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艺评论.2019卷(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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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畅言

写作困境与经典阅读

◎李建军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文学的写作困境。现在,对文学,大家都不满意。摆脱文学困境,要克服的困难相当多,有一些外在的客观困难,甚至一时难以解决。但是,从我们自己来讲,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基本文学修养的提高、文学经验的积累、文学意识的自觉。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阅读。

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写决定于读。如果你阅读的作品、作家选错了,那么就意味着你的方向可能是错的。因为你所模仿的对象、所取得的经验,不足以支持你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很多当代作家不知道该读什么,甚至很著名的一些作家,他们的阅读都是不成熟的,选择都是很有问题的,像莫言、余华、残雪、刘震云这些著名作家。顾彬说,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得人,尤其不懂得女性。这一点没有说错。对人的痛苦、人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我们时代的很多作家是不了解的,他们经常用一种漫画的、歪曲的、很拙劣的方式来写人。这当然跟他们受的整体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都有关系。但也有其他原因,就是他们的阅读有严重残缺。例如,贾平凹就说,他对俄罗斯文学没有兴趣。一个作家,只要你在20世纪开始写作,你不读俄罗斯文学,对俄罗斯文学没有兴趣,注定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类文学的伟大经验,简略地讲,有这么几个构成部分,一个是古希腊文学,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学,一个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一个是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学。在这中间,19世纪30年代才形成的俄罗斯文学,显得尤其重要。

俄罗斯文学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就是在吸纳别人的文学经验,比如对古希腊文学、对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学、对法国的包括雨果和贡斯当在内的那些作家和政治家的文学经验和人文思想的吸纳。所以,人类的文学经验,是整体的互相影响的。在这里面,俄罗斯文学特别重要。

我们大家都知道,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鲁迅、瞿秋白、蒋光慈和茅盾这些人开始,中国就介绍俄罗斯文学,这成为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方向、未来学习的榜样。鲁迅的创作,如果没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没有果戈理和安德烈耶夫等人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后来到了80年代,异化的苏联文学,就是那种虚假现实主义,塑造了很多虚假的人物,人性被抽空,情感被抽空,形成了一种僵硬的模式。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文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向——转向西方现代派,模仿西方现代派,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什么博尔赫斯、阿兰·罗伯-格里耶都成了中国当代作家模仿的榜样。我们完全把俄罗斯文学否定抛弃掉了。

但是,对那些成熟的作家来讲,他们没有忘记俄罗斯文学。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不可能无视俄罗斯文学的存在。比如路遥,很多人对路遥嗤之以鼻,非常不屑,认为他没有才华,文学成就很差。这是极其无知的话。路遥的文学意识、文体风格、叙述方式相当成熟。路遥对俄罗斯文学吸纳得非常充分。从托尔斯泰的小说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很多作品他都非常熟悉。恰科夫斯基,我们很多中国读者都不知道这个作者,但是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我们翻译过来了,比如《围困》,还有很多爱情题材的小说,路遥都系统地读了。还有,当代作家中把《莎士比亚全集》完整读完的人屈指可数,很有可能不超过五个,但路遥把《莎士比亚全集》读完了。

我经常讲,一个学习写作的人,没有读过《荷马史诗》,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全集》,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三部著名的小说,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和《罪与罚》,没有读过契诃夫最重要的那些短篇小说,你就不要想写作这件事儿,因为你的经验资源太贫乏了。

路遥比我们很多当代作家要成熟。他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情感的理解,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理解,比很多当代作家高出一大截。路遥为什么迷人?一个没有才华的作家,没有文学创造能力的作家,怎么会让那么多读者喜爱他?《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是什么?是人的自由和尊严。自由包括劳动的自由、爱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人所不可或缺的那种自由。尤其是农民阶层,一个广大的沉默的群体,路遥是第一个为这个阶层代言的作家。

所以,我们不要被著名作家的外在盛名吓住,自己要有成熟的判断力、鉴赏力,然后对任何在一时复杂因素影响下塑造成的权威,也要抱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这样我们自己才能成熟起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有一句批评当时学风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言必称希腊”。事实上,我们有能力“称希腊”的人,几乎就没有几个。周作人算一个,他翻译过古希腊文学,也写过古希腊文学史;王力先生算一个,他写过一本希腊文学史(《希腊文学》);罗念生也算一个。就没几个人懂希腊文学,怎么叫“言必称希腊”呢?此后,我们对希腊文学,翻译不够,研究不够,阅读也是一个空白点。

然而,希腊文学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讲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学的土壤和武库,其实,整个希腊文学是整个世界文学的土壤和武库。没有古希腊文学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亚,也不可能有托尔斯泰。我们只要读莎士比亚戏剧,那里面丰富的想象,对人的理解,呈现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都来自古希腊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也一样,他27岁的时候,在克里米亚跟土耳其人作战,后来,根据这一时期的生活经验写了“塞瓦斯托波尔”系列小说。在《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这部小说里面,他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荷马和莎士比亚一类的人讲的是爱情、光荣和苦难,而当代文学却只有势利和虚荣……这说明,托尔斯泰是把古希腊文学和莎士比亚作品当作评价的参照和尺度了。他只有对古希腊文学有相当的了解,才能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而他的判断是对的。

马修·阿诺德,英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批评家,讲古希腊文学讲《荷马史诗》,说它们朴素而直接地表现了人性——人性的贪婪、攻击欲,以及对女性的占有欲等,但是,也写了人性非常光辉美好的一面,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对大自然的爱等。所以,托尔斯泰受古希腊文学影响相当大,包括在修辞技巧方面。我们的修辞意识相当贫乏,而修辞在古希腊开始是一门学科,每个人都要学习。

修辞术有两种:一种就是演讲术,说服大家接受你的观点,这叫演讲术,也叫修辞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修辞方法、修辞手段,比喻啊、夸张啊、象征啊……《荷马史诗》里面有一种比喻,我把它概括为“事喻”,它会在里面讲一个故事,然后作为一个比喻。托尔斯泰把《荷马史诗》里面的这种比喻技巧学到了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果大家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就会知道里面有一个比喻,这个,如果直接去心理描写会非常难写,但托尔斯泰巧妙地把这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写出来了。是什么呢?沃伦斯基,禁卫军的军官,一个英俊而有激情的青年,跟安娜谈恋爱。那么,他见到了卡列宁,就是安娜的丈夫,比安娜大28岁,一个非常古板的没有趣味的官僚形象,是一种怎样复杂的心理呢?这里面有一种极其不快的复杂的消极体验。但是你怎么去写它?你怎么写可能都不太对。

托尔斯泰怎么写的呢?托尔斯泰在学习荷马,在这种修辞上的智慧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他说,沃伦斯基看到了卡列宁,就好比一只小狗在河流的下游喝水时,发现另一只狗在上游把水给弄浑了,心里非常懊恼。

大家想想看,这个比喻多么含蓄,多么优雅,多么丰富!

