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
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唐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他与杨贵妃的恋情，更为后世所广传，演为凄绝千古的情艳故事。唐玄宗时期的政治与文学，前人已作过汗牛充栋的研究，已很难有新的突破。本文只是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所依据的史籍和笔记，记录虽全面系统，但不免多由稍后的史官撰写，表达后人的立场和见解，笔记传闻尤有失实处。数量巨大的石刻，虽是为了具体的某事某人而作，但多能记录当时的实况。近几十年新发现的石刻为数众多，其中传达的资讯极其丰富。本文即列举若干大端之问题，揭示石刻对有关史事的记录，并稍作分析，希望对有关学者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神龙、先天间的政局
从神龙元年（705）初武后退位，到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覆亡，是唐代政局最波谲云诡的几年。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如崔玄暐①、武懿宗②、李多祚③等墓志都已出土，颇有可补史缺处。就玄宗发动唐隆政变的背景来说，值得重视的是韦皇后弟韦泂④、韦泚⑤两方墓志。两人都在韦后早年落难时死去，当时都还年少，本身无事迹可称道，但在神龙复辟后，韦泂赠淮阳郡王，韦泚赠上蔡郡王。同时，其兄韦洵赠汝南郡王，其父韦玄贞先赠上洛郡王，谥献惠，仅隔一月，又赠沣国王，谥献。这可看出韦家的僭越，但在当时异姓封王较宽滥，也属多见不惊的事。两方墓志的形制规模，都比曾任皇太子而获昭雪重葬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志要大得多，显见韦家势力已压倒李家。墓志中称韦后为顺天翊圣皇后，与中宗并称二圣，称韦氏兄弟所葬处为“先陵”，已在昭示新的女皇时代即将到来。其他石刻中可以举出的迹象有，与韦家沾亲带故者多因懿戚承恩①，一时假修佛道、滥度僧尼达两万多人②，并征良家女设“皇后斋郎”③，获鹿本愿寺造幢题名，也有对“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后”的祝愿④，等等。
时任潞州司马的唐玄宗李隆基发起的诛灭韦氏集团的行动，《旧唐书·玄宗纪》称是与太平公主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上乃与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提到的参加者还有苑总监锺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等，麻嗣宗官则为利仁府折冲。举兵的过程，史书记载较详细。有二十多方墓志涉及这次举事，多数石刻都称发生于“唐元年六月二十日”，还称参与者为“唐元功臣”。所谓“唐元年”或“唐元”，都是唐隆元年的略称，避玄宗讳而改。唐隆是韦后毒死中宗后扶立的小皇帝李重茂即位所改年号，玄宗时避讳省“隆”字。这次事变，应该称为唐隆政变。政变主要策划者之一、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的墓志，近年已经出土，收藏于西安碑林，题作《大唐故袁州别驾薛府君墓志铭》⑤，述政变过程云：
属乱逆潜（僭）阶，奸回密构，国步盈食蹯之虐，皇舆罹辅袴之灾。虺蜮充于阙庭，枭镜（獍）生于宫掖。皇上振不世之略，斮滔天之凶，忠实义形，谋惟契叶，佐沧海于荧爝之坠，助泰山于卵鷇之场。大憝克清，元勋允举。以功封立节郡王、食邑三千户、上柱国。
所述形势的危竣，其与玄宗的精诚合作，应是可信的。在太平覆亡后，他也被贬逐。崇简叔薛儆，也是睿宗之婿，时任太常丞，也“长策潜辅”①，参加了事件的谋划。
玄宗对唐隆政变的参与人员，赐功臣号，死后多由集贤院学士撰写墓志，都属恩例。参与者，史书只提到有苑内工匠、万骑和羽林。见于石刻的近二十位政变参与人员，其基本情况列表于下②：
续 表从此表可以看出，参加唐隆政变的人员，很少世家子弟，父祖任官者也很少，本人也多无官守。从姓氏来看，有多位是鲜卑后人和西域胡人。从年龄看，仅有三人是二十多岁，大多是三十、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并不是有些史书所说的市井少年。其中只有王崇礼可能是锺绍京所率的丁匠。政变后对有关人员的奖官，大多是远离京城的军府的中下级军职，其原因当在多数参与者应属市井民间的人物，原无职级，稍作奖励就行。从这些参加者的地位来分析，玄宗当时在民间虽得到较多的支援，但对守卫宫城的羽林军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掌握，他的举兵，从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非常冒险的。对于助他起家的这批唐元功臣，玄宗是非常感念的，他在位期间颁布的诏书中，多次提及对诸人的特别恩奖。这次政变中守卫宫廷而被杀者，也有一方墓志出土，是任“左金吾卫郎将押北门”的裴昭①。
玄宗即位后，大权为其姑太平公主所控制，直到先天二年（713）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始得亲政。此事最初由刘幽求提出。《旧唐书·刘幽求传》载，“幽求乃与右羽林将军张
请以羽林兵诛之”,
又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事情败露而导致刘幽求、张
