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应邀赴香港演艺学院

1988年香港学术评审局成立了“第一届香港演艺学院评审委员会”，邀请我担任评审委员。委员名单中有香港大学前校长黄丽松、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马林，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几个国家和澳洲、欧洲艺术院校的院长或前院长。近二十位委员中，来自内地的只有北京舞蹈学院吕艺生院长和我，是作为中国舞和中国音乐的专家而被邀请参加评审工作的。在此之前，我曾被香港演艺学院邀请，担任该院中乐系校外荣誉顾问，于1986年6月赴港工作一个月，对学院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因此，在1988年10月的评审过程中，我明确提出为了香港演艺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有资格从事教学工作，必须设立学位课程。对此，有的外国专家表示反对，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我的意见被大多数委员接受，成为会议的提案上报主管部门考虑决定。

1989年10月，香港管弦乐团艺术总监艾特敦，由于对我与英国BBC交响乐团合作演出的《梦四则》（何训田）有兴趣，邀请我与该团合作。在赴港排练演出期间，香港演艺学院校长贺约翰约我见面，谈了之前评审会议上我的一些意见都已被主管部门采纳，为了搞好中乐系的学位课程，很需要我的帮助。我问他想让我帮助多长时间，他说时间越长越好。我心里很清楚中央音乐学院不可能批准我长期在香港工作，但不好跟他明说，经商议决定邀请一年，他很快将邀请信备好在演出的后台面交给我。演出结束返校后，我将邀请信交给了院领导等候批准，没想到等到二十个月后的1991年6月，我才被批准到香港演艺学院担任驻院中国音乐顾问，此时名义上仍兼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1992年9月，我正式出任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主任，不再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后于1994年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1991年12月圣诞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文化部教科司主管人事的副司长找我谈话说“经过民意测验和部领导批准，任命你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同时向我征求副院长的人选。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我目瞪口呆，连一句“感谢领导信任”的话都没说，赶忙接连说：“不行，不行，我不是这块料。”于是为此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劝说与推辞，最后以不欢而散告终。为此事险些将1991年评定我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撤销，后于1992年暑假才获此证书。我之所以不接受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职务，是由于我的性格适合做系主任级别处理业务方面的工作，而不善于做院长需要应付的上下人际关系，更不善于处理中国音乐学院当时各种复杂的人事矛盾，担心当了院长影响自己的专业。当时我的儿子王憓已获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对比之下，我在香港既能有助于儿子的成长，又能集中精力在二胡专业方面获得更多的发展，因此，我断然拒绝了文化部领导的好意。

我到香港演艺学院工作后，首先让我考虑的是，如何想方设法使中乐系学生的专业水准，能在原有基础上更快地提高，为此我根据古筝学生人数较多而不能全部参加乐队合奏的情况，成立了香港演艺学院古筝团，将其纳入排练课，每周排练两个小时。其他各专业的学生，每周参加三小时的大合奏排练，定期举行“香港演艺学院中乐团音乐会”。为了充实排练、演出的曲目，我特意约请一些热心的作曲家，根据演艺中乐系学生的不同专业和演奏水准，有针对性地创编不同组合和不同形式的合奏、协奏、齐奏、重奏曲，在此基础上，为作曲家举行个人作品音乐会。我在香港演艺学院主持中乐系工作的十三年间，先后邀请了二十余位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来院举行各种不同内容与风格的专场音乐会。通过这些音乐会的排练、演出，使学生们广泛接触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新作品，以及传统与创作的优秀作品，在各位专家指导排练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此外，还利用一年一度的“汇丰奖学金”，轮流指派学生赴北京、上海等地向专家们学习，以此弥补由于香港地区师资缺乏，学生们想学而学不到的宝贵知识。通过上述把专家们请进来，让学生走出去的做法，使演艺中乐系学生的专业水准得到了提高，在我退休之后，他们还一直采用这种做法。

为了使学生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能够巩固，我非常重视学生的演奏艺术实践。学生从主科教师或内地专家那里学到的技巧和曲目，通过日常练习掌握了之后，只有通过演出实践才能得以巩固，否则不可能把学到的东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必须让学生珍惜每次演出机会。中乐系每周一次的“实习音乐会”，也叫音乐会练习，即学生们互相观摩、不带观众的音乐会，对学生是很好的演出实践机会。由于有的学生对此缺乏认识，或是平时练习不够，往往采取回避态度。为了督促学生们练琴，珍惜“实习音乐会”的演出机会，我明确规定每位学生必须在四个星期之内上台表演一次，对主动表演次数多的同学予以鼓励和加分，每次演出之后对节目做简短的点评，并从中挑选出较好的节目，推荐参加学院公开的音乐会演出。

