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理论与方法 民族国家史与全球史：以日本的历史学为例的思考

[日]冈本充弘

（贾凌雁 译）

摘要现代史学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形成，因此现代性和民族性是其产生的背景。史学既重视西方建构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又重视各个国家的民族性价值。全球化的发展给史学带来了新取径。“全球史”（在日本）开始取代“世界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并影响日益扩大。本文基于日本历史学的状况，简要回顾了全球史的背景和基本特征，对其中“全球的”历史（换句话说即历史学的“全球化”）的观念在承认其积极一面之时，也提出了质疑与批评。为此，笔者提出“全球史”这一术语具有多种含义，并从全球史的优点和不足两方面讨论了其发展的可能性与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史 全球化 历史学 现代民族国家 世界史

一

“大历史”正备受瞩目。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将宇宙大爆炸视为历史起点的著作，现已成为全球畅销书。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的《世界史》、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N.Harari）的《智人：人类简史》等书从生态学视角阐述了气候及其他物种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吸引了大量的读者。[54]公众对宏观历史方法的兴趣日益增长，同样地，在全球史渐成热点的学术界中，这一研究方法也受人关注。如何从全球视角讨论普遍性与个体性已越来越盛行。[55]

笔者一开始研究的是欧洲现代史，但1993年撰写的《无边界时代的历史》一书打破了学科之间的藩篱。这似乎是最早讨论历史学与全球化关系的书籍之一。[56]同年，还出版了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Mazlish）等人编写的《将全球史概念化》，这是全球史领域的第一本论文集。[57]在《无边界时代的历史》一书中，笔者认为，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需要同时具备以国家为中心与以全球为中心的视野。笔者并未声称要抓住其他国家史学研究的话语权，即便有这种可能。但在日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方法正招致严厉的批评。尤其在学术界内部，由于学者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的偏见，以致忽略了通过科学研究而建立历史事实的基本可能性。[58]以国家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个案是日本试图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向学生传达修正主义观点，如否认南京大屠杀；[59]相反，具有全球视野的史学研究则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欢迎，特别是研究外国史与国际史的学者。甚至研究民族国家史的史家逐渐开始在全球史框架内建立他们的研究主题，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框架。[60]

笔者在《无边界时代的历史》中批评这种趋势是因为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及其在日本的应用深感忧虑。在日本，民族化与现代化并驾齐驱，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学术领域亦不例外。历史学作为一门深受民族性与现代性影响的学科，好似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如果历史学自诩为科学，那么民族性与现代性共存必然相互矛盾。现代性的某些原则，如客观主义、科学主义、普遍主义等，和被国家操控的带有意识形态的历史学水火不容。这就是为何身处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更喜欢将他们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以此突破民族性的桎梏。这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都投向世界史与全球史，尽可能将区域问题置于全球背景下讨论。

然而，这种立场并非毫无问题。从现有的民族国家史研究框架中挣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仍然很大。每个国家的历史学，即便在学术界内部，仍具有民族意识。[61]此外，世界史与全球史的概念并不清晰，身处其中的历史学家意见也并不统一。在此前提下，笔者想通过多年前写的一篇短文来开始今天关于全球史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对全球史有如下总结：

首先，全球史是从对传统世界史的批判中发展而来的，而传统世界史在各国各不相同，大多数是由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建构的，并认为本国处于世界中心。那些非民族主义国家则以西方为中心。日本的例子就是如此，其历史一直处于世界史的边缘，也很少被关注，直到19世纪才与西方国家发生实质性联系。其次，“全球史”，顾名思义就是“全球的历史”，即从全球视角考虑历史。第三，它评估了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不仅包括动物、植物，还有细菌）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而以往的世界史倾向于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把握，这可以从有关支配世界历史的基本规律的争论中看出。与之相反，全球史试图从多角度理解世界，它从人、物和地区间的信息网络等角度来思考历史。第四，全球史和全球化理论的最新发展密切相关。[62]

讨论全球史时需牢记，它是个全新的领域。“全球史”一词的使用和全球化理论的发展是同步的，它本身反映了“全球化”一词的广泛传播。“全球化”这一术语早在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已被运用。货币、商品、信息、技术与人口流动等广泛而快速地流动以及全球各种生活方式的融合刺激了这一词汇的流行，全球史领域的出现只是其结果之一。[63]

