是防御机制的一种，是指人们为了防御不可接受的动机，而故意用智力活动压抑它，如小孩子可借助看小人书而压抑恋母情结。最初，理智化是解决冲突、反对本能的防御机制，发生在本能水平上，但在这一过程中，理智化在自我结构的组织和利用下可以演化成一种高超的智力成就。理智化具有与现实环境相互作用的方面，体现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可以转化为人的思维、记忆等智力活动。”这实质上是一个机能转变的过程，即最初从某一冲突领域起源的活动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转变为一种全然不同的无冲突心理领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在该例子中，理智化由一种防御机制变成了作为适应的自我的继发自主性。哈特曼指出了自我的继发自主性对于进一步理解防御、适应与自我作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对他在自我心理学理论上的妥协性一面作了说明。虽然继发自主性也是一种自我机能，但是它仍然起源于本能，这说明继发自主性仅凭借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整合使命的，还必须从伊底中获得能量。实际上，这等于是承认自我的继发自主性起源于伊底，它是伊底能量的改头换面，而不是自我本身所固有的。由此可以看出哈特曼的保守性立场。
三、能量的中性化
弗洛伊德主张，伊底的力比多能量是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是一切心理活动的动力源泉。伊底提供自我的能量，也令自我受制于它。因此，哈特曼必须修正和扩展弗洛伊德的心理能量概念，才能促使自我彻底离开伊底，从而赋予自我以自主性。他发现，如果服务于自我的能量过于接近本能，就会对自我的机能造成妨碍，所以必须让本能的能量中性化（neutralization）。哈特曼指出，把本能能量改变成非本能模式的过程就是能量中性化。一旦自我机能从伊底中解脱出来，而服务于自身时，就产生了能量中性化的过程。3个月的婴儿就多少具有了一些让内驱力能量中性化的能力，如当他饥饿的时候，他就能由饥饿感觉联系起过去得到满足的记忆，于是会发出哭声来呼唤母亲。这时的婴儿已经把新生儿的无目的哭声转变成了有目的的。在饥饿内驱力与呼唤母亲的联系中产生了能量中性化的过程。自我在反抗伊底的斗争中，让本能能量中性化，从而转变成服务于自我的能量，脱离并控制本能的能量，实现其自主性机能，以达到适应环境的目的。
能量的中性化的概念是哈特曼所首创的，但是中性化的思想早就发端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了。弗洛伊德指出，自我形成后便可以直接实现力比多能量的非性欲化，比如升华作用，它能够把直接的性冲动通过某种高尚的社会行为转变成可以为社会所接受。通过这种本能的替换作用，可以让自我得到变相的、象征性的满足。哈特曼吸收了升华作用的思想，他的中性化概念对其又有所发展。升华作用仅仅是改造力比多能量，而中性化则包含了两种本能的非本能化。哈特曼指出，本能不仅指性欲，还包括含有大量能量的攻击性。自我既可以通过力比多的非性欲化获得能量，也能够通过攻击性的非攻击化来获得能量。由于弗洛伊德的非性欲化概念无法囊括全部能量的改造，所以哈特曼提出可以表述两种能量改造过程的能量的中性化概念。他主张，能量的中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本能驱力在此期间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不是像升华作用那样仅仅把本能目的暂时转变成社会可接受的目的。而且，能量的中性化也有等级之分，它存在一个从完全本能化到完全中性化的等级序列。特别重要的是，在心理发展过程中，自我能够储存中性化的能量，把具体特殊的中性化及其等级化摆脱掉，从而形成了自我本身的目的与机能。换句话说就是，自我储存起来的中性化能量是一种不带有本能痕迹的纯粹的中性能量，能够随时被自我自由地支配与使用，而不像升华作用那样依赖于直接的能量转化。可以说中性化的能量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不再是本能的能量而是成了自我的能量。由此，哈特曼把自我的独立性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使自我的中性化能量更加远离本能，并且不再具有本能的形态，只是在根源上属于本能，可见这种能量对本能的归属仅仅是名义上的了。总之，在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体系中，中性化概念用途十分广泛，决定了所有的自我次级自主性。他设想通过把本能能量进行中性化改造，增加自我能量上的力量，从而让自我更好地适应环境。
四、自我的适应过程
哈特曼指出，产生能量的中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自我适应的形成过程。适应实质上就是自我的初级自主性与次级自主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可以说，一旦自我装备取得与环境间的平衡就形成了适应。研究没有冲突的自我领域，就必然要求探索与完成现实任务密切相关的机能，即自我的适应机能。适应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集中许多深入探讨的问题。他认为适应就是一种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它不是静态的产物，而是一种不断与环境相协调的连续运动。哈特曼为解释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活动，借用了亚历山大的自体形成（autoplasty）与异体形成（alloplasty）的概念。自体形成活动就是个体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异体形成活动则是通过改变环境使之更适合于自己。哈特曼主张，人类的适应包含两个过程，一方面人类通过活动使环境适应人的机能，另一方面又去适应自己所创造的环境。所以，自体形成与异体形成都是很有价值的适应活动，自我的高级机能决定在既定的环境中选择哪种适应活动更恰当。此外，哈特曼又增加了第三种适应的形式，它是一种个体对有利于生存的新环境作出选择的新的适应途径，有着极其重要的生存意义。
哈特曼还进一步深入研究了人类适应的操作手段与适应过程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两种在前提与结果上都有所不同的适应：“一种为前进的适应（progressive adaptation），另一种为倒退的适应（regressive adaptation）。前者与心理发展的方向一致；后者的情况较为复杂，是指为了将来或者整体上能适应环境而暂时表现出的倒退与不适应，即通过倒退而迂回前进。”哈特曼认为适应现实是一种最高度分化器官的机能，它无法单独保证有机体的完善。因此在适应过程中，还必须考虑有机体的整体适应（fitting together）的重要作用。
一般情况下，某一适应在整体上是前进的，体现了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但个别的组织过程可能是不适应的、倒退的。为了保证整体适应，个别心理组织必须暂时表现出不适应。这种整体适应表现为自我的整合机能（synthetic function）。这种整体适应表现为自我的整合机能（synthetic function）。它体现了自我的本质特点和适应的最高成就。它并非是自我的一个独立机能，而是自我机能的统合。整合机能使人类区别于动物，使自我能够衡量各种利弊，比较长远和短近的利益，进行正确的选择。
哈特曼认为，适应过程受到生理心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他提出了“正常期待的环境”（average expectable environment）的概念。“这一环境是冲突环境的反面，是指人的正常适应和正常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是正常人可以期待和想象的环境。正常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正常期待的环境中，其个人发展要求与环境要求是吻合的。哈特曼承认，一旦环境阻碍人类的发展，其破坏性将无法估量，但人的心理发展主要发生在没有冲突的领域，只有在异常情况下人们才受到环境的压抑。而正常期待的环境不仅不会妨碍心理的进步和本能的满足，反而会促进这种发展和满足。”正常期待的环境首先开始于对儿童发生重要作用的母亲与其他家庭成员，然后逐渐扩大到与其联结的整个社会关系。对一个健康的新生儿来说，这种平时正常期待的环境就是最适合于婴儿自我的环境。在这种正常期待的环境中，婴儿借助其自我调节机能去影响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会影响婴儿的自我。正是在这种交互作用的关系中婴儿的自我螺旋式地逐步向前发展，并保持着与环境平衡。
五、哈特曼对需要心理学的贡献与其局限
哈特曼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澄清了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关于自我心理学的一些模糊认识，创建了自我心理学理论体系。另一是他把精神分析中的研究内容恰当地纳入普通心理学的范畴，把自我从伊底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赋予了自我明显的独立性。这样实际上就扩大了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围，把精神分析从古典的研究本能冲突的病态心理，转到了新的对自我适应的正常心理的研究。
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重视自我与环境的调节作用，从伊底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中把精神分析解放出来，走向了正常的发展心理学，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自我的自主性和整合机能说明，适应并非是被动的过程，而是一种克服困难，改造环境的能动活动。这与自我需要及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是比较一致的。但是把自我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都看作适应，就使得适应的内涵过于宽广，除了个体通过自我调整适应环境以外，个体改造环境与选择新环境这两种自我主动的形式都包括在了适应之内。与在环境的影响下，个体不得不去适应环境要求的基本含义出现了分歧。
第三节 自我心理学的发展
在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体系创建后的数十年间，西方涌现出许多新的自我心理学家。以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为出发点，并建立起各自的自我心理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斯皮茨、玛勒和雅可布森等人。
一、斯皮茨的自我心理学
勒内·阿帕德·斯皮茨（Rtné pád Spitz,1887—1974）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910年获匈牙利皇家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分别获布拉格和美国纽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他的老师、匈牙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桑多尔·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支持他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并于1911年把他引荐给弗洛伊德，此后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一年的教导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后暂时中断了精神分析工作，在奥地利军队中从事医疗服务工作。1922年，他恢复了与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的联系，1924年发表其第一篇精神分析文章。1930年加入柏林精神分析协会，1933年—1938年任职于巴黎精神分析研究所。1938年移居美国，两年后任教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长达18年，并先后做过纽约市立大学和科罗里达大学的临床精神学客座教授。1950年—1952年被选为纽约精神分析协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有：《否与是：论人类交往的发生》（1957）、《自我形成的发生场论：对病理学的意义》（1959）和《生命的第一年：客体关系的正常与异常发展的精神分析研究》（合著，1965年）等。
斯皮茨在自我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所建树。他主要研究关于发展的问题，他采用一种微观研究策略处理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对生命第一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他倡导直接对婴儿与儿童进行观察，并把观察资料拍摄成电影，这为研究与教学贡献了一种重要的方法，成为使用这种方法的先驱。斯皮茨的研究重点为自我形成的发生场理论，他在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理论基础上，阐明了从新生儿开始的亲子关系中构建的自我的发展过程。
（一）3个心理指征与3个组织者
斯皮茨所重视的婴儿的3个心理指征包括：微笑反应、8个月的焦虑、15个月的摇头。
微笑反应指的是，婴儿到3个月大时，就会对人脸或类似人脸的物体发出微笑的现象。斯皮茨发现微笑反应的两个必备条件是：成人的脸要正对着婴儿，以便能让婴儿看见两只眼睛；成人的脸必须处于活动之中。他推论引发婴儿微笑反应的是人脸的构形，它以眼睛为中心，由前额——眼睛——鼻子的部分组成了一个人脸格式塔。人脸的运动使它能从背景中分离出来，从而为婴儿所注意。斯皮茨总结了微笑反应的5种含义：“首先，它标志着初级自我发展的形成；第二，它标志着心理的第一个组织者的诞生；第三，它标志着前客体的形成；第四，它标志着婴儿从完全的被动到获得主动的转变；第五，它激发了婴儿社会关系的开始，是所有后继社会关系的原型和前提。”
斯皮茨借用格洛弗的自我内核（ego nuclei）概念来说明自我的作用，他指出3个月大的婴儿就会把先前分离的原始的自我内核聚集起来，整合成一个有复杂结构的初级自我，这样就诞生了第一个心理组织者，自我从此以后就逐步成为组织、调节与整合的中心，使得众多自我内核合力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自我的力量日益提升。
随着婴儿可辨别的知觉能力的形成，6到8个月时，婴儿对他人的行为出现重大变化，他们只对熟悉与喜欢的人微笑，而陌生人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不愉快反应。特别是在陌生人接近婴儿时，婴儿一般会产生焦虑与抗拒反应。斯皮茨根据这种焦虑出现的平均年龄是8个月左右，就把该现象称为8个月的焦虑，又称陌生人焦虑（the stranger anxiety）。他认为这是婴儿第一次表现出真正的焦虑，是因为母亲不在场而带来的不愉快。它表明此时的婴儿已能够分清熟人与陌生人了，从而标志着他们在客体关系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出现8个月的焦虑标志着第二个心理组织者形成了，自我的功能由此进入一个更高级、更理智的发展水平，开启了一个新阶段。这时的婴儿能更加具体地感知与识别引发不愉快感受的刺激，他们已经能够调整应对与控制环境的方式。开始形成了一些自我防御机制，如认同就是婴儿最早所表现出的一种防御机制。斯皮茨强调在8个月大小婴儿的身上，发展的作用首次超越了成熟的作用。记忆、知觉、思维等自我系统与空间理解、社会姿势、活动能力等自我机制都促进了自我的有效性和复杂性，到这时，就已经形成了真正的自我。不过，对婴儿的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就会更加多变，使得第二个心理组织者比第一个更容易受到攻击，也更为脆弱。如果发展上出现偏离，易引发心理疾病。
