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蒲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访谈录
口述 段思慧
段思慧：男，1931年生，蒲城县荆姚镇高都村人，1968年调入县“三下办”工作，1973—1976年期间任县“知青办”副主任。
蒲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8年10月开始的，刚成立时，这个机构名称叫“三下办”。1968年我由县卫生局调至“三下办”工作。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记得那时来蒲城的知青有居民、干部、学生，共分三批。
第一批下放知青是在1968年，主要是居民下放，这一批下放的居民都是本县的，大概有100多户，都下放到了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二批是下放干部，这些干部基本来自西安市公安局、税务局、体委等单位，总共有100多人，这其中还有高殿宇、胡济时等一些领导干部，这些干部来到县上以后，都被分到农村一线参加劳动锻炼。第三批下放的是学生，有初中、高中毕业生，也有部分大学生，广大知识青年都能响应党的号召，勇于承担国家困难，深入到农村一线，在这里锻炼提高自己。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社论，全国上下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掀起了热潮。县上当时对知青工作非常重视，定期要召开“积代会”，专门安排部署知青工作。1972年，“三下办”正式更名为“知青办”。我在任知青办副主任期间，主要负责知青的日常管理工作，记得当时我县知青刚下来时还没有经费，但很快经费就拨了下来，国家给每个知青的经费是220元（包括建房费60元、生活费120元、灶具费40元）。1972年至1974年是我县插队知青最多的时候，当时为了便于工作开展，我们定期都会到一线去了解知青的实际劳动、学习及生活情况，大多数知青都能遵守各项纪律，接受劳动锻炼，但也有少数人存在消极情绪，有的甚至打架闹事，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办公条件很艰苦，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哪个知青点出个急事我和知青办的同志要连夜赶过去处理，处理完了，又连夜赶回来。为了把知青工作搞好，我们有时真是废寝忘食。到1975年以后，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开始他们新的生活，1982年知青办正式撤销。
根据后来的材料统计，1968年10月至1978年春，蒲城共动员城镇知识青年3865人上山下乡。其中去外地插队的50人，去大荔农建师8人，去襄渝线（修铁路）76人。同时，接收、安置西安市、铜川市知青8434人，总共插队的有12165人。分布在全县35个公社、294个大队、1059个生产队，3个知青农林场和60个“三集中一分散”的知青点。
我的知青岁月
口述 白福生
白福生：男，生于农历1946年10月，祖籍清涧县高杰村， 1968年12月至1972年12月在清涧县高杰村插队，期间先后在高杰村完全小学、胡昌坪社办高中任民办教师。1972年12月清涧县粮食系统招工离开农村。其后，担任过清涧县委委员、佳县常务副县长、榆林市对外经贸局长等职。
我是绥德高级中学高1966届毕业生，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已经内定了我保送上大学，志愿填了北大中文系，因为“文化大革命”，推迟半年毕业，结果这一推迟，我的人生轨迹也随着这场空前的政治运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学生领袖 赴京接受毛主席接见
“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地、县各级都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运动首先在学校开始，县委向各校派驻了工作组，各班都成立了“文革”小组，我担任了本班组长。接着由工作组主持，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领导班子，我由全体师生无记名投票选为主任，成了学生中的风云人物。
1966年8月，榆林地区红卫兵诞生，很快全区各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资格当红卫兵，造“封、资、修”的反。我祖父是老革命，我父亲是革命领导干部，我当然是红卫兵。9月，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各地推选红卫兵代表，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绥德县5个中等学校，按10比1的比例选代表，共选出400人。我是绥德县红卫兵赴京代表团副团长，县委还为代表团派了临时党支部书记，带着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
11月11日，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天全国共有250万人参加，我们绥德县红卫兵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在方阵中由4个人扛着一面巨大的“陕北绥德红卫兵”红绸旗领队，所有人手拿语录本，身戴毛主席像章，有节奏地高喊“毛主席万岁”口号。在口号声中毛主席穿着军大衣乘着敞篷车缓缓驶来，向人群挥了挥手，这一挥手，就像火星触碰到引信，人群立刻激动万分。我当时离得远，并没有看清楚毛主席的模样，但照样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从北京回到绥德后，受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绥德在外的大中专学生回绥点火，认为绥德县委是保皇派，要造县委的反，城里出现了“炮轰绥德县委”“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原本不分派的学生至此开始分派，受学生影响，家长也开始分派。搞打、砸、抢的人往往是造反派，干部、党团员一般都是保守派，我就是保守派。那个时候保守派不占优势，连当兵都不要保守派。
造反派夺权，派性斗争升级，文斗升级为武斗，社会秩序全面混乱。1967年“砸烂公检法”，当时我父亲是绥德县政法党组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因为是当权派，被造反派夺了权，靠边站。1968年秋我父亲被关押审查，成了反革命。“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子女全部注销户口遣返农村，我母亲与我弟弟妹妹8口人户口全部被注销，遣返农村老家。我父亲是十七级干部，每月100元工资，本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在绥德属中上水平，我父亲被关押后工资停发，我母亲将家里全部财产打包，雇了两辆驴拉车，恓恓惶惶地回了原籍清涧县高杰村。
梦想破灭 回农村原籍插队
1968年8月，榆林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城市毕业生必须下农村，这是指令性的，我保送北大的梦就此破灭。当时全区武斗还未结束，我因为躲派性斗争离开绥德去延安、山西等地避难。12月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校园除了教师，只剩我一个学生，同学中农村户籍的返乡了，城镇户籍的早到农村插队去了。当然，也有极个别城镇学生年龄太小不愿下乡，通过特殊渠道开疾病证明，免下乡插队。城里我已无家可归，学校集体插队已经结束，回原籍插队成了我唯一选择。于是，我到绥德县知青办办理了下乡插队的相关手续，领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张铁锨，开了张介绍信到清涧县。清涧县知青办介绍到高杰村公社，再由公社介绍到村里。就这样，当月我的城镇户口就被注销，由学生身份彻底变成了高杰村的一名新社员。
高杰村号称“清涧县出了东门第一村”，历史上人才辈出，人文底蕴、自然环境俱佳。“文化大革命”前，村里有清代康、乾年间的4座石牌楼和1座戏楼，有12座明清风格的四合院。等我插队到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破四旧”把牌楼、庙宇都拆了，形制规整的四合院铲影壁、拆兽头，到处是塌墙烂院。村集体穷得叮当响，就连高杰村河湾一棵上千年的古柏都被生产队砍了，当棺材料卖了买化肥。