被贬逐。当事人邓光宾墓志已出土②，所述过程与史书不同：“先天初，归妹窃权……公义形于色，奋不顾身，与左丞相刘幽求等同心戮力，以辅一人，廷奏奸谋，反为太平公主所伺，言且不密，君几失臣，遂谪居幽州。”认为邓是预谋者之一，但廷奏言事，反泄漏了机密，差点导致玄宗的倾危。从事件后邓虽得改职，但始终没有入朝，也没有超过事前的职位，玄宗似乎并不视其为功臣，对其泄漏机密而导致危局，并没有完全地原谅。另事变当时任都苑总监的范安及墓志③，称“公推忠奉国，徇义忘身，始预经纶之期，遂偶元亨之会”。知道他参加了这一事件的谋划。《封祯墓志》云：“今上翦除凶悖之夕，擢授御史中丞，与大夫东平毕构连制，夜拜明朝，急于用贤。”④是玄宗在事变的同时立即拔擢了一批主要官员，迅速稳定了局势。
二、吏治和教化
玄宗在位以后励精图治，其重要举措就是选用贤相，广开言路，重视吏治，重视教化。在数量巨大的开天墓志中，大多提到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提到玄宗多次自择地方官，当面戒谕，并随时派员到各地采访监察，将整肃吏治作为治国的首要大事。这里仅举一例。开元二十四年（736），他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作《令长新戒》赐之，要求各县皆刻于县署。此戒宋代尚多有存者，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等即收有河内、虞城、汜水、穰（南阳）、舞阳、房子、赤水等九县刻石①。《金石续编》卷七录陕西大荔石刻云：
我求令长，保乂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侵渔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善字据《玉海》卷三一补）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惟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以躬以亲。青旌（《玉海》作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金石录》又有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诫牧宰敕》，山东临沂近年发现张九龄起草的《敕处分县令》石碑②，也是同时奉诏所刻。这些刻石，记录了玄宗整肃吏治的举措，可说是达成开天盛世的重要原因。后世流传很广的孟蜀后主《颁令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③的名篇，是受玄宗此作启发而写。
放宫人是历代帝王的重要德政，玄宗时有多次记录，《本事诗》还有一段宫人在军衣中写诗传情，玄宗发现后放宫女以嫁边军的故事。张令晖《室人太原王氏墓志铭》④所写其妻，就是一位出嫁军人的宫女：“年符二八，名入宫闱。彩袖香裾，频升桂殿；清歌妙舞，常踏花筵。及夫思命许归，礼嫔吾室。”张令晖的官职是“宁远将军守右司御率”，属中级军官，可知《本事诗》所云是确有之事。
玄宗重视教化，其教化要旨可说是三教并重，尤喜道教。玄宗时文禁松弛，文人活跃，与这种多元选择直接有关。
历代帝王都重视以儒学为立国之本，玄宗也不例外。他于开元十年（722）亲自为《孝经》作注，“颁于天下及国子学”①。他在往泰山封禅时，专门去曲阜孔宅亲设祭奠。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现在曲阜所存《修孔子庙碑》②，西安碑林所存《石台孝经》③，就是一系列尊儒行动的遗存物。在敦煌遗书中，还有用《孝经注》改写的通俗歌词，知当时民间流传很广。
禅宗在玄宗时完成北宗禅向南宗禅的过渡，北宗名僧神秀④、义福⑤都有碑传世，被称为南宗七祖的神会塔铭⑥也已发现，受到禅宗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视。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735）作《金刚经》注，也“诏颁天下，普令宣讲”⑦。后世的《金刚经集注》中有玄宗注，佛典和敦煌遗书中且有唐僧人据玄宗注所作的疏和宣演，但该书始终没有单行本的原书留存。七十年代对房山云居寺雷音洞埋藏石经进行清理后，发现天宝元年（742）刻石的《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首有序，为他书所不载，末附诏有“颁示天下”语⑧。这一孤本的发现，玄宗所注三经终于都有了完本。
在三教中，玄宗最热心倡导的当然是道教。他在位四十多年，有一系列大规模的崇道活动。他前期最信道士叶法善，为其父祖都赠官褒封，有李邕所撰《叶有道碑》①和《叶慧明碑》②可证。叶法善死后，他又亲制《叶真人碑》③，当时也曾刻石，只是石本未见流传。后期与茅山道士李玄靖有很密切的交往，数次相邀入京论道，先后致李的诗书即达十五道之多，颜真卿《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④于此记载颇详。贞元十四年（798）由道士包无际刻于茅山，原石已亡⑤，幸赖元人刘大彬《茅山志》卷三全录了这些赠诗和书札。在注儒、佛二经的同时，他也为老子《道德经》作注，要求“天下诸观并令开讲”⑥，又要求“各州于一大观勒石”⑦。现存开元二十六年（738）田仁琬刻河北易县龙兴观《道德经》幢，题“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⑧。另邢台龙兴观经幢立于次年。河南鹿邑县太清宫，清代尚存《开元神武皇帝道德经注碑》⑨，今不知存否。据今枝二郎《敦煌本玄宗皇帝注老子资料的意义》⑩所考，《道德经注》二卷，《疏》八卷，是由左常侍崔沔和道士王虚真、赵仙甫参议编修，开元二十三年（735）弘布天下。他崇道的另一重要事件，是于天宝元年（742）给老子加尊号，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今陕西周至楼观台，尚存《褒封四子诏》石刻。