这种高明的修辞就是从《荷马史诗》中学来的。我们打开《荷马史诗》,你去看这种比喻比比皆是,简直是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

所以,从文学上来讲,“言必称希腊”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我们既没有这样的能力,大概也没有这样的意识。但现在我觉得也不晚。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虽然他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中国当代文学跟所有的文学都有关系。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美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更不用说,都要非常熟悉,然后自己的文学判断意识才会成熟起来。比如,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讲“纯文学”,老强调“文学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形式技巧上故弄玄虚,故意弄得很复杂,或者说让人费解难懂,把这当作“文学性”的一种特点,这是大错特错的。

读古希腊文学,无论是《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传说,还是古希腊的悲剧、喜剧,你都会发现,就像依迪丝·汉密尔顿——美国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个女学者,写了好几本书,《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希腊的回声》这三本书非常有名——所总结的古希腊文学的特点,就是喜欢事实,不喜欢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想象,对铺张的辞藻没什么兴趣,讨厌夸大其词。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致命的毛病,就是夸大其词,就是凭想象办事,就是堆砌辞藻,就是耍小聪明、抖机灵。这是让人非常厌恶的一种文学品质。故弄玄虚到最后就是那种晦涩难解,典型的就是残雪的小说,几十年如一日,风格一成不变,实在是一种不成熟的写作。

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有两三个人懂,你不觉得是一种文学犯罪吗?好的作品是人人都能懂的。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没有一个字是你读不懂的,小孩子只要识字就几乎可以读懂。诗作有它明面上的意思,有象征的意思。那个象征的意思只有哲学家才能解读出来,对不对?所以伟大的东西是简单的和朴素的,同时又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以外在的晦涩来吓唬人,来迷惑人,来为难读者。

古希腊文学的伟大经验,就是它倾向于去限制自己,然后充满了对秩序的热爱、对规则的服从。中国当代作家很多就是没规矩的写作,没规则的写作,而且是蔑视和嘲笑规则的——一切从我开始,我怎么写怎么就是规则,任性、蛮悍、恣肆,体现出一种写作上的暴力主义倾向和专制主义作风。典型的就是莫言。莫言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个演讲,说:“我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个皇帝,我想让谁生谁就生,我想让谁死谁就死”。这不是个暴君是什么?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我们经常会说他的《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是最好的作品。果然是最好的作品吗?《红高粱》里面充满了对西方作品的幼稚模仿。我们说积极的模仿是可以的,作品充满了对别人的学习,甚至借鉴和模仿,不丢人,没有模仿就没有创作。一个人的作品中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像歌德讲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和前人一起合作、共同创造的。他们的经验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不丢人,但是这有高明和拙劣之分。大家读《红高粱》,里面有一个人叫余占鳌,有一次为了试探自己亲生儿子的胆量,给孩子头上放了一个酒盅,然后回手一枪把酒盅给打掉了。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没有外国人,对不对?外国人也不这么干,而且外国人要打人,那个玻璃高脚杯是很大的,枪打过去不至于把人的脑袋打爆。我们中国的酒杯一般是很小的,放在孩子头上去打是非常危险的。他模仿谁呢?模仿席勒的《威廉·退尔》。大家知道威廉·退尔。奥地利征服了瑞士,想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州或者一个邦。威廉·退尔是个民族英雄,他不服从,所以被抓住,给了两种选择:一个是给他儿子头上放一个苹果,让他用箭把它射掉,能射掉就放他走;一个就是让他向广场的奥地利国旗鞠躬,否则就杀掉他。那么威廉·退尔就一箭把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射下来。他是被迫的,朋友们,他是被迫的,而且苹果比那酒盅还要大一点点,他接下来第二箭就把盖斯勒(奥地利总督)射死,然后就起义了。所以这是个模仿。还有在《天堂蒜薹之歌》里面有个人物叫金菊,有个男孩想抓她的手,远处在放电影,他就模仿——电影演到什么时候男孩要去抓她的手。这就是对《红与黑》里面于连要抓德·瑞那夫人的手这一细节的模仿。可见,我们的作家缺乏古希腊作家那种成熟的意识,即对规则的服从,对秩序的热爱,缺乏那种朴素而又直接的表现方式。我们现在需要认识那些真正伟大的经验。

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中都有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学精英,都有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离开这些作家,我们文学清晰的图像是没法绘制出来的。比如我们的《诗经》《楚辞》,比如司马迁。假如没有司马迁,中国的叙事文学包括戏剧文学,简直就没法讲,简直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所以司马迁对我们的影响相当大,但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强调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很多作家,包括张承志在内——张承志写了一篇关于刺客的文章,里面谈到了《史记》。可我认为他可能最多读了两篇,一个是《游侠列传》,一个是《刺客列传》,其他的都没有读。接下来像杜甫、汤显祖、王实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是我们可以作为典范去学的作家,从诗词到戏剧、小说,非常之丰富。我们必须认识,对我们来讲,哪一些作家哪一些作品是必须认真去阅读,反复去阅读、去咀嚼、去吸纳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大家都知道,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一个黄金般灿烂的文学时代开始了。英国文学从莎士比亚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是非常辉煌的,从戏剧到小说。小说的代表人物相当多,菲尔丁、简·奥斯汀、笛福,都是伟大的作家。俄罗斯文学起步相当晚,但一下子就达到高峰状态,让人们感觉非常惊讶,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文学有时候就是依赖于天才。一个天才人物的出现,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学基因,甚至改变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方向,改变它的传统结构。普希金就是这样的天才。他缔造了俄罗斯文学。假如没有普希金,后来的俄罗斯文学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普希金就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话也不是我说的,而是别尔嘉耶夫说的。

普希金这个人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他身上携带的遗传密码也非常丰富。他母系的一个远祖,就是非洲黑人,后来跟着俄罗斯沙皇打仗,获得了贵族的头衔。所以你想想,他有异族血统,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身上有很多非俄罗斯因素。普希金充满了活力,充满热情,天性充满那种自由感,同时又是一个视野特别开阔的人。他受过良好的皇家教育,文化修养相当好。他能读懂拉丁文,能读懂英文,能读懂法文,所以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是第一个把人类最伟大的文学经验,比如古希腊文学,比如莎士比亚作品,都充分地吸收,然后加以消化,转化成自己创造原动力的人。

莎士比亚对人类文学来讲很重要。歌德读莎士比亚戏剧,读了以后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读了莎士比亚,忽然之间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太阳。就是说,莎士比亚让他忽然看见了太阳。普希金大概也是这样,他说,他好像原来在一个深渊里面,读完了莎士比亚,忽然就来到了阳光下,来到了地面上一个开阔的地方。英国文学是一种朴素、自然、健康的文学,充满了基于健全个性的激情,以及对压抑性力量的反抗,这些,对普希金的影响非常大。

普希金创造的文学是纯粹的现代现象,而不是那种酸腐的、沉闷的文学,像茹科夫斯基等这样一些过去的浪漫主义作家,是极其封闭和病态的。普希金充满了现代精神,有一种真正健全的自由精神、个人主义精神,这来自于法国贡斯当对他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讲普希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从近现代以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的修养如此完整,他的精神如此健全,他的文学创作多方面,戏剧、诗歌、小说,都为俄罗斯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典范性经验。普希金常常被人比作“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我觉得这个比喻太准确了。太阳可以照亮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热情,给我们活力。所以讲讲普希金对我们可以有一些启发。

