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绿色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有对绿色文化丰富的理论阐释和哲学思想，形成了中国人对自然的特有认识。但与当代绿色文化相比，两者不论是从产生背景、理论体系，还是认识方法、传播载体和重视程度上都有很大差异。绿色文化作为当今世界传播范围最广、被接受程度最大，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文化，拥有强大生命力，除了时代发展需要，也源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此孜孜不倦的探索。理论界围绕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观点，汇成了不同学术流派，因百家争鸣，促成了绿色文化从西方到东方的融会贯通，和谐共生，使绿色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一 西方绿色文化理论
当下谈论绿色文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视，是因为工业化产生的工业文化把战胜自然作为自己的荣耀，把最大享用自然资源作为人生追求，这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人们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需要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反思工业文化，铸就绿色文明。
（一）西方绿色文化的理论来源
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地域性，中西方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中就存在一定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天、地、人”彼此之间关系的思考深刻，影响深远。西方的文化首先是对“神”的创造和崇拜，认为上帝是世界万物的缔造者，是世界的主宰。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视角开始由神转移到人身上，关注人的价值和喜怒哀乐，肯定人的物欲情感，鼓励人们的世俗追求，反对神学理论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人可以任意开发改造自然，是万物主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形成。所以，尽管在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有人文主义精神，但是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则开始于文艺复兴，兴盛于启蒙运动。像笛卡尔提出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指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和拥有者”“非人类世界成了一个事物”[18]；康德提出“认识目的”的命题，主张“人是自然的最高立法者”[19]；洛克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要有效地从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20]面对生态危机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近代西方绿色文化具有很强的反思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西方绿色文化对工业文化的反思主要是沿着两条主线开展的。[21]一条是早期仁慈主义发展到动物权利保护，进而关注大自然权利。自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就非常重视动物权利保护，在英国出现了历史上承认人类对动物及非人类存在物负有责任的第一个法律，1641年该法律被州议会接受。著名哲学家洛克认为人类应该避免对动物做出的残忍行为，人类不仅要善待对自己有用的动物，还要善待一切活着的动物，否则将会危害到人类自身。从哈姆弗里·普莱麦特开启英国动物权利问题讨论，到杰罗米·边沁呼吁立刻停止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并主张用道德和法律保护动物的权利；从约翰·劳伦斯认为动物与人都是生命体，只要存在生命、智力和感觉，就应当拥有权利，到亨利·赛尔特把动物权利运动转换成改善人的运动，可以发现，人们对于自然、自身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对于这一论题的探讨，从地域上看，逐渐从英国拓展到欧洲以外的美国等国家。像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爱德华·伊文斯和奥尔多·利奥波德教授都对此提出了见解深刻的观点。特别是奥尔多·利奥波德主张转变人类的角色，要从自然的征服者变成自然的普通成员，生存权是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权利。
另一条主线是基于“共同体”概念的万物有灵论到神学生态学，最终到现代生态学的出现。这一主线的核心观点是，世界的创造者是自然万物，并非只有人类，不论个体大小与种类差异都是平等的。这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宗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从亨利·莫尔的大自然中每一部分存在着“生灵之心”到莱布尼茨的事物之间是密不可分、互相联系的，到斯宾诺莎的世界所有的存在物或客体都是上帝创造的，本源是同一种物质，到美国作家梭罗的地球是有机的、流变的，他们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是以对神的坚定信念为基础的。
（二）西方绿色文化的主要学术流派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展，生态危机也由一个区域到多个区域，由一国到多国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围绕着解决生态危机，维持生态平衡的目标，“形成了不同形态的绿色文化，比如‘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环境公共管治理论等流派。”[22]刘贺青的文章根据“深绿”“红绿”“浅绿”的绿色文化类型，择其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做简要学术梳理，以了解各学术流派之大概。
1.深生态学
20世纪70年代，深生态学是伴随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深而产生的一种激进环境哲学思潮，其创始人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经由福克斯、德韦尔、塞欣斯等学者的继承发展，深生态学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西方重要的环境思潮之一。何谓深层生态学？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认为，浅生态学运动是以人类在自然界占统治地位或主宰地位的世界观为指导的，而深生态学运动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的。从具体内涵去认识深生态学，“实际上是一种批判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全新生态哲学领域，其根本特点是对一切僵死机械世界观、主客二分认识论、分析还原思维观与超功利主义、高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判”[23]。
