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泳中学游泳”

我1984年5月到公司就任时，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是由党委书记陈汉，经理郑国帆，副书记马丽秋，副经理刘生同、孔宪和，纪委书记黄立新等同志组成的。我认为，这个班子无论是从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是从工作阅历、企业管理经验等方面来综合评价，都应该是公司历届班子中最强的。

当年公司中层正职干部有：办公室主任郭婉群、生产计划外经科科长廖耀斌、劳动工资科科长申强、技术设备科科长杨源标、财务科科长黄兆远、材料供应科科长招佑铭、保卫科科长王幼石、宣传科科长徐超平、基建行政科科长黄杰南、职工培训中心主任张建生、工会主席陈森炎、盲人聋哑人协会秘书长黄锦秀和团委书记郭耀雄等。这些同志多为“老民政”，五十年代初就参加了工作，有的同志从解放初期开始，就从事接受敌产、贫民救济和妇女从良改造等社会工作。这些同志对民政福利工作的历史沿革、发展状况都十分了解，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组织观念牢固、热爱民政工作、事业心强并富有奉献精神。

福利厂聋哑职工参加游园活动

根据班子的工作分工，我分管公司的财务、劳动工资、基本建设、机关行政和盲聋哑协会等，与黄兆远、黄杰南、申强和黄锦秀等同志共事。在工作初期对我来说，就是要尽快与同事建立互信关系、熟悉业务，缩短与分管部门的磨合期，这样才能顺利开展业务，“上手快”是干部核心能力的体现。

我抓紧时间听取科室同志汇报，调阅公司近年来的财务报表、劳资统计报表和下属各单位的“三项基金”分配方案等等，并直接到基层一线了解情况，综合考虑难点问题的解决对策。我第一次以副经理的身份下去，是到东川路民兴汽车修理厂，厂班子的同志很热情，带去要解决的问题也基本谈妥了，算是小小的“开门红”。

公司所属生产单位行业跨度大、产品种类多、技术装备条件悬殊，我觉得除了学习企业经营经验、经济法规以外，还要有扎实的企业财务知识，了解基本的会计事项与实务等，才能懂得如何清晰掌握企业“内循环”状况。总之，缺什么就补什么。我自费参加了越秀区职业中专学校会计班，学习“会计原理”“工业会计”和“商业会计”三门课程，上课全部安排在晚上，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讲课特认真的国企老会计师。

1985年2月，是学校第一学期开学，儿子刚好在这个月出生了，不巧妻子还生病住了院。我担心刚开始就缺课后面跟不上，傍晚儿子给喂食后就睡了，我把他放在大床中间，用几个枕头围着，还怕他醒了乱动，往他小嘴里塞了小半片利眠宁。到第二节课我就有点坐不住了，课间休息赶紧蹬车回家。我同桌是位女同学，在西村的一个建材厂工作。她很纳闷地问我：“你为什么好几次上一两节课就走了？”我说了原因后，她瞪大了眼睛：“哎呀，你胆子真大！”除上课占去三个晚上外，我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做功课和预习。我做作业很认真，“车间成本”“工厂成本”要一步一步摊分推算，一步错了最后的结果就对不上，很是费神。在这样的坚持下，终于把三个学期的课程全部学完了。学习在1986年7月结业，我的工业会计和商业会计科目考试成绩均为优秀。会计专业的学习，使我对该工作的重要性、这份活儿的辛苦有了感性认识。

上面也说到了，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我以走读的形式，在市委党校学习经济管理学、经济地理、现代科技、方针政策等课程。1988年，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律师辅导班。

一系列的学习，对我提高具体业务能力很有帮助。那时候，每天下面单位的书记、厂长来找的很多，我有时变得像接急诊的医生似的。厂的同志上来主要都是谈这类事情：企业大额贷款请公司担保，请示呆账坏账的清理核销、大额债权债务的处理、降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提留比例、减免上交公司的企业利润。调整企业奖励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留成比例方案和解决亏损企业的奖金来源等等。上述问题在会计学习课程中基本上都涉及了，我逐步掌握了基本的处理原则和方法，与财务科同志能对得上话，开展工作也比较顺畅了。

不久，根据对公司系统企业经营和财务管理状况的了解，我向公司党委建议：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设立公司审计科。1987年9月，经市民政局党委批准，正式成立了审计科。同年11月，经与广州电焊机厂协商得到厂领导同志的理解支持，调厂财务科科长区丽生到公司，全面负责审计科的工作。国家审计署是1983年9月成立的，可以说，广州市民政工业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在全国同行业中我们走在了前面。

思之得

世界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构建起“真知”的基座。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任何客观的判断，都离不开真实情况的掌握、过程中的修正和结果的客观验证。

过去的“摸爬滚打”，现在叫“接地气”。不经历复杂环境的锻炼、独立处理问题的过程，在困难面前人就会显得有心无力。所谓“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三水干部”（薪水、茶水、口水）就是如此。当然，也有“事务主义”型的，自诩“吃盐多过你吃饭”，却不善于总结提高，人称“一根筋”的，也难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