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王作诰说驳义

《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为成王所作说，一度在经学史上占支配地位，但以其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外在矛盾，要人们恪守不渝自然是一件难事。迄至宋代，学者不再相信《康诰》三篇为成王书，又碍于君臣大义不愿承认周公摄王作诰说，只好另辟蹊径，新创武王作诰说。此说亦漏洞百出，却因宋元以后八股的采用而成为官学，影响甚巨，至今余音未绝，不可不辨。

以《康诰》三篇为“武王命康叔之辞”，系由宋吴棫《书稗传》、胡宏《皇王大纪》率先提出来的。朱熹是其说，认为“《康诰》三篇，此是武王书无疑，……只缘误以《洛诰》书首一段置在《康诰》之前，故叙其书于《大诰》、《微子之命》之后”[16]。其后他的学生蔡沈作《书集传》益申其说云：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诰命为卫侯。……按书序以《康诰》为成王之书，今详本篇，康叔于成王为叔父，成王不应以弟称之，说者谓周公以成王命诰，故曰弟，然既谓之“王若曰”则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称之也？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无一语以及武王何邪？说者又谓“寡兄勖”为称武王，尤为非义。“寡兄”云者，自谦之辞，寡德之称，苟语他人犹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语，周公安得以武王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谓康叔在武王时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时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东征，叔虞已封于唐，岂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后？必无是理也。……特序书者不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遂因误为成王之书。

蔡传这段话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对《康诰》三篇为成王所作说的否定是坚强有力的。但他仅据苏轼《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错简说就决然肯定此为武王封康叔于卫的诰辞，则失之武断。因为康叔受封于卫是在周公平定三监之叛后，其时武王早已病逝，怎么可能册封康叔为卫侯呢？关于这一点，《史记·周本纪》、《鲁世家》、《管蔡世家》、《卫世家》均言之凿凿，岂可视而不见？兹录《卫世家》云：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与此内容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更早的《逸周书·作雒》、《左传·定公四年》及周初《康侯簋》铭文，且与《康诰》“汝乃以殷民世享”、《酒诰》“明大命于妹邦”相互印证。可见宋儒以《康诰》三篇为武王书虽然解决了“王若曰”与“朕其弟”的矛盾，却严重违背了康叔受封于卫是在武王死后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朱子之说，五峰（胡宏）唱之，九峰（蔡沈）和之，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17]真不知从何说起！

宋儒杜创武王作诰的新说，随之产生了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又有学者巧为弥缝，补苴其说。朱熹的四传弟子金履祥少作《书经注》就有“武王始封康叔于沬邦，至成王始并朝歌而为卫”的猜想，后来作《尚书表注》又说：“武王克商，分其故地，朝歌以东封康叔，其西北为武庚地。及武庚叛，成王、周公征之，迁其民，以其故地遗民益封康叔于卫君，盖地相比近。”在这里，金氏完全混淆了妹邦、朝歌、卫三者的关系。据刘起釪研究，“卫”即“殷”，系由同音转化而来。纣时朝歌之地称为殷，商亡后逐渐改称为卫，故《作雒》说“俾康叔宇于殷”，《鲁世家》等篇则作“封康叔于卫”。其境内有沬水，故《诗·桑中》称其地为“沬乡”，《酒诰》亦称妹邦或妹土。[18]可见，康叔始封于妹邦，益封为卫君只能是乌有之事。对于这一错误说法，蒋善国却以为“实有见地”，且又加敷衍说：“武王克殷，立武庚（王子禄父）于邶，使守殷祀；封管叔于东，封蔡叔、霍叔于殷，使他们监殷臣；又封康叔于康，以沫为首都；……因康叔封国在管、蔡封国殷、东之间，不但不从管、蔡作乱，并且扞卫了‘武庚之难’，遂把武庚和管、蔡的封地尽益封了康叔，叫作卫国。……仍把沫作国都。”[19]蒋氏的说法除了延续金履祥的错误外，居然还把“康”与“沬”两个毫不相干的地名画上了等号，这尤其没有道理。“康”在今河南禹州、汝州两市之间（详后），“沬”在今河南淇县一带，位居黄河南北而相隔千里的两个地名怎么可以合二为一呢？

回护武王作诰说，还有一种颇为离奇的观点，就是视《康诰》三篇为武王初封康叔于康之诰。徐复观说：“自汉以来，有以康叔先封于康国的一说，但断无《康诰》乃康叔封于康国时之诰的说法。此一奇特说法，乃创于陈梦家而继承于屈（万里）先生。”[20]据我所知，在陈、屈二氏之前，清人已有是说了。姚鼐有云：

《康诰》、《酒诰》、《梓材》三篇非一时辞也。武王既克殷，封建母弟周公于鲁，管、蔡、霍叔毕封。康叔封于康，康地在阳翟东北，为之命书曰：“在兹东土”，是为《康诰》。其后周公既诛武庚，分其地以封卫，乃作《酒诰》。康叔自康封卫，在昔武王所命，成王不敢易焉。史氏庸是属三书而次之为一，故祝佗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宋儒知“小子”、“寡兄”之辞非成王所得言，遂谓武王已封卫则不然，武庚未诛，武父、圃田之土不可得而封畛以与弟也。

