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全球史理论与方法 从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环境史研究
包茂红
摘要传统历史学主要关注人类在陆地上的活动，忽视了人类在占地表面积70%以上的水域里的活动。20世纪50年代，在先前的航海史、海军史等研究基础上兴起了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海洋史研究。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时空范围和主题都得到大幅度拓展。海洋史研究的内部创新冲动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促成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虽然是后来者，但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基于北大西洋环境史研究形成的模式和方法论，也有助于为编撰广义的世界或全球海洋环境史奠定基础。
关键词海洋史 海洋环境史 太平洋环境史
众所周知，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主要关注陆地上人类的活动，形成了具有明确学科界限、史料来源、分析思路和建构模式的系统体系。然而，人类生存的地球表面并不全是陆地，人类活动也并非全部发生在陆上。事实上，地球表面70%以上面积是水域，人类从诞生到现在都离不开水域。从理论上讲，海洋史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海洋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海洋史研究的发展，它逐渐与世界史或全球史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从整体性上改变了人类“约定俗成的历史知识和理解”。然而，海洋环境的供给和自净能力是有限的，海洋资源枯竭和海洋污染迫使海洋史学家不得不思考和研究海洋上人与环境的关系史。如果说海洋史研究主要关注人类在海洋上的活动的话，那么，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关注点就不仅仅局限于人，而是扩展到历史上人和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本文将在回眸世界海洋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促使海洋环境史研究兴起的现实和学术因素，分析太平洋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及其对世界海洋环境史研究的贡献。
一 海洋史研究简况
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和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大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之前，已有航海史、海军史、海战史等研究，但没有整体性的海洋史研究。在此之后，先后出版了《国际海洋史杂志》和《海洋史研究丛书》,1960年还在“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下组建了“国际海洋史委员会”，定期组织召开国际海洋史大会。
早在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时代，人类在海洋上的活动已经时有记入史书。作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但记载了希波战争中海战的历史，还论及海洋环境与贸易和民主的关系。[1]作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记载了齐国利用海洋中的鱼盐资源的经济活动，还记载了秦始皇“东游海上”和“望于南海”的政治经略。[2]15世纪的大航海（包括郑和下西洋和世纪末的欧洲三大航海）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海洋和地球表面的认识，改变了跨洋交流的方式和规模，世界第一次真正连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在陆地上形成的领土和权利观念也逐渐渗透到海洋，殖民宗主国在海洋上展开激烈争夺。教皇的裁定只是满足了一时之需，并不能形成所有觊觎者共同遵守的法则，进而建构出稳定的秩序。1609年，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了《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指出海洋是自由的，任何国家（包括葡萄牙）都无权以发现、“先占”、教皇馈赠、战争、时效或习俗的名义独占，所有人都依国际法享有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当这种自由受到威胁时可以通过和平、条约或战争方式来维护。[3]显然，格劳秀斯的思想是为后来居上者荷兰代言张目的。英国法学家约翰·塞尔登也不遑多让，为了英国的利益发表了《海洋封闭论》。尽管他们的主张相左，但都对形成影响人类海洋行为的基本准则发挥了作用，同时带动了对海洋探险史、航海史、海上贸易史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把研究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1598—1600年，理查德·哈克卢特出版了多卷本《英格兰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一书，记录了英格兰民族的航行史。[4]该书被誉为“英格兰民族的史诗”，深刻影响了詹姆斯·库克等后世的探险家和英语世界的海洋探险史书写。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海权和海洋战略的认识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890年，供职于美国海军学院的艾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此后又相继出版了《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构成其享誉世界的海权理论三部曲。[5]与此同时，英国人朱利安·S.科贝特也出版了《德雷克与都铎时代的海军》《特拉法加战役》《海上战略的若干原则》等著作[6]，体现了英国“蓝水学派”对海权和海洋战略的系统认识。虽然他们的理论在认识海权、海军的作用和海陆关系上稍有差异，但都是以研究海战和海军的历史为基点，从维护和拓展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提出来的。他们的理论对世界海洋争夺和国际争霸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带动了海战史和海军史的研究，使之进入把海战和海军史研究与国际格局变化有机联系的新阶段。换句话说，海军史研究从聚焦本国的海军史和海战史扩展到关注他国和国际的海军史和海战史。