15个月的婴儿会出现有意义的摇头动作，来表达他们“不”的想法，这是第一个可被成人理解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婴儿的身体姿势。摇头动作是婴儿的第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达，它是婴儿早期最令人瞩目的理智和语言进步的标志。伴随着这个进步，婴儿形成了符号操作能力和判断及抽象思维能力。
摇头反应和说“不”代表着婴儿已经建立起了第三个心理组织者。这种姿势和语言是婴儿拒绝与判断的语言表达，也是他们形成的第一个抽象概念，并且是成人心理意义上的概念。鉴于符号是语言交流的起源，这种符号的使用就意味着婴儿开始了有目的、有指向的信息交流。从此，婴儿的心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适应与控制过程中，运用了一些更加高级的理性功能，特别是可逆性、语言发展和包含抽象在内的思维过程。
（二）客体与客体关系
斯皮茨主张，婴儿形成客体和客体关系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婴儿能够在外部活动中看到各个不同的指征（indicators）。指征就是内部变化所发生的外部信号，自我构造中就相应地出现了不同的精神构造者（organizer of the psyche）。他从胚胎学中借用来精神构造者的概念。原义指的是在胚胎发展中一个散发着影响的中心点，在构造者没有出现之前，移植组织采用周围组织的特性；在出现构造者之后，移植组织就获得了构造起的同一性，也就是可以采用自己的独特形式了。
斯皮茨从微笑反应的实验结果进行推论，因为不同的人可以引发婴儿的微笑，说明婴儿还不能识别个体的面孔，所以此时的对象不是真正的客体，而是婴儿从对事物的知觉到建立客体间的过渡。斯皮茨把它称作前客体（preobject），微笑反应代表着婴儿建立起了前客体，标志着由被动的知觉向主动的客体关系的转变。但还要有4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形成真正的客体。
婴儿是在与成人特别是母亲的双向交往中形成前客体的。识别格式塔符号和人脸这种先天功能，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变成现实。情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从无意义事物中选择有意义实体并建立格式塔符号的学习过程中，提供了最有力的学习动机。婴儿体验到某种需要，就会产生相应的情感与行为变化，被成人觉察后，便来满足其需要，用情感与行为加以回应。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交互作用，才形成了前客体。
8个月的焦虑标志着婴儿已经建立起了真正的客体关系，这时的婴儿能够辨别清母亲的脸，并赋予其独特的地位与属性。他偏爱母亲的脸而拒绝与之不一致的脸，他把母亲当成了爱的客体。建立客体与客体关系的条件就是婴儿能够识别对他一直投注力比多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母亲，同时，他也向母亲投注力比多能量。这样，母婴间就形成了一种爱的关系，这是两者间的一种特别的纽带，它让母亲拥有了在婴儿世界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使得客体关系得以牢固地建立和快速发展起来。
斯皮茨还从动力学的角度分析了客体关系的建立。他对力比多驱力和攻击驱力同等重视。刚出生的婴儿，驱力还没有分化。在前3个月中，在母婴的交流过程中，才逐渐实现了驱力的分化。母亲成了力比多驱力与攻击驱力共同投注的对象，只不过此时的母亲并没有被作为整体一致的人来看待，而是既是“好的”客体，又是“坏的”客体。在大概6个月时，经过母婴不断重复的交往，才把好的客体与坏的客体汇合起来，建立起一个整合的母亲客体形象。这个过程也依赖于婴儿自我的记忆系统，随着其记忆保持力的日渐增强，在自我整合倾向下，母亲成了一个整体而不再是单独情境中的某个方面。因为母亲好的方面远超过坏的方面，婴儿对其所投注的力比多驱力也多于攻击驱力，从而占主导的是好的客体。当这两种驱力都指向同一个单独的客体，并在其上投注强烈的情感时，就建立起力比多客体，形成了真正的客体关系。好的客体带来的奖励能够补偿坏的客体所造成的损失，这种补偿促使婴儿能抵抗较大的挫折，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正是现实原则的起源。它们不仅让满足的延迟变得可以忍受，还变成了一种奖励。
斯皮茨重视导致摇头反应的复杂的动力过程。母亲所表现的每一个“不”，对婴儿来说都意味着一次情感挫折。从而与之相伴随的禁令与姿势都产生了挫折的意义。而禁令的本质就是对婴儿主动性的干扰，使其由主动变被动。此时的婴儿已出现了大量外部指向的活动，他们不再能够不加抵抗地忍受被迫重返被动之中。此外，伴随挫折的不快情感引发了源于伊底的攻击力量，关于禁令的记忆痕迹在自我中被投入攻击驱力。由此，婴儿陷入了冲突之中，一方是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另一方是对母亲所带来挫折的攻击。此时刚出现的认同就是婴儿在两者间所选择的一种妥协方法。对力比多客体同时又是攻击者的认同，使得婴儿对外部世界展开攻击。15个月大的婴儿的攻击形式就是通过摇头表达“不”。
（三）心理发展的阶段
斯皮茨根据3种心理指标划分出3个心理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3个月的微笑反应，第二个阶段是3个月到8个月的焦虑，第三个阶段是从8个月到15个月的摇头。
1．第一阶段：从未分化阶段到建立第一个组织者
婴儿出生伊始，其知觉、行为与机能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单元。斯皮茨把这个时期称作“非分化阶段”（nondifferentiated stage）或“无客体阶段”（objectless stage）。他指出，新生儿虽具有一些先天能力与倾向，但其机体还缺乏意识、感觉和知觉等心理机能，各种功能、结构甚至本能驱力都尚未从整体中分化出来。他们分辨不清自己的身体与外部事物，不能把自己与环境区分开来，把乳汁和母亲的乳房都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这是由于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外部世界的伤害，新生儿的感官设置了极高的刺激壁垒，以阻止他们在出生几周或一个月内感受外部刺激。
“斯皮茨把婴儿刚出生时就拥有的感觉称为通感组织（coenesthetic organization）。这是一种广泛的感觉，基本上是本能的，其中心处于自主神经系统中，以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经过一段时间后，一部分通感组织发展成为微感组织（diacritic organization）。微感组织通过外周感官产生知觉，其中心处于脑皮层，以认知加工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婴儿的成长，通感组织的操作逐渐转入潜意识，在身体内部悄悄地运行。尽管成人意识中的通感组织变弱了，但它在人的一生中都发挥着作用，是生命的泉源，且与微感组织之间一直存在着通路。通感组织和微感组织的加工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思维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相对应。对于微感组织如何从通感组织中发展而来，斯皮茨认为，在婴儿刚出生时，内部感觉与一些外周感觉模块相连，如皮肤表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和感官在外周感官和内脏器官之间、体外与体内之间进行调节，斯皮茨称之为‘过渡器官’。其中一个区域是内耳。另一个区域是口部区，包括咽喉、软腭、舌头、嘴唇、下巴、鼻子和面颊。斯皮茨把这一区域称为原腔（primal cavity）。它们担当了通感组织与微感组织之间的桥梁，使后者逐渐从前者中发展出来。嘴唇和口腔从婴儿一出生起就在运作，对嘴巴及其周围部分的外部刺激会引起婴儿的觅食反射（rooting reflex），即婴儿将头转向刺激的方向并伴随着嘴巴的吮吸运动。这种反射是一种先天的机制，具有生存的价值。但先天的机制还需要得到后天的强化。当乳头放入婴儿的嘴中，他们吮吸并咽下母乳后，婴儿内部和外部的感受器同时受到了刺激。这种复合的刺激加固了婴儿的吮吸反应。也正是因为口腔中同时拥有内部和外部两种感受器，因此，位于口腔的反射是最为专门化的和可靠的。斯皮茨由此判断，原腔是生命中第一个用来进行触知觉和对世界探索的身体部位。它充当着内部接收与外部知觉之间的桥梁，因此，所有的知觉都开始于原腔。”
新生儿开初只有混沌的一般机体感觉，随着母亲奶头的得到与失去、满足与挫折的不断体验，开始形成了初步的辨别性感觉。他们所接受到的刺激对其感觉模块来说都是新异的，他们通过与母亲的互动完成了把这些刺激转化成有意义经验的过程。母婴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属于婴儿自己的独特世界、独特的情感氛围。婴儿通过母婴关系中行为——反应——行为的循环逐渐把无意义的刺激转换成了有意义的符号。婴儿在不断增加这些符号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对于世界的连贯意象。可见，知觉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婴儿从客体关系的经验中习得、整理与综合而来的。
2．第二阶段：从第一个组织者过渡到第二个组织者
微笑反应后，随着婴儿的认识能力持续发展，在母婴的互动交往中，他开始认识了自己的母亲，母亲成了他的力比多客体。婴儿已能够通过把本能转化为有目标的活动，而完成有组织的行为。他们经过进一步探索外部世界，而使其心理边界逐渐得到扩展。同时，也进而不断发展了自我的结构、有效性与力量。自我逐步具备了掌控外部刺激的能力，由于它会影响自我建构与组织的方式，并最终作用于人格，而使得这种掌控能力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为避免这一过程中失误或缺陷所导致的发展受挫，婴儿发展出一些适应机制加以应对。8个月焦虑标志着婴儿的客体关系达到新的水平，获得了第二个心理组织者的指征。
该阶段是婴儿习得语言的重要时期。习得语言是一个包括知觉与能量释放的复杂过程，婴儿通过语言实现了从被动状态到主动状态的完全转变。婴儿最初为释放紧张而发声，伴随其发声能力的持续提高，发声就逐渐演变成一种游戏，婴儿会不断重复与模仿其所发出的声音。3个月大的婴儿意识到能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并注意到自己的发声与外界的声音是不同的。虽然他无法影响外部的声音，但是能用自己有趣的发声与停止来自娱自乐。这种语言练习活动让婴儿第一次体验到自己的能力，发声带给婴儿一种新的快乐：主宰某种声音的产生，并在听觉中感受为一种刺激。一般3个月后，婴儿就会咿呀学语，这时的发声大多是重复的、有节奏的。他们仔细倾听自己的发声并且一种重复，这是他们第一次模仿声音。6个月后的婴儿就会模仿母亲的发声。这标志着婴儿从以自己为客体的自恋层面过渡到了真正的客体关系层面。
3．第三个阶段：从第二个组织者过渡到第三个组织者
出现8个月焦虑后的数周，婴儿最重要最明显的变化是表现出了新的社会关系形式。这体现在婴儿对社会姿势的理解与应用中，特别是是对禁令与命令的理解和反应中，在参与互动的社会游戏中。比如，扔给婴儿一个球，他会把球扔回来；伸手给婴儿并说“你好”，他就会握手；摇头向婴儿说“不”，他就会停止不让做的活动。这说明婴儿开始理解成人的行为所含有的符号意义。在12个月时这种能力达到了高峰。婴儿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在此期间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例如，在没有建立第二个组织者之前，婴儿在空间中的定位似乎局限在了他所躺的婴儿床内，他只抓握床栏里的玩具。不过，8个月后的两三周时，他会突然把手伸出栏杆够外面的玩具。另外，婴儿还提高了辨认事物的能力。婴儿能区分开母亲与他人两个月后，就能够把两个不同的玩具辨别出来。婴儿也逐渐开始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
婴儿在建立了第二个组织者以后，逐渐表现出大量的模仿与认同行为。母亲的情感对这种模仿与认同影响很大，关爱的情感起促进作用，消极的情感则造成阻碍。婴儿通过模仿母亲，能够完成先前为其所做的事情，从而自主性日益增长。在刚建立第二个组织者之时，母婴间开始了有目的、主动的相互交往，虽然婴儿在此过程中是活跃的，但还未运用身体语言。以后才逐步使用身体姿势，日后又把它们转化成语言。随着婴儿叫出来“妈妈”这个包含着复杂的感情词汇，第一次用说“不”这个字，并伴随摇头动作，表达其抽象的思想。这标志着第三个组织者的建立，从此语词成了母婴交往的主要工具。婴儿的语言带来了客体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自我发展也出现了及其重要的转折。斯皮茨把婴儿的这种语言叫作“语言姿态”（verbal gestures）。
总之，斯皮茨主张，新生儿自我的正常发展就是3个心理组织者依次序不断构造的过程，儿童的客体关系与自我逐渐在人类和社会的方向上发展起来。
（四）心理发展的动力
斯皮茨立足于古典精神分析的基础，把哈特曼的驱力中性化思想吸收进来，并接受将驱力与客体联系起来的客体关系学派的做法，重视驱力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驱力的融合与分化。特别是对于攻击驱力，他论述地更为深入具体。
他认为，新生儿还没有分化出力比多驱力和攻击驱力。刚出生的婴儿尚处于原始自恋阶段，所有能量都用在了生存所必需的加工上，绝大多数反应与活动都针对内部刺激而不是外部刺激。两个月后，随着婴儿情感表现的日渐清晰，力比多驱力与攻击驱力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两者是基于不同的机能从原始自恋阶段分化而来。刚开始分化的驱力投向前客体，对于环境刺激自我与驱力共同产生反应，这些反应方式决定了婴儿未来的发展及反应模式。
在婴儿可以完成有目的活动时，就能有限地表现攻击驱力了。3～4个月大的婴儿，失去伙伴就会愤怒地哭泣或尖叫。不过，这时的攻击驱力还不是具体化的。婴儿6～12个月时，破坏性活动就会日益增多。他们对人或物常常踢、咬、抓、打、拉等，这些动作尽管有不同的目的，主要还是知觉定位与主导控制。尤其重要的是，婴儿通过攻击客体，与客体间建立起了客体关系。据此，婴儿区分开自我和非自我，又辨别出生物与非生物，最终把朋友与陌生人、力比多客体与其他客体区别出来。
斯皮茨在解释驱力的变迁时借用了哈特曼的能量中性化概念。起初并非中性的本能能量，是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转化为中性能量的。现实原则是实现这种中性化的基础。婴儿产生驱力后，就把它疏导至某个器官或某种活动中。虽然获得满足或避免痛苦为其目标，但是结果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经过多次失败后，他们意识到，即时目标可能没法实现或导致痛苦。自我就会悬置本能驱力，延迟满足。这样，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拥有了这种整合能力，开始了驱力能量的中性化。也就是说，驱力不再只是用来满足即时的本能目标。