下乡插队前我已经结了婚，对象是父母给我定的娃娃亲，但促成我结婚原因是派性斗争。我对象1964年初中毕业后就在清涧农村当了民办教师，和我同属保守派。1967年12月，绥德保守派派性斗争失利，与清涧保守派汇合，到由保守派占领的延川避难。为了方便路上照顾，1968年4月，在长辈的建议与安排下，我俩就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请客，就这样成了夫妻。等我插队到了高杰村后，我老婆的户口也迁到高杰村，不久到离我们村十几里远的阳曲山村继续当民办教师。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是狂热的追随者，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封、资、修”和当权派的反，有的是改天换地的气势。到农村插队后，感觉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理想破灭，打击巨大，对前途感到绝望。但生活哪给我留痛苦消沉的时间——生存，成了摆在我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我家本是革命家庭，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我父亲，已是高干的姑姑、姑父也全被打倒了，全家回到农村遭人歧视。我们这种城镇户口回乡人员，没家底、没收入、没劳力，日子过得相当苦。我是家中老大，弟弟妹妹都还小，我的两个妹妹念了小学二、三年级后，只能辍学当劳力。我们和母亲弟弟妹妹们虽然都在同一个村，但生活困苦，自顾不暇，只能各过各的生活。
我们夫妻住在祖上留下来的一处背阴窑洞，窑洞旁边就是生产队的草窑，窑洞内全天见不到太阳，潮湿的厉害。我下去的时候正是冬天，窑里不比窑外暖和多少，窑内窗户口的霜牙子结的有两厘米厚，每天做饭要用擀面杖把水瓮的冰戳开，才能舀到水。那个时候连个烧火的柴都短缺，更不用说烧煤了。烧火用的是劳动间隙捡的葛针根、酸枣根、山草根，今天捡得柴晒干明天烧。到夏天有个意外得柴的机会，就是无定河发洪水，捞河柴，连河柴沫子都不放过，捞上来晒干烧。
吃饭也是个问题。刚下去后家里一贫如洗，没有粮食吃，只能向村子里的亲戚借，等秋收后分了粮归还。借来的粮连个存放的家当都没有，于是自己动手，用泥巴混着猪毛、烂纸套着水瓮一裹，弄出来个泥巴瓮，然后在太阳下晒干，再用报纸里外一糊，就成了我家的放粮瓮。吃的都是粗粮，搭配副食白菜、洋芋，没有食用油，做饭时最多用杏仁擦擦锅底意思意思。就这样的伙食都不能敞开肚皮吃，红薯叶子、南瓜叶子、榆树叶子、杏树叶子、糠都吃过。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一点，但照样吃不饱。在胡昌坪社办高中当民办教师时，一顿饭两半碗红面要兑上10勺面汤，加点盐和辣椒面当调料，稀汤哄大肚，吃完后走路都能听见肚子咕噜咕噜水声响，弄得我至今讨厌喝面汤。
农村给我的感受就是难，难在不会干农活。户口一到生产队后我就开始参加劳动。由大队分到小队，完全成了农民，跟着大家受苦。当时大搞农田基建，年轻人农闲时都去打坝，农忙时上山干农活。打坝还行，但种地我完全外行。锄地、打谷子，人家干的动作流畅，富有节奏，而我别别扭扭，总不知道劲该怎么使。所以工分评定，全劳力10分，回乡知青8分，我的7.5分。再就是苦。冬天担粪送到高杰村的塬上，单程十华里，来回走二十里路，挣工分2分，这2分的概念就是能分8分钱。辛苦一年下来，共分麦子7、8斤和人均不到300斤的毛粮，至于钱，基本没有，常常连续三、五个月，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有，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穿衣同样奇缺，买布凭票供应，1970年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布票不够用，只能穿农村土织老白布，然后自己染色，染的颜色黑不黑蓝不蓝，就那还算好穿戴。农村的生活真苦、真穷，所以那个时代女孩子找对象的口号是“一军、二干、三工人，死也不寻受苦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知识分子是受整的对象，但对我而言，在关键时候，知识实实在在改变着我的命运。高杰村是个有着1300多人的大村子，除了回乡知青，只有我一个插队知青。所以村子里写政治标语之类的事情经常找我，春节期间我还主动给村民写对联，我的才能逐步被村民认可。机会总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1969年春，高杰村完全小学带毕业班的一个教师坐月子去了，因为我平时在村里写写画画表现不错，队里就推荐我临时顶替这个老师上课，教了半年，考试成绩全公社最高，这一下子就扬名了，学校留我继续代课。1971年秋，公社办社办中学，面向全公社选拔优秀教师，就把我抽调去了，当了胡昌坪社办高中民办老师。我本来只是高中毕业生，高中生给高中生上课，既是班主任，又是语文教师，就这样我教了一年半。当民办教师，虽然在学生放假后还要回村参加劳动，但无论如何日子过得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了。
有惊无险 招工回了城
1972年12月，清涧县粮食系统招工，招工的条件就是插队知青。我们公社共有4个插队知青，只有我是高1966届毕业生，所以招工优先考虑我，但我的招工之路并不一帆风顺。我的招工材料到了县政工组，因为我父亲还在坐牢，政审通不过。幸好当时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认识我父亲，并知道我们家的历史背景，不惧政治风险为我说了话，我才得以通过了招工审查。
1972年底，我到清涧县粮食局城关粮站上班。粮站是当年的好单位，所有吃供应粮的人都要拿上粮本到粮站买粮。好不容易有了这份工作，我对工作机会倍加珍惜，下班后人家都回家了，我还在义务扛麻袋，虽然挥汗如雨，心中却畅快无比。试用期工资27.5元，当我领到人生第一个月工资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都是一块钱的票子，晚上拿着手电筒数了几遍后，才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底下，躺下后依然兴奋得睡不着，坐起来，拿出钱再数一遍，反复几次之后才模模糊糊睡着了。现在的年轻人或许觉得可笑，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那是我人生拥有的第一笔“巨款”，是我在农村插队辛苦一年也挣不到的钱啊。城关粮站是县上粮食系统先进单位，年底需要写典型材料，粮站原来写材料的同事家中有事请假，我成了粮站学历最高的人，粮站主任让我写这个材料。我刚工作没多久，不熟悉情况，就请示站长先组织座谈会了解情况，然后才动笔写，材料写成后上报县粮食局，局长看了非常满意，将我调到了县粮食局，试用期满就给我转正定级，工资37块，至此我有了干部身份，彻底脱离了农村。
回首我的插队岁月，真是感慨万分。有时我假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会顺利进入北大，人生肯定会是另一番景象。但人生无法假设，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有了3个孩子，上山下乡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农村生活的苦和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深深地影响着我。经过插队岁月的洗礼，使我认识到中国最穷的地方是农村，最苦的人是农民，培养出了我同情农民的品格。下乡插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大磨难，但在磨难中使我能够吃苦耐劳，勇于奋斗，这是四年知青岁月留给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整理 高霞）
蒲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访谈录
口述 李梅侠
李梅侠：女，1934年生，蒲城县城关镇人，1968—1982年期间任县“三下办”“知青办”文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县正常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工厂停工、农村停产、学校停课，连续三届高、初中毕业生既无法升学又无法就业。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传达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我当时30多岁，在县妇联工作。1968年到孝通公社秦家大队下放劳动，以后又参加了县委、县人委组织的二委干部学习班，其他人当时还在学习，我就被抽到下放分配办公室，当时的下放分配办公室叫“三下办”，即“下放干部、下放居民、下放学生”分配办公室，归县委政工组负责，当时县革委会下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和政法组。1972年下放办改成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我记得下放干部大约在1968年，当时有个口号叫“砸烂公检法”，公检法系统工作人员全部下放，下到我县的是西安市税务、粮食、体委、和公安系统的干部，公安干部居多，基本上在北边高阳、上王、罕井、大孔一带劳动，每人每月工资50.5元。