显然，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对与海洋相关历史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对海洋的利用更为密集有效，美苏争霸也不再局限于陆上和洋面，而是深入太空和深海。这需要对人类在海上活动的历史和海陆关系史采用新的视野、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造船史、航海史、海运和海上贸易史、海军史、海战史等都已发展到相当专业的程度，但也遇到瓶颈，迫切需要打开研究边疆，开拓新的研究主题，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海洋史这个术语逐渐流行开来，并在整合各国相关学术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海洋史委员会。然而，海洋史研究绝不仅仅是把先前不同研究领域凑合在一起，而是在历史学碎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浪潮中形成的新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7]因应时代和社会需要以及学科创新的冲动，那时的史学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主题生发出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受到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论的影响产生了交叉学科研究的新方法。在涉海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了港市史、海上劳工史、造船史、渔业史、海上商贸史、海洋文学艺术史等分支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这些不同的分支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也逐渐发现具有共同的研究领域或内容，那就是建基于共同的海洋因素上的相互联系和关系。[8]在这种氛围中出现的海洋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学术研究的特点。
学术界对海洋史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海洋史被定义为研究人类在海上活动的历史。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人类在海上的各种活动都是海洋史研究的内容，但这些在海上活动的人主要不是生活在海上的人，而是生活在陆地上但向海讨生计的人。1989年，澳大利亚海洋史学家弗兰克·布若斯认为，海洋史研究之所以处于边缘地位，关键之一在于它的概念不清楚。他认为，海洋史就是研究澳大利亚人与海洋相互作用的历史，涵盖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也包括与海上活动相关的陆上活动），因而也要采用包括所有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他还形象地解释了海洋史和历史学及其不同分支学科的异同。他说，如果把历史学比成一块馅饼，那么诸如经济史、社会史等传统的分支学科就是这块馅饼里的碎片，而海洋史是块头虽小但与历史学成分相同的馅饼。[9]1995年，他把这个定义中的澳大利亚人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海洋史就变成了研究人与海洋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包括先前已经合法存在的海军史、海洋经济史、海洋社会与文化史、海洋休闲和体育活动史等。[10]随后，这个定义被普遍接受并流行开来。[11]进入21世纪之后，海洋史逐渐与世界史或全球史结合，无论就其研究的空间范围还是研究主题都进一步全球化，正在呈现出全球海洋整体史的样貌。在《牛津海洋史百科全书》中，海洋史被定位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专门研究世界历史上人与海洋的关系，其主题也是跨越不同学科的全球史需要研究的庞大领域。[12]国际海洋史委员会秘书长因戈·海德布林克教授曾引用维基百科上对海洋史的解释来分析海洋史与全球史的关联。在维基百科上，海洋史研究人与海洋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在海洋上的活动。它涵盖常常采用全球、区域和国家视角（后两个视角依然占主导地位）进行研究的广泛历史主题，重点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理解人与地球上的海洋和主要水道的各种关系。[13]因戈当然明白维基百科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资源，但他依然采用这个定义至少说明他对这个定义是认可的。[14]从海洋史定义的演进大致可以看出：海洋史是不同于先前的航海史等的新研究领域，是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人与海洋相互作用进行全面研究的、正在进入史学主流的整体史。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海洋史研究已经在世界遍地开花。在欧美学术界，主要表现为研究海域几乎遍及全球，研究主题切近社会科学的主导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融合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在一些大学设立了海洋史研究机构、项目和教席职位，在研究较多的大西洋史和地中海史领域形成了影响较大的分析范式或理论框架。