1973年，奈斯发表《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标志着深层生态学诞生。奈斯在文中“试图从哲学根基的深处批判改良的或者‘浅层’的环境主义和陈腐的工业人类中心主义”[24]，在批判浅层生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观点。在技术观上，主张不能像浅层生态学那样对科学技术盲目乐观自信，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技术进步不成正比，减少对技术的依赖，要用民主的、适宜的技术代替大规模的高技术；在自然观上，认为人是生物圈中的普通一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两者不是割裂的、相分离的；在经济观上，倾心于小规模、局部控制和手工作坊式的经济生产模式，而不是主张浅层生态学认同的中央控制和大规模制造产品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价值观上，认为生活中爱的关系和精神质量的重要性要远胜过物质财富，人们应该通过适度消费减少对自然的压力，并提出适度消费的纲领性口号；在政治观上，认为必须对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进行全面革新，才能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深生态学的主旨和核心原则为“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前者是最终目的，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指导，两者关系密切，难以割裂。[25]关于对“自我实现”的认识，深生态学把自我分为狭义上孤立于社会和自然，一味追求享乐狭义上的自我，但是只有把自身融入家庭、社会，融入到非人类世界中，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在人类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人类把非人类存在物看作是人类身体的延伸物，看作是人类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把自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才能真正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26]“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指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都是自然整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主张走出西方传统个人至上、个人主义的旧思维。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命形式或个体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在价值上，它们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都有存在和发挥正常功能的权利。
深生态学对生态问题充满担忧，但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悲观，在环境危机处理中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深生态学学者吸收借鉴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将生态问题与文化远景问题联系起来，力求揭示人类文化心理和制度范式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并通过深度反思来重新厘定人类文化的重量”[27]。
2.生态自治主义
生态自治主义也是所谓绿色文化“深绿”的一种派别，“是一种以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为基础的、或者说具有明确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与伦理倾向的社会政治理论”[28]。这一理论流派在政治上主张要实现自治，特别是基层自治，在哲学理论上抛弃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关注自然的价值。有学者也称其为生态中心主义。
从严格的学术流派划分，生态自治主义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流派，而是众多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取向与哲学价值观的理论派别的总称。在哲学价值观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是其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与支撑；在政治取向上，最推崇符合生态规模的人类社会形态，“生物区域”或“生态社区”，是其最核心的政治价值追求；在经济上，它认同“增长极限论”，反对“增长至上论”。
生态自治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对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基础的奠定，不是由一己之力完成，而是由众多理念共同形成的。典型的理论有：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里根的动物权利说、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以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29]在绿色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人们从关注动物权利拓展到整个自然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推崇动物权利和解放的代表人物有辛格、雷根、华尔伦。他们认为，如果动物能够感知痛苦，却不关心它们的痛苦，这是不道德的；我们保护动物不仅来自道德责任，还有动物本身所具有的权利。到了生态中心主义那里，理论的基点源自整体主义，人类关怀的对象也从活的动物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生态中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著名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罗尔斯顿以及前文论述的深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生态中心主义尽管理论派别林立，但其核心观点则是，希望构建一个以自然为中心的绿色价值观，人类的生存发展以整个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为基础，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自治主义在政治主张方面，坚持基层自治，反对国家层面的治理行为，认为公共管理单位和公共管理权限应该进行合理分散。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他们既希望通过政党组织和政党活动对其理念进行宣传与实践，又对政治活动达成其理念持严重怀疑态度。生态自治主义在政治方面的理念和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有很多相同之处。为了宣传其政治理念，“生物区域主义”和“生态寺院主义”两大理论流派最具代表性。“生物区域主义”是生态自治主义的早期代表，代表人物有皮特·伯格、科克帕特里克·塞尔和雷蒙·达斯曼。这一流派创立“生物区”概念，主张在一个生物区域内由各个不同的人类社会进行自治，并建立生物区之间的邦联，人与自然接触，人类应该主动融入自然，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另外，“生态寺院主义”带有浓厚的僧侣主义色彩，代表人物有威廉姆·莫里斯、吉尔伯特·拉夫伦尼里、爱德华·戈德史密斯等人，他们试图从寺院生活传统中寻找到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社会模式。他们主张全面发展人类文化，建立生态的小规模的社区、组织，以小规模的家庭和社区取代和弱化国家功能。[30]
生态自治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核心观点是，主张“增长极限论”。“增长极限论”是相对于“增长至上论”提出来的，认为经济增长和人口扩张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全球环境的限制，它对不顾一切提升经济增长的行为不以为然，强调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在环境与增长之间、节制与浪费之间做出明智的取舍。