普希金可以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一些比较。普希金有宗教情感,但是他不是那种偏激或者绝对的宗教信仰。我们大家知道,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极端的宗教信徒,但普希金不是。有人讲莎士比亚是不崇拜上帝的,但是有一本书叫《莎士比亚与圣经》。莎士比亚内心对上帝是敬畏的,是爱的,但是他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把上帝时时刻刻挂在嘴上,在自己面前竖起来。普希金虽然只活了39岁,却像活了100岁——既有青春激情,又有老人才有的智慧。正像别林斯基讲的,普希金的作品汇集了俄罗斯精神所有的因素,反映了俄罗斯精神的方方面面。他可以使你看见一个自由的灵魂,一颗热情而仁慈的心,看到崇高的人格境界,所以他精神的健全和情感的健康影响了俄罗斯作家,使他们即便在特别忧郁、感伤、绝望的时候,也不至于颓废,也不至于消沉,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优雅和有教养的状态。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文学是不写性的,它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一样,有一种精神上对清洁而充满诗意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不写性,一行渲染性的文字都没有,这就是由普希金培养起来的一种趣味和格调。

我们从普希金身上首先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朴素的自然主义。朴素的自然主义,是个美学范畴,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做作和矫情,从做人到作文都特别不自然。自然主义在美学上的基本特点,就是纯真和朴素,就是丰富和和谐。作为生活态度,它意味着心灵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和世界正常而积极的态度,没有被虚假的意识形态和异化的生活方式所扭曲。就像你面前纯净的水、明净的光,很朴素自然地呈现出来。普希金就是自然之子,让我们感觉到他那亲切朴素、美好的内心世界。

其实,这种自然主义是英国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英国人的生活是低调和克制的,他们讨厌一切极端的东西,所以英国有光荣革命,英国有议会,英国有君主立宪制。为什么?因为大自然给予的东西使他们学会平衡、包容、妥协,这就是从大自然中学来的一种朴素的态度,不激烈不极端,不以一种僵硬的方式来对待生活,来处理问题。我曾经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里面谈过,莎士比亚的作品里面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然主义。比如勃兰兑斯,他就讲,英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然主义。它的自然主义不是消沉的、悲观的、压抑自己的,它是生机勃勃的。所以,英国人的创造活力也是一流的。这种自然主义倾向让人正常地生活。

那么,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民族?如果对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有充分的了解,你会觉得俄罗斯是一个宗教主义加民族沙文主义的民族。这是两个很矛盾的东西。同样,俄罗斯作家内心,也大都是分裂的——托尔斯泰是分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分裂的,包括契诃夫都是分裂的。这个分裂,主要来自于我刚才讲的宗教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分裂。当然,导致这分裂的,还有其他因素。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都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伟大,他是一个仁慈的人道主义作家,对罪恶很敏感,对救赎也很敏感。但谁也想象不到,他鼓吹战争,敌视犹太人,对东方民族包括中华民族没什么好感,充满歧视。尤其是赞美战争,而且讨好沙皇赞美皇储皇太子,非常庸俗。你难以想象这就是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如果读完《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不只是读他的小说,要读他的那些政论文章,读他的个人书信,你会完整地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

但是,普希金不一样。他既没有特别极端的宗教现象,更没有任何沙文主义的东西。那么,大家会问,后来那些作家为什么会有那种分裂?假如没有普希金,他们会更加分裂,他们的情感可能更加变态和病态。普希金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了或者说减轻了他们这种分裂的严重性。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看,普希金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是接近英国民族。所以我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非俄罗斯的遗传影响,因为他有非洲血统,有黑人血统。

普希金的精神世界更多地像大自然,辽阔、宁静,而且像大自然一样充满力量,一样丰富多彩。所以俄罗斯人看普希金,跟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不一样,跟契诃夫也不一样。契诃夫让人喜爱,但契诃夫缺乏普希金的伟大。托尔斯泰的那种忏悔让你感动,但他的丰富性远远比不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用讲,他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诗,也没有写过一部戏剧,他就是写小说。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充满对人性病态一面的表现,健全性比不上托尔斯泰,比普希金更是差得远。

我们通常讲,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真正伟大的作家一般都是晚熟的,所以在座的诸位,尤其写小说的,你们都不要急,我看你们都很年轻,小说家真正的成熟从50岁开始。莫洛亚在写《狄更斯传》的时候,他降低了10岁,从40岁开始。普希金38岁就去世了,可是他达到了智慧的成熟,有了80岁人的智慧,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人的成熟或者获得,以失去为代价,比如在青年时代,我们有了激情,懂得了追求,但是我们失掉了孩子的天真和可爱;到了中年时代,我们更加成熟,但失去了年轻人的活力;到了老年时代,我们拥有了高度成熟的智慧,但是既失去了中年人的那份内在的力量感,更失去了年轻人的活力。但是普希金不一样,普希金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孩子的纯净、青年的活力、中年人的那种沉稳以及老年人的智慧。他是个奇迹!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建议诸位读普希金。你写诗,普希金是直接的最高的典范;写小说,你读读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那是所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经验之源。托尔斯泰写不下去时,读普希金的小说灵感就来了。后来俄罗斯小说所有的经验你都可以从普希金的小说里找到。他还是个伟大的戏剧家。所以普希金像大自然一样,将人生所有阶段的美好东西都集纳到自己身上,而且让它们和谐地并存共生。

普希金16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写墓志铭,在座的诸位,我们正处在30岁、40岁、50岁,我们从来不会想象到死亡。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会认为自己是永生的,别人的死亡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可普希金16岁就给自己写墓志铭,这是一种什么人呢?他写的墓志铭是《我的墓志铭》,他说:“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和爱神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你看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朴素,但是我们一定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你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会恐惧,因为他那审判的刀斧实在是太锋利了。他会让你先成个魔鬼,然后又把你变成天使、上帝。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既不会杀人,也不会受那样的道德上的折磨。托尔斯泰,你会尊敬他,但是你也会敬畏他,因为他实在太威严了。契诃夫你会喜欢他,那么忧郁,那么优雅,但是他的忧郁有时候太沉重,他像普希金那样灿烂照耀的时候不多。

从普希金所写的墓志铭里面,大家看见了什么呢?对诗对美的向往,对爱情的向往,和爱神结伴,而且“慵懒”。老实讲,我是一个慵懒的人,我喜欢慵懒,我不喜欢被压着,今天去报个课题,评个奖,明天跟哪个领导去套近乎。我觉得这很庸俗,让人很不愉快。我喜欢慵懒的生活,慵懒的生活就是自在的生活,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生活。“慵懒而又欢快”,这难道不是一种很美好的境界吗?“没有做过什么善事”,大家注意这句话,这个善事指的是让别人传诵赞颂的话,对吧?“然而凭良心起誓,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这都是很高的境界,而且是我们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境界。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别给别人添麻烦,别给别人造成大的痛苦,你就是个好人。你把自己管好就是好人。所以普希金在16岁的时候,他在这首短短的诗里面,就把他自己后面人生要遵循的那些生活原则都确定下来,那就是一种低调而朴素又很健全的生活,爱一切值得爱的东西,然后让自己以一种健康而低调的方式来生活。