玄宗时道教石刻众多，在此不能一一介绍。在此只提一下在陕西睿宗桥陵所存《大唐故金仙长公主神道碑》⑪和近年新发现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⑫。金仙公主是玄宗的第八妹，《志石铭》且由与其同时就道而名气更大的妹妹玉贞公主所书。志载其“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碑云“丙午（706）之岁度为女道士”，入道在玄宗即位前，知并非受玄宗即位后崇道的影响。玄宗即位后“于京都双建道馆”，即供金仙、玉贞二公主修道之用。石刻叙其修道过程甚详。玉贞公主，《新唐书》和李白诗都作玉真公主，而其自书则作玉贞，应予重视。西安另出有《唐故九华观书□师藏形记》①，志主是睿宗的外孙女，蔡国公主之女，“以总发之年，爰归我族大鸿胪卿讳倜，即玉真长公主之次子也”。玉真公主年轻时就为女道士，史书上并无其出嫁招驸马的记录。联系李白诗《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②来看，张倜的父亲可能就是这位卫尉张卿。唐代女道士的生活，据此也可推见一斑。
石刻资料显示，在玄宗以前，太宗的妹夫封言道、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都曾注过《孝经》《金刚经》《道德经》三书，玄宗的做法不是首创，但影响则极其深远。对三教中最普及而有代表性的著作，作晓畅明白而权威的解释，让一般民众知所依皈，是玄宗实施教化的重要手段。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禅泰山是治世告成的大事，他亲书的焜煜辉煌的《纪泰山铭》至今还只字无损地保留在泰山之巅。被玄宗称为“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③的封禅玉牒，1928年被国民革命军马步芳部在泰安车站附近偶然发现，其文云：
维开元十三年岁次乙丑十一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嗣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皇帝祇：臣嗣守鸿名，膺兹丕运，率循地义，以为人极，夙夜祇若，祈未敢康。赖坤元降灵，锡之景佑，资植庶类，屡惟丰年，或展时巡，报功厚载。敢以玉帛牺斋，粢盛庶品，备兹瘗礼，式表至诚，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飨！④
此玉牒可视为开元之治最珍贵的实物，原物今存台北故宫。上述牒文也赖著名学者邓之诚的抄录始得为世所知。
三、宦 官 干 政
宦官干政是唐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从昭陵所存《张阿难碑》①、陕西所出《李愍碑》②来看，唐初的宦官已参与军事，被太宗视为“爪牙心膂”，只是对朝政还很少直接发表意见。玄宗可能是从唐隆政变成功中体会到加强内府实力的重要，即位不久，就“大求少年以备内职”③。在开元前期，宦官已形成可观的势力。洛阳龙门的《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④，由玄宗御书，高力士领衔，有一百零六位宦官具名，其事由虽仅为在龙门造无量寿佛像，但那么多宦官联合行动，且由皇帝亲书，确实是一次非同小可的事情。宦官的活动空间，也有很大拓宽。如内谒者监王义仁，既曾“往聘西境”，又曾任“东北军和国使”⑤，作为皇帝的使节出使。虢国公杨思勖是玄宗时宦官中地位仅次于高力士的大阉，《旧唐书·宦官传》首列其传。西安出土的他的墓志称其“七总戎律，一勘内难，鹰扬五岭，武镇六州，斩节二十万，京观八十一，可谓禁暴戢兵，保大定功者也”。并详细记录他在眉州、山州、五溪、邕府等地的平叛功绩⑥。这显示玄宗已较多地用宦官来控制军队，平定地方叛乱，宦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显要。
玄宗时最重要的宦官当然是高力士。玄宗发动政变，他就“攀龙附凤，公实亲焉”，玄宗在位到退位的近半个世纪，他始终在玄宗身边，是事实上的内相。玄宗宫内的很多秘事，也多是他晚年传出，至少在今人编的《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高力士外传》和《次柳氏旧闻》两书，都源于他的叙述。泰陵所立代宗时潘炎撰《高力士》碑，清代仅存上半截，《金石萃编》卷一百所录，缺误尤多。二十多年前此碑的下半截被发现，经拼合大致能恢复全碑①；近年其墓已经发掘，有完整的墓志出土②。此外，他的生父冯君衡③、养父高延福④、其兄高元珪⑤的墓志也已出土，这批资料为研究高力士，研究玄宗时的宦官政治，提供了许多极其珍贵的线索。
碑志所述高力士生平，从大端来说，与史书基本一致，所涉细节问题，则出入颇多。他原为岭南冯氏的后人，但其祖父是冯盎三子中的哪一位，则碑志本身就有很大的出入。张说开元十七年（729）应其请为其父冯君衡作墓志，说君衡是恩州刺史智垈子，稍后作神道碑，又说是高州刺史智戣子。谭其骧教授认为因他早年入宫，对家世缺乏了解，后来仅靠失散二十多年的生母和二兄回忆，难免有出入⑥。是合适的解释。但他认为当以智戣为是，则未必允当，新见的高力士碑志，都作智垈，似较可靠。碑志说其本名元一，史书不载。力士改姓高的缘由，碑志均叙为武后所赐，与另一说武后以其为高延福嗣子相通。但高元珪墓志又说元珪武后时避祸改姓高氏，则似改姓在兄弟离散以前。其名力士的由来，《旧唐书》本传说“与同类金刚”同时入宫，为入宫前名。高力士墓志则云其善射，“百发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称”，神道碑特别说到他随侍三山宫时曾一箭射落双雕。墓志说力士卒年七十三，有“嗣子正议大夫、前将作少监、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承悦”，又有“养子内给事承信等”，都不见于史书。碑志叙述他在平定王鉷之乱时击鼓以控制乱势，在蜀中平南营之叛，也是珍贵的记录。碑志因以颂德为主，对其干政之事，多有讳言，但也有较客观的表述：“公左右明主，垂五十年，布四海之宏纲，承九重之密旨，造膝之议，削稿之书，不可得而知也。”