3.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它是当代西方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流派中名家众多，影响很大。在20世纪40年代，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克思·霍克海默尔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后来，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和阿尔弗莱德·施密特对马克思人与自然的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推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经过众多有影响力的学者推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一个体系，其中北美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本·阿格尔、威廉·莱斯，特别是本·阿格尔教授所提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欧洲则是以阿什顿﹑戴维·哈维﹑安德烈·高兹、鲁道夫·巴罗和霍华德·帕森斯领衔，其中欧洲最主要的代表是法国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进入到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特德·本顿、贾安·马丁内兹-阿里尔、詹姆斯·奥康纳、莱纳·格伦德曼、戴维·佩珀等。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转到北美，比如詹姆斯·奥康纳、保罗·柏克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乔尔·科威尔等，他们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人都可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
生态马克思主义起始于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的反叛，认为“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成本外在化和生态犯罪”[31]。为克服人类当代生存困境，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现有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超越，他们提出了具体实践路径，即把生态学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今生态危机，认为经济发展要以生态保护作为前提，并且追求全面的社会公平公正。生态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生态危机的分析及其超越措施中。
在生态危机形成的原因上。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这种制度具有反生态的天性。资本主义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希望商品交换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利润动机的诱惑和驱使下，资本主义处心积虑地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为了使生产资料和生产规模相匹配，它们必然要以掠夺自然资源为前提，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避免。另外，资产阶级为销售市场和资源获取，积极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掠夺，实施双重剥削，这进一步加速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关键是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破除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才能改变资本对自然的控制和剥削，才能实现环境正义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接力阐释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认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在于人类的文化系统出现了很大漏洞。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要对人类当前的文化系统进行检视，找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内容，建立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绿色价值思维和文化观念。他们认为人类要克服现代生态危机，就要建立绿色文化，就要抛弃旧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就要在思想上进行一场革命，这是成败的关键。
对于生态文明的本质，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黑色文明的超越，是一种新型的、充满光明前途的文明形态。那么，如何实现超越呢，他们设想的具体实践形式为：在哲学观上，用有机论哲学世界观代替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在发展方式上，用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代替以工业化大生产为主体的黑色文明发展方式；在生存方式上，用创造性的劳动体验自由和幸福代替工业文明在异化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的生存方式。[32]所以，绿色文明是通过各种形式对黑色文明的批判和超越，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价值观上，绝大部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在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上，“不是现行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里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33]。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价值导向上，不是以追求资本主义的资本利润为目的，而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宗旨。这种新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实现科技进步与应用、社会经济发展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一致。
4.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这是源自西方社会反思并应对传统现代化带来的环境和生态危机而兴起的一种环境政治学说。马丁·耶内克和约瑟夫·胡勃，他们被视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而格特·斯帕加仑、阿瑟·摩尔、马藤·哈杰尔、阿尔伯特·威尔、约瑟夫·墨菲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在3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学者们关注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对市场作用的发挥抱有很大期待，对官僚化的国家持否定态度。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研究空间由一国发展到整个欧洲。在学者关注的焦点上，他们集中于生态化转型中国家和市场、制度和文化的动态关系，以及人们的日常消费。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现代化研究从研究范围上走出了西欧，迈向全球；在研究方法上呈现更加宽广的全球视角；从研究内容上，他们更加关注消费转型、全球生态现代化过程。这一理论从学术概念走向具体实践，被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用来解释环境政策和现代化进程。[34]