知青大量下来时候是1972年至1974年间，刚开始对知青的安置强调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以后逐渐安置到相对条件好一点的社、队。虽然知青的条件有了改善，但总体说来知青的生活很苦。当时娃娃看电影《朝阳沟》，对农村生活充满期待，结果坐大队马车到村上时，看到越走越荒凉，娃娃惊奇地问咋跟电影上的不一样？一些娃到村上一盒火柴用完也生不起灶火；阿庄公社（现在归铜川）有个娃参加县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时穿得稀烂，就像个小常宝。虽然条件艰苦，但娃娃们热情很高。有一个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赵学敏，三原人，他当时看到《陕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蒲城紫荆原打井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到一线锻炼去。县革委会派他到贾曲公社春兴大队打井一线，他表现很出色，在工地火线入了党，接收的是县机关党委书记张新发，政工组组长刘光华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劳动结束后，他分到县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到农村去讲课，以后他去了西北局，跟随西北局农工部部长李登瀛去了甘肃、福建，现在在新疆建设兵团任政委。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儿子叫张凯，在马湖公社插队，人很能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学习思考，给县革委会主任张宏图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对改变落后山区的看法和建议，张宏图看后很欣赏，叫各常委传阅。中学生中印象较深的是西安交通大学一个教授的女儿在原任公社喂猪，也表现很出色，具体名字记不起来了。
知青们在我县劳动一段时间后，都陆续招工走了，1975、1976年时大量知青开始回城，到80年基本都回了城。回城后大部分知青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这段知青生活使他们得到了一生最好的锻炼。当然知青们有得也有失，他们锻炼的同时荒废了学业，把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老三届毕业生很多考上了大学，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他们也成了受影响最深的一代。
1980年以后知青办和劳动局合并，归政府序列，1984年又与人事局合并为劳动人事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整理：杨沛 路亚君）
戈卫：“中国最后一位知青”扎根宝鸡山村48年①
编者按：戈卫，1947年生于西安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10月，到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上山下乡。1970年的全国知青回城热潮中，明确向公社表示放弃回城。1975年10月28日，他和另外11名下乡知识青年代表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 “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依旧孤独倔强地守望在码头村。
张宏伟
命运总是阴错阳差，当农村城镇化潮流裹着乡下农民涌进城时，城里来的戈卫却依旧孤独地住在山村。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连现在所住的房子也算不得个人的私产。
2016年7月3日，戈卫在码头村村委会宿舍，书架上是他父母40多年前的彩色照片 记者张宏伟摄
“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就是我的根。”48年前，21岁的戈卫在父母的支持下，来到码头大队上山下乡，从此他把这里当作他的家。
48年过去了，戈卫始终把自己当作农民，但又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戈卫说，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他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
如今他已年届70岁，身处山区农村，他依然订阅《参考消息》《环球》等报刊，每天关注电视、报纸，甚至朋友圈里的新闻，从国际国内大事到修身养性营养保健，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上山下乡，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走出了一个农民
1974年出版的画报《前进在光辉的大道上》有两个页码以《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为题，介绍了戈卫上山下乡的“事迹”。如今在互联网搜索“戈卫”时，会发现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
戈卫曾经住过的“知青”房，建于1969年，2008年前才拆除（资料图片）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戈治理是原西安医学院教授，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曾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父辈的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
1966年6月18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被废除，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戈卫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了转变。
这时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连进入高潮，热血沸腾的戈卫加入大串连的队伍中。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情景：西安火车站到处红旗飘扬，南来北往的学生涌进站台，挤进各式各样的车皮车厢里。当日下午他终于登上西行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这之后他从四川到贵州，又经云南终于到达伟大的首都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1968年10月28日，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码头大队第三生产队，这其中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此后至今的48年里，他的身份从“知青”逐渐变成“农民”。
致信毛主席，立志做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
码头大队地处宝鸡西部山区，当年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落后，戈卫们到达的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虽然跟社员参加同样的劳动，挣同样的工分，分同样的粮食，但社员总会把他们当作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称谓就是“知青”。
自1969年秋季开始，革命的运动方向发生了改变，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
对于当初自愿留在码头大队，戈卫否认有任何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他强调自己1970年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而他入党则是在1974年，之前连共青团员都不是。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戈卫与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共12名知青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邢燕子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朱克家23岁就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而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
戈卫坦承，早年间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准备提议他担任宝鸡地区团委书记，但被他婉言谢绝。