应该说，高力士因他与玄宗之间特殊的私人关系，参与了大量国事的抉择，他与玄宗之间的私下议论，别人无从了解，史书记录下来的，多有善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开天致治，他也有特殊的贡献。从他开始，宦官日益左右中央政治，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四 边 战 事
玄宗时四边战事频仍，但从大端来说，则开元时和多于战，天宝时战多于和。开元间玄宗较用心于与边蕃结好。清末在今蒙古境内发现的由玄宗“御制御书”的《阙特勤碑》，称颂回纥“爰待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櫜，尔无我虞，我无尔诈”①，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体现。开天间的重要边将，已出土王忠嗣②、高耀③、郭英奇④、郭虚己⑤、裴伷先⑥等人的碑志，其他中下层军将的材料更多，可资研究的问题也极多，在此仅举与高适有关的几种石刻为例。
高适《燕歌行》，一般认为是因感张守珪事而作，现张守珪及其子张献诚、孙张任墓志都已出土，可资研究的线索很多。张守珪墓志由中书舍人达奚珣撰写，其中述其与叛奚和契丹作战过程云：
公始至幽府，属降奚叛亡，遂乃精选骁雄，分命追捕，左萦右拂，斩首擒生，林胡奋气，由是遁迹。加镇军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而渠帅可突于素蕴狼心，忸于狡计，凭险恃众，比角举尾。公于是乎练刚日，戒元戎，节钺生风，戈矛竟野，观兵营府，颂言征之。仍令辩士，示以祸福。网罗已合，飞走无从，丧其精魄，失其举措。帐下之士，斩之以降，并奚王屈烈、蕃酋怒厥娘等同日枭首。扬清庙之神谋，扫赤山之祲气，树澹林之旗鼓，颁狄䍱于公卿，自李牧以来，未之有也。①
这一大段的叙述，从事实到文句与《燕歌行》都有不少近似处，尽管墓志以颂德为主，诗以讽谕为主，放在一起比读，有资于对诗歌作出允恰的评判。
高适后去陇右哥舒翰的幕府，哥舒翰因对吐蕃石堡大捷而名振一时。《陇右金石录》有甘肃临潭石刻《石堡战楼颂》，作于天宝八载（749）七月，即石堡大捷的次月，其中述祝捷情景云：“览是之劳，乐斯兼情，羽觞肆陈，金管合奏，词客侍坐，剑人高歌，苍茫翠微（下缺）。”高适即可能是其中的一员。顺便说到，中国学者最近从新出版的俄藏敦煌遗书中整理出《赤须将军歌》残诗一首，其首数句云：“赤须将军着铁衣，向□□□□□□。□□□剑殷血污，拂却人头不知数。天子遥闻□□□, □□□□□□宫。入门拜首骐
殿，圣主临轩问征战。”据考，这位赤须将军就是高适的府主哥舒翰②。
五、杨贵妃事证
现仍立于陕西凤翔境内的杨国忠为其父而立的《杨珣碑》③，是一块对研究天宝后期政治以及杨氏家世都极重要的石刻。此碑立于天宝十二载（753）八月，即杨任相仅九个月之际，题作《□□武部尚书郑国公碑铭》，署“御制御书，皇太子臣亨奉敕题额”。玄宗父子一起为杨国忠称扬父德，很不平常。此前权相李林甫柄政近二十年，屡兴大狱，数次危及太子李亨的地位，李白、杜甫均极敬重的文学家李邕被杖杀的事件，一般认为即是李打击太子集团的结果。李林甫的另一手段，则是扩大边将的势力以自重，安禄山因此而独领三镇。杨国忠在李去世后的第五天领右相，显然缘于特殊的人际关系。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李林甫，替玄宗父子，特别是太子李亨出了恶气。碑云：“我有社稷，尔能卫之。我有廊庙，尔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这些语句透出玄宗对杨的充分信任，杨任相之初与太子李亨的关系也算是融洽的。
《杨珣碑》对其先人的叙述，也提供了理清杨氏世系的重要线索。碑云：“曾祖汪，随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大父令本，库部郎中、□沂□三郡守。”“考志谦，青城令。”杨汪，《隋书》卷五六有传，虽称为弘农华阴人，但从其曾祖杨顺时已“徙居河东”。汪父琛，官仪同三司。杨汪的子嗣，《隋书》未及。唐初墓志中，有三方杨家的墓志。一是《唐故玄武丞杨君墓志铭》，志主为汪子仁方，字怀则，贞观十九年任梓州玄武丞，二十三年卒，年五十八。此志述杨琛官为“周使持节和、叠、始三州刺史，互乡公”。第二方缺题，志主为杨基，字政本，官至幽州范阳令，贞观二十二年卒，年五十，应为仁方之弟。此志述杨琛官与前志同，另述“曾祖忻，魏鸿胪卿，汾、隰二州刺史，林虑郡公”。第三方为《大唐故幽州范阳县令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其夫即杨基，但称为“杨汪第五子幽州范阳县令政本”，知其以字行。对照《杨珣碑》，可知仁方、政本、令本为兄弟，只是不知道令本在兄弟中的排序。《旧唐书》卷五一《玄宗杨贵妃传》载其“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其得宠后，“父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玄珪光禄卿；再从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如果《旧唐书》所载可靠，即不难发现，杨国忠以令本为曾祖，而贵妃则以令本为高祖，相隔一辈，即贵妃并不是国忠的从祖妹，国忠则是贵妃的从叔了。当以《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所云“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为是，令本应是其曾祖。贵妃之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志谦，而以国忠为友谅孙，则与《杨珣碑》所云国忠祖为同一人，这显然与各种史书的记载有出入。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二认为《新表》中志谦一辈错位，贵妃祖或应为友谅。今暂从其说。至于杨顺以上，《新表》以为出北魏杨播之后，现陕西咸阳已出土杨播家族墓志十多方，尚无从确证，暂不取。