普希金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古人讲过“人无癖不可交”,那些把自己修饰得整整齐齐,看不出来一点毛病的人,你千万别跟他交往——他不是虚伪的人,就是一个埋得很深不真诚的人。普希金不一样。很多人见了普希金就会喜欢他。他的眼睛明亮到让你觉得像孩子眼睛,特别明亮。而且跟你讲话时候的热情和坦率,没有任何的虚伪和做作。很多人写到普希金,他那个时代的人,像巴纳耶夫和巴纳耶娃夫妇俩在回忆录里面都写到普希金,“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形,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很讨人喜欢,他的微笑令人愉快,仍然觉得他异常温和。”巴纳耶夫和巴纳耶娃两个人都写了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普希金留着一个很长的指甲,而且他为了保护他的指甲,用了一个比手指还长的金指套,把他的指甲全部完整地保护起来。很多人难以理解。巴纳耶夫这样写道:“首先令我惊讶的是,普希金的手指甲特别长,颇像鸟类的爪子。”这是个特别的人,这是孩子一样的人,是吧?一般成年人不留这个东西。巴纳耶娃的观察和描写更为细致:“我立刻注意到他的一根手指上戴着一只金质顶针似的东西。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直到我成年以后,才知道他手指上的金质顶针的用处。他留了一个长指甲,为了保护它,他才戴上了那个金套子。”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费解,我觉得一点不费解。因为他爱那些很细小的东西,很珍惜那些在他看来虽然很细小,但是他很喜爱的东西。我们从这就看见了普希金孩子似的可爱和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所以一个爱留长指甲的诗人,那一定是个有趣的好诗人。他也像年轻人,也会冲动,不冲动他就不会跟人决斗。当然这个决斗里面的原因也很复杂,不仅仅是简单冲动的问题,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诗里面,普希金都是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的。大家读普希金的诗,你觉得那个情景就是那种感情,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普希金的方式是最好的,用别的方式,这个诗都会有问题,要么不及,要么就是过,中间最好的就是普希金的这种。我们前面讲的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比照之下,普希金的这种性格在心灵上精神上就特别珍贵。我前面也讲到了,他不是一个极端的甚至偏执的宗教主义者,但是在普希金的作品里面,我们能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普希金对斯米尔诺娃说:“宗教创造了艺术和文学,创造了自远古以来一切伟大的东西;一切皆处于与宗教情感的依存之中……没有它既谈不上哲学,谈不上诗歌,也谈不上道德。”这句话我认为是对的,所以伟大的作家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接近真正宗教的那种东西。比如司马迁,比如杜甫。司马迁有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就意味着一种宗教精神,彼岸的超越了人的有限性的一种神圣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你也能看到,司马迁那种爱的精神,那可真是超乎一般的、超乎寻常的、近乎宗教的。杜甫更不用讲,杜甫是建构了一种自己的美学宗教的人。大家在杜甫的作品中看到的就是爱,对人的爱,对万物的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他的同情心基于一只燕子,而这种燕子是哺乳的母燕,所以家里面那个帘户,要留开一个过道,留开一个小洞口,让燕子来回自由地飞翔!他会同情一只蚂蚁:“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他要筑自己的打麦场,看到一个蚂蚁的洞穴,他就绕开。他写了《观打鱼歌》《又观打鱼》,一般人看打鱼,觉得鱼就是打来给人吃的,但是杜甫看打鱼,怜悯的同情心从心中油然而生,那种慈悲,你看到会特别感动。没有接近宗教的那种博大的爱,他怎么可能写出同情鱼的那么一首诗!写鱼的那种倔强,那种挣扎,充满了对它的同情。“三吏”“三别”,更不用讲是对弱者的同情。老实讲,我们那些无产阶级作家都达不到这么伟大的境界。他对桃树也感激:“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一棵桃树开花结果,天经地义,很自然的事情,用得着感激吗?但是杜甫对它充满了感激。《又呈吴郎》里面对他邻居的一个寡妇,一个老太太,还没有孩子,他专门写信给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她要打枣就让她打,一定不要阻拦。大家想想看,上帝写诗也不过就是这样,所以伟大的诗以一种真正美的方式接近了一种真正宗教的境界——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深情!所以我们这样比较,鲁迅当然也有宗教精神,但他更多地看见了生活的残缺和人性的病态,那种正能量的光明的温暖的东西,鲁迅作品中不是没有,而是太少。

普希金的诗歌里面这种平凡的自然主义,这种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就像吹动青草和树叶的微风一样,就像早晨的阳光一样,就像天空中的流云一样,都是非常自然的。比如《叶甫盖尼·奥涅金》,写到了奥尔加,她是达吉雅娜的妹妹,达吉雅娜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其实普希金可能更喜欢的是奥尔加,奥尔加像山野间绽放的百合,普希金讲她就是完全朴素自然的样子。

在偏僻的乡村,宁静的天地间,

她天真烂漫,大放异彩,

在自己双亲的眼面前绽开,

好似一朵幽谷中的铃兰,

隐藏在茂密的青草丛中,

瞒过了蝴蝶,也瞒过了蜜蜂。

对这么一个非常安静自然的姑娘,描写非常多。别林斯基说在普希金的诗里“充满着只有普希金诗情的灵魂才能够知道并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光辉的、爽朗的和快乐的忧愁”。西尼亚夫斯基是一个白银时代的流亡作家,他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这篇文章中讲:“轻松——这是我从他作品中得到的一个最为普通和最为明快的感觉。在生活方面,轻松是普希金世界观的基础。”我们读普希金的作品,真是感觉到轻松,有一种满足感,甚至有一种幸福感。这是伟大的作家给你的感觉。我们读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这种感觉,轻松、愉悦、满足、快乐、幸福。读《荷马史诗》也一样。读杜甫的诗也一样。读杜甫的诗,你尤其会觉得做一个中国人,用汉字阅读和写作特别幸福。因为我们的杜甫不输给任何一个用别种文字写诗的伟大诗人,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是灵魂最细腻、最健康、最美好的一个人。所以赞美普希金的话都可以用来赞美杜甫,也可以用来赞美司马迁。

利哈乔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国学大师,他就讲:“鲜花在开放,它们就是美丽的。难道我们应该用园地里的泥土玷污它们吗?他本人创造了自己的形象,关于他的淳朴和平凡,这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希望‘像所有人那样生活’。”大家记住这句话,他希望“像所有人那样生活”,就是朴素的生活,不要显得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作家装得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努力显示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是个怪物。

我们在普希金的作品里感受到爱,感受到友谊,感受到同情,感受到怜悯,当然也感受到忧愁,但那种忧愁是一种甜蜜的忧愁,让你会更爱生活,而不是去恨别人或者这个世界。那么我就讲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是一种崇高和谐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朴素而亲切的人道主义,它会爱一切,包容一切,理解一切!大家知道在这种朴素自然主义里面,有一首诗人人都知道,我们不读普希金也会稍稍了解一点点,就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都是家常话,我们都会被生活伤害,我们都有委屈的时候,我们都有绝望的时刻,但谁会像普希金这样安慰你呢?好像世界上说这样话的人不多。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朋友们,这是多么好的诗,多么会安慰人!有自杀倾向的人,看了这首诗也会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未来还是可期待的。我们会感动,因为他真的是会体贴人,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他关注的那个孤独的人,痛苦的人,陷入绝境的人。普希金的这首诗,可能是写给他的某一个朋友的,但是也是写给每一个忧伤的人、每一个渴望被安慰的人的。这就是普希金,俄罗斯的普希金,也是我们的普希金。这是普希金自然朴素的自然主义在美学上呈现出来的境界。