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史著作较为客观公允，他认为，汉斯·科恩（Hans Corn）是第一个在学术史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人。[64]但上文言及的《将全球史概念化》已为其普及铺平了道路。它涵盖多个专题，讨论全球化与诸如生态、环境、第三世界、普遍史、后现代、移民、经济、人权、音乐、全球史等主题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史第一次出现时，如今关注的基本主题已被广泛论及和研究。[65]由入江昭（Akira Irie）与马兹利什（BruceMazlish）主编的《全球史读本》是该领域第一本比较成熟的论文集。该书选取了28篇文章，于修订后结集出版。研究范畴涵盖了“历史分期问题”“时间与空间”“信息革命”“跨国企业”“移民”“消费主义”“自然环境”“人权”“国际化”“全球文化”“疾病全球化”“恐怖主义”等内容，这些研究主题也表达了和《将全球史概念化》一书中类似的忧虑。[66]

这些分类方法在全球化理论中极为常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史继承了全球化理论，而全球化理论领先于全球史。它们有类似的关注点。例如，由A.G.霍普金斯（A.G.Hopkins）主编的《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包含了“全球史中的全球化”这一专题，其中的一系列文章涉及包括非洲、南美、中东和亚洲在内的不同地区。[67]2006年，霍普金斯还主编了一本《全球史》论文集，其中讨论的主题包含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同地区发生转变的个案研究。[68]随着“全球化”这一词汇的流行，全球史也逐渐发展。然而，全球史的流行是由于它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就如已发生的全球化一样。现下我们很容易找到这样的论点，即全球化是自古就有的世界性现象，同时，全球史正成为一个用来分析历史事实的有效工具。举几个例子，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的《书写全球的历史》、道格拉斯·诺斯罗普（Douglas Northrop）的《世界史指南》和詹姆斯·贝尔奇（James Belch）《全球史展望》都包含了这样的观点。[69]

二

如上所述，不但全球化这个词，而且对于其历史从何时何地开始，还鲜有共识。甚至史前时代人类在地球上的广泛分布也被视为一种全球化。罗马帝国也可被视作全球化的开端。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影响又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当然，其他人会强调发生在20世纪后或21世纪的转变。[70]

尽管存在差异，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有所怀疑。以目前来说，视欧洲在地理大发现时的扩张为全球化的起点是普遍接受的观点。[71]根据这一分期，正是地理大发现证明地球是圆的并连接了欧洲与非洲、亚洲与美洲。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联系给欧洲经济、文化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和殖民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欧洲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工业化，一些欧洲民族国家增强了实力，一些实力强大的帝国还剥夺了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治权。[72]

现代历史学就诞生于这些现代民族国家之中，现代性与民族性正是这一学科产生的背景。历史学在重视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等现代性价值的同时，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政策的影响，在其庇护下，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兴盛。它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并且历史书写通常只为本国读者服务。这很奇怪，因为历史学被宣称是“科学的”研究，不会因国家而异。更矛盾的是，历史研究越接近微观层面，却越需要宏观视角去证明它。[73]

世界史的出现加剧了这一矛盾。根据国家与地理位置的不同，对其构想也不尽相同。在视自身为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心的西方，世界史是解释外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工具。相反，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世界史与民族国家史泾渭分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虽然中国也位于西方之外，但情况有所不同。中国视自身为世界中心并创造了自身的世界史。不管怎样，历史在任何地方都被建构成了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在西方，学者们对其他地区历史罕有关注。当这些地区成为研究对象时，它们通过区域研究与人类学来进行，而非历史学。[74]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历史学成为一个将这些国家及其居民置于现代化层级中的工具。这一等级体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75]一方面，西方史学成为被推崇和学习的典范；另一方面，在非西方地区，由于假定其历史并不能提供借鉴而被漠视。[76]实际上，世界史由各个地区的历史组成，任何尝试统一这一领域的做法注定会失败。[77]

在现代化浪潮中，历史学自身确立了一个作为与现代性和民族性密切相关的现代学科地位。然而，历史不仅身处受各种牵制的学术界，也广泛存在于公共场所之中，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娱乐活动等手段来了解它。通过学术研究得出的事实借教科书、电视节目和网络传播给公众。然而公共场所的历史常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它通过历史事实影响着只会说单一语言的受众。并不是说学术研究中的历史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它也包含着不可磨灭的民族主义成分，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大部分历史研究都是用民族语言来进行书写，是故学术领域的历史与公共场所的历史很难区分，它们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三