此外，有大和七年《杨逈墓志》①，记其曾祖为玄珪，祖为杨锜，父为光禄卿杨暅，逈官太府寺主簿，其弟杨逍则任司农寺丞。这是中唐后杨氏后人仅见的记录。
综合此节所述，可排列杨氏世系如下：
杨贵妃的原夫寿王李瑁，多年前也有一方相关墓志出土，是其于丁酉岁，也就是马嵬之变的第二年，为去世的第六女清源县主所亲书的墓志①。我们藉此可以见到这位与杨玉环曾有结发之好的窝囊的男人的书迹。
本文写作中，曾力图希望在石刻中找到马嵬之变参与者的资料，但很遗憾，只找到两名可能在马嵬的肃宗元随功臣的资料，无助于对杨贵妃之死的考察。即使在高力士的碑志中，对此也回避不谈。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这次导致杨贵妃死亡，并促使玄宗、肃宗父子分手的重大事件，后来并没有像唐元功臣那样予以封赏，参与者也不将此作为光荣的历史来加以叙述，这和后来人的乐于艳谈形成鲜明反差。
近几十年间，陕西、河南的文物考古队对西安、洛阳的唐代遗址进行了大范围的发掘和研究，成绩卓著，许多都与玄宗一朝的政治、文学有密切关系。比如西安东北郊的大明宫，是玄宗君臣议政的主要场所。1957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其进行了多次发掘，大致弄清了大明宫宫城的范围和位置，发现著名的丹凤门、玄武门门址保存尚好，据以绘出了平面和剖面图。麟德殿的台基和殿础都相当完整，可据以看出该殿的大致轮廓②。八十年代又有作古建筑的学者对该殿原貌做了推定和图绘，可据以想见这座唐宫最重要建筑的雄姿。最近十年间最重要的发掘，则是临潼华清宫遗址的发掘。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几乎每年冬初都在此居住，少则几十天，长则一直住到次年春天。他与杨贵妃的许多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华清宫遗址的发掘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唐华清宫考古队，从1982年到1995年，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发掘，弄清了唐华清宫的结构布局，清理了御汤、老君殿、朝元阁、梨园等宫内重要建筑遗址，其中骊山北麓的一处遗址，很可能就是长生殿的遗址。梨园东半部发掘相当充分，发现其结构极其特殊，外边回廊周环，内部则分成形制不同的室，发掘报告推测应该是梨园弟子的寝所。待发掘的西庭院据推测应为表演场所，面积约超过400平方米。已发掘的汤池有星辰汤、尚食汤、太子汤、莲花汤、海棠汤、宜春汤等八处，其中莲花汤和海棠汤可以确认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使用的。莲花汤又名九龙殿御汤，发掘出的汤池殿遗址面积约276平方米，汤池则为横长椭圆形的青石砌两层台式，东西长约10.6米，南北宽约6米。海棠汤又名芙蓉汤、贵妃汤，殿址规模约为莲花汤的一半，是用青石砌成的海棠花状的两层台式池，东西长3.6米，南北宽2.9米，也比莲花汤小得多，但小巧玲珑，非常独特（见文末附平面图）。发掘时，在北墙基发现一楷书的“杨”字，发掘报告认为是石工知为杨贵妃所用的戏作。这两个汤池都有很好的供水和排水设施，也许是因为这一缘故，两池经历宋元明清都还在使用，莲花汤从明代起，更作为民众沐浴的混池，一直用到1960年①。这两个汤池的发掘，为研读有关作品提供了实物参照，现已整饬开放，供游人观览。
六、安史之乱和伪燕文献
安史之乱绵历八年，涉及大半个中国，成为唐由盛转衰的转捩点。平叛过程，史籍记录颇详，重要将领也多有碑志留存。在此则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现有的所有涉及安史之乱的史料，都是站在唐王朝的立场上写的，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要求来说，这样重大事件的另一方，居然全无自身文献，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在出土石刻中，现能见到二十七方用安史叛方建立的伪燕朝纪年的墓志，均收入《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稍可补文献的不足。这批石刻大多是唐的士民迫于伪燕朝的形势而采用其年号，所述内容大多与燕政权无关，从中只能看到燕的势力所控制的范围和地域。署名大里（理）评事石镇撰的《大燕游击将军守左威卫翊府左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内供奉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曹公故夫人康氏墓志铭》，可能是唯一伪燕官员家人的墓志，其中云：“嗣子彦瓌，卓立杰出，挺生天姿。宿昔龙潜，早预纪纲之仆；今承凤诏，忽如环列之尹。陪游清切，伏奏明光，玉墀衔圣主之恩，金印表□公之德。”①可据知燕未改唐朝官制，燕的将领已沉浸于新朝君臣关系的喜悦之中。此志作者石镇，在房山云居寺碑刻中也有他的文章，应是幽燕的文人，随叛军南下洛阳。
1966年春在北京西郊丰台唐墓附近发现三枚玉册，1981年对此墓作了发掘，虽毁坏严重，仍先后发现玉册四十四枚，经拼合，为哀册、谥册各一套，从而确证此墓是安史之乱魁首史思明的墓，而且是按照帝陵的规格建造的。其中哀册有云“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玉芝西阶”, “付以大业”, “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 “唐有异端，谗人罔极”。谥册有云：“□□□定，天下知归。”“王业艰难，雄图克移，乾坤改色。”“备经夷险，振旅耀威。”“熊罴十万，所向倒戈。”②这是现能见到的伪燕朝的唯一官方文字。史思明谥昭武皇帝，他书未载。昭武皇帝是十六国时后燕慕容熙用过的谥号，伪燕当以其后继者自处。《旧唐书》本传载史思明被史朝义缢杀于柳泉驿，而此作死于洛阳宫，有所不同，可能是史朝义的掩饰。史载朝义杀父后，一直被困于洛阳，直到败死，现在却看到了他为史思明隆重营葬。从玉册对其战绩大肆颂扬来看，史朝义并不承认其弑父行为，可能也藉此以笼络其父的旧部。