斯皮茨进一步指出了实现驱力中性化的前提条件是安全的情感氛围。这是因为婴儿放弃即时目标时的挫折与失望可由安全的情感氛围来补偿，它促使婴儿进行更多尝试，从而不再视本能满足为唯一的目标。建立起真正的力比多客体是形成安全的情感氛围的标志，因为婴儿情感上的需要可由确定的客体关系加以满足，其自主性也能通过组织化的自我得以增强，从而使其可放弃一些无关于目标的活动。斯皮茨发现驱力的中性化如现实原则一样发挥着迂回的作用，因而也具有防御功能，被其看作是一种防御机制。
（五）心理机制的生理原型
斯皮茨把人的成长看作是先天与后天、成熟与发展、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心理机制的发展过程中，经验在个体与环境的交流，经验与机体内部的互相作用两方面产生影响。婴儿的心理操作与先天生理原型间的相互作用包含于后者之中，对于后者的作用斯皮茨特别予以重视，他认为心理结构就是由这些先天的生理原型发展而来的。
1．自我形成的早期原型
斯皮茨通过收集实验数据来探索生理原型，分别从睡眠和深度睡眠、微笑与躁乱4个方面来论证其观点。斯皮茨用脑电图等仪器记录与睡眠相关的一系列数据，与成人的快速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 sleep，简称REM）不同，新生儿的快速眼动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中，包括睡眠时、昏昏欲睡时、吮吸乳汁时、躁乱或哭泣时，斯皮茨分别把它们叫作：睡眠REM、昏沉REM、吮乳REM、躁乱REM与哭泣REM。其中昏沉REM、吮乳REM、躁乱REM与哭泣REM斯皮茨统称为非分化的状态，它们在婴儿3个月后，随非分化状态的结束而消失。REM睡眠也由不稳定转变为稳定，以非REM状态开始的睡眠模式从此持续终生。非REM状态的宁静睡眠就是深度睡眠，在该睡眠阶段呼吸均匀，很难被人叫醒。非REM睡眠时的脑电图波形相比于REM睡眠更加规律、缓慢，振幅也较高。斯皮茨发现，在早期脑电图发展中，有4个标志着中枢神经系统成熟新阶段的发展点：4～6个月大时初现睡眠纺锤波（sleep spindles）;3个月时出现有大量睡眠纺锤波的时相Ⅱ;3个月后未分化的REM状态消失，入睡REM为成熟的非REM所取代；5～6个月时发展K复合波（K-complexes）。斯皮茨把婴儿的微笑区分为内生微笑（endogenous smiling）与外生微笑（exogenous smiling）两种。内生微笑指的是由脑干调节而与大脑组织无关的微笑。即这种微笑跟外部环境没有关系，而是其自身生理节奏的产物。新生儿的微笑都是内生微笑，记录显示，100分钟内平均有11次内生微笑。躁乱有皱眉与疝痛等多种表现形式。皱眉也有受脑干调节的内生皱眉与受大脑调节的外生皱眉的区分，前者没有心理意义，而后者一般是心理压力的表现。疝痛是一种极端的躁乱，表现为持续的肚子疼。8～10周的婴儿，内生微笑与内生皱眉出现的次数迅速减少。8～12周的婴儿，外生微笑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躁乱状态也与之类似。3个月大的婴儿，会迅速消失躁乱状态，并再也难以出现。
斯皮茨用REM状态、睡眠、微笑和躁乱的生理变化来暗喻婴儿心理系统的发展。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从非分化状态转变为分化状态、由简单结构演变成复杂结构、从完全被动到自主性的增加、由纯粹的生理现象到发展出一定的心理意义。婴儿形成自我、建立人格也都遵循着一样的路线，自我也是从非分化的最初状态中逐步分化出来的。因为婴儿自我的发展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很难直接理清其发展轨迹。然而，通过对这些生理原型的了解，可以间接推导出婴儿自我的形成与发展的模式。
2．自我防御的生理原型
斯皮茨认为生理原型类似于心理机制的模式，也有适应性的面对威胁和伤害时的防御机制。他主要论述了8种常见的防御性生理原型。
（1）压抑。斯皮茨与哈特曼一样，主张婴儿的刺激壁垒是压抑的生理原型。缺乏贯注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刺激壁垒是没有得到贯注；压抑则是先有贯注，然后回撤贯注而形成反贯注。
（2）否认。斯皮茨把闭眼睛看作是否认的原型之一。两者都出现一致的结果，都是把对外部的知觉加以关闭。也就是说，婴儿可以通过选择不知觉来防御不愉快的情绪。
（3）投射。斯皮茨视反刍与呕吐为投射的生理原型。投射是由于内在兴奋引发过度不愉快，倾向于认为是外部环境引起的不愉快，从而把防御转向外部。反刍与呕吐类似于投射，通过吐出里面的东西，而把内部刺激转化成外部的。
（4）隔离。为保护自我不忍受痛苦，而把原先连在一起的观念与情感分离开来就是隔离。婴儿从整体知觉中区分出“我”与“非我”是隔离的原型。通过把其他人和物排除在自己的小土地之外，婴儿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
（5）抵消。补偿过去的不正当行为是抵消的目的，其原型之一就是重复性冲动。与排除和释放困扰自己的事情的抵消，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释放驱力也是重复性冲动的最终目的。
（6）对立。驱力的原始中性是对立的原型，这种尚未分化的原始中性是心理矛盾的前身。几个月后才逐步分化出力比多驱力与攻击驱力，其间的区别也日益明显起来。对立就是从某种中性的事物中逐渐演化出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它们相互对抗并彼此关联。
（7）自我约束。冲动不是指向外部对象，而是往内转向自我就是自我约束。其原型是婴儿自我惩罚的动作。这是由于婴儿的未分化状态使其不能辨别自己与外界，而导致形成了对抗自己的防御机制。如常见到1岁大的婴儿在遭受挫折时，转而会弄疼自己。
（8）睡觉。它是一种最原始、最理想与最有效的防御机制，也是所有防御机制的一个共同的原型。它能够让婴儿脱离不愉快状态，而退回到原初状态。
睡觉、闭眼睛、刺激壁垒、“我”与“非我”的分化过程等大多数生理原型，都发生于非分化的阶段，后来就发展成无冲突的自我领域。在客体关系的作用下，自我的形成过程与其紧密联系起来。所以，生理原型及早期防御机制在形成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情绪的原型
斯皮茨沿用弗洛伊德关于情绪的本质是为意识所知的观点，也认为情绪必须具备意识的属性。鉴于新生儿没有意识与潜意识之分，还未形成自我与记忆，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情绪，有的只是一种兴奋。斯皮茨指出婴儿的两种情绪原型是消极的兴奋与安静，由此发展成积极的情绪与消极的情绪。通过面部表情、动作与声音可以表现出这两种情绪原型。新生儿占主导的是代表不愉快的消极兴奋，安静这个积极情绪的原型表现则不明显，其较为主动的积极表现就是对刺激的关注。
新生儿表情的含义是不稳定的，对于同一刺激的反应可能常常发生变化，引发相同反应的刺激也是各种各样的。婴儿在第一年中，逐步固定下来情绪的表现方式，并且同某些情绪经验联系起来。
新生儿出生时的兴奋是释放生理紧张，是一种无导向的反射行为，没有心理意义。出生后的几个星期中，新生儿的消极兴奋表现出了具体的含义。最典型的就是婴儿在饥饿或身体不舒服时，发出表示不愉快的声音。而基本不存在代表愉快的声音。斯皮茨推断，消极兴奋是天生的，可能是由于它具有更大的生存价值。一般在喂食的时候可观察到的关注反应，是安静的一种表现，是婴儿最初的积极行为模式，对于婴儿的生存也是有价值的。
3个月大的婴儿，出现了第一个心理组织者，形成了初级自我，建立了前客体。此时，婴儿已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并且可以把情绪表现与刺激接受及感受体验联系在一起。即婴儿出现了自我能意识到的真正的情绪。其关注的表现也发展成与成人交流的微笑反应，这表明其积极情绪的表现进展很大。只是这时婴儿的情绪表现还没有特殊性，还必须放在产生它的情境中才能得以理解。
获得对刺激的知觉是情绪表现的首要条件，情绪发展的过程也类似于知觉的发展。始于打破刺激壁垒，婴儿情绪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前3个月，婴儿有着非具体、非定向的情绪反应；3～6个月，婴儿逐步把情绪反应的面部表情与行为表现整合起来，并变成能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工具；6～9个月，婴儿建立起感受情绪与表达情绪间的确切联系。体验情绪属于自我的功能，表现情绪则标志着个体与外界的交流。
斯皮茨重视预期功能，认为在情绪的生理机制向心理机制转化的过程中，预期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他强调客体关系在情绪表现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情绪表现与微笑反应的发展阶段有一致的顺序，知觉到人脸而产生微笑反应比身边的人离开而表现出不愉快反应大约早一个月。即在客体关系作用下形成前客体后，婴儿才会预期到前客体失去的结果。情绪表现有着同8个月焦虑共同的发展方向，婴儿具体出现焦虑的时间取决于客体关系的性质。8个月是客体关系正常时焦虑出现的平均时间，如果客体关系较差，焦虑出现推迟的可能性就很大，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出现。
（六）斯皮茨对需要心理学的贡献与其局限
斯皮茨通过深入描绘儿童自我的发生发展过程，有力推动了自我心理学的发展。他提出了自我形成的发生场理论，视自我发展为一种在场中由不稳定到稳定的进步。他把婴儿第一年中的微笑反应、陌生人焦虑和摇头说不这3种新的情感表达看作心理组织者，这3个组织者依次构造的过程形成了婴儿自我的正常发展。他还进一步把能量的中性化过程加以细化，将自我的非冲突领域进行扩大，对自我的适应作用做出强调，让人们对于环境的兴趣得以增强。他的理论体现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整合趋势。他继承并修正了许多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吸收了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的一些观点，把它们融入自我心理学之中。他主张自我是在驱力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使得他的理论在精神分析运动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这对主体与环境交互作用框架下的需要理论是有启示意义的。
当然，他的理论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表现为理论前提存在一些生物性与先天性问题，研究对象局限于生命前一两年的婴儿，用几条简单线索串起全部理论而显得片面、单纯等。
二、玛勒的自我心理学
玛格丽特·舍恩伯格·玛勒（Margaret Schoenberger Mahler,1897—1985）是一位重要的自我心理学家，出生于匈牙利西部距离维也纳很近的一个小镇。她于1916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儿科与精神分析，3年后转入慕尼黑大学举行临床实践。1920年因犹太籍身份被捕，出狱后到耶拿大学跟随伊布拉希姆（Ibrahim）学习儿科，几经周折后终于获得慕尼黑大学的文凭。1921年毕业后在维也纳在奥地利最负盛名的大小附属儿童诊所皮奎特（von Pirquet）诊所工作，后独立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几年后她在治疗中加入了精神分析工作，逐渐从儿科转向了儿童病理学与精神分析。她还加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进入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圈。1938年她辗转移居美国纽约，加入卡罗琳人类发展研究协会，并在纽约精神分析协会的邀请下做儿童咨询工作。1949年她加盟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主持儿童精神病研讨会，从事儿童精神病研究，并兼任费城精神分析研究所儿童精神分析部主任。1959年，在费城她建立了马斯特斯儿童中心（Master Children's Centre），提出了由母亲参与的三方治疗模式。她的主要著作有《论人类共生和个体化的变迁》（合著，1968年）和《人类婴儿的心理诞生：共生和个体化》（合著，1975年）。
（一）理论的核心概念
玛勒在哈特曼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分离——个体化为线索阐述了婴儿自我发生发展的过程，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
1．心理诞生
玛勒理论的着眼点与落脚点是心理诞生（the psychological birth），这是其主要研究目标。与直接看得到的生理诞生不同，心理诞生要通过外显行为逐步揭示出来。她认为，心理诞生是婴儿借助和母亲的分离与个体化成为独立个体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形成与确立的过程。
2．客体关系
经典精神分析认为客体关系就是指个体赋予另一个人客体力比多，玛勒主张在心理诞生的过程中客体关系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手作用。根据客体关系的不同发展阶段，她提出了几个相应的客体概念：无客体（objectless）、前客体（preobject）、部分客体（part-object）、爱的客体（love object）与力比多客体（libido object）、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等。无客体是客体关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的阶段。在前客体阶段出现了客体关系的萌芽，只不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即婴儿只是与人有了一定关系，但尚未赋予特定的人以特定的意义。后来，玛勒把前客体概念替换为部分客体。爱的客体与力比多客体具有一样的含义，都是用来指婴儿与母亲为代表的客体间建立起的真正客体关系，它们都强调母婴间积极的情感关系。过渡性客体的概念源自温尼科特，与前面几种指人的客体有本质的不同，它指的是物，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但是，婴儿把积极的情感投注于这些物体，赋予了它们人的含义，从而使其具有了客体的部分性质。但它毕竟不是客体关系发展的最终形式，只能称作过渡性客体。玛勒还提出了情感客体永久性的概念，用来表示儿童获得了稳定的客体表象与客体关系。这一概念源于皮亚杰的理论，与皮亚杰的客体永久性不同，它不是对物的认知，而是对人，特别是对身边最重要的人的认知。在客体永久性前面再加上情感，意在强调儿童与客体间爱的关系。
3．共生、分离和个体化
玛勒借用生物学概念共生（symbiosis）来指称婴儿与母亲尚未分化时的内部心理体验。在生物学上，共生指两个生命或有机体紧密相连、相互依存、一起发挥作用、彼此优化对方，朝着一个共同的利益方向发展的现象。玛勒用来指婴儿的自我与客体密切相连共同出现的心理现象。可以把共生理解为一种合一感，也就是新生儿体验到与母亲融合在一起，产生与母亲合二为一的意象。玛勒指出，婴儿在共生期形成与母亲这个爱的客体的二元统一体（dual unity），它是一种母婴间结成的极为亲密的关系。婴儿在幻觉中把母亲当成了自我的一部分，即视母亲与自我是一体的，有着相同的边界，它融合了母亲的意象与自我的意象。
共生期正常会过渡到分离——个体化阶段。儿童达成一种与母亲分离开的内部意识就是分离。儿童通过分离可以了解到与母亲间的界限和区别。分离与确立自我感和实现个体化相伴随，“我是”（I am）的感觉就是自我感与个体化，它是一种意识到的存在感、觉察到的实体意识感。分离与个体化并非依次进行，而是两种相互关联又互补的发展轨迹。分离过程涉及与母亲从共生融合到分化再到脱离，个体化则是儿童精神内在自主性的演化，使其凭借它能成为独特的存在。分离与个体化的最终结果都是建立起清晰的与客体表象有区别的分化的自体表象。母亲在这个过程中扮演辅助自我（auxiliary ego）的角色，帮助儿童在自我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抗内外部刺激。