对“大历史”日益增长的兴趣无疑反映了当前公众思想的变化。伴随全球化发展而来的日常生活的转变很可能激发了人们对人类、自然环境和地球等重大事务的兴趣。然而，历史学如何反映这些兴趣？为了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将相对较新的术语“全球史”与“世界史”进行比较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后者使用时间更长。[78]

显而易见，当和世界史进行比较时，全球史是个新领域，尤其是在日本。[79]它们的关系常被拿来讨论，而且后者的使用已经很普遍。它们是同义词吗？如果是，我们为何特别强调全球史？如果不是，它们之间有何差异？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两个词意蕴丰富。举个例子，在日本，在历史学被作为一门学科建立后，才开始使用“世界史”一词。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对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学生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的任命，他成为新建立的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教授。此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学是民族国家史，而非世界史。以“世界史”为主题的著作在20世纪后才开始出版，但由于日本学界倾向于将历史分为西洋史、东洋史与民族国家史，故“世界史”这样的划分方式影响有限。[80]

战后，当新的分类方式“日本与世界史”被引入历史教育中以此取代之前的三部分划分时，世界史的使用才日趋普遍。分类方式的改变影响到了学术研究。此外，对战前极端民族主义中心史学的批判性反思表明，史学研究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进行讨论。在这种环境下，世界史地位斐然，在历史教学中占据中心地位。个别事件在世界历史中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而历史专题研究的价值也大大取决于它们在其中的地位。像所谓的科学史理论，如韦伯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运用。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学者们希望他们的专著真正具有意义，就应该将其与世界史联系在一起。[81]

然而，在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路线稍有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立于1982年的世界历史协会（WHA），采用了“世界历史”作为其名称。1990年，该协会的专业刊物《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首次出版。尽管如今已经国际化，但世界历史协会最初由高中和大学的世界史教师组成，并未被视为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因为向公众教授世界史并未被视为学术研究。这一领域显然太过宽泛，以至不适合纳入现代学术研究中，因为当时和现在一样，学术研究非常重视对原始文献的严谨阅读。[82]从现代史学的立场来看，它强调从阅读中获得经验证据的重要性，世界历史的书写往往不依赖于一手资料，故而其位于学术研究之外。[83]

尽管存在诸多保留意见，世界历史协会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公认的学术团体。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对国外历史与区域的研究——以前它们可能位于专业史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民族国家史研究）之外——逐渐被认可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并且允许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被承认为专业史家。此外，世界史的研究主题在世界历史协会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取代了“欧洲文明史”这一课程在美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这种转变表现了世界史对欧洲中心论的含蓄批评。[84]因此，在美国出现的世界史与明显以欧洲中心论为主的日本的世界史形成了对比。

综上，世界史具有多重含义。全球史同样如此。这些不同的含义强调了日本的转变。举个例子，在日语中，global history有两种翻译方式：“全球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lobe）与“全球史”（guroubaru hisutorii）。“全球的历史”强调了世界的完整性，如历史是如何受到气候、非人类物种、人类跨时代积累的经验以及行星在空间中的构成变化等的影响。这些关注反映了“大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后者是英文短语“global history”的日文音译，涉及的主题和全球化理论中的讨论类似，如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全球化。与海外的全球史关注“大历史”的主题相比，日本的全球史更聚焦和全球化理论相关的议题。[85]

四

尽管全球史语义模棱两可，但其影响仍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这种扩张反映了在现代性框架下对史学局限性越来越多的批评，这种局限性将一些现代民族国家视为历史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而且这种史学倾向于将每个国家的历史视为一个独立事件。然而，现代民族国家是通过国家间相互关系发展而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关系密切，全球化又致使原有民族国家的统一性瓦解。[86]

全球史扩张的另一原因源自需求，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综合批判，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各类著作进行综合分析，并从中归纳概括新方法。法国的“年鉴学派”就是例子。它的主张包括关注历史的多重时间性、地理和环境状况以及采用民族学和人类学视角等，这些与现下发展的全球史有共通之处。然而，不能低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在全球史领域中的持久影响。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与弗兰克（A G.Frank）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就是两个例子。[87]