安史时期，有一大批天宝名臣陷伪任官而身败名裂，其中陈希烈的墓志③已经出土，达悉珣有几种石刻出土，除前面提到的张守珪墓志外，还有写于天宝间的《东渭桥记》，对研究两京间的交通很重要。
七、文人事迹及作品
石刻对盛唐文学研究的价值，可讲的很多，今人利用的也很多，在此仅略举要点。
发现一批重要作者的墓志。三十年代王之涣墓志的发现，曾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同时出土的李邕及其家族墓志，意义也很重要。继六十年代初张九龄墓志①在广东发现后，近年又在洛阳发现了张说的墓志②。这两位都是开元名相和文学宗匠。其他玄宗时诗人碑志发现的还有崔沔、韦希损、王无竞、崔泰之、张轸、郭虚己、韦济、蔡希周、赵冬曦、神会、李峰（神道碑）、陈希烈、元德秀等。
为重要作者补充了新的作品。如贺知章，名声大而传世文章很少，已有四方他撰文的墓志被发现。杜甫两位关系最好的朋友，郑虔曾被玄宗赞为“三绝”，苏源明被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认为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士，两人存世作品都很少，现各可补见两篇碑志，弥足珍贵。类似情况很多，不一一例举。
可资生平考订。盛唐诗人李颀的生平资料不多，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推定其应卒于天宝十二载《河岳英灵集》结集以前，而其作品的下限只到天宝六载为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收其天宝十载六月撰《故广陵郡六合县丞赵公墓志》，署“前汲郡新乡县尉赵郡李颀撰”，可知其十载还在世。志主是其内兄，墓志也提供了了解李颀家室情况的重要线索。再如山西临晋王颜撰《王卓碑》③，指出唐人冒认显姓的现象，特别揭出张说越认范阳、王维兄弟越认琅琊，对考订诸人的谱系，了解唐代士人多冒郡望的通习，也很重要。
揭示了以往不为人知的重要作者。贺知章撰《郑绩墓志》①，记其使吐蕃撰《柘州记》一卷，综理群书著《新文类聚》一百卷，依《春秋》作《甲子纪》七十篇，掌地图撰《古今录》二百卷，另有文集五十卷，有藏书一万卷。数量如此巨大的著作和藏书，无一传世，且不见任何一书著录。
文学群体的记载。如《蔡希周墓志》②，较多地记录了开天间丹阳诗人间的交往，可与殷璠《丹阳集》残文比读。《李琚墓志》③则记录了他在洛阳与冯用之、韩景宣、刘晏、王端等文人之间的来往。
家族文学研究。近代以来的石刻，因多为大规模基建和系统发掘而出土，许多墓志都是家族成系列出土的。盛唐作者中，如王之涣墓志出土时，其祖父墓和其妻墓志也同时出土。长安发现卢纶家族墓志，包括他父母和弟卢绶夫妇的四方墓志。开元间因主持贡举放颜真卿、萧颖士等及第而名盛一时的孙逖，本人墓志虽无发现，但其子孙的墓志已发现三十多方，可以看到这个以文学名家的家族，从武后时期一直到五代中期两个半世纪的发展史。
八、开天杂史作者事证
现存十多种开元天宝杂史，是研究这一时期政治、文学的最重要依据。有些作者，如写《次柳氏旧闻》的李德裕，传记资料极多，虽然在其洛阳家族墓中出土了一批墓志，涉及大量重要史事，但对研究开天史则意义不大。有些作者传记资料很少，或其著作曾有争议，石刻的新资料更显可贵。下面略举几例。
《高力士外传》作者郭湜，过去仅据书前原署知他大历中任大理司直。现据其为其兄郭邕所撰墓志④，知他是太原人，大历四年（769）任登封县令，又据北京图书馆藏《李华墓志》①，知他大历十三年（778）任吏部员外郎。
《安禄山事迹》是记录安史之乱的存世唯一专书，署华阴县尉姚汝能撰，但前人始终未能确定姚为何时人。陕西出土会昌五年（845）《赵文信墓志》②，署“乡贡进士姚汝能撰”，据此可知姚任华阴尉应为此若干年后事，《安禄山事迹》的成书，距安史之乱已近百年。
郑嵎著名长诗《津阳门诗》有大量自注，其价值不亚于几种杂史。以往仅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和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的记载，知道郑嵎字宾先（一作宾光），大中五年进士。其诗后世虽曾单刻为一卷，其实均出《唐诗纪事》卷六二，并无别集流传。李述撰《唐故颍州颍上县令李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合祔玄堂志》:“有弟曰嵎，少耽经史，长而能文，举进士高第，历名使幕扬州大都督府参军；堂叔碣，亦以进士擢第，殿中侍御史，累佐盛府，并为时彦，必振大名。”③可知道他的仕历和当时名声，且据此志可了解其家世渊源。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是记录玄宗时期逸事的很重要著作，但因所记不尽为史实，前人或疑为伪书，对此，《四库提要》已有所澄清。该书在中国的传本，没有序与后记。日本所存宽永十六年（1639）刊本，末有绍定戊子（1228）陆子適（当即陆游之子陆子遹）题记，可信出于宋刊本。卷首有王仁裕自序，为中国传本所无，录如下：
仁裕破蜀之年，入见于明天子，假途秦地，振旆镐都，有唐之遗风，明皇之故迹，尽举目而可观也。因得询求事实，采摭民言，开元天宝之中，影响如数百件，去凡削鄙，集异编奇，总成一卷，凡一百五十九条，皆前书之所不载也，目之曰《开元天宝遗事》。虽不助于风教，亦可资于谈柄，通识之士，谅无诮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云：“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即节引此序，可证此序不伪。两《五代史》都有王仁裕传，《旧五代史》本传残缺过甚，《新五代史》本传叙及其在西京王思同幕下事，也较简略。《陇右金石录·宋上》收宋初名臣李昉撰写《王仁裕神道碑》，叙其生平颇详，足补史传的不足。碑叙王归唐后，先任雄武军节度判官，罢职退归，为“南梁主帅王公思同以旧知之故，逼而起之”，后又随王思同至长安，“洎居守镐京，参赞留务”。用语与前录序可以印证。王思同迁西京留守是长兴四年（933）八月事，至次年四月因抗距潞王被杀。《开元天宝遗事》应即写于这一时期。神道碑列举王氏平生著作达十多种，不及此书。中国所存此书各本，均仅存一百四十六则，与和刻本一致，已稍有残缺。