据海洋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国际海洋史杂志》的编辑对从创刊的1989—2012年发文的统计，发现在涉及的12项主题中，关于海洋商业（26.9%）、市场和运输（24.8%）、渔业和捕鲸（17.4%）、政治（17%）、技术（14.9%）、劳工（14.9%）、港口（14.1%）、机构（10.7%）的发文位于前列，关于海洋文化（9.5%）、造船（5.7%）、海战和海军（5.3%）、海盗（3.8%）等的发文相对较少。就讨论的时段而言，主要集中在18—20世纪。[15]在地中海史研究中，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堪称里程碑式著作。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它开创的从三个时段研究地中海的整体史的范式影响了对其他海域的研究，汲取了年鉴学派精华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影响了跨大西洋史和印太区域史的研究。[16]在英国、法国和荷兰，分别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海洋史杂志（Maritime History,Revue d'HistoireMaritime,Tijdschrift voor zeegeschiedenis），在欧美世界形成了两个以欧美海洋史学者为主力的学会，编辑出版杂志和丛书。[17]这些平台在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有自己国家的研究特色。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日本和中国的海洋史研究。早在“二战”前，日本就在“台北帝国大学”设立“南方史”或“东西交涉史”项目，其中涉及海洋史研究的内容。但真正进行海洋史研究是在战后，到1980年代掀起了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亚洲经济史的学者和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滨下武志、川胜平太和杉原薰；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羽田正、家岛彦一等。从经济史视角出发，日本学者采用海洋亚洲的概念和研究框架，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观”，认为资本主义是从亚洲海域生发出来的，日本的崛起并非模仿先发国家，而是与其平行并进的；[18]从世界史视角出发，日本学者采用海域网络概念，构筑了以海岛、港市等为节点的东西文明交流融合的整体史。[19]虽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用日文发表的，但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加州学派”所吸收和借鉴，世界史学者积极与国际学者合作，从而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贡献是试图突破海洋史研究中存在的欧美中心论倾向，试图恢复海洋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与日本的海洋史研究相比，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取向。受海外汉学研究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已经涉及航海史和海上贸易史的内容。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海洋史研究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五大中心。第一个是1979年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的、业务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该会组织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海交史研究》（半年刊），编写出版多部中国海交史资料汇编和研究著作。[20]第二个是北京大学的海洋史研究团队。20世纪后期主要以何芳川教授和耿引曾教授为核心，21世纪初北京大学成立了海洋研究院，其中包含海洋史和海洋环境史的研究队伍和内容。耿引曾教授主要利用汉籍史料和考古资料研究中国人在航行印度洋过程中的技术和文化交流史。[21]何芳川教授从世界历史重心转移和发展大势出发，系统研究了太平洋的贸易史、文化交流史和整体史，[22]在国内的海洋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在国际太平洋史研究中发出了中国学术界的声音。第三个是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的研究团队。杨教授推动海洋史研究从“以陆地为本位”的涉海史向“以海洋为本位”的海洋整体史转型，提倡发展中国的海洋史学，构建中国海洋话语体系，为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动力。[23]与何教授的立足世界史反观中国海洋史相比，杨教授团队的研究是立足中国海洋史面向印太。第四个是李庆新研究员领衔的广东社科院海洋史研究所。这是国内仅有的以海洋史研究为志业的、有正式编制的科研机构。从它编辑出版的14辑《海洋史研究》来看，其视野已经扩展到世界不同海域，研究主题已不局限于航海史、海上贸易史、海洋文化交流史等传统领域，发文作者来自不同国家，具有鲜明的国际性。[24]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已经成为中外海洋史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五个是2002年成立的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后改名为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该会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与高校合作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25]另外，该会与企业和地方政府合作，在古船仿造、资政献策、海洋史和海洋文化知识普及等方面独树一帜。显然，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在贡献中国独特的案例的同时，也在融入世界海洋史研究的潮流。