4．存在感和同一性
玛勒从哈特曼的理论中借来了存在感（entity）与同一性（identity）的概念。她用存在感来表示自我边界的确立，儿童的自我表象随其心理的发展，越来越与客体表象分离开，并且内容也愈加清晰，这时的儿童就建立起了明确的自我界限，也就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存在感。玛勒更多采用哈特曼关于同一性的观点，即个体对自身及其生活目标的意识。
5．相互给线索
相互给线索（mutual cuing）指的是母婴间一种互动的形式，继续发展就成为相互的语言沟通。婴儿发出需求、紧张或愉快的暗示，母亲对其中的一些线索选择性地进行反应。婴儿又依据母亲的反应，逐渐改变自身行为以回应母亲。母亲的潜意识需求会激发婴儿某些方面的潜在特质，从而逐步表现出独一无二的特性。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母亲提供了一种如镜像反射一样的参考框架，婴儿的原始自体据此得以调适。婴儿在与母亲的互动循环中，相互给线索，使得母亲的潜意识与婴儿的回应彼此加强，进而形成婴儿独特稳定的特质。
（二）心理发展阶段
玛勒在长期观察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论据，制定出一个儿童常规发展阶段的序列，提出了儿童发展阶段理论。她把婴儿头3年的发展划为3个阶段，包括正常的自闭期、正常的共生期、分离——个体化时期。
1．正常的自闭期
出生后的头几周（0～1个月）为正常的自闭期（the normal autistic phase），新生儿在一种原始混沌的幻觉性定向不清状态中度过，其主要任务就是达到体内平衡，以满足生理需要为主。自闭主要是心理意义上的，更多的指新生儿的心理体验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醒来不过是由于饥渴或不快的紧张状态。此时，新生儿具有封闭性与全能感的特点。封闭部分是因为这时婴儿的刺激壁垒还很高，所以对于外界的刺激很不敏感。在自在神经系统的机能作用下，泛化地认识环境，并用情绪表现出来。与后来由外周神经器官和大脑皮质产生的知觉根本不同。然而这种相对隔绝的状态有益于新生儿的生理成长和实现体内平衡。
新生儿把母亲知觉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会以为是自己提供了自身需要的满足，心理停留在一种幻觉与原始自恋的状态。玛勒又区分出绝对的原始自恋（absolute primary narcissism）和模糊意识（dim awareness）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婴儿对母亲毫无察觉，在后一个阶段婴儿了解到不是自己，而是外界满足了自己的需要。玛勒还分别称呼在两个阶段为绝对或无条件的幻觉全能感和有条件的幻觉全能感，并指出在原始自恋阶段，母亲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满足新生儿的需要，并建立起亲切、友爱的情感关系。
2．正常的共生期
玛勒用共生这一比喻来表示一种未分化的、与母亲融合的状态。这时的婴儿还没有分离出“我”与“非我”，但会逐渐感觉到内外部的区别。随着婴儿开始区分快乐与痛苦的体验，在其能模糊地意识到满足需要的对象时，就开始了共生阶段。该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婴儿幻想与母亲表象完全身心融合，特别是幻想两个体共享同一个边界。玛勒又把共生期（2～4个月）划分为两个亚阶段，即共生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symbiotic phase）和正常的共生期（the normal symbiotic phase）。
在共生期的开始亚阶段，婴儿走出了相对封闭的世界，能模糊地觉知满足其需要的客体，一度坚固的刺激壁垒开始破裂。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一个不同的心理壳或心理膜，它在心理层面上把婴儿与母亲包裹起来，构成了一个二元统一体。婴儿在这层膜上投注力比多，赋予其积极的心理能量，从而能够替换刺激壁垒发挥保护作用。从此开始了共生状态。婴儿绝对地依赖于共生伙伴，母亲对于婴儿的需要则是相对的。
知觉的发展在共生期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触觉，它促进了共生关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身体自我的表象。它包括两种自我表征：与心理自我（ego）相对的一种是身体意象的核心，它的边界指向身体内部；与环境相对的一种是感官记忆痕迹的累积，身体自体（body self）的边界就是由它构成的。身体意象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婴儿把能量投注从内感受转到外感受，标志着前进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婴儿开始形成自我内核，并在以后逐渐发展出自我同一性。同时，婴儿的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也被次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所取代。
正常的共生期亚阶段（3～5个月）的标志是婴儿逐步增加对外界刺激的知觉与情感投注。他们能意识到刺激来自外界，但不清楚具体来源；能对内外部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开始形成记忆岛，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内部与外部、自身与他人的区别。婴儿对外部现实，特别是母亲的投注日益提高。他们能把一些记忆与情感体验融合起来，逐步形成爱的客体与心理自我的意象。在此阶段，母亲发挥着部分客体的作用，婴儿能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母亲是自身之外的满足来源。
玛勒认同斯皮茨关于3个月微笑的看法，并指出微笑反应还标志着婴儿开始了社会活动，标志着他们进入了满足需要的客体关系阶段。需要促进了婴儿对母亲的力比多投注，从而推进了共生关系的稳固发展。玛勒用“助产士”来形容母育在婴儿心理诞生中的作用，指出母亲的“抱持行为”有力地推动了共生关系的发展。不过婴儿在母亲对其各种需求的控制下，不断经历愉快与痛苦的经验，从而开始对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与外界客体的感觉加以区分。出现了本体感觉，意味着婴儿形成了自我内部核心。虽然此时的婴儿还不能完全辨析内外部的区别，但其对自我与他人分离的意识在日渐加强，从而可以稳步提高其对于自我、客体与世界的意识。如果此阶段建立起的共生关系恰当而健康，婴儿就能够达到身心平衡并产生原始分离，从而顺利进入分离——个体化阶段。
3．分离——个体化时期
玛勒对分离——个体化时期（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hase）（5月 ～3岁）的陈述最为详尽，该阶段的婴儿开始能在自身意义上与母亲和外部客体分离开来，实现独立的个体化。这就是说婴儿心理诞生的开始、分离并非所谓生理上的分离，而是指婴儿心理上的分离。玛勒后期主要从事该阶段的观察研究，所提出的分离——个体化理论成为其自我心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她进一步划分出4个亚阶段，包括身体意象的分化与发展、实践、和解与个体性的巩固和情感客体永久性的开始。
（1）身体意象的分化与发展亚阶段
玛勒称分离——个体化的第一个亚阶段为身体意象的分化与发展亚阶段（5～9个月）。婴儿在此阶段逐渐把母亲看作不同于他人的特别存在，同时也感到自己对母亲来说与他人不同，婴儿能够从与母亲的共生中分化出自己的身体表象。玛勒把这种意识的发展叫作“孵化过程”（hatching process），这是一个逐步提高感知觉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发展情感与认知模式的过程。
玛勒观察到，婴儿大约从第6个月起，表现出各种分离——个体化的尝试活动，如通过抓母亲的头发、耳朵与鼻子，或从母亲的怀抱中挣脱等，来拉开与母亲的距离以更清楚地观看母亲及其周围环境，这是婴儿尝试与母亲分离的明确信号。婴儿六七个月时触摸母亲的脸庞，达到用触觉与视觉探索的高峰。他们注意到母亲身体有被衣服遮挡的部位，并对母亲的饰物产生了兴趣。喜欢与母亲玩藏猫游戏，当尚处于被动角色。到了7或8个月，婴儿开始比较母亲与其他人和物，表现出一种新的核查模式（the checking-back pattern）。当看到不是母亲而是不能带来快乐体验的陌生人时，就会产生一种陌生人的焦虑。那些已经形成了基本信任感（basic trust）的婴儿，会产生好奇、想了解陌生人的反应。核查模式的出现标志着婴儿开始了身体心理的分化，该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开始发展起积极的分离机能。
（2）实践亚阶段
实践亚阶段（10～16个月），又可细分为早期实践期与正式实践期。婴儿在早期实践期表现出握、抓与爬等动作，在正式实践期主要表现为自由地直立运动。
早期实践期的婴儿，在身体上与母亲分化提速并形成生理上的分离感，已把母亲看作是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并与其形成了特殊纽带，而且其自主性自我机制已接近母亲的功能。这些进步促使婴儿把兴趣从专注于母亲转移到玩具、奶瓶等无生命的物体上，通过感官赋予它们过渡性客体的意义。随着运动协调能力的逐渐发展，婴儿可以探索的范围得到了拓展。他们掌握了随时拉开与母亲距离的主动权，通过探索建立对世界的熟悉感。那些敢于探索距离母亲较远环境的婴儿，能够与母亲保持更好、更健康的关系。
正式实践期的婴儿，伴随着自我意识与认知能力的发展，特别是直立行走能力的提高，开始在人类个体化的征程上迈步前进。这时的婴儿表现出3个方面的主要特征：首先，婴儿的力比多投注增长迅速，自主性机能也成长地比较快。他们在自主性机能与对环境的探索中投注了大部分的力比多，乐于持续地练习运动机能，并为扩展环境而兴奋不已。其次，婴儿陶醉于自我世界中的自恋达到了顶峰。他们自以为能够主宰一切，把客体对其需要的满足也当作了自己全能感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恐惧于暂时与母亲分离，能够接受比较熟悉的成人来作为替代。最后，随着婴儿自由行走能力的日益成熟，会越来越远离母亲，在集中注意力于自身活动时就忘记了母亲。当然，他们要周期性地返回母亲身边，进行情感上的“再充电”（refueling），显示了与母亲的亲近。
（3）和解亚阶段
儿童在和解亚阶段（16个月 ～2岁）更能觉察到与母亲的分离，试图再次回到母亲身边，达到与母亲复合。在此期间，儿童会获得独立个体的存在感与初步的同一性。他们认识到在征服世界中所遭遇的障碍，意识到了母亲的辅助作用，发现了自己是不能面面俱到的。从而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客体表象与自我表象的分离，并且能清晰地区分开来。此时的儿童是矛盾的。一方面随着认知能力和运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儿童想避开母亲寻求独立，造成客观上与母亲越来越多的分离；但另一方面，儿童对于外部环境的兴趣又让步于对母亲的需要，对于亲密感的需求日益增长。随着个体化进程的发展，儿童会运用各种方法避免与母亲日益增加的分离。
玛勒又把和解亚阶段区分为和解期的开始（15～20个月）、和解期的危机（18～24个月）和危机的解决（21～24个月）3个时期。
婴儿在和解期的开始时，与母亲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不仅视母亲为满足需要的港湾，更加乐于同母亲分享发现的喜悦。婴儿的全能感因意识到母亲的意愿并非与其保持一致而受到威胁。他们的愉悦感也逐步从独立运动与探索转移到了人际交往方面。他们开始向母亲表达“不”的言行，积极发展同父亲的关系，并喜欢与其他小朋友交往。
儿童在和解期的危机阶段表现出3个特征：第一，害怕失去爱的客体。对于母亲儿童犹豫不决，一会儿要离开，一会儿又想返回母亲身边。似乎他们又会再次出现“陌生人焦虑”，对于陌生人显示出羞怯腼腆的情感，能友好地接近，只是一靠得比较近，就跑回母亲身旁。第二，扩展了情感范围，出现了同情心。除快乐与不快之外，这时的儿童还体验到难过、愤怒、失望、妒忌、犹豫等多种情绪。在发现其他小朋友哭时，他们常常难以忍受并试图进行安慰。第三，儿童对于分离的反应。儿童在母亲离开后，会有想念的表现，然后就去找能代替母亲的其他成人，而且还会赋予一些过渡性客体积极的意义。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儿童能积极主动地离开母亲，独立探索外部环境。
在危机的解决期，一方面，儿童的全能控制、强烈的分离焦虑、极力的自主要求等都在消退。另一方面，随着儿童的成长取得了如下许多重大进展。首先，儿童的语言进步迅速，命名事物与表达愿望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环境的控制力。其次，儿童通过认同作用，一天比一天更完善地内化好的父母和规则，开始形成超我。再次，儿童运用象征性游戏表达希望与幻想。伴随着这些进步，儿童寻找与母亲的最佳距离，既在母亲附近还能自主地活动，并开始了性别同一性，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4）个体化的巩固与情感客体永久性的开始亚阶段
2～3岁的儿童处于个体化的巩固与情感客体永久性的开始亚阶段，这是一个儿童内部心理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其存在感与性别同一性得到巩固而稳定起来。他们致力于获得情感客体永久性，并巩固个体化。
母亲的表象作为一个外在的爱的客体而获得，并把客体好的与坏的方面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表象，在儿童的心理上逐渐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儿童的个性随着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开始出现。儿童用语言这个交往工具表达自己的愿望，考察与母亲内部心理的冲突。他们喜欢幻想性游戏和角色扮演游戏，更加具有想象性、目的性和建设性。儿童也有了时间概念，能忍受满足的延迟及与母亲的分离。形成情感客体永久性以后，儿童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尊，形成区别于客体表征的整合的自我表象，奠定自我存在感的基础，大力发展自我机能，使得超我也初具雏形。
总之，儿童在分离——个体化阶段形成了自我概念，产生了具有稳定意义的一个“客体我”，即达到了自我同一性。玛勒主张，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既要能够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主的动因，又要利用母亲这个有力的辅助者认识外界事物，否则，就会使儿童的自我出现病态现象。
（三）玛勒对需要心理学的贡献与其局限
玛勒与同事在长期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婴儿自我发生发展的模式，翔实可信，对自我发展心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促进了精神分析从驱力模式转变成自我模式。她重视母婴关系的研究，促进了精神分析关系学派的发展。她特别强调异常与正常儿童的比较研究，扩展了对这两个领域的深入理解，促进了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研究。玛勒的理论填补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裂隙，充实了精神分析关于婴儿生命头三年的发展理论。
但玛勒却没能对以后自我的发展进行如此翔实的分析。她的理论因与传统驱力理论过于紧密地结合，而没有从根本上突破驱力理论的限制。她临床医生的职业，使其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生物学倾向。