2003年1月于东京早稻田奉仕园
（2003年2月在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学会演讲。刊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32号，2003年。收入《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①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开元026。
②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4页。
③ 《考古》1999年第12期刊拓本。
④ 《文物》1959年第7期刊拓本，又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11。
⑤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①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景龙019《裴觉墓志》。
②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27《贺兰务温墓志》。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天宝108《郑氏墓志》。
④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六，文物出版社，1981年影印希古楼刊本。
⑤ 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卷七八，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
① 王光庭《薛儆墓志铭》, 《文物季刊》1997年第3期刊拓本。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② 所注出处，墓志指《唐代墓志汇编》, 《续集》指《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①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景云018。
②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95。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78。
④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① 《集古录跋尾》卷六、《金石录》卷九、《舆地碑目》卷四。
② 《考古》1986年第1期所刊《山东临沂市发现唐代石碑》。
③ （宋）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引《野人闲话》。
④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68。
① 《唐会要》卷三六。
②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七二，影印嘉庆十年经训堂刊本。
③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七。又日本二玄社1973年影印本。
④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〇，文物出版社，1981年影印希古楼刊本。
⑤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五。
⑥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永泰002。
⑦ 《宋高僧传》卷二四。
⑧ 吴梦麟《房山石经本唐玄宗注〈金刚经〉整理记》，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①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七一。
② （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六，影印同治双白燕堂刊本。
③ 《道藏》本《叶真人传》。
④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〇。原石已残毀，有宋拓留存。
⑤ （清）杨世沅《句容金石记》卷三。
⑥ 陈垣《道家金石略》据艺风堂藏拓录易州《道德经》碑附敕。
⑦ 《册府元龟》卷五一。
⑧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三。
⑨ 《光绪鹿邑县志》卷十下。
⑩ 收入《敦煌和中国道教》，大东出版社，1983年。
⑪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四。
⑫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45; 《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35页。
①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永贞001。
② 《李太白文集》卷七。
③ 《唐会要》卷八。