总之，全球化理论的来源之一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这可以从沃勒斯坦和弗兰克最初关注非欧洲地区，即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可以看出。“全球化”这一术语开始使用的同时，“后殖民主义”一词也在政治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中流行。全球史也包含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88]正如林·亨特（Lynn Hunt）所言，全球史还包含着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影响到了文化史研究。[89]

一言以蔽之，全球史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的批评，涵盖遍布全球的问题、信息、通信与交通网络以及在全球化理论下提出的方法论。这就是全球史为何被研究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学家所推崇的原因，它也包含了自然科学与网络活动这样的跨学科方法，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学在内的全球化理论。[90]日本的情况与之类似，尽管最先对全球史感兴趣的日本历史学家主要是研究非欧洲地区的专家或是受全球化理论影响的经济史学家。[91]

五

需要重申的是，“全球史”是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而发展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全球化”有何意义？“全球化”一词是在“globe”后添加后缀“ization”而成，以“ization”结尾的词本质上表明了一个共同的发展方向。它们在史学中被使用一般表示宏观的变化，这可从“文明”“现代化”“工业化”中看出。这些词汇暗示了在西方中心观下构想的发展。在日本，它们被用来说明这个国家是如何赶上西方的，即日本的现代化、文明开化和工业化。

最近，这些词与“多重的”“原型的”“古老的”“现代的”这些术语一起被频繁提及。正如在“多重现代性”的例子中所见，“多重的”强调了起源和现状的多种可能性。另外，“原型的”与“古老的”通过指出更早的起源，指出了“ization”的广泛时间性。相比之下，“现代的”则用来限制时间性，强调新鲜感。和全球化理论一样，全球化的多样性通过强调使用特定术语来体现，如“古代全球化” “原始全球化”与“现代全球化”。[92]此外，理论家们不仅希望在趋同中，更希望在分化中捕捉全球化的痕迹。全球历史学家都认同这种方法。由于“全球化”一词常暗示着趋同与融合，他们会非常注意表达当今世界的多样性。无论如何，讨论全球化与全球史时，我们应当假定它们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93]

全球史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体现在近来通过突出“联系”这一概念来代替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比较”概念。在传统史学中，“比较”研究的运用由来已久。它被广泛地使用，比如，“比较日本与德国的现代化”。然而，这样的比较通常存在几方面的争议。如比较研究倾向于建立任意的单元来满足其目的。此外，将研究对象局限于选择特定案例进行比较的原理也存在问题。比如，我们为什么选择日本和德国来比较现代化？为何不是日本和泰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比较和证明两个在时间和地点上距离较远彼此又缺乏直接联系的单位？

相反，“联系”的概念将过去实际存在的关系问题化。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通常将研究对象视为动态的，而非静态，并试图通过追踪它们的变化来掌握其实际的相互关系。对“联系”的强调也符合专业史家所推崇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强调联系的研究聚焦的是真正存在直接联系的各个主体。这种方法优于比较研究，因为比较的对象往往好似是任意选择的事件或无直接关系的区域。[94]

六

上述讨论中，笔者简要追溯了全球史的背景和几个基本方面，全球史值得肯定的是它为历史研究采纳新方法铺平了道路。然而，仍存在着问题，接下来将详述它的优缺点。

首先探讨全球史的优点。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全球视野。它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许多与之相关的项目都在国际进行。譬如，东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共同成立了一个全球史项目。该项目所出版的论著采用中、日、英三种语言，以克服目前仍笼罩在全球史项目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95]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一种能像全球史一样具有国际性、跨国性和全球性的方法。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史为史学提供了新的地理空间。它取代了国家空间，聚焦于各种不同空间，包括更为微观的抑或更宏大的。举几个例子，在最近的全球史研究中，关于人口和商品从一个地区流通到另一地区，以及通过水域连接历史空间的研究非常流行。对这些地点和空间的关注来自对人类活动网络多中心视角的重视。这种方法表明，现在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事物都并非新鲜事物，也并非起源于欧洲；相反，它们来自全球各地。这种多中心认识使得产生一种新史学来取代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现有史学成为可能。[96]