反观戈卫已经历的人生不难发现，在他曾经“大红大紫”的时期，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码头大队的支部书记。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关于戈卫典型事迹宣传画报中的描写却是“他和贫下中农开山劈石，修渠引水；他同战友们办猪场，改良猪种，成功试制了 ‘黑曲霉酵化饲料’和 ‘酵曲粉’；他们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培育出了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
“这和家庭环境有关吧，父辈都是做学问的，我就是有很重的理想色彩。”他解释说。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功夫，因为毛主席早有教导：“有了优良品种，即使不增加劳力、肥料，也可以获得较多的收成。”于是，在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当年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那封信，我不光是豪言壮语，我确实这样做了，从当年粮食总产30多万斤提高到110万斤，我落实了。”戈卫至今仍然感到欣慰和自豪。
身处山区，在中国最基层思考国家大事
当年村里与外界相通只靠一条弯曲的山路，如今村边就是国道和高速公路；当年村里四处都是革命标语和革命口号，如今村里已建起一座天主教堂。整个社会都在快速变革，69岁的农民戈卫也在紧跟潮流。
戈卫已经将笔记本电脑束之高阁，他说手机基本可以替换电脑。
7月3日下午，他用手机在网店买了两袋进口奶粉。“这种澳洲名牌奶粉100元两公斤还包邮，相比较超市400克27元普通奶粉来说，要划算好多。”
针对网上一篇要大力发展原生态有机农业网文，戈卫谈了自己的观点：大家在强调原生态的时候，恰恰忽略了生物安全。比如说，微生物、病毒。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土鸡更有营养更利于健康，殊不知这些鸡满世界跑和环境没有隔离，如果鸡蛋受感染加热消毒不足，细菌就可能感染到人类。比较而言，集约化养鸡场都是与外界隔离，鸡舍都是消毒的，吃的饲料也都是特制的，不会有细菌，也不会有有害微生物。
戈卫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很善于思考，那个年代提倡个人想大事，想国家的事。他与记者聊天的主题，也很快由保健养生转到了农村基层工作政策落实。
戈卫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佐证自己的观点：“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方针政策最重要环节是落实。所以公务员必须是坚定的爱党爱国爱民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是党的真实信徒！干部队伍的建设，是党和国家兴衰的关键！”
回忆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戈卫说，“大多数知青都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里有一番作为，他们深入到中国的最基层，最了解中国。后来出现的很多优秀人物，从国家领导人到知名作家，很多人都曾有过下乡的经历。知青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锻造有着非常大的积极意义，更是一段珍贵的人生记忆”。
张艺谋：老乡眼里“好样的知青娃”①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世界著名电影导演。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张艺谋青年时代的逸闻趣事和酸甜苦辣？
张艺谋1951年11月14日出生于西安市，原名张诒谋，意为始终不渝为事业而谋。1968年张艺谋在西安三十中上初二，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因为张艺谋出身于“黑五类”家庭，提前下乡分到咸阳地区乾县武则天陵旁的汉阳公社倪村插队劳动。几个知青分住着两个窑洞。
因为张艺谋身强体健，下乡插队的几年中，他一直是队里的头等劳动力，重活、脏活他不嫌，用他的话说，就是爱干那些出大力、时间短、工效快、工分高的活儿，不爱干那些熬得人难受的“磨洋工”活儿。队里缺少牲畜，多用人力架子车，“驾辕马”这个角色总是张艺谋扮演。他拉着满车粪，飞驰在绿色的田间小路上，多装快跑，乐在其中，并引以为豪。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汉阳公社组织大会战，张艺谋和同伴刘梦臻被派到武则天陵后的大北沟修水库。
时值1970年11月中旬的一天，雪后初晴，寒风刺骨，水塘表面上结下了一层薄薄的冰。工间休息，大家又说又笑，互相赌勇气玩着说：“谁敢跳下水去游一游，谁就是英雄！”青壮年男女民工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应声，忽然旁边几位女民工冲着张艺谋逗开了：“知青娃，你敢试一下身手吗？”其实，说者无意，那是逗着玩，谁也不那么认真较劲。张艺谋却不服输，他面对坝上围满看热闹的人，凭着爱护知青的形象和声誉的冲劲，誓要争一口气，脱下棉衣甩给刘梦臻，只穿了个裤衩，一跃跳进冰水中，民工们见状一齐喊：“加油！”但一分钟过去了，张艺谋还没有钻出水面。这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张艺谋从40多米外的水面上露出了头，坝上一下子沸腾了，欢声雷动，民工们高喊：“知青娃，好样的！”
当地农民也把张艺谋当作自己人，一进社员家门，人家便拉他热炕上坐，他也就随和地脱鞋上炕。吃午饭时，人家留他吃饭，他就毫不客气地端起大老碗。看到老乡家水缸没水，他就帮着挑水。张艺谋闲了爱和社员们谝闲传，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俗语，记下了不少诙谐有趣的民间故事，慢慢地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熟记于心。
近三年的插队劳动，使张艺谋已成为黄土地的儿女，在这儿他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也从黄土地吸取了养分。也许正缘于这种积淀，他才拍出了荣获金鸡奖的《黄土地》。
延川县委书记与北京知青
——一个延安地区县委书记的回忆
郑闽江
雷增寿是1972年12月从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到陕北延川县委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瑞山说，陕北基层缺干部。于是，在富裕的关中地区生活和成长，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寿就服从组织的需要到延川县委担任副书记。那时的延川县很小很穷，五分钟就从城东走到城西，窑洞顶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风中摇曳，全县只有一个显得很寒酸的小饭店，没有大城市常见的公共汽车，县委只有一辆小车。五个县委常委兼职各种工作，雷增寿是省委派下来的专职副书记。
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申易，与申易搭班子让雷增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十分好学，18岁入党，大荔师范提前毕业进入大荔县委组织部工作，1960年调到县委研究室，跟着县委书记下乡调研，写了一本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被调入省委组织部，有了更大的锻炼平台。他为省委许多重要的会议写简报，代表省委到基层做调研，20多岁的雷增寿能吃苦也能干，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熟悉了机关工作和党委工作，能在基层扎下去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了群众的拥护。由于熟悉情况，他写的材料内容翔实，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实事求是，得到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凯的赞赏，将其材料常常通报全省。
县委副书记分管行政，知青和妇联工作。那时到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已经经过了3年多的锻炼，在老书记申易的领导之下，他们不仅习惯了在延川的生活，还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先进人物。申易是工农干部，朴实，踏实，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这一批从北京到延川插队的知识青年，他理解北京知青，支持他们对当地的建设各种想法。老书记常说，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一、县委支持下的“赤脚医生”先进典型