“生态现代化”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就被提出，但各个学科的不同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都各有侧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狭义上去理解，可能会更好理解其实质内涵，即“生态现代化是指从经济技术视角理解的经济社会的‘绿化’过程，强调一种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与扩散可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从而达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35]。生态现代化重点关注的领域，主要包括工业的生态现代化、市场的生态现代化、政策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全球化的生态现代化等五个层面。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一是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彼此促进、相互支持的。“由于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36]所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目标与工具使用的一致性，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的理想效果。二是主张技术中心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面对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认为利用技术工具可以实现两者的重构和共赢。该流派主张立足工业社会并集中于技术革新，并以此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关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市场的力量，改变人们把市场及其主要经济行为体视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观念，使之成为一种促进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国家失灵的声音，“主张改变国家环境管治的模式和方法，把过去那种官僚制的、等级式的、被动回应性的、控制和命令式的管治模式变为一种更加灵活的、分散化的、预防性的管治，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37]。四是主权国家在生态保护与促进技术革新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有关环境治理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国家政策的推动。所以，“政治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通过对“深绿”的深生态学，“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浅绿”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等流派的简要介绍，可以从中窥探出西方现代绿色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发展逻辑。西方绿色文化不同理论流派的发展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产生众多声名远扬的知名人物，但是，其理论背景都是源自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而人类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 中国绿色文化研究
中国自古就有爱护环境、保护自然的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绿色文化理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规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生态危机在全球蔓延，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因此，学术界对绿色文化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其中既有吸收西方绿色文化的内涵、要素等理论，又有根据中国实践进行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对绿色文化的研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成果。
（一）绿色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是中国绿色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对绿色文化内涵、特征和重要性等问题进行研究。中国最早提出绿色文化概念的学者是著名美学家郭因先生。郭教授一开始就以宏观的视角来认识绿色文化，认为生态危机引发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和冲突，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大和谐是绿色文化的核心要义，也是人类应有的根本追求。不同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信息文明时代的文化，“必然是以人与自身和谐为动力、以人与人和谐为保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借助高新科技来实现的、高层次的‘和天’的新的绿色文明”[38]。有些学者则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认识绿色文化，认为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从狭义来看，绿色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切以绿色植物为标志的文化。尽管对绿色文化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学者对绿色文化持续研究，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框架和共识。在论述绿色文化的重要性方面，余谋昌教授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他认为绿色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新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因为全球性生态问题，绿色文化受到瞩目，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科学教育领域，促使了相关生态学科的兴起，也推动了传统生态哲学变革。[39]