三、雅可布森整合的自我观
艾迪斯·雅可布森（Edith Jacobson,1897—1978）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是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重要发展与整合者。1917年进入耶拿大学的医学院学习儿科医学，1918年转到海德堡大学。1920年至1922年在慕尼黑学习内科学。20世纪30年代她在德国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并成为柏林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1935年她曾被关进纳粹监狱，不久因病侥幸被释放。随后她逃离德国，并于1938年移居到美国，1940年在纽约开办了自己的私人诊所。1944年担任培训分析师，并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主持工作。1954年加入美国教育委员会。她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研究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进行的。其主要著作有：《自己和客体世界》（1964）、《精神病冲突和现实》（1967）、《忧郁症：正常、神经症、精神病状态的比较研究》（1971）等。
（一）整合的自我观
雅可布森分析了儿童自我的形成，阐述了儿童心理结构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一个把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相整合的自我模式。保留了古典精神分析传统的伊底——自我——超我的结构，把它们放在客体关系中进行考察，在坚持驱力理论的同时，关注儿童自我与超我的形成和发展，重视本能与客体关系和伊底——自我——超我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在自我心理学的框架中，用婴儿对母亲的体验把驱力模式与客体关系模式连接起来。
雅可布森对自我（ego）、自体（self）和自体表象（self representation）做了明确界定。自我是指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有着各种机能的心理系统。自体则是个人身心的总和，是个人作为一个主体而与客体世界相区别。而自体表象是自体在自我这个心理结构中的反应或称作“内心表象”（endopsychic representation）。这个自体表象有时是个人能意识到的，有时则意识不到。
雅可布森通过在自我模式下建立自体和客体表象与驱力间的联系，把驱力与客体关系联系起来。她修正了弗洛伊德的自恋与受虐概念。弗洛伊德把自恋看作是心理能量的向内投入，也就是对自我的贯注。婴儿在向环境中的客体投注力比多之前是被隔离的。雅可布森主张在生命伊始，心理能量被投注到一个融合的自体——客体表象（self-object representation）之中，即自恋是未分化的力比多与攻击驱力贯注于自体——客体表象。把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间的缺口很好地弥合起来。弗洛伊德把受虐视为攻击力比多指向自我的投入，雅可布森则修改为是对自体——客体表象的投注。她既承认弗洛伊德的驱力概念，又认为在这个融合表象中自体与客体密不可分，从而调和了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的矛盾，并让两者联系起来。
雅可布森认为婴儿的自我是在驱力的影响下产生的，从与母亲的关系中发展起来。当婴儿的驱力分化为力比多与攻击时，就投注、融合并中性化到自我与超我中。通过在母婴关系中经验满足与挫折，婴儿的自我形成了被满足与被剥夺的自体表象。此时，婴儿在发现客体世界的过程中，把自体与客体区分开来，从而有助于建立独立于客体的自我。婴儿在母亲的自我的外部支持下，修正自我的经验，并部分地节制驱力。
婴儿的驱力通过向自体与客体投注心理能力而促进自我的发展。雅可布森重视父母的爱在形成儿童健康的关系及认同方面的作用，认为父母可促使婴儿的力比多稳定地向自体和客体投入，并帮助其克服早期的一些欲望。儿童在经历挫折与失望后，会产生矛盾感。自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最初想把快乐的事情归功于自体，将不快乐的事情归咎于外界的客体。即把力比多指向自体，将攻击转向产生挫折的客体。这非常有助于自体与客体的分化。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认同会发生重要影响。初级认同包含融合的自体与客体意象。当自我日渐成熟，自体与客体间出现界限时，还会有一些与客体的融合，或自体与客体表象再次融合。持久、连贯并有选择性的认同会逐步整合成自我的一部分，并持续修正自我的结构。如此，不管外界怎样变化，儿童都能意识到所拥有的自体保持着一致性。
自我的成长得益于同一感的发展，两岁的儿童才能发现自己的同一性，也就是体验到“我是我”（I am I）。儿童发现自己的同一性，与其第一个爱的客体有关，并且只有在其形成了作为一个实体的自体概念时，才能够发现这种同一性，使得这种高度个人化而一致的实体，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保持方向性与连续性。
（二）超我的形成
雅可布森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对超我进行了最为综合的探索。她主张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超我的发展，自我目标与自我理想融入超我的形成之中并成为超我的一部分，超我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对自体表象的力比多与攻击能量的投注进行修正。在这种反应过程中，超我由一些不连续的成分与过程逐步形成。具有同一性的超我，维持力比多、攻击与中性化能量之间的平衡，以维护道德原则与自我表现间和谐的方式来约束自尊，并制约心境，指示与调节自我的状态。雅可布森还把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属于自我的一致、连贯的防御组织机能赋予超我。较为适度与现实的功能在超我的形成过程中，会逐步取代成熟的恐惧和作为超我前身的古老意象。
雅可布森指出，大体在3个层面上形成了超我这个心理结构，即施虐惩罚层面、理想化层面、整合内化层面。
施虐惩罚层面是第一个也是最深的一个层面，包含施虐的古老意象与惩罚的客体表象。该阶段约在1岁末至2岁初，儿童尚未把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清晰地区分开来，力图恢复与母亲的共生关系，并再次与母亲融合。这时会形成一些原始的超我前身，它们体现了对于幻想的、施虐禁忌的、惩罚的客体意象的内化或者融合的自体——客体表象。这些表象是“坏的”，被投射到产生挫折的母亲及其他客体身上。这些超我前身主要集中在肛门期反应形成期间，使得儿童把攻击从客体转向自体。儿童在如厕训练中建立的第一个价值感是超我形成的开始。儿童为躲避惩罚接受父母保持清洁的要求，并在失控时产生羞耻感、做到时体验到自豪感。儿童更强烈地专注于自己的身体，促使其更能觉察自己，并为获得同一性铺平了道路。这时的儿童已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变成积极的给予者。儿童不再仅仅关注于快乐，围绕着力量、控制与洁净等方面的价值系统在逐步形成。
儿童由于自体与客体表象间缺乏界限，两者很容易再度融合，从而把恐惧与攻击归结于父母。认为带来挫折感的父母具有威胁性，是阉割恐惧的来源，会惩罚与报复儿童。因此，父母攻击性与理性化的意象会被儿童内化。在这个层面，父母所造成的这些挫折、失望与所谓的惩罚，会促进儿童对于外部与内部现实的检验，有助于他们逐渐放弃对爱的客体和自己的虚假幻想，促使超我系统发展起来。
自我理想的整合构成了超我形成的理想化层面，这个整合是建立在融合的理想自体表象与理想客体表象的基础之上的。客体关系随儿童的成熟日渐现实与完整，儿童逐步醒悟到父母不再是万能的夸大客体。心理能量在自体与客体表象间摇摆不定的儿童深感矛盾，以至于形成了由理想化的父母与自体表象构成的自我理想，也形成了自体与客体的现实表象。这种理想化帮助儿童建立客体关系，在形成超我时，就从理想化的人延伸到抽象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理想化的父母与自体意象能分别阻止对父母的攻击和自我贬低。因而，“理想化的过程不仅保护婴儿的客体关系，还有助于治愈儿童的自恋伤口。理想化的客体和自体意象最终构成自我理想，使儿童逐渐降低幻想并接受现实。自我理想作为超我的一部分而建立，它是自我的导航员。这时，成长的自我可以调节现实原则，使得儿童对自己以及父母的态度变得比较现实、适度”。正常发展的理想化到形成超我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方向上，婴儿的自我现实检验功能区分开父母的真实与理想意象，并把父母的理想意象逐步转化为自我理想。同时，中性化的力比多提供给理想化进程，超我的方向指引、自我批评、约束和强化等功能则由中性化的攻击提供动力。
儿童在六七岁时，形成超我的第三个层面，即整合内化层面。这时的儿童结束了俄狄浦斯期，内化已较为缓和与现实，并把构成超我的不同元素组织整合成一个稳定的功能体系，也就是说建立起超我。此时，儿童的自我已经成熟并具备了现实检验能力，能现实而完整地感知父母，成熟起来的认同在超我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儿童接受并且内化父母教导的道德准则、指示与评价及其要求和禁忌。儿童把自我批评的理想与标准也加以内化，从而通过这些内化能够较好地控制本能。超我在潜伏期和青春期得到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超我只有成功解决了青春期的冲突，用合理的目标与理想替换不合适的想法或幻想后，才能达到超我与自我的完全成熟。此后稳定的超我能确保个体正常地生活，并且持续地修改完善，甚至直到生命终结。
（三）心理发展阶段
雅可布森主张心理发展从未分化、未成熟的形式前进到分化并明显区分的形式。她借鉴了弗洛伊德、斯皮茨、玛勒与埃里克森等人关于心理阶段的术语，加以综合后把个体心理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婴儿早期、前俄狄浦斯期、俄狄浦斯期、潜伏期和青春期。
1．婴儿早期（生命最初几周）
雅可布森指出，婴儿生命最初几周的内部心理生活就是开始于未分化的基质，她称这种基质为原始的心理生理自体（primay psychophysiological self）。在这种身心基质中包含着自我与伊底的源本，力比多和攻击这两种未分化的内驱力也包含在其中。她把这一融合自体——客体表象之前的短暂时期称为前共生阶段。这时，婴儿的内部心理过程由机体的各种因素共同决定着。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中的婴儿，其驱力只能通过生理渠道静悄悄地向内部贯注。婴儿指向自体的生理释放是其最早的驱力释放模式。愉快的情感是该阶段的第一个外显表现。未分化的心理生理自体是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始发点的标志，力比多能量同时贯注于自体和客体。她认为，如果这种内部心理结构倒退或衰退就会产生自闭性综合征。
2．前俄狄浦斯期（1岁）
在母婴关系的影响下，1岁的婴儿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合不分的自体——客体表象（self-object representation）。这时婴儿开始诞生第一个内部生理结构，从而进入心理发展的第二阶段，相当于玛勒的共生期概念。这个阶段很重要，必须在这一心理发展的基础上，婴儿才能把自体和客体世界区分开来。植根于母婴共生关系的与母亲融合的幻想，是婴儿客体关系的前身，也是第一个较为积极的初级认同类型，它源于婴儿对于爱的客体的模仿。
婴儿首先用口与手来发现客体世界及自己的身体，逐步建立起自体意象，并视母亲为其外部的延伸。母亲的爱抚、哺育、对婴儿动作的训练，促进了婴儿自我的发展。积极认同母亲的婴儿，可构建起积极的自体感觉。3个月大时，婴儿能觉察出母亲客体与自体间的不同，表现出第一个“非我”（non-I）指征。约8个月大时，婴儿能区分出母亲与父亲及陌生人等不同的客体。在1岁末，儿童可表现出活动、拥有、嫉妒等矛盾现象，并很快引起指向父亲、同伴或其他客体的竞争感。这使得儿童首先辨别出自己的需要及其满足与挫折，然后再与他人的相区分。这些经历让儿童学会区分真实的自体与客体表象。因此，爱与敌对因素都可促进儿童同一性感的产生和对其内外部现实的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同并建立客体关系。
雅可布森指出，如果这一阶段长期地或病理性地停滞下去，就有可能导致儿童的共生性精神病或忧郁性精神病，也会导致成人期的精神分裂症。
3．俄狄浦斯期（2～5岁）
婴儿随着机体的成熟，其内驱力能量就分化出力比多和攻击内驱力，并且这些能量向外发泄的通路也逐渐敞开。如果未分化的自体表象投入攻击驱力，就会与投入力比多驱力的自体表象产生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客体关系的内部世界包含了“好的”与“坏的”客体表象。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总是通过心力的内射和对外投射过程，力求保持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之间好的或理想的关系，而把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之间坏的关系排斥与投射出去，这样就进入了心理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中，特别是2～3岁的儿童，还会发展出一套理想化的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这是由于其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逐渐更现实化时，经受到各种挫折，并进一步把一些好的和坏的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加以整合，建立起理想化的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进而把自己从客体中分化出来，促进婴儿自我的自主性。儿童的自恋努力变成了寻求真实的成就，但由于本能冲突的影响，这些努力很快变得非常富有攻击性，并且日益增长地表现在与爱的客体，尤其是与竞争者的斗争中。“当出现这些情况时，儿童试图维持爱的客体的一部分，但儿童不再想让他们成为自体的部分，而是逐渐渴望真正与他们相同。这种新认同表明儿童需要维持共生情境，需要倚靠爱的客体来调解依赖与独立之间的冲突。在俄狄浦斯期竞争者的影响下，这种冲突将达到第一个高潮，直至俄狄浦斯期结束时通过超我的形成来解决，但它在青春期将会复活，并达到顶端。在俄狄浦斯阶段初期，儿童的同一性形成从渐增的生殖器兴趣中获得强大的动力，将自体和客体导向的贯注转向他人和自己的生殖器官意象。这些贯注导致性别同一性的发现，这是个人同一性最重要的组成成分。雅可布森认为，如果俄狄浦斯期发展正常的话，理想化过程就会使幼儿向超我形成迈进；如果误入歧途，就会导致忧郁性心理病理症状的出现。”
4．潜伏期（4～13岁）
