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中文世界裏的聶魯達

在中文世界裏，除了古典詩詞和新詩，也有許多外國譯詩流傳，其中聶魯達相信是較為人熟知者。我也是很早就聽說他的名字，許多香港文學先輩都介紹過聶魯達，刊發在《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文林》等刊物中，聶魯達詩的翻譯，透過袁水拍、鄒絳、陳實、王央樂、趙振江、也斯、黃燦然、陳黎等譯者，早已成為中文詩歌世界裏的譯詩經典。

聶魯達的生平不用多說，一九九五年的電影《郵差》令他更廣為人知，較少人認識者相信是他與中國的淵源。聶魯達年輕時已到過中國遊歷，一九五一年再以史大林國際和平獎（後稱列寧國際和平獎）委員身份來華，給宋慶齡頒發國際和平獎，並在北京中南海的頒獎禮上朗誦〈致宋慶齡〉一詩。

一九五七年，聶魯達再度訪華，與艾青、蕭三、徐遲、丁玲、茅盾等作家會面，其中艾青早在五一年已和聶魯達建立友誼，五四年艾青應邀前赴智利出席聶魯達五十壽辰慶祝活動，回國後寫了〈在智利的海岬上——給巴勃羅·聶魯達〉一詩在《詩刊》發表，五七年聶魯達到中國時，艾青遠赴昆明迎接，經重慶沿長江過三峽，再抵北京，在一次朗誦會上，聶魯達發表了〈中國大地之歌〉。

一九五七年也是中國政局變動之年，艾青陪同聶魯達抵達北京不久，即被捲入反右運動而不能再與聶魯達會面，他寫給聶魯達的詩後來竟也成為罪證之一。聶魯達在其《回憶錄》中，詳述過二次遊歷新中國及與艾青的友誼，再以不忿和憂傷的筆調總結這段中國之行：“稍後，我將帶着一嘴苦澀的滋味離去，這苦味我至今還感覺得到。”

那是一個政治時代，聶魯達自己也寫了不少政治頌歌，喜歡聶魯達情詩或現代主義風格詩歌的讀者或不喜歡讀他這方面的詩作，但這些詩的政治性絕不在於歌頌某一政權，而是蘊含在其間的社會關懷，對土地、人類和公義的普遍熱愛，對不平事以詩歌的方式回以批評和擔憂。在《漫歌集》中，他的〈美孚油公司〉、〈聯合果品公司〉等詩作批評跨國企業對第三世界在生態環境和文化上的侵害，再於〈土地與人〉、〈印第安人〉等詩中以尊重、平等和祝願描繪出寬闊如手卷的中南美洲遠景，體現人文關懷，其閎遠視野在今日全球化的呼聲當中，依然擲地有聲，且讓我們感知文學或詩歌感悟和洞察的力量。

為甚麼聶魯達受到中文世界的喜愛和重視？我想一方面是由於他風格多樣，從較易普及的情詩、調子沉鬱的奏鳴曲到明快的頌歌，不同讀者可各取所需，另方面也由於他深刻表現內在探求和掙扎，以具想像的筆法為語言締造新義，弘揚文學的淑世精神，他對愛情、人性和革命的洞悉更具普遍性，在個人抒情、藝術探求和現實關懷之間取得平衡。

這樣美麗、有力量的作品是如何進入中文世界的？對漢語詩歌有甚麼影響？其間最關鍵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媒介是翻譯。筆名馬凡陀的詩人袁水拍相信是較早翻譯聶魯達的譯者，五一年已出版《聶魯達詩文集》，這也是文革結束前唯一完整的聶魯達譯詩結集。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直至文革結束，由於中蘇交惡，即使聶魯達被西方世界視為左翼詩人，中國大陸作者卻不能再提及聶魯達。當聶魯達的名字絕跡於內地刊物，六十年代香港有《文藝世紀》和《文匯報·文藝》等刊物譯介，也斯七十年代也曾在《中國學生周報》、《文林》和《七〇年代雙周刊》等刊物作譯介。文革結束後，聶魯達的名字再重新出現於內地刊物，先有鄒絳等譯、收錄艾青序文的《聶魯達詩選》，再有王央樂翻譯的《詩歌總集》（或譯“漫歌集”）出版，八五年陳實的《聶魯達詩選》，為內地八十年代著名的譯詩系列“詩苑譯林”之一。當然以上幾種書早已絕版，讀者除了到圖書館訪尋外不易得見，但仍至少可以在市面的書店找到黃燦然和陳黎兩種譯本。

在聶魯達最著名的情詩《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及《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當中，我個人覺得前者以趙振江的譯本為佳，而後者則數黃燦然和陳黎。閱讀外國詩當然最理想是讀原文或與原文相近的語言系統譯本，但讀中文翻譯也另有意義，特別對熟悉漢語詩歌以至本身是詩人的譯者，他們的好處除了符合基本的信雅達等要求，更由於本身對詩的體驗和語言活力，使他們譯出更難能可貴的語感和彈性，他們的譯筆既保持了原詩的空間，也為漢語詩歌語言注入新機。

聶魯達固然是智利以至世界性的偉大詩人，而中文世界裏的聶魯達，則由聶魯達和一眾優秀譯者，歷經漫長年月，共同拓展了現代漢詩的可能性，其意義不止於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