④ 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一，《骨董琐记全编》，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
①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五八。
② 《文物》1963年第6期刊李子春《唐李湣碑考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7页。
③ 《常无逸碑》，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④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四、（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二。
⑤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121。
⑥ 邢瓙《大唐故骠骑大将军杨公志铭》，刊《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65年；又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515。
①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35页。
②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七辑，第59页。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092、《碑林集刊》第三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
④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87。
⑤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第12页。
⑥ 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的政治历史地理》，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① 李文田《和林金石录》，上虞罗氏校刻本。
②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建中008。
④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卷一九六，广东经济出版社、海天出版社，1999年。
⑤ 《文物》2000年第10期刊拓本。
⑥ 《唐研究》第六辑刊录文。
① 此据《唐研究》第五卷刊《唐张守珪墓志浅释》的录文。《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62页所录文缺误较多。
② 府宪展《〈赤须将军歌〉初探》，首都师范大学《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初编》列印稿，另参徐俊见示据《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七册第360页重录诗。
③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八九。
①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76。
①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一册，第147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① 本段据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骆希哲编著《唐华清宫》（文物出版社，1998年），张铁宁《唐华清宫汤池遗址建筑复原》（《文物》1995年第11期），葛承雍《唐华清宫沐浴汤池建筑考述》（《唐研究》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①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圣武003。
② 《考古》1978年第4期、1991年第9期《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
③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永泰003。
① 《文物》1961年第6期刊拓本。
② 《文物》2000年第11期刊拓本。
③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影印光绪刻本）卷八《王卓碑》。
①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16页。
②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六辑，第74页。
③ 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24。
④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①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二十七册，第159页。
②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会昌017。
③ 张钫《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