第三个特点是全球史改变了时间观念。历时性研究是将过去作为一系列事件来叙述，这在现有史学中被广泛接受。然而这种方法存在疑义，它倾向于根据时势的纵向发展将事件解释为单线过程。事实上，许多史书的书写方式就是如此。民族国家史书写就是这种典型。世界史也采用了单线的叙述方式。尽管这种叙事方式在过去的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研究中大有裨益，但这种方法必然遭到批评，因为它区分了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并对后者带有歧见。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观点，用同步性来解释过去，换言之，在多个地方采用同一时间同一时刻的横向联系来解释过去，我们就可避免陷入二元叙事中。虽然全球史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现代主义史学，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全球史家仍更倾向于采纳同步性而非历时性的观点。[97]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全球史——而不是所谓的“大历史”——的优势还在于：许多采取经验主义方法写作专著的专业史家，对之广泛接受。实际上，尽管这些专业史家的研究，仍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但同时他们也将如何摆脱这一框架视为一种基本职责。总之，具备时间和空间观念，尤其是超越国界的空间观念，是促使他们的研究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此外，将人与事物的全球联系作为研究主题并不违背实证研究的要求，而实证研究正是现代学术的基础。经验主义与全球史研究方法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就历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全球史比民族国家史更有前途。

七

笔者先探讨的是全球史的优点。那么，全球史的缺点是什么？它并非毫无问题。下面简单讨论这些问题。眼下全球化和全球史几乎有些过度流行，我们需要审视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否对它有了批评意识（criti cal consciousness）。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也是一种积极的趋势，因为它对民族主义的消极方面进行了批评。无可否认，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考察人，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举个例子，我们无法估量带有民族主义的历史意识在动员人民参加战争时的作用。然而，全球化与民族化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它倾向于统一人们的历史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让日本必须融入全球化是极其民族主义的。这是基于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始全球化的国家的假设，故它应尽可能迅速追赶全球化的步伐。这和讨论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国家的说法一致，这种思维方式是日本现代化以来民族主义的基础。因此，日本的历史学和历史意识一直以西方为中心。笔者认为，对全球化进行争论不休的趋势，不仅在日本，在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出现。

下一个问题是对“全球化”的扩展使用、有时甚至是无限制的使用，这会导致在任何时间与空间进行使用成为可能。例如，根据夏娃学说（Eve theory），人类的全球化早在文明形成之前的史前时代就已发生。如果我们通过考古遗迹来考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痕迹，就可以假定古代存在一种以古罗马帝国或可汗王朝（Khan Dynasty）为中心的广泛全球联系。同样，我们也可以在8世纪的日本建筑中发现希腊文化的影响。然而，建立这些联系需要多长时间是另一个问题。例如，人类在全球的散布花了一万多年的时间，希腊文化传入日本用了将近一千年。过去的人员与物品转移需要花费比现在更多的时间。全球化所需的时间因时代而异，全球化在历史上无时无地不在发生。一些全球史家喜欢将全球化延伸到遥远的过去进而发现它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的证据。他们对将全球化仅局限于当下研究持批评态度，这样的争论在历史学家们之间不足为奇。

然而，正如笔者一再重申的，“全球史”是个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新术语，它开始替代了先前的世界史。全球化本身也是个新词。使“全球化”这个词最近迅速普及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在实质和规模上都是无与伦比的。随着通信系统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数量都在不断提高。这给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全球化”。是否可以毫无限定条件地使用这个词对过去进行回顾性总结？其实这一用法掩盖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这个术语一开始被接受是为了回应当下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当然也可以说，过去发生的事情与现在的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另外，有没有一种假设，即任何历史无论怎样都能够成为全球史？

此外，正如斯蒂芬·伯格（Stefan Berger）的研究项目所表明的那样，尽管全球史吸引了更多的关注，但民族国家史仍势不可挡。许多国家的历史研究仍然囿于单一国家的框架。[98]其力量的基础在于它所建立的展示空间。历史主要是向栖息于目前这一空间的观众呈现的。那么全球史会有这样一个空间去接纳它吗？如果它代表的是全球范围，那么观众由谁构成？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通过使用“国际中产阶级”一词来强调今天的全球史读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知识能力，即使他们并不局限于少数人。[99]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带来了这样的群体，尽管他们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尽管他们的交流工具仍局限于英语。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经验主义与全球史的密切联系既是其优点也可视为缺点。这种强调经验证据价值的思维方式对历史研究而言是合理的。的确，这就是在大学、博物馆和档案馆等机构中工作的专业史家所走的现代学术道路，他们的著作也都是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对于获取学位而言是有意义的，并且能和普遍的研究视角相结合，这也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对如何将他们的著作与知识的整体性进行联系感兴趣。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对实证专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全球史。那么两者有何区别？茶的世界史和茶的全球史有何不同？或者咖啡的世界史和咖啡的全球史区别何在？如果历史书写只关注传统的实证研究而没有结合对当下的关切，那么它因忽视我们的现状而该受到批评，因为正是这种现状产生了“全球”与“全球化”两个词。[100]