4～5岁开始的第四阶段以客体恒常性为标志。该阶段的儿童会修正早期夸大和赞颂父母的倾向，转变为指向真正理想化的父母客体，并把赞颂和理想化从爱的客体转回到自体。理想化过程既保护客体关系，又能促进自恋创伤的愈合。理想化了的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最终被整合成为自我理想，而自我理想还包括真实的自我目标及自体与客体表象，这部分自我接受了现实原则。自体的另一部分则没有放弃幻想，可能产生伊底中的虚假意象与概念残留。超我认同接受并内化父母传授的道德指示、批评与标准，完成内化的自我理想与道德准则的转换，使得自我理想成为超我的一部分。这时，自我和超我才真正分化开来，从而确立了自我、伊底和超我的三分结构。而且，正是由于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的分化，使得自我与外界现实和伊底的界限日益巩固，从而自我的界限就更加分明。随着儿童身心的成长，自恋贯注扩展到整个身心自体表象及自我功能上，使其体验到自体是一个复合的、一致的同一性。超我所提供的时间感更促进了同一性感受的发展，并在学校教育的支持下，有助于儿童形成一种属于其年龄团体的感受，使其接受当下的状况，并认同自身的局限，接纳同伴间的个体差异，促使其参加团体，形成团体归属感与价值感。从儿童对男孩团体与女孩团体的区别拓展到其他团体的分化，逐步延伸到社会、文化、种族、国家团体间的区分。团体经验，在自我与超我的形成过程中，使得接受与发展团体标准成为可能。团体归属感的获得与团体标准的构建又有助于儿童进一步检验内部现实，并且确定当前的自体及其状态。
雅可布森指出，此阶段已基本形成了自我与超我这两个心理系统，超我与自我中的客体投入及各种认同只有是和谐、整合与有组织，才能保持人格的一致及其目标正确。然而心理系统难免产生冲突，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自我紊乱，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使得超我与自我打败对方。为处理心理冲突，必须在心理系统内进行组织或者再组织，并一直持续到青春期。
5．青春期（13～17岁）
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必须摆脱对于儿童期最重要的人的依恋，并尽快放弃先前的快乐与追求。他们要求追求成人的性、爱与责任，寻求崭新的人际关系，追寻新的价值、标准与目标。这需要重新定向，以迈向作为一名成人的未来生活。
“青春期男孩第一次射精通常导致手淫，所以射精可能恢复阉割恐惧并激起内疚冲突。女孩月经的开始激起潜在的甚至危险的冲突，因为生殖器流血会恢复生殖器是被阉割的这一信念。许多女孩拒绝接受月经，试图否认并隐藏它，在月经期伴有禁止的身体活动。但许多女性相互公开谈论月经，甚至和成人谈，而男孩试图隐藏青年期的生理展现并只秘密地彼此谈论。对青春期生理表现的焦虑而矛盾的反应会导致向身体、心理和智力的显著变化的转移，这些是青少年成熟过程的结果。这些变化对青春期的自我和超我的修正施加显著的影响，并因此影响同一性感的形成。如果男孩感到内疚，并对射精感到羞耻，他会在身体和阴茎的成长中获得更多骄傲。他迫不及待要看到第二性特征的出现，即胡须和声音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来临会再次激起羞耻而不是混合的骄傲感。女孩因乳房的长大、腋下和阴毛的出现以及女性曲线的发展而感到骄傲，这些骄傲通常与羞耻感混合在一起。粉刺的出现也让青少年烦恼，它强化青少年的羞耻反应，因为粉刺可能被认为是由手淫所导致的。”
青少年要重建、重组并重新巩固已崩溃了的防御系统，放弃乱伦的性与敌意的欲望。他们必须从父母的情感纽带中解脱出来，从而允许朝向同代人的重新定向，允许正常调整到成人的社会现实。超我的形成有助于青少年解决心理冲突，他们能否成功解决心理冲突，对于形成同一性与发展人格会产生作用影响。雅可布森指出，对于青少年的最终分离，如果父母拒绝接受，就会慢性致病，使得青少年形成自恋型人格。在此发展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障碍，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四）雅可布森对需要心理学的贡献与其局限
雅可布森的主要理论贡献有，扩展了自我心理学的理论内涵，特别是对超我的形成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个具有较大包容性的整合的自我模式，对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对抑郁症的系统研究与治疗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她的理论局限体现在，没有摆脱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倾向，依赖于成人的回忆来推导个体的早期发展，由临床经验推断正常儿童的心理发展路径等。尽管如此，雅可布森的思想对同时代及后来的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埃里克森的自我心理学思想
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94）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仅接受过大学预科教育。1933年参加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并随安娜·弗洛伊德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同年到美国波士顿开业进行精神分析。1936年—1939年任职于耶鲁大学医学研究院精神病学系。在此期间，先后结识了心理学家亨利·默里、库尔德·勒温等人和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米德等人。1939年—1944年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纵向“儿童指导研究”。20世纪40年代，他曾到印第安人的苏族和尤洛克部落从事儿童的跨文化现场调查。1950年，因拒绝在忠诚宣言上签名，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1951年—1960年任匹茨堡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1960年—1970年任哈佛大学人类发展学教授，直到退休。埃里克森的主要著作有：《儿童与社会》（1950,1963）、《同一性与生命周期》（1959）、《理解与责任》（1964）、《同性：青春期与危机》（1968）、《新的同一性维度》（1974）、《生命历史与历史时刻》（1975）、《游戏与理由》（1977）、《生命周期的完成》（1982）等。
埃里克森重视社会环境对自我的作用，从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3个方面来考察自我的发展，强调自我及其同一性，坚持人格发展的渐成论原则，提出了人格发展的8个阶段。
（一）自我及同一性
埃里克森热烈拥护弗洛伊德学说，赞同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划分为伊底、自我与超我，但他对自我的理解与弗洛伊德是不同的。埃里克森视自我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而不是伊底与超我压迫的产物。他认为自我是包含着人的意识活动且能加以控制的心理过程。他把自我看作是人的过去经验与当前经验的综合体，并能够把人的内部发展与社会发展综合起来，引导心理性欲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能够决定个人的命运。自我过程已不再具有重要的防御性，表现出带有自主性的游戏、言语、思想与行动等，能够适应内外部的力量。
埃里克森赋予自我许多弗洛伊德从未提到的积极特点，诸如信任与希望、独立性与意志、自主性和决心、勤奋和胜任、同一性和忠诚、亲密与爱、创造与关心、统整与智慧，等等。他认为，健康的自我具有这些特性，它有助于创造性地解决人生发展每一阶段所产生的问题。
他认为自我的同一性起源于婴儿期，要到青春期才能正式形成。他非常重视同一性，并对个人同一性与自我同一性进行了区分。“具有一种个人同一性的意识感基于两种同时进行的观察：一个人对在时空中存在的自我一致性和连续性的知觉以及别人认识到一个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一事实的知觉。而我所说的自我同一性，其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存在的事实，而且是这种存在的自我品质。因此自我同一性就其主观性方面而言，乃是对于这一事实的觉知，即自我的进行综合的方法亦即一个人个性的风格存在着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且这种风格是与一个人在本社区内在意义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别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相符合的。”
他认为，健康自我具有建设性的机能，必须保持自我同一性感或心理社会同一性感。这一复杂的内部状态包含4个方面：①个体性（individuality），指个体所意识到的一种独特感，是不同的、独立存在的实体；②整体性与整合感（wholeness and synthesis），指产生于自我的潜意识整合作用下一种内在的整体感，儿童在成长中形成许多零碎的自我表象，健康的自我将它们整合成一种有意义的整体；③一致性与连续性（sameness and continuity），指潜意识地追求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内在一致和连续感，在一个生命连贯性的感受中朝着有意义的方向前进；④社会团结性（social solidarity），指具有团体的理想及价值的内在团结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支持与认可。他指出，在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没有自我同一性感就会缺乏生存感。剥夺同一性会导致残杀。同一性混乱或角色混乱是与同一性相反的极端，即通常所说的同一性危机。它指的是只有内在零星的少量的同一性感，或感受不到个体生命是向前发展的，不能按一种满意的社会角色行事，或得不到职业所提供的支持。
（二）人格发展的渐成性原则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发展是遵循渐成性原则（epigenetic principle）的。这个原则借用了有机体在子宫内生长的概念。他概括道：“这个原则表明，任何生长的东西都有一个基本方案，各部分从这个方案中发生，每一部分在某一时间各有其特殊优势，直到所有部分都发生，进而形成一个有功能的整体为止。”他视个人的发展为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把人的一生看作一个生命周期，并划分出8个阶段。这些阶段是由遗传因素所决定的，以不变的序列逐渐展开，并且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但每个阶段能否顺利地度过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各阶段出现的时间可能是不一致的。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以自我为主导，按照自我成熟的时间表，把内心生活与社会任务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的心理社会发展过程，从而区别于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过程。
埃里克森主张，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由一对冲突或者两极对立所组成的，并且形成一种危机。这里所谓的危机不是指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而是指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积极解决危机，就能增强自我的力量，使得人格健全发展，有助于个体适应环境；消极解决危机，则会削弱自我的力量，导致人格的不健全，阻碍个体去适应环境。而且，前一阶段危机得到积极解决，会提高后阶段危机积极解决的可能性；前一阶段危机进行了消极解决，则会降低后阶段危机积极解决的可能性。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存在积极与消极因素，依据哪种因素占优势而称积极的解决或消极的解决。积极因素所占的比率大时，危机解决起来就顺利，消极因素多时则与之则相反。发展健康的人格，必须把每一次危机的正反两个方面都加以综合，否则就会产生弱点。比如，在成长过程中存在一点不信任等消极因素，不能就认为是完全不利的。埃里克森还指出，不仅所有的发展阶段都是依次相互联系的，而且最后一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例如，老人对死亡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其身边儿童的人格发展。如果老人不害怕死亡，这个儿童就不会惧怕生活。人格的发展阶段以一种循环的形式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圆圈。
（三）人格发展的8个阶段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的发展经历了8个发展阶段，它们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每一阶段都对人的整个人格的发展做出贡献，其所发挥的作用都符合“后成原则”，包含特殊时期的每一阶段组成了整个生命周期，只有这些阶段都按照次序产生后，才能形成完整的人格。他把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发展理论修正为人格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在心理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分析自我，重视社会环境在自我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详述了人格每一发展阶段的普遍问题，和所涉及的冲突与危机，使自我心理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还用“仪式化”来解释每一个阶段。他把“仪式化”看作礼节与即兴行为的混合物，就像人际间的适应性互动，指的就是儿童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社会所要求的方式，或者按照与社会相一致的方式去活动，其目的就是让个体成为社会的一员。仪式化相当于主体接受社会的具体要求并据此采取行动。他进一步指出，最佳状态下的仪式化在可行的文化背景下代表了一种创造性的形成，它可帮助人们避免冲动性的过剩、强迫性的自制、社会失范与道德胁迫。他把仪式化的作用归结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仪式化可以把对即时需要的满足提升到社会现实之中。所以，当它固着于目前尚不稳定的自我中心感之中，使个体认为自己处在团队或自然与精神世界的中心时，仪式化也给顺从的渴望之类升华心理提供了一些本能行为。
仪式化在传授采用一些社会认可的方法去做一些简单的日常事务时，把婴儿的全能感转化为与之相关的宿命感。
仪式化能够将个体的无价值感转移到个体所处的文化之中或者局外人的身上，这些局外人并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处理事情。
仪式化可以利用人们不断发展的用以辨别群体与事物好坏的认知能力，让新兴起的认知模式服务于一个团体的共同愿景。
仪式化在每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帮助儿童发展所有仪式感中的重要部分，这些重要部分在成人仪式中也是重要的元素。
仪式化把社会分化的经历发展成了所有功能性社会里的主要机构都不可缺少的部分。社会分化的经历指的是规范行为与罪疚行为间的区别，在成年期这些行为就会处于法律情境之下。
“最后，仪式化为独立人格的逐步发展建立了一个社会心理基础。在青少年时期，这个独立人格被局限于各种‘确定’（confirmation）仪式之中。这是一个‘二次诞生’的过程。这样的‘二次诞生’能够把整个童年时期的身份认同整合到一个世界观和信仰系统之中，同时把所有的希望和想象——这些希望和想象逐渐变得令人生厌，会让个体想起比人类‘低级’的物种——标志为‘异于他人’。”