申易书记领导下的延川县知青工作抓得有声有色，那里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是全省最著名的北京知青，丁爱笛是第二号人物。雷增寿上任不久带孙立哲和丁爱笛两人参加省上召开的知青会议，两人都做了发言。从延川到西安，除了开会之外，县上还希望给这两个先进典型更多的一些支持，就问孙立哲，你还需要什么？孙立哲当时是全国著名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已经掌握了四门外语，他在农村一边行医，一边继续自学。孙立哲说，他希望得到一些医学专业的外文书籍。于是，雷增寿就让他自己在西安南大街的外文书店选择了他所需要的专业外语书籍，县政府知青办为这600多元的书籍付了款。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当时县委副书记只有行政22级，每月工资58元，而孙立哲一次购买的专业书相当于县委副书记10个多月的工资，但是为了孙立哲的成长，知青办给予了应有的支持。
孙立哲用针灸治好了老乡的病，成了远在延川贫瘠山庄的“神医”。老乡们纷纷找孙立哲看病，他自学医学，掏钱买药给老乡治病，有求必应，使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民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北京知青在农村做“赤脚医生”，想方设法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中央的肯定。他所在的延川县关庄公社的关家庄建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窑洞合作医疗社，北京支援了知青办的这个农村医疗单位，当地财政帮助他们不断地完善各种医疗设备，从北京来的知青不断加入其中；很快就把关家庄合作医疗社建设得很有规模。那是一个比县医院小，比地段医院大的乡间小型医院，成为当时农村医疗体系的模范单位，前来求医的农民翻山越岭，数不胜数。
对于这样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是否合乎规范，当时也有很多质疑。延川地属延安地区，延安地区是当年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在此工作生活了13年，不仅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干部，而且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人文景观。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的传统和理念深深扎根在人民心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待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县委领导一贯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书记申易不断地给县委各常委介绍孙立哲的事迹，让他们了解“赤脚医生”的工作情况。孙立哲走遍山乡为老乡送医送药的事迹感动了县委常委，他和他的医疗组在永平公社做手术时常委们都到了场。看到孙立哲认真周到地为老乡治病，看到他的手术和治疗效果，县委常委们都心服口服。经过专家的鉴定，县委认为他的手术仅次于县医院的水平。
孙立哲的事迹轰动全国。全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也率队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社考察孙立哲的外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电力不足，他亲自为孙立哲打手电，经过他的考察和鉴定，他认为孙立哲的手术水平已经达到外科住院医生的水平。在关家庄的日子里，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不但和年仅22岁的孙立哲成了忘年交，而且邀请他担任自己主编的《外科学》编委。
在延川的岁月里，孙立哲用无私的精神服务于农民：看小病从来不要钱，从不外推上门求医的病人，他尽所有的力量努力救治患者的行医态度得到县委充分肯定，大力支持。对于这样自学成才的北京知青，很多医生不服气，他们毕业于正规的医学院，有严格训练过的技术，他们看不起土窑洞里成长起来的“土医生”。县委说，他们的确技术不错，但他们只待在城市大医院里不下来，广大农民看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山高路远，救治不及时，许多患者死在送医院的山路上。孙立哲送医送药，为老乡们竭尽全力，在偏远山区第一次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医疗单位，由于这批致力于乡村医疗建设的北京知青存在，解决了农民看病的大问题。
县委对孙立哲的支持，是对北京知青为陕北农民服务的肯定，弘扬了北京知青的“以知识服务于广大农民的志向”，通过这个典型，极大地推动了全县的农村医疗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知青社会服务意识的自觉性，在北京知青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二、陕北老乡说：“第二次中央红军到陕北”
北京知青为延安地区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三万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使延安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知青带来了不同于当地的言论、思想、做法，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中国首善之地北京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迅速传播到陕北的每一块土地。而作为红色圣地的延安，曾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革命群体生活战斗了13年的地方，在这里曾产生过推动中国巨变的伟大力量，当年的每一次重要活动都给延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当年作为红色首都的延安有过许多外事交往和各种思想的交流，中外名人的不断造访和党的领导的一贯思想作风，这些丰富的场景极大地拓展了延安人民的视野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延安一直保持着和北京犹如血脉般的多种联系。对于北京知青来说，生活艰苦和劳动锻炼是必然的，但是从他们的成长来说，这个曾经的红都给了他们展翅高飞的广阔天地，诞生红色理想的故土又给了他们信心和力量，而延川县县委和县政府和北京知青办是他们成长最好的阳光雨露。“延安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这与北京似曾相识的政治环境，使刚到陕北的北京知青有了某种亲切和熟悉感。相比较而言，延安比西安更能接受北京知青，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和文化的新鲜感。
这个直接受到周恩来总理关怀的北京知青插队运动，被陕北老乡称为“第二次中央红军到陕北。”
三、慧眼识英才
延川县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是党的路线教育成长起来的一批有才有德的干部，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会做陕北的各种农活，出的力抵得上农村一个壮劳力。他们随身带着粮票和钱，走到哪里干活干到哪里，吃派饭吃到哪里，粮票和钱付到哪里。这批干部有着识人的慧眼，看到北京知青身上的种种特点和优点：来自首都的学生们穿着朴素，举止大方随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眼界开阔，思想大胆，敢想敢干。干部们认为，北京娃很不容易，他们远离父母，从条件优越生活富裕的首都来到穷乡僻壤的陕北，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北京知青身上洋溢着的青春、激情、理想和奋斗的精神又深深打动了县委各级领导，他们常常到知青点看望这些年轻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日长月久与北京知青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县委领导和知青们相互尊重又相互学习。老书记申易、副书记雷增寿、县委常委高惠民等常与知青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他们说我们向知青学了不少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知青。对于知青的大胆超俗的言论和思想，他们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充分信任他们，并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高中毕业的蔡玉珠性格泼辣，作风大胆，踏实肯干，曾担任过马家河公社党委书记。由于她出色的才能和突出表现，被提拔为县委常委，省妇联兼职常委。蔡玉珠以行动带动了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工作，在天寒地冻的陕北，她赤脚下到泥地里苦干实干，她的拼命精神为大家做出了表率。虽然蔡玉珠不是当地人，但她善于做群众工作，很得群众好评。