从中外海洋史研究的发展来看，海洋史研究已经进入成熟阶段。[26]海洋史研究无论从时空范围还是从主题维度来看都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可以编辑出版世界海洋史的百科全书和系列丛书。[27]海洋史研究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先前的从陆地看海洋不同，海洋史研究以海洋为主体，从海陆和合的视角建构整体史。海洋不再是没有历史的空间；相反，海洋本身就是历史。在海洋上活动的人不仅仅是精英，也有民众，因为一艘船没有船长和军官照样可以航行，但没有船员就会寸步难行。进而言之，海洋和在海洋上活动的人虽然受到国籍和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的约束，但绝大部分海域和人的活动却是跨国的、国际性的。海洋史及其研究也因此而是相连的、全球的、丰富的、多彩的，就像浩瀚无垠、深邃汹涌的大海一样。
二 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海洋环境史是环境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新领域，它研究历史上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28]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海洋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和环境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进而言之是海洋史和环境史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相对于从海洋视角观察人类史的海洋史研究，海洋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相对于主要研究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环境史研究，海洋环境史研究走出陆地、走向了与陆地环境不同的海洋环境。不过，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与陆地生态系统和陆上的人类活动紧密相关，其中海陆生态交错地带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个地带除了在生态上兼具海陆两个生态系统的特点之外，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换句话说，就是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最为密集和强度最高的地区。海洋环境史是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学科只要对海洋环境史有兴趣，都可以进行研究，这种多样性正是海洋环境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动力，但是，海洋环境史研究要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立足，就必须强化它的内聚性和彰显它的独特性。海洋环境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向前发展。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类别、研究方法、构建方式以及社会功能发挥的对象和效用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海洋环境史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源于“海洋生物普查计划”（Census ofMarine Life）在1999年设立并启动的子项目“海洋生物种群数量历史研究”（History ofMarine Animal Populations）。它联合来自18个国家的100多位科学家主要研究在12个海区发生的四大主题的变化，即海洋生物种群在过去2000年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什么因素影响了海洋生物种群的变化，其中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在重要性上有何区别，处于变化中的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如何相互作用。[29]2008年，“国际海洋探索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正式认可海洋环境史为一个分支学科，并设立了鱼类和渔业史专家小组。到2009年9月，该项目已经发表了250篇论文和专著，公布了大量研究数据资料。[30]另外，该项目还以南丹麦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等学术机构为基地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培养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新生力量。此后，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欧洲人文和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支持，在爱尔兰三一大学、不来梅大学、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等开展起来。[31]海洋环境史学者和机构还组建了国际性的组织“海洋史研究网络”（Oceans Past Initiative），联合对海洋中人与其他生物相互作用的历史感兴趣的古生态学家、气候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学家、口述史学家、历史生态学家、渔业史学家、渔业政策制定者和渔业管理者共同参与，推动从长时段理解世界海洋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和丰度的变化，以便更好地预测未来变化的可能性。[32]该机构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海洋环境史学术研讨会，从2016年7月开始发行《海洋史通讯》（季刊）（Oceans Past News），促进学术信息交流和合作研究。