普希金有非常成熟的现代思想,有非常健全的现代精神,这种现代精神就是现代自由主义。我们很多的作家,包括那些很伟大的作家都不知道自由主义为何物,他们任性,他们蛮悍,他们甚至很粗野,但那不是自由主义。

贾平凹写《废都》的时候不叫自由,那叫任性,那叫没有修养。莫言写《檀香刑》,写《生死疲劳》,那也不叫自由主义,那也叫任性和粗野,甚至粗俗、粗鄙。从朴素的自然主义过渡到现代的自由主义,在普希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朴素健全的东西一定会向往自由,而这种自由一定是健全的自由,就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成熟的自由精神。这个自由主义首先是指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觉醒以及个人对自身独立价值的追求,尊重个人。

我们东方是一个压抑个性的、一个国家主义集体主义非常流行的地方,我们有的人终其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不知道自己的个性是什么东西。很多人是这样,写作是糊里糊涂写,为了外在的东西写。为了获一个奖,什么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而写作。我经常跟一些很著名的作家朋友讲,他们都出过十几部长篇小说,我说不要再照过去的方式写作,换一种模式。写什么作品呢?就是写给未来的书,不一定要现在出,不一定要现在获奖。为了外在的东西写作,是极其庸俗的,而且是极其不明智的。是的,要写给未来。

普希金的自由精神来自法国最伟大的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贡斯当。他的书我们有翻译,叫《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还有《文学政治文集》,我没见到过。那么贡斯当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一直捍卫这样一个原则,即自由就是一切。而我所说的自由,是指个性的胜利,是指个性对力图以专制主义进行统治的政权的胜利,以及对要求得到少数服从多数的群众的胜利。专制政府无权干涉个人意见,不应该使个人的东西服从于社会权力。”这是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曾有这样的思想。贡斯当是普希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读了贡斯当所有的作品,所以普希金思想的成熟与贡斯当有很大关系,他年轻时候就读贡斯当的作品。

普希金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最成熟最彻底的现代作家,因为他是最成熟的自由主义作家。他是文艺复兴运动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也是法国启蒙运动精神遗产的继承者。就此而言,他远远超越了他的前辈,像茹科夫斯基,像杰尔查文;也在很大程度上远远高于他后来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中,自由主义的精神老实讲没有形成,他们是把自我限制在宗教里面的。他们仁慈,他们懂得那种神圣的爱,但他们的个性,那种自由精神并不十分健全。

所以,别而嘉耶夫讲:“普希金是自由的讴歌者,然而他的自由比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希冀的自由更加深刻,更加独立于时代的政治仇恨。”普希金渴望自由,但他希望这个自由所有人共享,它不是通过剥夺一群人的自由来保障另一群人的自由。我们近现代以来就充满了这种狭隘的自由和解放的理念。我们总是通过压迫伤害一群人来满足另一群人。

普希金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自由之火。普希金在自己的自传中很自豪地讲,他的祖上曾经是一名黑人,一个小国的首领的儿子,讲自己的这种非俄罗斯血统。所以自由是普希金诗歌的灵魂,也是他生活的态度,他反抗一切的压迫和束缚。他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沙皇,就是俄罗斯最高的统治者。这个特别厉害。你看我们的杜甫非常伟大,但是杜甫他没有现代自由主义精神,毋庸讳言,也不可能有,他的思想资源不可能有这些东西。他的思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面对皇帝什么的,他是要服从的,但是他要用自己更高的这种伦理精神来规约它,“再使风俗淳”,这也是很了不得的。中国很少有诗人说他要教训皇帝,要让他变得更好。

关于自由,普希金写了很多赞美自由的诗,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叫《自由颂》,这个诗非常长,非常有气势,而且里面不仅包含着气势,还包含思想。他在诗里面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沙皇,作为一个被抨击和被诅咒的人,在普希金的诗中经常出现,而且毫不遮掩。

唉,无论我向哪里望去——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铁掌,

对于法理的致命的侮辱,

奴隶软弱的泪水汪洋;

到处都是不义的权力,

在偏见的浓密的幽暗中,

登了位——靠奴役的天才,

和对光荣的害人的热情。

……

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

今天,无论是刑罚,是褒奖,

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

全不能做你们真正的屏障;

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

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

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

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大家看看,这首诗特别了不得在哪?它不是纯粹的诅咒、鞭挞、嘲讽、挖苦,它在基于自由讲一个道理。讲什么道理呢?就是法理。基于法理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一种现代的自由。

大家知道还有一个俄罗斯人叫拉吉舍夫,也写过一首《自由颂》。拉吉舍夫是普希金的前辈,这个《自由颂》影响也非常大。但这两首《自由颂》大家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在普希金的《自由颂》里面,我统计(这是我统计的数据,不一定准确):“自由”出现了4次,“法理”出现了9次,“帝王”出现了5次,“人民”出现了5次;在拉吉舍夫的《自由颂》里,“自由”出现了27次,“法律”出现了5次,“人民”出现了9次。由于拉吉舍夫的诗有540行,而普希金的诗只有96行,所以,两相比较,“自由”在前者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后者,而“法理”在后者所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普希金的现代自由精神就体现在对法律的尊重,对法理精神的强调。

普希金所歌颂的自由是以法律为前提的,只有法律才能最终调停帝王与人民的冲突,才能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所以大家看看,普希金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启蒙主义作者,他不仅仅抒情,他也有成熟的理念、成熟的思想。像这种对自由的赞美,对自由的歌颂,比比皆是。比如他有一首诗叫《致娜·雅·波柳斯科娃》,里面有这么几句:

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

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

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

从不为权势烧香。

我只学着颂扬自由,

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

我生来不会用羞怯的缪斯

去取媚沙皇的心欢。

……

是爱情,是隐秘的自由

使朴实的颂歌在心中产生,

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

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朋友们,这是多么伟大的境界!他的诗是了不得的。类似这样的诗非常多,包括他在诗歌中批评拿破仑。我的《重估俄苏文学》(83万字,上下两册)里面就有一篇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怎么批评拿破仑,这一篇大概有4万多字。其实普希金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训诲,就是教训拿破仑,批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发动战争,公然搞帝制,通过革命把一个共和国国家的体制转化成了帝制,自己称帝,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也是罗马皇帝。因为他征服了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要派一个亲王,就是他的弟弟或儿子,刚出生的孩子就做罗马皇帝。普希金有一首长诗的名字叫《拿破仑》,对拿破仑批评得非常尖锐,我就不在这地方念了,大家自己去读一读。

总之,自由就是普希金诗歌灵魂性的主题,也是他毕生奋斗的理想。我们现在的作家,整个的创作者,没有灵魂,也没有理想。他们的灵魂是沉睡的,他们的精神是麻木的,他们整个人内心的窗户完全没有打开,不知道精神为何物,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拿普希金做个比较看,就能看到。你说莫言给你提供了什么精神上的支持?提供了什么思想价值观上的一种方向感?照亮了你?没有,他一片混沌。刘震云、贾平凹、阎连科,全都是这样。我们的作家在精神上严重地不成熟,非常幼稚,而且病态、畸形。大家可以看我的一本书,叫《超越消极写作》,对这些作家我都有细致的文本分析,不是仅仅给你一个结论,问题非常严重。有没有优秀的作家?当然有,我经常会讲,比如史铁生,比如王小波,比如路遥,比如陈忠实,比如宗璞,很多这样的作家。我也写了篇很长的文章《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因为我们现在的国民性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比鲁迅时代的国民性的问题更严重,但是没有人批判了,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们作家,像普希金这样成熟健全的不多。当然史铁生算一个,王小波算一个,路遥算一个,他们的精神都很成熟,很健全。