北京知青是一个思想先进，工作刻苦努力，且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群体，他们中被提拔的妇女干部多，青年干部多。对于这些青年干部，延川县委认为，北京知青想法大胆，敢于付诸行动，大大突破了当地干部的局限性。要想让延川有个大的改变，就要充分相信他们，给北京知青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机会。延川县地处山区，电力极其不足。要解决用电难的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发电。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他们发现延川条件和四川很相似，县委决定组织全县的大队书记去四川取经，谁来带队，是个问题。因为这次取经不仅是一次全县的组织活动，更是一次向四川学习，回来后在全县推广的科技活动。带队的人需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经过在全县的莅选，老书记申易指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李洪仁协助习近平管理县学习团的生活诸事，县委干部为知青干部的工作保驾护航，延川县又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四、陕北文化建设的摇篮
善识人才，器重人才，提拔人才是当时延川县委和县政府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雷增寿认为这是因为毛主席在延安，党中央在延安的原因。北京知青之所以受到延安农民的欢迎关注，为延安人民做贡献，与延安人民结下了鱼水情也和毛主席在延安13年有关。与关中农民相比，雷增寿认为，延安农民的思想更开放一些。当年毛主席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亲民，就生活在群众中间，延安人常常在路上看见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和老乡随意聊天，问寒问暖。雷增寿自豪地说，毛主席很熟悉延川，延川人民也很熟悉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时候，胡宗南的军队住在延川城里，毛主席住在延川农村，和普通军人穿一样的衣服，和和蔼可亲的工作干部一模一样。他曾住过八个地方，人民都知道，但胡宗南不会知道，毛主席在延川很安全。人民和共产党的干部很亲，有很多老乡是毛主席的私人朋友。路上遇到小车开过，农民敢拦车告状说事情，那时的延安，官民平等是渗透在骨子里的。毛主席有多少外国朋友，延安人民就见识过多少外部的世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提高了延安人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延安人民见过大世面。
北京知青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的，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延安人民感到特别亲，对他们特别好。在延川，有许多老干部的后代，曾经的延安人的后代插队：他们其中有蒋南翔的女儿，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侄女，习仲勋的儿子等等，还有许多中央部级干部的孩子。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曾培养了很多陕北干部，形成了延安与北京的特殊人际关系。20世纪70年代北京知青在延安的插队，第二次把首都的风气带到了陕北。那些红色后代的家属到延安探亲，周恩来总理对北京知青的关照，是北京与延安思想文化的大交流。在延川插队的还有一批国家级文化精英的后代：他们大多来自精英荟萃的海淀区，以清华大学子弟为代表。与老干部后代的共同特点是爱读书，肯钻研，作风大胆，思路开阔，与拘谨胆怯的关中学生大不相同。雷增寿说，可以预见，这些知青都是非凡的，他们在延安的作为势必极大地促进当地智力的开发，文化的开发，政治的开发，思想的开发，他们将会让未来的延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这样的年轻人，雷增寿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像老书记申易一样，继续和县委的同志给他们大力的支持和扶植。当年返乡青年路遥上学的问题，是他的未婚妻北京知青林达直接向县委反映的。路遥是个初中毕业生，喜欢读书，曾有许多作品发表在县委油印的小册子《山花》上。在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延川的文艺气氛一直很浓。延川曾是著名作家杜鹏程学习和创作的地方，《保卫延安》等优秀作品就产生在这里，陕西省作协主席李若冰和夫人贺抒玉都曾生活工作在这里。所以县委始终对文学青年很关注。
北京知青林达反映的路遥，雷增寿很熟悉。路遥爱写作，曾借调到县委宣传科工作。雷增寿带他参加“批林批孔”大会时，路遥带了一包袱的书，会上会下专注读书，非常好学。雷增寿觉得他将来有可能是柳青式的人物。1974年路遥参加了大学考试，平均成绩70多分，分数远远超过了一般水平。但是由于“文革”中的派系斗争，使路遥在政审方面出了问题，没有大学敢收他。林达找到县委，希望雷书记主持公道，给予帮助。雷增寿想了一想，要路遥报考延安大学。他亲自带着路遥找到延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申沛昌介绍了路遥的情况，并把路遥在“文革”的表现向延安大学主管招生的杨主任做了说明。杨主任说，县委书记亲自来说明政审情况，没问题，这个学生我们收下了。
路遥在大学读书时刻苦用功，在创作下狠下功夫，上学期间就被省作协调用。他在宝鸡乡下体验生活，创作出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没有再回延大。雷增寿和路遥的关系非常好，他说这是一个人才，要放到有利于他发展的地方去，不要保守。路遥接着创作出轰动全国的作品《人生》，留在了省作协工作。为了让路遥有个安定的家庭生活，雷增寿专门找到团省委商量，将林达从延安调到了西安工作，为路遥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林达后来上了省电大，调到西影厂文学部工作，发展得很好。
陕北的土地养育了路遥，陕北的雨露滋润了路遥。尽管路遥已经调到了省城西安的省作协工作，他还是念念不忘陕北。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一直住在陕北，他下铜川煤矿体验生活，回到故乡构思作品。他常常躺在延川农村的大地上，仰望着无边的蓝天白云，感受着来自故土的力量，他说这里会给他无尽的创作源泉。《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一等奖的第一名，给路遥带来了空前的名誉，也给他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伤。生病期间，路遥一直住在陕北，住在延安，直到病重也不肯离开。直到省委向县委下了命令，说路遥不仅属于陕北，也属于陕西省，更属于全国。延安是他的家乡，但不是最好的医疗环境，对于这样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陕西省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治疗。在省委的直接关怀下，路遥从延安转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此时，重病在身的路遥衰弱得再也不能回延川，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直到他病逝。
辞世后，路遥的骨灰又回到了母校延安大学，他永远躺在故乡的大地上，这里有他的雕像和纪念墓碑，和他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关于北京知青的故事和那个激情岁月的年代，也永远留在了县委书记雷增寿的记忆中。
照片中的无悔知青路：
25岁当上县委副书记的知青①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初，时年26岁的杨占春彼时正作为
敬泽昊 彭芬