1．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0～1岁）
这一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口唇期，它的中心问题是“我生下来是什么样子”。婴儿开始出现同一性的最早期感觉，此感觉在婴儿与其母亲接触的过程中产生。此时婴儿都是以母亲为媒介同外界发生作用的，在母亲喂养、搂抱满足其各种需要的过程中，婴儿产生了一种对自己与世界的基本态度。如果母亲能够对婴儿的哭闹及时作出心甘情愿的反应，婴儿就会感觉到世界是安全的，形成一种基本信任的态度。
埃里克森指出：“社会信任在婴儿身上的首次显现体现在他是否容易被喂养、是否入睡和肠道是否容易放松。他们关于与日俱增的接受能力和养育技巧相互调节的经历，帮助他们平衡体内不成熟造成的不适。在逐渐增加的清醒时刻，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冒险唤醒了一种熟悉感，与内心的善良感一致。舒适的形式，对婴儿来说如同肠道的不适一般熟悉。接着，婴儿的首次社会成就，便是自愿让母亲远离视线，不会带着过度焦虑或者愤怒，因为母亲已经变成一种内心确证的存在和外在可预见性的存在。这种具有连贯性、持续性以及一致性的经验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自我同一性，我认为这种观念基于某种认可，是记忆中以及期望的感觉和图像的内在总体，同熟悉以及可预见的人与事物的外在总体有稳固的联系。”
当父母限制、反对婴儿某一方面的需要时，这种基本信任感就会破裂。婴儿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可信任的，并产生一种基本的不信任感。这是一个接受和获取的阶段，被剥夺、被分裂与被遗弃都留下了基本不信任的痕迹。由于父母要按照社会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这种基本的不信任感就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对于人格的形成也是很重要的。
基本信任与基本不信任并存。当两者的比例适当时，婴儿产生此时期的良好品质，即一种优越的愿望，也是最早的不可或缺的美德。此阶段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愿望的形成。愿望产生的基础与可信任的父母相联系，任何愿望都是在这个母婴世界产生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婴儿又形成新的愿望，并且练就了一种放弃旧愿望的能力，学会了分析哪些愿望可能指导将来的活动。
婴儿自我的首要任务，与所有母性关怀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基本存在中基本信任与基本不信任之间的核心冲突解决的持久模式。源于婴儿早期经验的信任取决于其与母亲关系的品质，母亲把信任的观念留在婴儿心中的方式，结合了对婴儿需要的敏锐关注与个人信任感及其所处文化的信任结构，而这又构成了婴儿身份感的基础。
埃里克森认为信任会变成信仰能力，即人们必须发现在制度上得到确认的重大需要。他指出：“当宗教丧失了它的实际存在力量时，一个时代似乎必须为从共同世界意象中获得活力的生命，寻找其他共同敬畏的形式。因为只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连贯世界，才能提供一种信仰，由母亲以注入希望活力的方式传递给婴儿，这种希望也就是一种持久的心理倾向，相信主要的欲望可以不顾混乱的冲动和依赖性的愤怒而终究可以得到实现。最早儿童期的同一性获得的最简短的公式可以很好地表达为：我就是我所希望自己占有的和给予的。”
该阶段的仪式化是有关神圣因素的。埃里克森认为仪式化的首要功能就是克服不确定性。这个时期的婴儿会产生一种无法被定期的亲密与互动所能平衡掉的被隔离、被抛弃的感觉，这种原始而模糊的确认有一种神圣感，它为制定人类仪式贡献了一种普适因素，埃里克森称其为神圣要素。宗教就宣称对这种神圣要素能全部掌握。教徒们相信，通过一些特定手势可表明对神明的臣服，对天真信念的探寻；献祭就能保证得到神的庇佑。神圣要素可确保人们的超然独立，并肯定其独特性，从而给予人们的自我感一个特定基础，在所有“我”的相互确认中不断更新这种自我感。
2．自主对羞愧、怀疑：（1～3岁）
该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肛门期，它的中心问题是“我将要成为什么样”。这时的儿童逐步明白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懂得自己的责任与权力，弄清自己所受的限制。此时期存在的一种矛盾现象是儿童在生理限制下还不能独立活动，但他们有强烈的独立活动的愿望，要去抓或拿，独立地来回走动，依靠自己站立起来。正是在这些自愿的活动中，儿童要求能够自我控制。这样，父母一方面要鼓励孩子独立活动，让其学会自我控制，并且形成一种自主感；另一方面要照顾活动中的孩子，对其提出一些要求，让其按照社会规范活动，于是儿童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与软弱，从而产生羞愧与怀疑。羞愧指的是个体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引起了他人的注意，并意识到自身完全暴露在了他人面前。怀疑依赖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识，特别是会被他人支配与侵占的身体背面。此时如果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于严厉，即消极解决该阶段的危机，儿童就会感觉到失去了自我控制或被过度控制，体验到强烈的羞耻感，从而怀疑自己的能力与外部世界。
三者对于人格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影响了爱和恨、合作与任性、自由表达和压抑的占比。如果积极解决了该阶段的危机，使三者间达到恰当的比例，会让儿童从自控、自尊中获得持久的意志与骄傲，形成一种意志品质，即一种好的意志力、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意志成为此时的基本力量，儿童在有利环境中可愉快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并能对其加以合理的利用。这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个体发生起源。父母对儿童所表现出来的理智、容忍性与在现实中的坚强性，会让形成有理智的自我容忍与坚定的人格特征。
这个阶段的仪式化让儿童形成了一种区分善恶的能力，包括公正（judicious）要素和守法主义（legalism）。公正结合了“法律”与“文字”的意思。通过表达赞成与不赞成的语言文字，把对与错、干净与肮脏间的区别和外部法规及内在良知联系起来，演变成人类所有仪式中能反映制裁者与越界者之间区别的这个重要方面。这时儿童明确了哪些是社会许可的，哪些是越轨的活动。在此之前，儿童行为的好坏都是由父母来判定的。但到了这个阶段，儿童已能够自我审视，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学会照顾好自己。埃里克森指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成人世界的司法仪式中达到顶峰的好与坏、干净与肮脏之间的界限建立构成了所有仪式化的标准：有意义的规整；从细节到全程的礼节性注意；超越了每个参与者或者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所有相关人士（包括忏悔的被告）的相互鼓励；一种不可或缺的感觉。因为这个公正要素也是人类的系统发生适应以及个体发生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这期间仪式化的第二个要素就是守法主义，它毫无悔恨之心地展示正义，或者不顾及对罪犯还是他人有利，一味地坚持曝光与孤立罪犯。
3．主动对内疚：（3～5岁）
3～5岁的儿童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的中心问题是“我能把自己想象成为什么样子”。儿童产生了“自己是一个人”的强烈感觉，发现了自己是怎样一种人。决定与父母哪一方是自己认同的对象是此时儿童的关键问题。除恋亲驱力外，儿童自身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和想象的扩张，这三方面的变化构成了新的危机。
该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性器期，其典型特征是发展了自主的创造性活动能力，会产生新奇的想法，出现不可思议的幻想，产生一种作为现实主义野心感与目的感基础的主动感。在前两个阶段形成的信赖与自主基础上，儿童在此阶段，还增加了承担、计划与执行任务的品质，使其能预期自己创造活动的结果，显得活跃和处于行动之中。他们仅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或其他孩子进入自己的小天地。男孩要求得到母亲更多的照料与注意，而把父亲看作竞争对手。然而父亲是强有力的，因此他便内化这种想象，并以父亲的角色自居。女孩则与之相反。
此时的危险在于，儿童因在预期目标及发起的行为中享受新的运动能力与精神力量而产生一种内疚感。带有侵略性与强迫性的行为远超过身心的实践能力，所以要遏制自己的主动性。他们还会有关于生殖的、攻击性的想象及其实现方法的想象。因为这些想象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从而会有一种负罪感。
主动和内疚间的冲突的积极解决，会产生目的性这种良好品质。目的就是鼓励人们追求有价值目标的力量，而这种有价值的目标是不会被失败的幻想、负罪感、对惩罚的恐惧所阻止的。随着儿童把外界标准内化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指南，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目标，并能够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计划。如果消极解决两者间的冲突，就会产生自卑感。
埃里克森强调：“主动性的伟大统治者是良心。我们说儿童现在不仅感到害怕被揭露而受到惩罚，并且还可以听见自我观察、自我指导和自我惩罚的‘心声’，它使儿童内心产生了彻底的分裂：一种新而强有力的疏远。这是道德的个体发生学基础。但是从人的活力观点来看，如果性情太急的成人给这个伟大的成就增加了过分的负担，则可使精神和道德两受其害。因为儿童的良心可以是原始的、残酷的、不可调和的，如我们在一些情况中看到的那样，有时儿童学会了约束自己且已到了全部抑制的程度；有时他们所表现的顺从实际上超出了父母希望的程度；有时产生深刻的退化和持久的怨恨，因为父母自己并没有在儿童心中培养出良心。人生最深刻的冲突之一是由对父母的恨所引起的。父母最初充当模范和良心的执行者，但是后来却被发觉他们偷偷想做成的事情正是儿童本身不能容忍的违法事件。所以儿童开始觉得，整个事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德行，不过是一种专横的力量。超我的‘不全则无’这一性质应用于猜疑和推诿，使说教者对自己和同伴都造成了极大的潜在危险。道德可以变成报复性和压制别人的同义词。”
该阶段对以后同一性发展的重要贡献，明显表现在解放儿童的主动性与目的感，允许运用各种能力去完成成人的任务。儿童牢固建立起坚持成长不惧罪疚的信念：“我就是自己所想象的能够成为的我。”
这个时期仪式化的要素是戏剧化。儿童主动参加各种游戏活动，他们穿上各式服装把自己装扮成各类人或动物，模仿成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可以利用玩具创造出连贯的场景，其中含有冲突转变和各种解决办法。游戏中通常都有包含自我理想的自我形象，儿童在幻想的世界中想象自己是理性场景里的理智角色，能相应地惩罚那些没有达标的自我。这会大大地促进以后儿童对社会仪式规则的理解与掌握。自我谴责会导致真正的内疚感，在游戏中所表达出的这种无法逃离的内疚感正是戏剧要素在个体身上得以发生的基础。所有仪式化行为的另一个主题，也是这时期儿童游戏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内疚感，相当于弗洛伊德所命名的俄狄浦斯（Oedipus）情结。在所有主动儿童游戏期虚幻生活的首创精神中，禁止任何取代而非模仿同性别父母的想法，这是构建其他想象力更加丰富的角色所要付出的代价。过度内疚会导致精神上的压抑，并且抑制首创精神。
埃里克森指出：“仪式化的要素通过人们的角色扮演而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同时给人类建立了一个特殊而普遍的仪式主义形式，即在现实和历史的舞台上进行模仿和角色扮演的形式。关于这个‘立场’（stance）的模仿，我们指的不是去模仿一些更有才华的、更有趣的戏剧性行为。即是说，人类需要体验站在舞台中央的感觉，或者不在中心、处于边缘、无名（nameless）的感觉。”
4．勤奋对自卑：（5～12岁）
这一阶段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潜伏期，其中心问题是“我要成为我所学习的那个样子”。儿童必须忘掉昔日的期望与心愿，用包括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在内的客观法则，限制其生机勃勃的想象力，开始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他们发现通过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学会因制作而赢得奖励。原先对玩具与游戏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生产性情况和工作工具的兴趣，为能圆满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感到欣喜。此时的儿童调整自我来适应工具社会的人造法则，形成一种勤勉的感觉并发展勤奋的理念。
该阶段的危险是儿童会产生自卑感，即产生对自己与其任务的疏远。一个儿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对自己的技能与所用工具，或伙伴中的地位感到失望，因自己的学业或制作常遭到老师与父母的指责，就会认定自己能力不足或是平庸之辈，丧失勤奋感而形成一种自卑感。
另一方面，由于勤奋意味着与他人一起做事，会最初意识到劳动分工与机遇差别，产生对技术理念的意识，是一个在社交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但是如果人们过于勤奋，就会过高估计工作的意义，无视其他重要的需要，甚至把工作看成唯一的义务，使自己成为技术与压迫者的没有思想的奴隶，变得一味服从、墨守成规。
勤奋感一般优于自卑感且两者间比例适当，人格就会出现能力这种重要美德。能力是在此期间儿童的自卑感所阻止不了的，是在完成任务时自如地运用灵巧与智力。埃里克森认为，通过前面几个阶段的发展，儿童拥有了愿望、意志和目的等品质，使得儿童形成对自己将来要从事工作的基本看法，现在儿童需要有实现其目标的方法，想学会使用各种工具的方法，发展工作时所需的智力与能力并形成技巧，通过运用这些能力可消除或减弱自卑感。
此时还是一个在社会意义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儿童在学习活动中会发展起一种最初分工与机遇不同的感觉。有意义的学校生活，支持儿童心中自由运用技巧与智力的胜任感。在讨论该阶段的同一性问题时，埃里克森指出：“因为随着与技巧和工具世界以及与教授和应用它们的人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初步关系，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儿童期本身已告结束。又因为人不仅是学习的，而且是传授的，而归根到底是工作的动物，于是在校时期对于同一感的直接贡献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就是我所能学会进行工作的我。'（I am what I can learn to make work.）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对于任何时候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的同一性的开始，而且是一种限制。更恰当地说，大多数人已围绕着他们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巩固了自己的同一性需要，只让一些特殊的集体（在出生、选择或选举和天资方面表现特殊的）去建立和保存那些‘较高级’的公共机构。没有这些结构，人的日常生活即使不是一件苦事，甚至应该咒骂，也是一种不适当的自我表现。”