自由意味着独立和批判、独立与匡正——诗人的地位与使命。匡正就是纠正。我们有些人写一辈子,不知道写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作家承担着什么样的使命,有什么样的责任,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写作。普希金认为诗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敏感而正直,是美好情感和美好事物的赞美者,也是丑恶事物的批判者,所以诗人必须承担启蒙和批判的任务。他写了多首关于诗人的诗,其中一首诗就叫《诗人》。他这样写道:

他不让自己高傲的头颅

倒向人世的偶像的脚前;

他跑开了,粗野而威严,

充满叫喊和反叛的声音,

跑向无边的波浪的海岸,

跑进涛声滚动的檞树林……

普希金还写过一首诗,叫《致诗人》,这里面也讲这种“狂热的赞美,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喧声”,等等。他就是说不要再赞美帝王,“诗人,你就是帝王,你要独自生活下去”。我前面讲到俄罗斯的一个国学大师利哈乔夫,曾经就这句话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他看了这句话一开始很惊讶,后来觉得这是普希金意识到诗人的权力。作为诗人的权力,跟帝王的权力是平等的。因为诗人不是要去巴结权贵,也不是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权力,而是要像我前面讲的保持一种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跟他们站在一起。所以普希金写过一首诗,叫《我的家事》,他就不屑地反驳了那种硬说他是贵族的一个传说。他说:“我怎么能算一个显贵?感谢上苍,我只是一个平民。”他很以自己是个平民而自豪,而不是把自己说成一个权贵。还有讽刺短诗,他写了很多,讽刺的人就很多了,从沙皇到将军到政府里的高官,都很具体。同时他对民众也有一种清醒的、启蒙的、批评的意识,比如他的《诗人和群氓》:

走开吧——性喜平和的诗人

同你们有什么关系!任你们荒淫,

放开胆子让心肠变得铁石般硬,

心灵厌恶你们,犹如厌恶荒坟。

为了你们的恶毒和愚蠢,

你们依然拥有鞭子,拥有

牢房和斧头,直到如今;——

够了,你们这些疯狂的奴隶!

他对上流社会和宫廷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就在诗歌里面,他甚至专门写了一首《讥亚历山大一世》,毫不留情地讽刺起了沙皇:

我们的沙皇是位了不起的大官,

他接受的是鼓点声中的教育:

在奥斯特里茨城下他逃之夭夭,

一八一二年,他又吓得浑身战栗。

不过,他却是线式战术的教授!

最后这种战术也使这位英雄玩腻——

如今,他在外事部门充当了

一位小小的八等官吏!

沙皇有时候把自己下放到某个部门去做具体事务,沙皇当得好,不用这样表演嘛。所以他对亚历山大一世的讽刺,非常辛辣和尖锐。这就是普希金。这就是普希金作为一个匡正生活的诗人,履行自己的天职的一种表现——不向权力妥协,也不在权力面前讨好拥有权力的人。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伟大诗人最宝贵的东西。

所以,诗人应该怎样成为一个诗人,诗人的使命是什么,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也是普希金的经验中最宝贵的东西。

普希金懂得爱与同情的意义,是一个温柔的人道主义者。

诗本质上是一种对世界的爱的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怜悯和同情的情感的表现。

普希金写过一首诗,叫《无所信仰》:

请怀着一颗同情的心听取兄弟的呻吟,

那不幸的人并非恶徒,他在忍受苦痛。

世上有谁能使他痛苦的心得到欢娱?

唉!他已经丧失了最初的慰藉!

你看看普希金,他特别同情那些陷入痛苦逆境中的人。他有很著名的《给奶娘》。他的奶娘是个女奴,他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特别尊重她,他那种爱不是从上而下俯视的爱,而是平等的爱、心贴心的爱。虽然艾青写了一首《大堰河,我的保姆》,跟普希金比,那是天上地下,那是模仿之作。而普希金的诗句,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我严峻岁月中的女伴,

我年迈了的亲人!

你一个人独自在松林的深处

长久、长久地等待着我。

你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口悲叹着,

像一个哨兵守在岗位上,

而拿在你满是皱纹的手里的编针,

每分钟都因为悬念而迟疑。

你凝视着那早就被遗忘了的大门

和那黑暗而遥远的路程:

哀愁,预感,忧虑

一阵一阵地紧压着你的胸膛——

于是你觉得……

这首诗有人说没有写完,其实写完了。省略号,把一切丰富的情感都包含在里面。

还有一首诗是《给婴儿》。普希金几乎向世界上一切值得爱的人都表达了爱,都表达了他真正高贵的富有人道主义的情感。刘震云《手机》里边有一处写婴儿,他羞辱了女性,比如伍月,说伍月的两个乳房像篮球一样大。一个无赖会写小说,也就这样写了吧!女人的乳房,那是生命之源,怎么会像篮球呢?篮球是被人拍来拍去的,是一个玩物,女人的乳房怎么会像篮球呢?他又写婴儿像刚出生的耗子。哪一个作家会把婴儿比作耗子?只有没有人性的作家才会。

而我们伟大的普希金,有一首诗就是《给婴儿》:

孩子,我不敢为你

郑重地举行祝福仪式。

你的目光和宁静心灵

都是天使带来的慰藉。

愿你未来的岁月晴朗,

像你现在的明媚目光。

人世间存在诸多运气,

但愿你最为称心如意。

这种祝福感!真正的爱都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今天给爱赋予了太多功利性的东西,嘴上说爱这个爱那个,就是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

普希金还有一首诗,就是《在犹太人的破屋里》。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普希金同情犹太人。犹太人一家在房间里,那种少妇的忧虑,年轻人的无助,老人的孤独,他全都在他的诗中表现出来,特别感人。他最著名的诗就是《青铜骑士》(有的翻译成《铜骑士》),是长篇叙事诗,我建议大家读读。还有他的小说《驿站长》,是写老驿站长因自己的女儿被一个禁卫军军官拐走了,最后孤独而死,那种同情特别打动人。学写小说一定要读普希金的小说,他一点都不装,给你非常真实亲切地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你一辈子都不会再忘掉,他没有任何做作的、故作高深的、故弄玄虚的、魔幻的东西。

所以,从爱的人道主义的角度讲,普希金的写作也是伟大的,也可以提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启示。

爱就是力量,伟大的精神就是一种力量。力量感——雄伟气魄与崇高风格,我们现在有的作家女里女气,特别缺乏力量。我不是说女性的这种气质不好,就是那种娘娘腔,明明是个男人,写得比女性还女性。我们整个文学精神缺乏一种力量感,缺乏一种崇高感,缺乏一种真正的英雄气质。这个我就不具体讲了。

普希金的诗里有真正的女性美,婉约之美,但是也有真正的阳刚的崇高。那种壮美,男性的力量感,特别了不得。他这种力量感,一方面来自他内心,他的强大的健全的丰富的内心,另一方面就来自于大自然,普希金特别热爱大自然。我们知道大自然总是充满力量的,它诞生一切,孕育一切,然后去滋养一切。比如他有一首《顿河》,小说《静静的顿河》这个意象从哪来?就从普希金的诗里来。普希金的诗真的很美,它一下就把你打动了:

……顿河,你好!

