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历程，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济社会现象莫过于规模空前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这个庞大的群体虽然户籍尚在农村，却常年外出从事非农工作，为中国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贡献了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因其身份和就业形式的独特性，他们被冠以“农民工”的称谓。

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为农民工开创了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的更大空间。虽然当前农民工主体仍集中在低技术含量、低收入、缺乏福利保障、缺乏劳动安全的低端职业，但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开始呈现出职业分化和工资分化趋势，一方面，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开始呈现出“去体力化”特征；另一方面，农民工内部基于不同职业、不同就业形式等的工资差距日趋凸显。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农民工进入不同类型的职业？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还是其他非市场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向高层次职业流动？农民工是否可以通过职业流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以及工资的增长？进一步地，从事不同职业或不同就业形态下的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有多大？其形成机制是什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产业升级加速，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面临更大的转型挑战。在此背景下，围绕农民工内部的异质性趋势，明确回答上述问题，深入探讨影响农民工职业选择、职业流动，以及实现职业和工资收入上升的机制，对于构建适合农民工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农村外出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就业区域的合理有效配置，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其内部在代际、就业形式、就业区域、职业和收入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在我国关于农民工的职业和工资研究及相关政策构建中，更多地把农民工视为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农民工内部结构的分化和异质性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农民工工资差距的研究领域，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均值的比较，缺乏在工资分布的整个区间对农民工工资差距的变化进行考察。这不利于我们对农民工群体的全面认识，也使我们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对策，甚至还可能导致结论和建议的偏差。

基于分别在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开展的一手微观调查数据，本书应用职业决策模型、职业上升影响机制模型、工作搜寻模型、工资函数和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工资差别分解模型等，考察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不可观测的能力等因素对样本地区农民工进入不同非农职业，进而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影响，并基于农民工内部异质性的视角，比较了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受雇型和自雇型农民工在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上升机制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地，在控制了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基础上，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对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了无偏估计，在此基础上，采用工资差别分解法，考察了农民工在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就业形式之间，以及不同劳动关系状态之间的工资差距背后的形成机制，深入探究了个体特征差异、特征回报率差异和不可观测能力差异对上述工资差距的贡献。

本书的研究成果是对异质性视角下农民工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工资决定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得出的结论不仅可以为农民工个体的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改善提供针对性的指导，也可以为市民化进程中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转型提供政策依据。通过对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本书同时考察了不同区域农民工在职业上升和收入增长中所面临的特有约束，所得结论对于改善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劳动力市场效率、促进地方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部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著作，本书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系统性视角，本书对农民工从职业选择，到职业流动和职业上升，再到工资决定和工资差距形成的机制，进行了有机的联系。职业决定着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水平和发展机会，进而决定了人们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农民工首先会经历初次的职业选择，然后会经历多次职业流动，部分农民工会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其工资水平、融入城市的能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因此，对职业和工资的研究需要放在一个系统化的体系下。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的非农职业决策研究，或者对非农收入的研究，较少将职业和收入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探究。本书通过建立综合分析农民工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工资决定的模型，评估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非市场性因素，如政治资本等对农民工非农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的影响，重点考察了提高农民工进入高层次职业概率的因素。进一步地，在控制了农民工进入不同职业的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进行回归分析，考察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不可观测能力的工资回报。

第二，基于异质性视角，本书在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机制研究中充分考虑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趋势。在分化视角的选择上，我们结合当前农民工流动的整体趋势，重点关注了不同代际、不同职业类型、不同就业类型、不同就业区域、不同劳动关系状态下的农民工（工会化和非工会化）之间的非农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差异。

从近年来农民工流动所呈现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来看，首先，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职业选择、职业流动轨迹、工资水平、劳动权益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差异日趋加深。作为当今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条件、工资水平和城市融入有着更高的诉求，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失去了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虽然他们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比父辈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劳动力相比仍然偏低。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和用工标准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层次和工资水平的提升上面临比父辈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比较代与代之间在职业选择和流动机制，进而在职业上升和工资增长机制上的差异，有助于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不同代际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整体绩效的举措。其次，在区域分化方面，近年来，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工大幅增加，其增幅甚至超过了外出农民工。然而，相比外出者，本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禀赋处于劣势，其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均低于外出者（国家统计局，2018），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农村本地人力资源流失的担忧。如果地方劳动力市场吸引的主要是在生产率特征上处于劣势的农村劳动力，那么，地方经济发展势必受到制约。本地劳动力市场和外出地的非农劳动力市场哪一个吸引了更有能力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外出农民工选择不外出，他们的职业选择与那些留在当地的农民工会有何不同？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农民工在本地和外出地非农职业选择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掌握本地和外出地非农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差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地方劳动力市场效率，增强其对农村人力资源吸引力的举措。此外，在就业形式和劳动关系状态上，农民工内部也呈现出日趋显著的分化趋势。本书重点比较了受雇与自雇农民工，以及工会化农民工和非工会化农民工在工资决定机制上的差异，进而总结了工资差距的成因，并得出了更多有趣的结论，为提升农民工劳动权益、促进其市场配置效率的对策提供了有益的探讨。