为什么海洋环境史研究会在世纪之交兴起？概括地说，这是现实需要和学科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海洋一直被认为是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池。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从海洋中获取的资源越来越多，渔业产量不断攀升。但是，到1980年代，这种趋势戛然而止，无论市场需求如何增加，捕鱼技术如何进步，捕鱼范围如何扩大，渔获量大体上都维持在年产约9000万吨的水平上。[33]大西洋渔场还出现了骇人的崩溃现象，赤潮和海洋污染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不但引发公众关注，也促使学者思考：为什么一直被认为可以无限提供资源的海洋突然不再慷慨了？海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海洋环境难以为继？是不可逆的自然变化还是错误的人类行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显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
多个学科开始拓展自己的学科边界、关注海洋环境变化。海洋生态学原本研究海洋生物的生存方式，尤其是海洋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包括环境对生物的影响、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物种群数量和分布的变化。随着生态学中发展出食物链、顶级群落、生态位等概念，海洋生态学逐渐认识到数量的波动是生物种群的固有特性。换句话说，就是认识到变化是常态，而静态平衡是非常态。当渔业科学家丹尼尔·保利在1995年提出“变动基线综合征”概念后，海洋生态学在一定程度上就转化成了历史海洋生态学。所谓“变动基线综合征”就是对渔业科学研究中不同代科学家以自己看到的鱼存量和构成为基准衡量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现象的概括。克服这种会错估渔业变化的症状的办法是开展渔业史研究，从而正确认识渔业的生态和社会代价。[34]加入了历时性维度后，海洋生态学就变成了变化的、纵横结合的生态学。[35]与此同时，海洋史和环境史研究也在反思学科发展遇到的瓶颈时把目光投向了先前忽略的海洋环境。尽管海洋史研究的时空跨度越来越大，主题范围越来越广，但实际上仍把海洋看成是历史上演的、静态的舞台。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恩索”现象频繁发生及其影响越来越明显，海洋史研究不得不重视海洋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另外，海洋史研究中的渔业史和捕鲸史研究不仅仅是探索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索取，也分析人及社会与自然或环境的相互作用，只是没有采用海洋环境史的术语而已。[36]环境史研究兴起后，主要关注陆基环境和大气环境，忽略了海洋环境。在世纪之交，环境史学家呼吁不能遗忘占地表面积70%、占生物圈中物种数量98%的海洋生态系统，否则就无法结构出完整的环境史。[37]这些学科的变化在渔业停滞和海洋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中逐渐开放边界，相互融合，共同促成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海洋环境史研究兴起后迅速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逐步完善。由于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从“海洋生物种群数量历史研究”计划启动的，因此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北大西洋海洋鱼类数量的变化，尤其是重建西北欧和美加东北部近海的鳕鱼、鲱鱼等的数量变化图，进而发现对这些变化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和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积极参与，研究范围在地理上已逐渐扩展到白海和巴伦支海、加勒比海、西南非洲近海、南太平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处、北冰洋等；就影响因素而言已从捕捞方式和数量、气候变化等扩展到与海洋相关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观念，甚至战争和冷战等极端形态；研究的具体海域已从近海扩展到大洋深处，从专属经济区扩展到公海；在研究内容上已从渔业史扩展到“海人”和海洋民族史、海港生物区系变化史、海战环境史、海洋环境保护史、海岸带开发史等。[38]从研究范围的变化可以看出，海洋环境史研究并不局限于海洋之内，而是把海洋及其周边直接联系的陆地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海洋环境史中的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与人类一起参与创造了不同于陆地环境史的海洋环境史。
从研究方法来看，海洋环境史研究采用了范围不断扩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一般而言，随着问题意识的更新，研究方法和史料来源都需要随之相应拓宽。从某种意义上看，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也是史料范围扩大的结果。研究有文字记载时代的海洋环境史，主要发掘和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包括渔村的收税记录，向教会缴纳鱼税的记录，航海日志等；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的海洋环境史，主要发掘和利用传说和口述资料，各种图像资料，以及鱼骨、贝冢等考古遗存资料；研究一些独特的海洋环境史主题，如港口生态变迁和恢复，就需要查阅当时的设计规划图和历年的观测记录；研究一些大尺度的复杂问题，如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和海洋生物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就需要以重建全球气候变化和大气环流的研究成果为资料，换句话说，就是以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基本资料。[39]为了有效利用这些资料，就必须理解相关的研究方法，包括海洋生物考古学、海洋民族考古学、历史气候学、历史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保护学、区域研究、国际关系史、海洋史、环境史、知识考古学、性别研究、口述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不同于多学科研究，而是要在多学科参与研究、尊重不同学科的优势和独特性基础上形成新的、整合的思维和路径。[40]最可行的跨学科研究形式是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在共同的问题意识指引下通过定期研讨相互启发和激励，在发挥学科专长的同时按共同认可的思路对课题作出综合性研究。[41]