这个时期人格仪式化的要素是正式要素，可为前期要素提供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以便将其放到适当行为与整体技术质量的时间序列之中。制造事物与事实的强烈精神与情感渴望让儿童知道能利用它们做些什么，从而创造出一些永恒的形式，并在学龄期发展成熟。这种方法性的仪式化是指在工作学习中都要运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学习那种取得较好效果的正确的操作方法与技巧，使得儿童在学校中变得真正具有合作性，在规定性任务中学到一些对经济技术性系统来说非常重要的基本技术。这种方法性的仪式化还必须与一个功能性与理想化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起来。
5．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12～26岁）
青春期是一个用来整合此前儿童期的同一性各成分的合法延缓期（moratorium）。完整而健康的自我同一性要在以前形成完整的同一性的基础上来完成。第一、第二阶段完成了机体的同一性；第三、第四阶段完成了社会角色的同一性。只有这两种同一性形成后，才有可能完成本阶段的同一性。
这个时期的同一性感觉是青年感觉到自己是特殊的个体，能够适应一定意义上的社会角色。不管是适应性还是创造性的角色，青年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遗传特征，能预见个人将来的奋斗目标，能预测自己实现目标的力量及对该目标控制的程度，可评估个人此时的现状，还能确定未来的变化，同时也在制定个人的职业发展计划。青春期的自我形成一种认同环境的能力，要学会确定什么样的角色对其来说最合适、最有效。所有这些自我选择的特征整合起来就构成了个体的心理社会同一性。
埃里克森指出：“这种以自我同一性的形式存在的身份整合远大于个体在童年时期获得的各种身份的简单相加。这是一种自我将所有身份同性欲的变迁、后天能力以及社会角色所提供的机遇整合为一体的经验的积累。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因个体内在的一致性和持续性与他人对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的看法相匹配而产生的自信，这在切实的‘职业’承诺中得到了证实。”
这是一个从童年转变到成年的时期，这是一种不易完成的转变。由于社会历史的变化，及个体同一性形成往往遭受到磨难，就可能出现角色混乱的危险。这种危机状态导致青年感觉到一种疏离，形成焦虑与空虚感。他们感到必须做出某种重要的决断，但由于缺乏做决断的能力他们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要成为某种社会角色也难以实现，没有能力获得职业身份会困扰年轻人。尤其是当他人与社会做出某种决断时，他们就会更加反感。他人对于作为青年人个体自身的看法受到其深深的关注，从而使其非常容易陷入极端的困境之中。
由于自我同一性的混乱，青年人感到自己不是在发展，而是回归到了童年，其行为由于这种混乱的状态而变得很不一致，甚至是不可预测的。他们可能非常保守，为了防止他人的反对而不愿接近任何人。他们也可能过度认同大众英雄，甚至在表面上完全丧失个性。角色混乱还会导致产生消极的同一性。这是一种对自己坏的、无价值特征的感觉。人们往往把消极同一性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产生如偏见、犯罪和歧视他人的社会病理现象。
解决青年同一性的危机问题就是要理顺这种转化，防止角色混乱，促使其形成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产生该阶段的优良品质——忠诚。这时的青年性生理已经成熟，并在许多方面产生了责任感，但并不急于为人父母。年轻人一方面力图把自己同化到成年生活类型中；另一方面又反对如成人般的性自由，其行为会出现摆动的现象，时而会有不理智的冲动行为；有时则抑制这种行为，以寻求关于自己的内在认识与理解。总而言之，年轻人形成了忠诚这种特殊的价值。他们通过确定自己的信念、认识真理与发展友谊等来完善这种忠诚。
青春期是思想意识的仪式时期，与包含自我和真相的理想要素有关。为年轻人所掌握的思想意识综合了各种信念，把以前阶段所形成的仪式化要素与理想要素也结合起来，并把所有自我怀疑都投射到别人身上。尽管有种类繁多的自我矛盾形象，但青年会设想一个最让人安心的工作角色。青少年往往通过自发性仪式将其相互间的关系仪式化，并把自己这一代与拥有一切的成人和一无所有的婴儿区分开来。他们或者转向正式惯例与仪式，正是由于这些认可、毕业和入职的正式承诺，才让青少年成为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年轻人会想象自己的未来，并在这种想象中成为后代的仪式化典范。除非广泛或强烈地有一种迫切要求更新的自我感，否则只有坚定的信念才能把仪式化在系统发生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要素，在能提供一致想法与理想的一个世界观中结合起来。
埃里克森把为青年人所保留的仪式要素称作极权主义，指的是一种在一个观念系统中绝对理想的狂热而独特的偏见，有时可能是一种盲目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但自认为其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非常匹配于年轻人特有的自恋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理想建构趋势。“此外，身份认同阶段会融合进亲密阶段中。这也是工作、友情和爱情的亲和需要中的一种连续的相互关系。这也给仪式化增添了一些情感要素。从仪式化的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共同的自恋心理，常常以特别团体中精英主义的形式出现。最明显的是，共同爱好和嗜好的示范，热情建议和严厉批判的示范，都普遍存在于年轻人在爱情、工作、友情或是意识形态中的交流和行为中。这些示范使得人类的内在结合得以完善，而内在结合在人类的婚礼仪式中得到了确认。通过问候仪式，我们便可以知道，对于鸟儿来说，婚礼仪式就意味着它们很合得来，能够一起繁殖后代。在人类的生活中，婚礼仪式就意味着各自的个性相似（或者互补），能够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并且一起生活，生育后代。”
6．亲密对孤独（20～24岁）
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渴望自己的同一性与他人的同一性产生共鸣，力图寻求亲密接触，准备好了与他人建立具体的依附与伙伴关系并发展出要做出牺牲与妥协的遵守承诺的道德力量。尽管在此以前，人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同一性会限制自己的性生活，如今年轻人在生活中第一次与自己的伴侣发生了性接触。他们想去爱别人并让别人爱自己，致力于同自己信任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青年必须现在成为器官模式与核心冲突的主人，从而能在性行为的联合中，在亲密友谊及身体对抗和新发展的经验中，让个体能够面对自我受损的恐惧。但是如果害怕失去自我而逃避，就会使亲密感受阻，而出现本阶段的危机，即形成一种深切的孤独感和情感内投。虽然这是人格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过度的孤独感会导致人格变态。
真正的生殖力在此期间得到完全发展，经常把生殖性描述为一种性爱互惠的永恒状态。埃里克森指出：“为了具有永恒的社会意义，生殖力的理想国应当包括：①性高潮的相互关系；②和相爱的伴侣一起；③和另一性；④希望并能够同对方相互信任；⑤希望并能够同对方一起调节：工作、生育、娱乐；⑥为了使子孙安全，所有阶段必须实现令人满意的发展。”
爱是这个时期所形成的优良品质，这种品质在其他阶段也有所发展，比如儿童对于母亲的爱，青年人的友情，及成人对他人的关心。然而真正的爱的品质是在青年以后才形成的，抑制内在分裂机能基础上的相互献身才是真爱。青年的同一性有赖于自己的伴侣，他们相亲相爱，并准备养育自己的孩子。他们发展出的这种选择性的相互忠诚的爱情，服务于共享同一性，能克服性欲与官能的分化中所固有的对抗性，可为年轻的成人维持生命的活力。现在青年依据“我们是我们所爱的”，来增强其同一性。
该阶段的仪式化是交往的仪式化，年轻人希望与同伴一起工作，在交往中发展友谊与爱情。
7．繁衍对停滞：（25～65岁）
这个时期相当于成年中期，其突出的特点是成人对自己所生产东西的关心，如自己的子孙与思想等，特别是关注成长着的下一代。“繁衍，首先意味着生育和指引下一代，尽管有一些个体因为不幸或者在其他方面存在特殊的天赋而不愿把繁衍的动力用于生育后代。繁衍还意味着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但这些都不能代替繁衍。”个体灵魂与身体的碰撞会产生对自我兴趣的逐渐扩展，并在繁衍出的事物上投入精力。这种具有社会价值的繁衍对于人格的心理性欲和心理社会方面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这时自己的产品弱小到不能表现出来，或繁衍性受到压抑，就会产生对伪亲密感的强迫性需求和一种普遍的停滞感与贫瘠感。
这个阶段所形成的优良品质是关心。它表现于成人对他人尤其是对需要照料的人的关心爱护上，表现在与其他人共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还表现在成人要求被别人需要，要求得到他人的指引，要求从其所生产出来、必须接受照料的对象那里得到鼓励。这种品质通过成人对孩子的养育、教导与监督等活动来形成与体现。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有教育下一代的需要，人们为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及他人而得到满足，甚至因自己能训练一种动物而深感充实。成人在人生历程中学习了许多知识经验，适应了自己习得的生活方式，他们乐于将其保留下来并传给下一代，以满足关心和教导下一代这种社会文化延续的需要。
埃里克森认为：“无论成年期的仪式需要个体的祖先，还是需要文化英雄、精神寄托、神灵、国王、宪法的认可，他们首先需要做的都是回应和确认儿童期和青春期的非正式的仪式化。这是文化的整合。这些非正式的仪式化也支持着成年期，因为成熟的需要包括在仪式化的角色中被强化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要作好准备成为下一代人眼中的精神典范，也意味着我们要扮演惩恶法官的形象，成为理想观念的传播者。因此，我将仪式化中存在于成年期的要素成为繁衍要素。它包括一些附加仪式，例如养育和说教，生育和治疗，等等。当一个成年人穿上了权威的斗篷，他必须要告诉自己‘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该时期的仪式化就是接代的仪式化。成年人要做父母，要养育孩子，担任把理想价值传递给下一代的中介。与之相反的便是自以为是的权威主义。
8．整合对绝望：（65岁以后）
成人约从65岁开始进入成年晚期，即通常所说的老年期。此时最突出的特点是产生个人整合的完整感。这是当个体观察到自己的事物、人际、产品与思想等时所出现的一种状态。纵观其前7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老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序的，具有一定的意义，就会产生一种整合的感觉。整合是对于自我的自恋式热爱，是不计代价地传达出的对某些世界秩序与精神意识的体验。整合意味着接纳自己唯一的生命周期，并把它看作是不得不存在且不允许有任何替代的事物。虽然整合的人意识到生活方式的相对性，却能为捍卫自己生活方式的尊严而准备对抗所有的威胁。这样的老人能明白，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其特定生命阶段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巧遇，并知道自身的整合成为人类整合的一部分。这种整合在其所处的文化或文明中得到发展，最终变成一种灵魂遗产，使得死亡也不再制造痛苦。
但是如果整合不足或缺乏，个体就会惧怕死亡，不再视唯一的生命周期为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样的老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就会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这种绝望意味着个体深感生命苦短，短到来不及开启另一段人生旅程，并尝试选择一条通往整合的新路。又让老人产生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失望感，有时还会引起死亡就要来临之际生活已毫无意义的感觉。但是个人完整的感觉如果能够超过此时的绝望感，个人整合的体验就更加深刻。
这个阶段所形成的优良品质就是智慧，此时老人每日的生理和心理活动都变得越来越慢，这种智慧是人们在生命临近结束时对生活本身的强烈关注，维持着在前几阶段积累下来的整合感。“最终的关怀，不管如何深厚，都可以引导个人，即作为一个心理社会动物的人，在他的生命晚年面临一种新的同一性危机形成，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我就是我能活过来的我。’因此，从生命的各阶段，诸如信仰、意志力、有目的性、胜任、忠诚、爱情、照料、智慧——有生命力的个人力量的所有这些标准——也流入了各种制度的生命之中。没有它们，制度就要衰败。但是在照料和爱情、教育和训练的模型当中，如果缺乏贯注于其中的制度精神，在前后相继的世代中也就没有力量可言了。”
老年人的仪式化是整体的智慧象征，在老年人的智慧品质上得以反应，有时甚至是不明智地装作无所不知。老年人通过仪式化的方法，把死亡看成了其现实性中一个有意义的界限。
埃里克森主张：“仪式化和仪式并没有什么规则，这是因为：远远不止重复性或是熟悉性，任何真正的仪式化都弥漫着惊奇的自发性（the spontaneity of surprise）。它是潜在混乱中可识别顺序的一个意外更新。因此，仪式化取决于惊喜和识别的混合（这种混合是创造性互动的灵魂）、内在混乱的重生、身份认同混乱以及社会失范。”
（四）埃里克森对需要心理学的贡献与其局限
埃里克森的自我心理学思想重视社会环境对自我的作用，从生物、心理与社会环境3个方面来考察自我的发展，强调自我及其同一性，主张健康自我具有建设性的机能，对自我同一性感进行了解析。自我的整合与统一是自我完善需要的基本原则，自我同一感是自我完善感的基础。他还坚持人格发展的渐成论原则，依据人生不同时期必须解决的主要冲突与危机提出了人格发展的8个阶段，分析了各自的特征以及相应的仪式化，从而把自我心理学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所说的每个阶段都必须完成的心理社会任务，其实质就是为满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个体化而必须解决的问题，对需要心理学的发展阶段理论有重要启示。
埃里克森理论中包含许多抽象而界定不够清晰的概念，论述中思辨性比科学性更明显，使其理论体系严密性不足。他在考察自我发展3个方面因素时，社会环境主要局限于家庭，在心理方面对于理性的作用有所忽视，主要还是强调生物性，没能摆脱生物化学观点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