第三，本书采用针对性的方法对样本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进行了校正，提升了农民工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在研究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时，样本自选择问题不容忽视。因为进入不同职业、不同就业形式的农民工样本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例如，人们有可能因为具备某些不可观测的能力如风险承担能力、创业天赋等，进入了某种特定的职业。如果不考虑样本自选择问题，对工资决定所进行的估计就是有偏的，对教育、工作经验等变量的回报率将会被高估（Dolton et al.，1989；Polachek, 1981），从而造成对改善农民工职业和收入境况的政策建议的误导。对于不同的研究主题，本书采用了针对性的实证方法，对样本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校对，确保了实证估计的一致性，加强了所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的科学性。

例如，在探讨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时，我们采用了由Lee（1982）发展的Heckman（1979）两步法来克服农民工培训决策中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从而保证对工资影响的一致估计。结果发现，在校正样本选择偏差后，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提升作用有所下降，采用简单OLS估计会导致对培训的工资效应的高估。培训后农民工获得的较高收入不一定全部为培训的效应，部分是由于培训参加者原有的能力优势。换言之，培训参加者即便不参加培训也可以获得收入提升，因为他们本身是农民工中的能力突出者。因此，在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时需要关注目标定位问题，错误的目标定位会造成培训高能力的劳动者，从而导致资源浪费。

在探讨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机制差异时，我们采用了反事实估计，预测了外出农民工如果不选择外出，而留在当地的非农职业选择。结果显示，外出农民工如果选择留在本地就业，更有可能从事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的职业，而不太可能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地方政治资本禀赋上存在劣势。这表明外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市场力量驱动，人力资本对于外出农民工从事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至关重要。而地方劳动力市场则处于欠发达水平，非市场因素如政治身份、家庭社会资本等对农村劳动力从事特定的非农职业发挥着关键作用，不利于拥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尤其是创业。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背景下，这一结论为提升我国县域及乡镇层面的非农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政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考察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差距的影响时，我们采用了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全面考察了在整个工资分布上工会对农民工工资的异质性影响，换言之，到底哪些农民工在工会化过程中获益更大。我们发现，工会会员效应在整个工资分布区间都十分显著，而工会的覆盖效应主要集中在工资分布的低端区域。进一步采用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工资差别分解结果显示，工会会员与无工会企业的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别大部分源于工资结构效应，即工会企业与无工会企业采取了不同的工资激励机制。在工会企业内部，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之间的分解结果则揭示出，两者的工资差异主要源于工会会员相对于非工会会员在可观测能力上的优势。这表明工会会员在企业中存在正向选择，即可观测能力特征较强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加入工会。因此，我们建议除了继续加强在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和企业中的工会建设，还需要重点推动企业内部相对更弱势的农民工亚群体的入会工作。

第四，本书在抽样策略上综合了输出地抽样和输入地抽样的优势，拓展了农民工研究的主题领域。以往文献所采用的数据或来自农民工的输入地调查，或来自农民工的输出地调查。这两种方法在操作的可行性、所收集数据的全面准确性、样本的代表性等方面各有利弊，其所适用的研究主题也各不相同。考虑到我们的研究目标和农民工向中西部流动持续增长的趋势，同时为了充分利用两种抽样策略的优势、扬长补短，我们采取了流入地抽样和流出地抽样相结合的调查策略，分别抽取了代表农民工典型流出地的陕西和甘肃，以及代表农民工典型输入地的北京和苏州。

其中，陕西省和甘肃省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农民工省内就近就业的趋势。我们采用了严格的分层随机抽样，所得数据有利于我们掌握农民工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流动区域等方面的分化，尤其是避免了大量流向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农民工在流入地抽样中被遗漏的问题。北京和苏州分别是位于全国经济水平前列的京津冀区域和长三角区域的典型农民工输入地代表，其产业的集聚特征有利于我们全面收集农民工职业和工资收入的详细信息，并且能实现雇主和雇员信息的匹配。我们采用了反映当地产业结构的配额抽样，所得数据有利于我们对农民工的工作搜寻、职业流动、工资差距、劳动关系，以及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和市民化等问题展开研究。

本书关注的话题属于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交叉领域，也是我与合著者李强各自研究方向的交汇点。在开展本项研究之前，我的研究方向聚焦于转型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工资差距问题，尤其是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同质劳动力的工资差距问题，而李强则关注中国农业政策转型背景下的农户决策问题。受到共同研究兴趣的驱使，2009年我们和其他几位同事共同组建了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项目团队，并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的支持下，开展了对陕西、甘肃、河南的农户调查，重点关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决策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察到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其内部在代际、职业、就业区域等层面的分化日渐凸显。2013年和2014年，我分别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将研究主题确定为“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与收入差距研究——基于样本自选择的视角”，由此，我们的团队开始了异质性视角的研究侧重。2013年和2015年，我们进一步开展了在农民工输入地的代表地区北京和苏州的抽样调查，这两个地区的产业集聚特征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研究农民工与企业、行业、社区的互动，因此，我们借势开展了对不同劳动关系状态下的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机制的差异研究，以及农民工的市民化研究，并获得了更多有趣和重要的实证发现。

本书是对我和团队在农民工非农职业和工资收入领域的研究积累的集中体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受到样本区域特征的影响，我们的很多结论只能揭示部分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职业流动和工资决定机制，为了得到更一般性的结论，还需要补充以国家层面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关于农民工职业结构变化和工资差距变动机制的动态研究。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和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带来有益的启发与思考，同时，也为政府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构建提升农民工职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综合市场环境，以及推进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的相关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汪　雯

201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