海洋环境史学者还提出了一个研究全球海洋环境史的分析框架。世界海洋生态系统（Marine Ecosystem）在自然因素作用下会发生时空变化，这种变化的海洋生态系统既为人类活动提供自然基础，也会回应来自人类活动造成的挑战。人类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通过感知、技术和利用活动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来影响海洋环境，形成随着海洋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模式、强度和路径。海洋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构成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 cal System），在这个系统中人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42]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不再只是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人类作用于海洋的时代，而是拓展到史前，即40亿年前大海形成时。换句话说，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时间范围从大海形成到现在；它的空间范围也不再只是涉及地表水域，而是向下深入海底，向上因大气环流而及于大气层；它的研究主题因此而扩展到更多未知领域，如人类未介入时的海洋环境是什么状况？人类介入之后到底对海洋环境变化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在改变海洋环境中表现出什么特点？各自发挥了多大作用？其发挥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是海洋环境的反作用所致？海洋资源环境的历史基线和海洋环境史如何对现在和未来的海洋环境修复和保护发挥应有的作用？等等。显然，海洋环境史学家的研究设想非常宏大，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但要编撰出一部完整的、按这个框架结构的世界海洋环境史著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太平洋环境史研究
太平洋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大洋，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中，太平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对太平洋环境史的研究比对地中海环境史和大西洋环境史的研究都要晚。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专著《地中海世界的山脉：一部环境史》的约翰·麦克尼尔终于在2001年编辑出版了《太平洋世界的环境史》，给太平洋环境史勾画出轮廓。[43]这本论文集共收录了17篇论文，其中不少是名家的名作，如伊懋可的《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自古至今的中国环境》，安东尼·瑞德的《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人与森林》。客观地说，这些论文大多是以陆地为本位的，对海洋环境本身涉及并不多，只是所研究的内容都发生在广义的太平洋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论及太平洋环境史的文章是出自麦克尼尔之手的《导言》和《老鼠与人：太平洋岛屿环境简史》。他认为，太平洋环境史主要研究把太平洋连为一个整体的重要因素，包括基本环境因素和物种交流及其技术动力。前者主要包括板块碰撞形成的矿藏资源以及洋流、气候变化和流入海洋的河流共同形成的渔业资源，这二者形塑了对太平洋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采矿业和渔业；后者主要指太平洋探险之后形成的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与太平洋岛屿之间的“麦哲伦交流”，即物种和病菌的交流。在麦哲伦之前，采用的技术工具主要是独木舟，交流范围和强度非常有限。在麦哲伦之后，经历了帆船（库克时代：1769—1880年）和蒸汽船（1880年至现在）两个阶段。除了密切物种联系之外，更多的是外太平洋势力从太平洋攫取资源环境。显然，麦克尼尔从纵向和横向以及主题三个维度展现了太平洋环境史的脉络，为进一步从整体上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