我从你远方的子孙那里,

给你带来了他们的敬意。

百川都知道静静的顿河,

把你视为光荣的兄长;

……

因为这是他在另外的一条河(幼发拉底河)旁边想起了自己家乡的顿河,原是一条河讲述另外一条河这么一首诗,其实是寄予乡愁的,但是没有一点点腻腻歪歪的、软弱的乡愁的味道,而是充满力量感。包括他的《致凯恩》《致大海》《短剑》,这些诗里面都充满了阳刚之美,力量之美!

还有一首诗叫《高加索》,写高加索山区的自然景光,悬崖上的积雪、从峰顶上腾飞的雄鹰、可怕的雪崩、瀑布的喧响、匆匆奔跑的小鹿、啾啾鸣唱的小鸟、这个山坳上的人家、在斗壁上攀高的白羊,还有咆哮的捷列克河,到处都是力量。小鸟都充满了力量,所以普希金笔下的大自然是热情的、欢腾的、奔放的。他有一次写暴风雨时,在悬崖上出现了一个姑娘,他忽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壮丽的景观,于是就写了这个姑娘。他说:

但请相信我:比海浪、比苍穹、比暴风雨

更壮丽的是站在岩石上的姑娘。

诸位,我们看见姑娘会惊讶:这小丫头怎么站在这地方?会想到其他地方去,普希金就想她是最壮丽的,所以普希金笔下的女性真的是特别有力量,特别有让你去仰望着的那种感觉,不仅是去爱她。还有像《高加索的俘虏》《茨冈人》,都是他非常著名的一些伟大的诗篇,特别有力量。这种例子很多,我就不讲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你要留意普希金作品中的这种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利哈乔夫、梅烈日科夫斯基都讲过,后来的俄罗斯文学精神最大的悲剧就是远离了普希金的文学精神,只有靠近普希金,俄罗斯文学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向着更高的境界去迈进。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整个20世纪、21世纪,世界性的文学都出现了问题,就是畸形病态、孱弱无力,甚至对人道主义也怀疑。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更能够凸显出普希金的这种力量感,他的崇高和伟大。

最后,谈谈普希金的文学遗产和影响力。普希金就是太阳和大地。普希金重塑了俄罗斯文学,就像利哈乔夫讲的那样:“普希金是崇高的天才,是以自己的诗歌在一切方面,诸如爱情、友谊、忧伤、喜悦和军人的英勇精神中探寻和创造最崇高表现的天才。他在一切方面创造了只有生活才能体验的创作张力。他提高了诗歌和诗人荣誉的理念及独立性。”所以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学者批评家的论述也非常之多,我就不说了。

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出现的问题也很敏感,比如说俄罗斯在普希金的时代也出现了一些逆流,或者是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比如俄罗斯语言,普希金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俄罗斯语言罹了病》,他就对俄罗斯当时一些作家和诗人的写作提出批评。

普希金经验非常重要的特点除了我前面说的这样一些朴素自然外,就是恰到好处,有分寸感。古希腊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就讲分寸,莎士比亚也讲分寸,托尔斯泰反复强调的也是分寸感。那么普希金在整个诗学的成就最高的体现就是准确、恰好、无过、无不及,达到了一个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法国著名作家特罗亚认为,普希金作品的真正特征是“注意分寸”:“这位非凡的诗人从不过火。这位天才诗人不相信雄辩。用五十句诗才可以阐述清楚的思想,他只用四行诗就能勾勒出它的灵魂。只要不是作品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段落,都会被删掉。普希金如此富有才华,但他从不炫耀,不怕做出任何牺牲。”

大家知道法国有个作家叫梅里美,就是写《卡门》的作家梅里美。梅里美是一个特别唯美主义的作家,就是特别追求艺术性。但是他学了俄语,读了普希金的《茨冈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普希金才是整个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在最细小的地方都用最准确的方式来写,从来没有过分,也没有表达不到位的那种感觉。他有大段大段的分析,普希金如何地每一个字恰到好处,每个词恰到好处,每个句子都恰到好处,没有一句多余的。所以梅里美的《卡门》,也翻译成《加尔曼》,就是模仿普希金的《茨冈人》写出来的。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放弃自己的自由,也不接受那种被强加的爱情和婚姻。

普希金这种追求美学上的合适和分寸感,影响了俄罗斯几乎所有作家在文学表达上的艺术习惯。俄罗斯所有作家都特别追求这种简洁文体和朴素的风格,很少看到那种故意的渲染,那种放纵自己的文体。一个好的作家是从垃圾中选出最有价值的闪光的金子一般的细节呈现给读者,但是,贾平凹他没有,他把沾泥带水的东西放进果盘子里就让读者吃,对读者极其不尊重,在创作上极其懒惰。包括我们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辩证法”,巴赫金认为好像是人类文学最高的成就一样,就这种“心灵辩证法”在普希金的小说中用得炉火纯青,只不过没有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非常复杂的、非常烦琐的程度。你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面看到,那种心灵之间的互相对话,那种互相之间不同声音交织一起的艺术表达手法,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境界。

另外就是节奏感。我们现在的作家一章好多页,情节之间没有停顿,读得读者昏昏欲睡。但大家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一百多万字,大家注意,它一般情况下一节不超过一千字,即便人物还在说话,他都会把它分开来,到下一段接着再说。为什么?他不让读者过度疲劳,不让读者的注意力这时候不集中。这个叙述的节奏就是普希金给的,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面就是这么写的。人物还在对话,他就打断了,下一节再接着说,因为读者要休息。这就是节奏,这就是对读者的体贴。所以在座诸位,你们写小说,一定要注意节奏,不要让读者疲劳,不要为难读者,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智力上,不要蔑视他们,不要羞辱他们,要尊重他们。

从小说的人物塑造来讲,几乎所有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叶甫盖尼·奥涅金》里面奥涅金的兄弟,或者他的后代。我曾经做了这么一个描述,就是叫毕巧林和罗亭的这些人物,都是奥涅金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是完全失去热情和活力的极端形态的奥涅金;乞乞科夫,也就是《死魂灵》中的主人公,是堕入庸人泥潭、过着无耻生活的奥涅金;赫列斯达可夫,《钦差大臣》里面的人物,是无赖化的、有一搭没一搭的奥涅金;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滑向了恶的一端的奥涅金;梅斯金公爵是彻底“圣愚化”了的奥涅金;列文和聂赫留朵夫是试图振作起来、有所作为的奥涅金;安德烈·包尔康斯基一开始是清高而狭隘的奥涅金,后来则是渐渐觉悟和完成人格升华的奥涅金。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你几乎都会发现他们在精神谱系上跟普希金的奥涅金有某种秘密的精神关联。

包括普希金对人物的命名。人物的命名是个非常神圣和庄严的事情。贾平凹小说中的人物叫狗尿苔。狗尿苔知道是什么东西吗?狗尿在了一个地方,然后长出的苔是黑色的,非常丑陋,很恶心,给人物起个名字叫狗尿苔。莫言给自己笔下人物随便乱起名字,余华给人物起名就用符号,外文的字母S、X,这都是拿人物当符号,不当人来真正尊重。

普希金给人物起名字的时候特别严肃认真。他说“达吉雅娜”是非常美丽的名字,又非常朴素,有诗意:

使小说的篇章出神入化,

在我们这里还是头一次。

但是有什么不好?它悦耳、响亮;

而我知道,它定会令人联想

丫鬟、使女,或是古人!