吴汝纶《尚书故》引其言，是其说，亦谓“《康诰》作于始邑时”，“《酒》、《材》作于商乱后”[21]。陈梦家、屈万里在《康诰》系武王封康叔于康之诰这一点上，与姚、吴二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酒诰》、《梓材》陈梦家认为“也是武王所命”[22]。屈万里则认为《酒诰》应是“周公以成王命告之之辞”[23]。《酒诰》、《梓材》的情况前已论及，这里只着重讨论一下《康诰》的有关问题。

先说康叔的初封。按照《史记·管蔡世家》的记载：“（武王）封功臣昆弟，……康叔封，冄季载皆少，未得封。”郑玄遂认为康叔“初封于卫”，“康，谥号”[24]。但康叔之子称康伯，若康为谥号，则父子不宜同谥，故康叔封之“康”与谥号无缘。马融说康是“圻（畿）内国名”[25]，验之《康侯鼎》有“康侯丰（封）”之名，可以肯定叔封在封卫之前确曾始封于康，因称“康侯”。武王时康叔“未得封”当系传闻之误。那么，“康”之为国应在何处？陈梦家说：“封于武王时食邑于康，而此康与《酒诰》的妹邦或在同一范围之内，乃是《康诰》所说的‘东土’。”[26]此一判断仅是臆测，却毫无办法证明。屈万里说：“按妹邦为纣都所在处，乃武庚或三监所辖之地。康之封域，当不及此。”[27]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对于康之为国及其所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已有正确的考证：

以康为国名者，《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畿内之康不知所在。”案：司马氏贞引忠之言，是康之为国，出《世本》也。《卫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案：康叔子又称康伯，则康非谥甚明，旧说以为国名，是也。《路史·国名纪》云：“《姓书》康叔故城在颍川，宋衷以为畿内国。”《姓书》盖何氏《姓苑》，今亡。云“在颍川”者，《说文》：“邟，颍川县。”《汉书·地理志》颍川有周承休，侯国，元始二年更名邟。《集韵》：“邟，县名，在颍川。又有，同音地名，则即康也。元始二年复古称邟，今河南汝州是。”

按汝州州治即今河南汝州市，这是说“康”在今河南汝州市境内。又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云：“《襄廿九年传》：‘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今按康叔始食采于康，后徙封卫。《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许州阳翟县西北三十五里’。阳翟，今许州府禹州。”禹州即今河南禹州市，那么，在禹州的西北，也就是邻近汝州市境了。可知康叔始封于康，地在今河南汝州、禹州两市之间，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正作如此标示。由于叔封初食邑于康，故称康叔，徙封于卫，又称卫康叔。这与称鲁周公、燕召公的情况没有不同。

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武王克商后虽曾封康叔于康，能否就说《康诰》是他封康叔于康的诰书呢？别的且不谈，单就《康诰》本文来说就存在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

《康诰》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如果说《康诰》乃武王所作，此处“寡兄”当系武王自称，而此言文王“殪戎殷”，与史实不合，因为文王事实上并未灭殷。黄彰健据《礼记·中庸篇》“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按即殪戎殷）而有天下”，并参以其他旁证认为，“天乃大命文王”下应补“武王”二字，才与史实相符。[28]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据此看来，武王自称“寡兄”犹可，则万不能自称武王，故把《康诰》作为武王书是于理不通的，此其一。

《康诰》又说：“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这里的“屡”字不可忽视。若不是武王死后有武庚之叛发生，何得以“迪屡未同”言之？“今惟民不静”亦成无的放矢。《康诰》中的“王”要康叔念念不忘“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要康叔“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又要他“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再三再四，反复叮咛康叔师殷人之法典，用殷人之义刑，尊礼殷之老成人，时思殷先王之德。这种岌岌重视殷遗的程度，非周公二度克殷后的局势不足以当，舍“河淇间故商墟”亦无地可求。把《康诰》的制作年代提前到武王之时，这些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此其二。

《康诰》还说：“往哉，封！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此处的“殷民”当是“迪屡未同”的“武庚殷余民”，“康”地之民不堪此称。屈万里说：“黄河以南今河南南部地带的居民，在殷代也是殷王统治下的民众，那么，康叔封于康，当然可以‘乃以殷民世享’了。”[29]其实，商王国并非君主制统治下的“大一统”国家，而是一个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除“大邑商”的直辖区即王畿所在地外，对于其他方国的民众一般是不以“殷民”相称的。殷代虽有“邦畿千里”之说，实际直辖区却是有限的。“考古成果表明，以小屯式陶器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仅占有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这和吴起所说的‘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史记·吴起列传》）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考虑到在这一地区还可能有商所分建的侯田之方，则商作为方国来说，本土是不会太大的。”[30]因此，地处河南南部的“康”地似不在商代王畿之内。退一步讲，就算“康”地仍在商代王畿之内，在武王克商时也早已纳入“小邦周”的管辖范围。文王时所“伐崇侯虎”之崇，实即后世之“嵩”，其地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31]，而康地居其南邻，这里的居民经过文王伐崇之后早该成为“周民”了，康叔缘何还“以殷民世享”呢？此其三。

由此看来，宋儒以《康诰》为武王封康叔于卫之书不能成立，时贤以《康诰》为武王封康叔于康之诰同样难纠其谬。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周公作诰说是否更合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