从纵向来看，捕鱼技术和组织形式的变化是海洋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这个领域，太平洋环境史研究深受大西洋渔业史研究的影响，但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和体现出太平洋的特点。作为“海洋生物种群数量变化”项目的子项目，域外和域内环境史学家和科学家合作，把在大西洋渔业史研究中获得的经验和方法应用于研究太平洋渔业变化（主要包括澳大利亚的鱼、虾和海龟的商业性捕捞、印尼和菲律宾的捕鲸业、中国台湾地区和太平洋岛屿的金枪鱼渔业等）。通过发掘地方性知识和口述历史以及重建殖民者到来之前本地区渔业技术和文化，发现英美捕鱼技术和文化对当地渔业的影响并不是取代而是并存或融合的过程，只是在民族国家建立后，为了现代化才出现快速取代的现象或西方化的进程。[44]这一发现与传统的帝国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的相关观点大相径庭。另外，太平洋两边的渔业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加利福尼亚渔场因为专属美国而体现出美国不同民族向海洋索取并利用法律进行规制的特点；舟山渔场因为东亚局势变化而呈现出殖民渔业战争的特点。在加州渔业史上，带着对海洋鱼类资源的不同认识、采用不同技术、依靠不同组织方式的族群在不同时期相继捕捞作为公共财富（Common property）的鱼群，产生了不同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后果。协调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移民、亚洲移民和现代工业官僚社会获取和管理海洋资源的生产活动需要采用法治方式，制定和遵守规定了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和最大经济产量（Maximum economic yield-MEY）的法律。[45]舟山渔场是中国第一大渔场，随着19世纪后期中国人口增加和国家权力对地方经济社会控制增强，来自陆上社会对渔场的压力相应增强。日本崛起后，尤其是1920年代后采用先进捕捞技术的日本机械化捕捞船队侵入舟山渔场，导致中日发生渔权之争。于是，舟山渔场的压力之源由逐渐强化索取能力的民族国家变成了用不同层级的技术武装起来的不同民族国家的复合体，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实际上是传统捕捞技术和现代捕捞技术混合作用、国内压力和国际压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解决渔权问题时，国际法和条约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实力和殖民关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46]太平洋渔业史研究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可以充实和丰富大西洋渔业史研究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编撰世界渔业史奠定了基础。
从横向上看，研究太平洋环境史有助于突破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单向交流或传播的模式。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中阐述了远离欧洲的温带地区变成新欧洲的历史，突出了来自欧洲的疾病、植物和动物等对这些区域生态系统的替代。[47]克罗斯比对世界历史研究的“生态或环境转向”发挥了积极和先锋作用，但他并未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他的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取向因其著作是西方大学里西方文明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课程的必读书而得以强化，影响巨大。在环境主义思想和运动研究中，也形成了它是从美国起源并扩散到全世界的“美国中心论”的“约定俗成的知识”。尽管古哈和杰考比等学者都从印度和非洲环境史的独特性及其对美国环境主义的影响角度对这种知识进行了解构，但都是基于陆地上的经验，来自海洋环境史的贡献是缺失的。[48]其实，太平洋资源丰富，向外界提供了很多生态服务，其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的是鸟粪。洪堡把从东南太平洋发现的鸟粪带回欧洲，经过科学家分析后发现其中含有可以肥田的氮和磷等元素，施用于农田后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帮助欧洲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源源不断地、来自太平洋的鸟粪不但帮助欧美走出农业经济停滞的困境，还启发科学家和实业家制造出化肥，开启了用化肥来提高土地肥力和生产率的新纪元，推动了农业的现代转型。通过分析鸟粪的利用史，弥补了克罗斯比的欧洲单向输出模式的缺陷，进而把殖民者带动的欧洲和太平洋的关系史变成了双向互动的历史。在鸟粪输出的过程中，来自美国的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和威廉·沃格特等都在考察鸟粪及其产地后萌生了新认识。福格特考察鸟粪岛后写出的《生存之路》激发了美国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尤其是他对化石能源化农业的担忧在美国社会产生了警示作用。这揭示和证明了美国环境主义的拉美和太平洋起源。另外，鸟粪的发现、开发和枯竭以及被替代为重新认识秘鲁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在鸟粪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专家治国论”在鸟粪枯竭后被应用于寻找新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奉行这一理论的技术专家很快发现了远洋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并迅速把秘鲁转变成“蓝色革命”的模范国家。显然，鸟粪不但改变了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既有格局，而且显示了它的历史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鸟粪开发利用史就是一部全球生态史。[49]