正因如此，羽田正（Haneda Tadashi）在推动全球史的国际项目时，在其研究中避免使用“全球史”而选择用“新世界史”这一名称。羽田对历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认为历史研究偏重于经验证据，较少关注当代问题。“尽管时代已经过去，许多历史学家似乎仍站在几十年前的立场上。由于课题的分歧，历史学家们产生了大量的论文，除了他们自己，几乎没有读者。曾经的重要观点正失去它的意义。如果研究的框架与前提已过时，即使积累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历史学家必须充分认识到从当代实际问题出发进行某个主题研究的意义。”[101]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也表明需要有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并指出采用宏观视角的必要性，还批评了过度关注微观研究的倾向。[102]这些批评可以被视作全球史今后发展的方向；全球史须按照其发轫时的初衷来进一步发展。

八

笔者总结了近期历史研究和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全球史领域。对它进行一个连贯而又清晰的论述很难。要言之，“全球史”这一术语具有多种含义。基于此，笔者从全球史的优劣两方面讨论其发展的可能性与存在的问题，最后简单作个结论。

密涅瓦世界历史系列（Minerva World History Series）的编委会对目前趋向微观的历史研究表达了担忧，并宣称世界史有必要解释21世纪的实际问题。[103]而历史的重要性正在于对现实的关切，然而，现实随时间而变化。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上原专禄（Uehara Senroku）曾在一篇与太田秀通（Ōta Hidemichi）和野原四郎（Nohara Shirō）共同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不可能假定全部人类同时作为一种历史的能动者。他们认为，这过于抽象和模糊，缺乏对日本民族现实问题（历史学者应该予以考虑）的关心；[104]相反，羽田正最近认为，历史应该从全球居民的共同观点来思考。[105]

这可能是由于上原专禄等人与羽田正所考虑的现实情况不同。正如笔者在本文中反复论及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全球化的无处不在。在此情形下，他们认识到具备全球思维而非单一国家思维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意识的推动力仍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尤其在日本。历史学是一个便捷的目标。国家内部人民历史意识的统一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而出现的，历史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统一的民族意识，同时，以忠于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学术界也对此作出了贡献。学术界虽自命清高，但在构建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对全球史的兴趣来自于对这种方法的批评，这值得赞扬。然而，构建超越国界的“大历史”意味着需要将人们过去的意识统一为更大的意识单位。此时需停下步伐，批判性地思考这种统一会否遇到早先民族国家内部统一时存在的问题。

然而，在评价全球居民的观点时，我们没必要过于消极。这种观点对于作为个体拥有多重身份的我们是很重要的。我是地球上的居民，但我也是亚洲、日本、东京和一个小社区的居民。我也是一所大学、一个协会和一个家庭的成员。我所属的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历史，所以我有多种存在认同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于我而言价值等同。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基础上创造一个共同和普遍的历史的势头正在增强。然而，普遍性应该容忍差异性和其他不同。基于个体的多样性，历史也可以是多中心的。同时，在当今被称为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存在着巨大的共性，这也可以得到统一。[106]

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当前的全球史问题。全球史，就是跨越国界的历史，它随着人和事的跨越国界而出现。世界上许多人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在受全球化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新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全球史不能忘记的是，百姓日常行为的转变在为它铺平道路。虽然全球史在当今学术界颇为流行，但它应该避免像传统史学那样，因受困于自体经验主义（autotelic empiricism）而生产缺乏方向的惯常历史的平凡之作。如果它不能避免这样的倾向，那么全球史的影响将只能局限在历史学家的学术圈内。而“大历史”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它所讨论的问题为世界上每个人所接受。全球史和“大历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摆脱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民族性和现代性。全球史不应如传统史学那样，成为从上层而来强加给人民的历史，而应以来自下层的现实关怀为基础。

（作者冈本充弘，日本东洋大学历史系教授；译者贾凌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