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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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不会天上掉下来

我十六岁开始当徒工,跟师傅学技术活态度是很虔诚的,听老工人的招呼也是发自内心的。

回想这“工人阶级”当时的境况,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但明明白白的是,在和平环境里创造的物质财富,是无数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用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来的。

那时候,没有尊卑之分的感觉。我曾经半蹲半跪在地上,给老工人挑出脚掌上的铁屑毛刺,在简陋的水龙头下,帮助同伴冲洗眼睛中的粉尘,在拳头和唾沫中平息工友间的纷争……我的其中一个师傅,姓何,干活很卖力气,技术也好,就是找不到老婆,终生“寡佬”(粤语,单身汉的意思)一个。隔三岔五向我借钱,每天下班后百无聊赖就借酒消愁。可也就是这样的老工人,当你有难处的时候,出手帮人毫无二心实实在在。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我干完一堆活后,躲到了地下室仓库歇息,因为天热时这儿最荫凉,也没人打扰。我刚在木箱上坐下,何师傅急匆匆走了进来,他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就说:“喂,安装车间讲噃,柱上油上盖有四个孔对不上,无法安装。”我心里一惊,工夹具是我弄的,那是尺寸有误!头脑瞬间嗡了一下,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孔板是电焊上去的,每个产品的四条焊缝加起来有20厘米长,要用錾子逐个凿开,打磨后重新焊接,再补涂防锈漆、外层漆,这返工付出的工作量很大。但如果处理不及时,影响了总装工序,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不要想那么多了,我帮你吧!”就这样,他与我一起用了好几个工作日,逐个检查返工,他左手的拇指、食指被砸成了酱红色,也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我那愧疚的心,很长时间也没能放下来。

工伤事故对于一线工人来说,如同看不见的“魔鬼”如影随形,难以完全幸免。当我自己领到五级技工薪酬时,光左手就先后被铁锤砸、砂轮磨和铁板割,留下3处永久性的伤疤。

第一次流血,是要弹直一条约4米长的槽钢,在另一头配合的工友没把住,我右手抡锤砸在左手的大拇指上,砸开一道3厘米长的口子,隐约都能见到骨头了。第二次属“自作自受”,我用食指触摸模具的加工面,想来判断加工的质量,没注意到磨床高速旋转的砂轮还没完全停下来,瞬间把食指盖削去了一半。

工伤就得找医生啊,那年代的医疗体制,现在听起来还真是匪夷所思。

这事缘自第三次受伤。我与刘师傅到海珠桥南的高压电器厂干活,给柱上油电路开关的外壳画开料加工线。刚挤压出来的钢坯半成品还渗着机油,当画完线的钢盖垒到超过人头时,就渐渐出现了倾斜,眼看马上要倒下来,师傅正蹲在那埋头干活,我赶紧一步跨过去,用左手臂紧紧顶住下滑的钢盖,一下子,直径50厘米厚5毫米的钢盖砸在我手臂上,锋利的毛刺划了一道4厘米的口子,鲜血顺着手臂流到了手掌上。

师傅说要带我去医院,我怕耽误了生产任务,坚持不让师傅去。我用右手紧紧捂着伤口,到了河南红会医院,他们只做了简单的包扎,非让我回到有医疗记账关系的医院再处理。结果,我举着还在渗血的手,回到东区人民医院才把伤口给缝上。替我包扎的医生边听边摇头说:“这真是的,他们太不负责了,幸好你年轻!”

一天,隔壁的冲剪车间突然一阵骚动,我听到有人惊慌地喊:“剪了手啦!”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儿跑了过去。在一部剪床刀口外侧,我赫然看到3个白刷刷的手指头落在那儿!

我看着君美同志镇定地捡起断指,用手绢包上,这时又有人喊:“快点到伙房拿冰来!”伤者是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师傅,她被送到离厂最近的东山区人民医院,当即进行了断指再接手术。

一周后,我再去看望受伤的师傅,她苦笑了一下说:“接不上了,昨天医生把纱布揭开,断指像小面粉团似的掉了下来。”就这样,师傅还没退休,她的左手就因伤残提前“退休”了。

我们车间新来的青工小肖,我曾经多次叮嘱过他,绝对不能戴着手套操作机器。年轻人手皮嫩,生怕柱上油开关钢盖上的毛刺割伤了手,偶尔还戴着手套上岗。有一天,真的出大事了:钻床切削出来的铁屑,把小肖的棉纱手套紧紧“咬”住,粗大的钻头把他整个大拇指绞断,连带拉出30多厘米长的肌腱。我从办公室跑到现场看了,场面很恐怖,令人头皮直发麻。

小肖被紧急送往中山医学院,做手术时间很长,他的父母一直在外面等着,俩老人的心紧张得能拧出血来。经过手术,大拇指是接上了,但功能却无法恢复,小肖成了名副其实的残疾人。

还有“另类”的意外工伤,出在同属公司系统的兄弟厂里。在召开全厂大会前,一个青年电工例行去检查调整话筒,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工作,但意想不到的事竟发生了,话筒漏电!这年轻人当场触电殒命。

还有不是工伤造成的意外。

打倒“四人帮”普天同庆,我们大家都聚在厂门口笑语欢庆。不知道是谁拿出一串长长的鞭炮,在旁的龙师傅马上接了过去,三两下子就攀爬到厂大门的顶上。这时候,又不知道谁顺手递了一根铁棒,龙师傅接到手后把那串鞭炮缠绕上去,亢奋地举了起来。这时悲剧发生了,铁棒触碰了横在空中的高压线,瞬间电弧一闪,“啪!”龙师傅“啊”了一声,重重地摔到了地上,为防货车的碾压,倒地处还铺了厚厚的铁板,一个硬汉就这样当场死了,身后留下了出生不久的幼儿和年轻的妻子。

工人,工伤的概率就肯定比常人高,他们付出的是企业最高的成本,就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在那个时候,不能简单地说企业不重视安全或责备个人的疏忽,人是血肉之躯,头痛脑热、年老体衰,安全能力自然下降。当时许多机器设备,也谈不上完备的安全装置,师傅们仅能告诉你一些安全操作的基本动作。我干过这行当明白,真正的安全保障要靠严格的制度和可靠的防护设施,而这些又受当时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种种局限。

思之得

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平民”情,无形中成了防止思想蜕变的“免疫力”。对工人、农民的感情,对百姓的感情,并非无源之水想象而至,它是在血与汗的浸润中滋养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