与陆地上已经普及的环境保护相比，海洋环境保护仍是一个新生事物，对海洋环境保护史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随着美国转向太平洋以及东亚经济崛起，太平洋的环境保护更具紧迫性。[50]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太平洋岛国的命运也引起全世界的担心和关注。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1993年发表了“环境远景声明”和“整和经济与环境的原则框架”，号召各国实行对经济和环境都有利的发展战略，谋求可持续性发展，进而把Apec变成绿色Apec。太平洋的海洋环境保护史研究首先要突破从陆地环境史研究中得出的、被机械应用于海岛的经济脆弱性（包含文化落后性）和生态丰富性、核心与边缘、人与自然、保护与开发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和思路，重新发现海岛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适应性，尤其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海洋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的独特智慧，在互动和流动中认识小岛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的持续可能性（Sustainability）和未来可能性（Futurability）。用来自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的概念对太平洋海岛的环境保护史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比较的角度观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109个国家设立的502个生物圈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的一致性和多样性，进而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海陆和合的全球环境史。[51]
与北大西洋具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物遗存不同，南太平洋不但文献资料匮乏，而且由于地处热带而难以长期保存具有历史意义的实物。因此，研究热带太平洋的环境史需要采用人类学、民族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发现可以探究历史的各种资料。太平洋世界是由不同的海上区域组成的，而这些海域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如西里伯斯海域就随着海平面的升降而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徘徊，生活在这片海域的海洋民族及其社会也随着海域世界的变化而流动。研究西里伯斯环境史需要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学，既感受当地人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搜集口头传说、史诗等进而了解其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和价值观。[52]但是，这些观感、主观感受和非物质文化需要考古资料来证实并历史化和情景化，于是，区别于传统考古学（大多对考古遗存进行传播论式的简单分析，从而建立起不同文化之间的臆想的、虚拟的联系）的民族考古学（从考古资料中发现历史上环境因素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被广泛应用于海域环境史研究，为海洋环境史研究带来新气象。[53]在重建有文字记载之前的环境史的同时，展示了在海洋上流动以及在海陆之间流动的海民与变化的海洋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演进，凸显出其不同于陆地上相对稳定的国家和民族环境史的海洋环境史图景。
总之，太平洋环境史研究虽然开展得相对较晚，但已展现出它的独特性。无论是在史料的挖掘采用、概念和方法论的拓展、结论的区域特色等方面都有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修正了从大西洋环境史研究中形成的模式，为形成与世界海洋和海人及涉海社会的多样性相匹配的分析路径奠定了部分基础。另外，太平洋环境史并不只是域内海人及涉海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也是闯入太平洋的域外殖民者和贸易者与太平洋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环境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世界或全球环境史。但是，相较于大西洋环境史研究，太平洋环境史在性别、阶级、文化批判（话语权力分析）等方面尚需开拓，一部根据海洋环境史的新思维编撰的太平洋史是令人期待的。
尽管海洋早已进入历史学编撰的视野，但海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却是对历史学只关注陆地上的人类活动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产物。随着海洋环境的恶化和海洋史研究的深化，海洋环境史研究应运而生。从海洋史研究到海洋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凸显了历史认识不断深化、史学研究响应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研究的范围从空间上看从陆地进入海洋，从时间上看从人类文明史追溯到地球上水的出现和海洋形成的地质时代；从历史主体看从在海上活动的人类变成了相互作用的海人社会和海洋环境。对海洋环境或海洋景观（Seascape）历史能动性的承认和发现标志着海洋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狭义来说，海洋环境史研究为海洋史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维度，填补了海洋史研究中缺乏海人社会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的空白；从广义来说，海洋环境史中蕴含的历史新思维有助于海洋史研究变成整体的、海人与海洋环境有机结合的新历史。于是，对海洋的全球史的探索就变成了对真正的海陆和合的全球史的追寻。前者是把海人社会、涉海社会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的海洋环境史连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史；后者是把广义的海洋环境史和广义的陆地环境史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新型全球史。相较于传统的全球史或世界史，新型的全球史或世界史既整合了海陆又体现了环境的历史能动性。这种新型的全球史既是一幅可以预见的全新历史图景，也是需要付出艰苦学术努力才能达成的宏伟目标。
（包茂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