每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成长于红旗下的第一代人，最难忘的，莫过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岁月。这样的经历，让他们不得不在人生的黄金时期，便开始了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煎熬。
有人熬过去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有人没熬过去，后来被时代的大潮淹没……如今他们老了，到了回忆过去的年龄，对于那段岁月，他们会抱怨，会遗憾，当然更多的是难忘和自豪。
1975年前往北京出席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杨占春人生中“伟大且具有历史意义的幸福时刻”
五四青年节前夕，西部网记者走访了多位知青，一边翻看着泛黄的老照片，一边听他们讲述那段岁月里的点点滴滴。陕西知青的代表，赴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他利用会议开幕前的间隙，在天安门前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合影留念。
对于知青而言，那些年去趟北京，在天安门前拍张照片，就如同朝圣一般。所以不难想象，杨占春在拍下这张照片时，内心会是多么的激动。
被狗熊咬伤后成为典型 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1968年9月28日，19岁的西安铁一中高67届学生杨占春，和22名同学一道登上了开往宝鸡凤县的火车，奔赴他们下乡的地点——凤州公社白家店大队。
城里娃到农村，首先要过的就是劳动关，“队上给我评的工分是一天十二分，这在当地算是壮劳力了”。杨占春回忆，当时每十个工分价值二角钱，也就是说，他劳动一天挣的钱才能买到一斤半小麦或一包廉价烟。
下乡第二年，在一次森林伐木中，杨占春为救一名被狗熊袭击的同学，不幸被咬伤。电台、报纸随即报道了此事，他所在的知青小组还被评为了县、市、省的先进集体。而大难不死的杨占春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并于1971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75年1月，杨占春随陕西代表团赴北京开会，“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商讨国家大事，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十分激动”。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但回想起那段经历，杨占春依然心潮澎湃。
一张照片引起风波 被人贴了大字报
从1970年开始，杨占春所在的知青小组的同学们通过招工一个一个离开村里。到了1972年初的时候，小组只剩下了他和两名女同学，再到年底，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作为被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又是媒体树立的典型，让杨占春深知自己通过招工离开这里显然是不可能了。在那个讲奉献的年代，索性便扎根农村，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
直到现在，杨占春都没有后悔当年的决定。
决定扎根农村的杨占春，又迎来了一波宣传热潮，同时也惹来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一次，县文化馆的一位宣传干部跟随杨占春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杨占春满脸汗水，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白衬衣，背上的麦子因太重把他的腰都压弯了。
两天后，一张抨击他沽名钓誉，宣扬个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大字报便贴到了县委大门口。杨占春赶紧叫这位宣传干部收回照片，并做了适当的解释，风波才渐渐过去。
杨占春还收藏着当年媒体报道的剪报
跌宕起伏的三年 火箭提拔后重回农村任劳任怨
1974年4月，时年25岁的杨占春被任命为中共凤县县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凤县革委会副主任。这样的火箭式提拔，让他有点懵，他甚至还不知道县委副书记是个干什么的官。
到了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清查运动，杨占春也是被审查的对象。好在组织最终认定杨占春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因为之前提拔太快，县委决定让他在基层再锻炼几年。
1977年9月，杨占春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来到凤县红光公社任书记。对于从未主管过农村工作的他而言，这是一次新的考验。
在随后的四年里，杨占春努力工作，与干部群众的关系也一直很融洽。1981年，他被任命为凤县副县长，重回副县级，并于1981年调回西安。
如今已经退休的杨占春，回忆起那段岁月感慨良多。他说，自己很幸运，没有整过人，也没有被人整，安安心心做事，踏踏实实做人，也算没有虚度。
照片中的无悔知青路：
去延安下乡可是件时髦事①
敬泽昊 彭芬
在奔赴延安下乡之前，姚丹和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1969年1月，16岁的北京女孩姚丹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出发前，全班女生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包括这些女孩在内，20世纪60年代末，近三万名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据不完全统计，最终有近200人留在了陕西。
对于北京知青而言，去延安下乡可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图为姚丹（左一）和同学在宝塔山前合影
“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从北京到延安，姚丹和同学们用了四天的时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安，再转乘到铜川的火车，最后换乘卡车才颠簸到延安。“路途太远腿都坐木了，下车连路都不会走了。”姚丹说。
在路上，姚丹迎来了自己的生日，“离开北京的时候16岁，踏上黄土地时已经17岁了”。
下乡的北京知青有的去了黑龙江、内蒙古，有的去了山西、云南，而姚丹他们之所以选择前往延安，则是出于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在那个年代，去延安是件很时髦的事”。
1月的黄土高坡天气寒冷，下着雪的山路十分湿滑，好不容易到了公社，知青们都快冻僵了，却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老乡走在我们的前面，用山里人特有的背绳把沉重的木箱背在双肩。狭窄的羊肠路上无处停歇，只能这样负重挪步向前。雪天进山对我们简直就是灾难，陕北老乡却如履平川。”回忆起当年进山的情景，姚丹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最牵挂当年曾执教的窑洞小学
姚丹下乡的地方在离延安城有几十里路的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村前是弯弯曲曲的延河，村后是绵延环绕的大山”。山里的孩子每天要背上干粮到河对面的小学去上学，河上没有桥，夏天蹚水过河，冬天踏冰过河，碰上发洪水过不了河，就只能耽误课程。
当时，这些文化程度其实并不高的知青，在山里人眼里算是文化人了。插队第二年，姚丹被队里派工当了老师。
“队里临时找了一孔旧窑洞，配上 ‘缺胳膊短腿’的旧桌椅板凳，在墙上砌了一块石灰墙，刷上锅底黑当黑板，临时教室就这么布置好了。”姚丹说，农村办学没资金，为了给孩子们买书本，她带着学生进山挖药材、打酸枣，晒干后卖到城里的医药公司，农忙时还组织学生拾麦穗、掰玉米、拾粪等，挣些工分。
姚丹带着自己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杨家岭革命旧址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姚丹很快乐，她教学生们跳舞、唱歌、游戏，还带他们参观革命旧址。离开延安后，她一直牵挂着学校的情况，令她欣慰的是，当年的窑洞小学如今仍在，还扩大了规模，条件也好了很多，“我教过学生中有好几个接过教鞭，当了老师”。
北京娃变陕北婆姨 陕西就是家乡
蹚延河、睡凉炕、饿肚子，长期的农村生活与劳动让姚丹患上了关节炎，拄了大半年的拐棍。虽然生活艰苦，但知青们始终报以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游览宝塔山，还在延河大桥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合影。