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

我们的身上缺少美感,

甚至连姓名也是如此

……

就是说给人物起名字是一个非常能体现作家的修辞能力,甚至美学修养的一个方面,所以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人物叫安娜·卡列尼娜、索菲亚,等等,名字特别好听。

普希金16岁时给自己写了个《墓志铭》,后来在晚期又给自己写了一首题为《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的诗,纪念碑不是物质的石头的,而是文字造的。这首诗也很长,对自己的评价很高,但是非常准确。

我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它将自己坚定不屈的头颅高高扬起,

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

不,我绝不会死去,心活在神圣的竖琴中,

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不会消亡,

只要在这个月照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名声就会传扬。

整个伟大的俄罗斯都会听到我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语言都会呼唤我的姓名,

无论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还是芬兰人、

山野的通古斯人、卡尔梅克人。

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我用竖琴唤起了人们善良的情感,

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

我还曾为死者呼吁同情。

啊,我的缪斯,你要听从上天的吩咐,

既不怕受人欺侮,也不希求什么桂冠,

什么毁谤,什么赞扬,一概视若粪土,

也不理睬那些笨蛋。

他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作为诗人的荣誉,以及对自己所守护的这种立场都非常自信。事实证明,今天他依然是俄罗斯文学的太阳,依然在照亮着俄罗斯的那些读者的生命。而且不仅那样,对我们中国读者,热爱文学的,他也会照亮他们,给他们力量。所以把他比作文学的太阳,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比喻。

中国的现代文学从发生期到发展期,一直到现在,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存在很多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作品,阅读杜甫和司马迁的作品,甚至《荷马史诗》,为自己寻找真正的文学方向,为自己寻找可靠的经验支持。只有这个路子对了,方向对了,我们的写作才可能是正确的和健康的写作,我们才可能会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

郎 伟:按照讲座的安排,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和李老师互动。我们请学员提出问题,李老师回答一下,好吧?看谁有什么问题。

学 员:尊敬的李建军博士,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和洞见。我听完您的讲座,有这么两个问题向您请教。第一个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光谱构成当中,我们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应该如何去认识或者界定?我们从自己的文学遗产中,需要挖掘和珍惜些什么东西?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客观地看待现代派文学流派,它作为后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是不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

李建军:这的确是两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两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我们中国的文学就像我前面讲的,是非常丰富的,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文学。中国文化是很优雅的文化,因为中国从春秋时期开始,像《左传》里面的外交辞令都是很讲究、很体面的。

我觉得中国的文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就是优雅的抒情性,从《诗经》和《楚辞》里面就能看出来,这种借物托兴比附修辞都是非常成熟的。另外就是非常细腻和温情的人道主义情感,从《诗经》里面,《楚辞》里面,一直到杜甫这些伟大诗人的作品,我们都能够看到,非常细腻和温柔,情感非常健全。还有就是反讽和批判精神,也是很成熟的。这一点我觉得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相比都不差,就是很有风骨的文学。《诗经》里面“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也是很厉害的。《诗经》里面有很多的讽刺诗,非常机智,非常深刻,非常犀利,大家应该都是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从叙事文学来讲,比如从《史记》一直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国的这种戏剧的呈现,以及作者个人情感和态度的呈现,是融为一体的。我经常讲普鲁塔克,就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写了《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像恺撒、布鲁图斯、克里奥佩特拉这些人物都在里面,他的叙述不像司马迁那样生动,所以需要莎士比亚把它转化成戏剧。但是《史记》不一样。《史记》是历史;《史记》是伟大的叙事文本,可以当小说来读;《史记》还是诗,“无韵之离骚”; 《史记》更重要的是戏剧,是不分幕不分场的戏剧,像《项羽本纪》,像《魏其武安侯列传》(这个“其”就是其他的“其”,但是在这读“ji”),几乎分一下幕就可以上演。所以普鲁塔克需要一个莎士比亚,司马迁就是自己的莎士比亚,很了不起,他客观呈现戏剧性的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司马迁的《史记》,抒情性也很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历史、戏剧、抒情的诗性结合成一体。大家看司马迁,就是在“太史公曰”那里面流泪的场面有多少?特别多,特别打动人心。《红楼梦》更不用说,我觉得《红楼梦》作为小说真是顶级的,就是放在世界小说史上,它也是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品之一。

我们的文学经验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呢?我们的现代文学转型,否定中国的古典文学,这是个绝大之错,甚至要消灭汉字,这更是个疯狂的举动。现在汉字用得好好的。我们现在的电脑输入,即便是繁体字,几个字母一输都进去了,一点困难都没有。当然这是鲁迅、刘半农他们想象不到的,包括胡适在内。但是一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字和语言怎么会被消灭掉,怎么会被拼音文字取代呢?这是极其幼稚的,一种反文化的盲动主义。所以我们现代文学的危机,一部分来自于对古典文学经验的蔑视和简单化的否定,包括鲁迅在内。鲁迅建议年轻人不读中国书,这是非常可笑的。鲁迅的问题很多,我建议大家慢慢去反思。

现代派是哪样?现代派其实就是对欧洲传统文学的一次反叛。大家把法国的新小说拿来跟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的作品做个比较,一切都很清楚。现实主义文学那种客观的描写,那种人道主义的情感态度,在新小说都是要嘲笑和否定的。罗伯-格里耶的那种所谓的罗兰·巴特概括出来的“零度叙述”,你做个比较就很清楚。现代主义当然提供给我们很多启示,但是它是一种畸形的文学,是一种不健全的文学,需要反思的文学。

郎 伟:好,咱们再提一个问题。举手的这位。

学 员:我想请教李老师,每届评出的这些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它们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谢谢!

李建军: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得罪很多人。在座的可能有获鲁迅文学奖的,也有怀着雄心壮志想获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茅盾文学奖里面也有好作品,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它里面有好作品,尤其是前期,现在的尺度非常地混乱。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前期是保守主义的,现在是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嬉皮士主义的。像挪威的汉姆生,就是一个纳粹主义分子,竟然也获奖了;像南非的《耻》的作者库切,那就是一个嬉皮士,他也获奖了;莫言也是个嬉皮士作家,也获奖了;还有美国的歌词作者叫什么鲍勃·迪伦的,也获奖了,这是很可笑的,那个文学性很差。所以它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嬉皮士主义时代了。我们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恐怕也有一样的问题。所以在座的诸位,文学的最高理想就是文学。你要写出好作品来,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别人的赞赏、掌声、鲜花,这也是我们精神需求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更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李建军,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及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文学的态度》《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大文学与中国格调》《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陈忠实的蝶变》《超越消极写作》及《重估俄苏文学》等多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文学自由谈》“重要作者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