这一时期的研究，围绕绿色文化的概念和重要作用等问题展开，引导学术界关注和专家学者对文化生活进行反思，从而增强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这反映在文化上，除了对于相关学科的创新提供了思想萌芽，还有对绿色文化未来发展的构建。当然，这一时期的绿色文化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绿色文化的研究成果总量比较少，研究主要涉及对内涵等相关框架性概念的论述，此时鲜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其次，从理论渊源上看，主要是吸收中国传统绿色文化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对于国外绿色文化成果的介绍、流派梳理比较少，但是对绿色文化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绿色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绿色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在学科体系建设中，开始从不同学科层面进行具体阐释和构建，围绕着生态学形成了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和进化生态学等学科，还出现生态心理学、环境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等交叉学科，这使绿色文明理论基础更加坚实，实践模式也更加丰富。其次，西方绿色文化东进，增加了绿色文化研究素材，开拓了研究人员的视野。学术界郇庆治等人，详细介绍了西方绿色文化流派的发展、西方绿色运动的理念、生态与政治互动状况等，直接促进了西方绿色文化在中国传播，推动了绿色文化理论研究。再次，对于绿色文化的内涵理解更加丰富。如铁铮将绿色文化定义为：“人类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以绿色植物为主体、以绿色理念为内涵、以绿色行为为表象的所有文化现象的总和。绿色文化分为以绿色植物为主体的文化现象、绿色植物文化衍生出来的相关文化、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科学发展观文化。”[40]当然，对于绿色文化内涵的理解的提升，还凸显在对绿色文化特征、内在属性的深化拓展上。
另外，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从宏观政策上推出一系列规划和政策，对生态保护进行了规范和引导。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1]党和国家把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建设生态文明”在党的正式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后，学者们掀起了研究绿色文化的热潮。绿色文化的研究，此后更多是从具体实践视角开展。学者们不论从学校教育，还是工业生产；不论是日常规范，还是法律制度的保障构建；不论是绿色文化发展与经济转型接轨密切关系，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前瞻性审视当前环境问题，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上铺展开来。
（三）十八大以来的绿色文化研究新发展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绿色文化建设进入全局性整体性推进阶段，学术界对绿色文化研究更加深入，理论视野也更加开阔，在绿色文化研究方面取得很大进展。首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生态保护，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持续不断强调发展绿色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在绿色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围绕着习近平关于绿色文化重要论述，从内涵来源到绿色发展上形成了主题鲜明的文献研究群，研究成果在一系列高质量的期刊发表。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逻辑》[42]、《论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43]、《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44]等文章便是代表作。
其次，党中央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促进了绿色文化研究的外延性拓展。除了具体促进绿色文化发展的法律措施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样为绿色文化，以及绿色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拓展了绿色文化的研究领域。如《“五大发展”理念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45]，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视角，探寻绿色文化的发展道路，以及绿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专题研究。由此，绿色文化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理论也更加系统化、体系化。
再次，十八大以来绿色文化的研究从全面开花，到更加专注绿色文化教育与绿色文化理论的系统反思。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关注绿色文化教育传承，尤其是绿色文化在学校的培养，建设大学校园绿色文化。在具体实施措施上，有学者认为大学校园绿色文化需要从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建设，需要以低碳理念来指导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使大学师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拥有低碳理念和践行低碳行为。绿色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绿色文化研究不断深化。另外，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绿色文化理论需要也不断改变、逐渐提升，这样就产生了系统梳理的浓厚学术氛围。如，《绿色文化的历史溯源及当代意蕴》[46]、《绿色文化的理论渊源及当代体系建构》[47]等文章是其中的代表。
最后，不断强化绿色文化评价指标体系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绿色文化研究。绿色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复杂研究，主要涉及概念界定、指标取舍、数据采集等方面，其目的是对绿色文化发展状况进行监测和预测，从而为绿色文化建设提供决策服务。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绿色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指标的选取充分借助互联网数据共享及搜索引擎的应用，结合频数法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绿色文化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边疆偏远地区的绿色文化本身发展转型等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唐鸣教授在《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困境与转化路径研究——基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分析》中，就谈到该地区面临无法应对生态新问题、传统生态实践技艺消退、制度惩戒措施乏力、传统民间信仰衰微等困境，探寻其原因，以实现黔东南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重构与功能再造的目的。[48]
通过对中国绿色文化的文献分析与研究历史的梳理，中国的绿色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积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于绿色文化的内涵形成有益的丰富和补充。二是中国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众多，绿色文化保存比较完善，但因经济不发达，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绿色文化更脆弱，更容易遭到破坏，所以，在绿色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偏远地区的绿色文化探索。三是中国绿色文化研究在微观、广泛程度上与西方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绿色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仍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