70年代初，北京知青们通过招工一个个离开村里，大多数人都选择回到了北京。1972年，姚丹本来有机会离开，她却把招工名额让给了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那年年底，和她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全部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
1973年，姚丹被招干到了河庄坪乡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往延安城区区委办公室、延安地区轻工业局，在此期间认识了陕北籍的丈夫，姚丹决定，留在陕西生活。“我的心态一直都比较好，对于能不能回北京，一直没有多想，随遇而安吧。”
后来，姚丹调到了西安，生下了儿子，“当年的北京娃，变成了陕北的婆姨”。后来，为了照顾户口迁回北京的儿子，她又回到北京工作了几年，并在北京退休，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西安安度晚年。
“儿子虽在北京长大，考大学时却选择了西安交大，我这一辈子，算是跟陕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姚丹说，这片黄土地为她的人生注入了丰富的养分，陕西就是她的家乡。
《知青》掀怀旧热 忆陕西知青往事①
任奕洁
《知青》剧照
《知青》剧照
电视连续剧《知青》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后，以写实风格吸引观众。随着剧情的发展，赵天亮接到远在陕西插队的哥哥赵曙光遭遇矿难的电报，在未经连队的许可下急急赶往陕西坡底村。镜头把观众从丰收的北大荒一下带到了干旱缺水贫困的大西北，由赵天亮这个人物引出了另一拨在陕北插队的知青。本报的“社区剧评”专线手机也收到读者热评短信。大家根据电视剧的剧情纷纷讲起自己的知青往事。
知青的劳动：比电视剧里更艰难
电视剧《知青》中，赵天亮和其他知青在大日头下“虎口夺食”；在比人高的庄稼地里浇水锄草；寒冬腊月在刺骨的雪地里架设电线；暴风雨夜里坐在床上用脸盆、饭盒接雨……参与剧评的读者中，很多人都谈到剧中的劳动场面最能勾起他们的回忆。
“电视剧里演的，远远没有我们劳动强度大，他们还在田地里开心唱歌，怎么可能！”陕西商洛市秦南律师事务所杜安生说，他作为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背着铺盖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来到秦岭腹地的深山开垦荒地，“70度的陡坡上，知青们一字排开，从左向右运动，用獠牙一样的？头 ‘甩地’，因为山体很陡，山顶不断有滚石落下，脚面和小腿很容易被砸伤。不过跟剧中一样，我们下乡不止种地，当地的公路、水库，甚至小型水电站也都参加建设”。
采访中记者发现，知青提及工分这个词，总是有很多话要说。西安铁路局社区即将退休的苏长江当年在渭南插队三年，为了提高工分，他想到了农作物增产的念头。“我带着同学在棉花地里种土豆，可那会儿 ‘套种’就是破坏生产，县里来了人要拔我们的土豆苗，所有同学都急了，解释实在因为当地老乡太穷了。最终立下 ‘减产找知青赔’的军令状才保住土豆苗，还在20亩土地上种西瓜。第二年棉花不仅没减产，还收获了土豆，西瓜也卖了好价钱，我当上了队长，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工分从6分钱提到三毛六分钱，我成了劳模还去县里做报告，现在想想都觉得特别激动！”
知青的生活：睡醒后，胡子结出冰碴
《知青》中，赶赴北大荒的全国学生住的是农场库房，吃的是玉米面窝头，住在原本堆满稻草、农产工具的铁皮厂房，冬天点烟囱生炉子，每个人自带铺盖卷，睡在大通铺上。电视剧的生活场景也令亲历者想起当年。“毕竟是拍电视剧，我们当时就住在牲口棚子，根本不如电视剧里演的。”苏长江说，“我们住的房子没有顶棚，冬季夜晚太冷，睡觉也戴着皮帽，脚穿棉袜，牙齿还冷得打战，熬到天亮，一摸胡子，呼吸的水汽都结出了冰碴子。”
杜安生说，知青每天吃的就是玉米面、洋麦面（比小麦成熟期短，口感生涩）加水煮成的糊糊，还有山上的野菜。刚下乡头两个月有60斤玉米的“过渡粮”，之后跟农民一样，也是靠工分吃饭，到年底跟大队换土豆、红薯等粮食。“那会儿正值隆冬枯水季节，村里的水磨不转，我和队友就想借队里的黄牛磨玉米面，但队长却以牛只供集体犁地不给个人使用婉拒，最后我俩只能抱着磨杆推着两百多斤的磨盘，转了整整一天，只觉得天旋地转。等坚持到腊月二十七，邻居过年炸豆腐又引燃了我们的住房，我们的被褥和衣服，尤其是“毛选”和“语录”被烧光，我们流着泪在公社值班室冻了一夜……”
知青的爱情：有共同遭遇的人心更近
《知青》里描述的爱情低调而执着，剧中上海女生“周萍”因为成分不好，下乡改造即便每天上工也没有工分，同队的“赵天亮”主动借钱给她，两人分隔两地插队时，“赵天亮”时不时偷偷跑去看望周萍，“赵曙光”就为了保护心仪女生，自告奋勇陪她到了陕北农村插队，这些都是现在的“速食爱情”难以相比的。
张建民插队前是西安高级中学66级的学生，他讲述了一个知青时代的爱情故事：“我的一位女同学，下乡时嫁给了当地农民，我们返城时他俩因为感情特别好，她就留在农村当老师，直到退休她已经教育了千余名学生。如今她一儿两女，生活很幸福，我觉得那个年代的爱情单纯美好，令人感动。”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陕西女知青也讲述了一段“秸秆堆上的初恋故事”: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一帮战友双手抱膝，围拢在秸秆堆草垛上，唱起当年流行的苏联歌曲，一群人讲笑话、吹牛，我们的手却悄悄拉在一起。虽然最后我们没有走到一起，但那个男孩算是我当时唯一的情感支柱吧，如果没有他的开导，我或许很难坚持下来。”当年的知青对未来生活两眼一抹黑，在情感寂寞的状况下，有共同遭遇的人心会更近一些。
知青的友谊：命运赐予的宝藏
几年的集体生活，也让知青这群年轻人结下化不开的友谊，《知青》中，男生宿舍晚上比赛掰手腕，谁输了就要打扫一个月宿舍卫生。
西安市第二十二中学校友靳振洲说，宝鸡扶风、汉中南郑是他们同学下乡最集中的地方，当年结下患难友谊，让现在每年的4月22日、9月22日都成了他们聚会的日子，“我们到农村当天就下了鹅毛大雪，那会只有十六七岁，下车后有个女同学蹲在沟边不想走，连当时送我们的司机都哭了，觉得学生特别辛苦，就说：‘你们就好好锻炼，等你们锻炼好了，我再把你们接回去。’每次吃饭，男同学负责运粮食，女同学负责做饭。水窖有红线虫、羊屎蛋，我们想办法清理，有人欺负我们，同学们就团结起来相互帮忙。现在退休了聚会，我们每次见面聊起来，依然觉得有趣。大家都是年轻人，每天一起工作，闲了就谝、聊天，嬉闹，开玩笑，对我们来说，可以那样交流思想，真的是每天最放松的时刻”。
昨日记者回访到的陕西知青，都表示虽然下乡的生活困窘难过，但至今回忆起来那段生活，依然觉得是命运赐给自己的宝藏，靳振洲说：“从此以后，再也不害怕任何事，生活就算再艰苦，我也有挺过来的勇气。”
数字解读陕西知青
■陕西49万①知青上山下乡
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中记载，1962—1966年，陕西知青总人数是1.58万人，1967—1979年，陕西安置知青总人数是47.45万，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总人数是1776.48万人。
■宝鸡、汉中、陕北插队知青最多
社会公益机构陕西中洲知青帮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陕西困难知青、知青群体，该基金会发展部部长韩莹昨日接受本报采访介绍说：“当年西安知青插队的地区，基本覆盖全省，在宝鸡、汉中、陕北等地有所集中。”韩莹解释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的知识青年会出省插队，云南、陕北、山西、黑龙江兵团、内蒙古兵团是五大集中地。
村里来了个知青：给老乡读报纸
“我在农村长大的，记得六七岁的时候，我们村子里来了个穿着白衬衣、身后背个草帽的知青，他斯斯文文戴个眼镜。”陕西兴平市庄头乡白庄生产队的杨兵（音）昨日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记得这名知青的名字，但他记得他为村里人做的好事，“当时队长介绍说，‘这是公社给咱们村派来的知青，从村子北边第一家开始管饭。’我记得他一共来我们家五次，跟我们一样就吃面条、小麦和荞麦磨成面的蒸馍，苞谷糁、咸菜。在村保管室领麦子和棉籽油，晚上就在养蘑菇的实验室住。”杨兵（音）说，那会他们都不识字，知青每天给老乡们读报纸、讲故事，“他在村子里人缘还挺好，干活都一起参加，时间长了就跟我们村的老人聊天，了解村史。农闲了指导村里人做电机转的飞轮，帮忙联系西安买家，还给村子里赚了不少钱呢！”
（被采访人：铁路局社区苏长江、文昌门社区张建民、草场坡社区靳振洲、商洛秦南律师事务所杜安生）
① 原载《各界导报》, 2016年7月5日。
① 原载黑龙江新闻网，2010年9月3日。
① 原载西部网，2015年5月5日。
① 原载西部网，2015年5月4日。
① 原载“华商网—华商报”微博，2012年6月5日。
① 49万指的是安置在陕西省内人数，非本省动员下乡人数，49万包括2.7万余名外省知青，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