为了配合学院的学位课程，我从1992年起开设了“中乐教学法”的课程。中乐系学生的专业有十多种乐器，它的教学法不同于钢琴系的“钢琴教学法”，也不同于弦乐系的“弦乐教学法”，开设这门课程相对难度较大，我当时虽有三十年以上的二胡教学经验，但要开设综合性的“中乐教学法”，也觉得压力很大。为了开设这门课程，我夜以继日阅读有关教育学的书籍，两次去北京师范大学向音乐教育系的教授们，请教普通音乐教育的经验，通过借鉴教育学和普通音乐教育的理念与方法，结合自己长期从事二胡教学和担任乐团首席与系主任工作的经验体会，撰写了将近十万字的讲稿，顺利地开设了“中乐教学法”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我感到中国音乐的教学应当重视教学经验的总结，过去一些优秀的教育家，未能将自己一生的经验进行总结而辞世，这是我们音乐事业的重大损失，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必要抓紧动员大家将前辈和当今众多教育家的宝贵经验，不断总结上升为理论，逐步建立起中国音乐完善的教育体系。因此，我多次与音乐院校的同行们交谈在香港开设“中乐教学”的有关体会，先后于1999年去中央音乐学院、2001年去天津音乐学院、2002年去上海音乐学院，分别介绍开设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希望引起广泛的重视，共同投入教学法的研究工作。

2004年8月底，我在香港演艺学院退休后，由于没有人教“中乐教学法”，需要我继续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我觉得香港中乐教学的现状，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要想让中乐在香港地区获得更大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合格的教师，我应当为香港中乐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此退休十五年至今，我一直坚持教授这门课程。2015年至2018年，我应邀担任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在三年之中需要经常往返杭州与香港两地，即使在非常紧张繁忙的情况下，我也从未放弃香港演艺学院“中乐教学法”的教学工作。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让香港学生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中乐教师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和师德规范，以及多方面的知识与能力，懂得中乐教学的规律和应当遵循的教学原则，学会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总之希望通过这门课程，对培养合格的中乐教师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了提高中乐系招生的专业水准，弥补香港地区的生源不足，我多次向学院领导提出在内地招收学生的建议。1997年获准后，我先后招收了来自深圳、北京、武汉等城市以及福建等省份的十几位学生。考虑到内地学生在香港就读经济压力很大，我向校方为学生们申请了奖学金，因此，引起了某位香港学生的家长向廉政公署投诉，怀疑我从中谋取利益，于是我被列为审查对象。审查过程中，在查不出我有贪污受贿行为时，又将审查的重点指向我为帮助内地学生补贴生活费用、让太太和儿子经办的“香港艺术表演团”为学生们安排的演出活动上，罪名是“触犯入境条例”。从1999年4月开始审查，到2001年3月21日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委员会发出结束审查的公函，使我卷入了一场长达近两年时间的“官非”。在漫长的日子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和某些人的恶意歪曲，给我和家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我采取的态度是“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敲门”，清者自清，因此我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在工作之余我全心投入编写二胡教材，以此排解心中的烦恼。在被审查的两年期间，我和儿子王憓合作编写了《二胡入门》（一至四册共400首乐曲）、《二胡金曲集——移植改编港台流行歌曲选》（上、中、下册450首）、《二胡流行金曲150首》共八本书，后于2002年10月、2003年5月、2004年3月、2005年3月，分别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香港怡思有限公司出版。回顾这场“官非”，如同世上一切事务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官非”虽然是坏事，但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更加坚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暗礁，我更要自强不息，加倍努力为二胡艺术做出贡献。

1991年6月初我到香港后，由于忙于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的各项工作和撰写“中乐教学法”的讲稿，自己没有精力举行个人的音乐会，1993年曾率香港演艺学院中乐小组赴美国演出，自己也参加少量节目，由于离开工作岗位近十天，返校后即有大量积压的文件和工作，等待我去处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此后中乐系学生许多出国演出，我采取提前设计和排练好节目，交由其他同事负责带队的做法，这样使我节省了一些时间，可以投入其他工作。

在中乐系异常繁忙的工作环境下，我从未忘记自己要为二胡艺术所做的工作，当我逐渐掌握了系主任的工作规律，中乐系的教学、排练、演出各方面工作都已走向正常轨道时，特别是在写完“中乐教学法”讲稿之后，我开始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演出、创作、录制唱片和编著出版二胡教材方面的活动。1992年12月，台湾达欣出版社出版了我和赵寒阳合编的《二胡基础教程》；1992年和1993年香港千河唱片公司先后出版《怀乡情》《古韵会》两张王国潼二胡独奏专辑唱片；1993年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二胡基础练习300首》（王国潼、赵寒阳合编）；1994年1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又出版了我和赵寒阳合编的《二胡风格练习曲158首》；1996年11月，香港古筝学院出版《二胡高胡曲集》（王国潼、王憓合编）；1995年和1996年，香港百利唱片公司先后出版《王国潼二胡独奏集》CD（一）（二）；1996年香港怡思有限公司出版《潄玉泉遐想》《长恨歌》两张王国潼二胡音乐专辑唱片；1997年和1998年，香港怡思有限公司先后出版《王国潼二胡音乐——广东音乐专辑》和《王国潼古典民间音乐专辑》两张唱片；2000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出版20世纪中华乐坛名人名曲珍藏版《王国潼二胡篇》唱片，同年香港怡思有限公司出版《红豆词》王国潼二胡音乐专辑唱片；2001年6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王国潼二胡作品集》（26首作品），并同时出版示范演奏盒式录音带四集。此外，2002年和200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香港怡思有限公司，还分别出版了前述两年“官非”期间我和王憓合编的八本二胡教材。

2004年8月31日，我离开了“全天候”状态投入的中乐系主任岗位，退休卸下了行政重担，确实是一种解脱，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在香港、内地和其他国家、地区举行二胡音乐会、大师班和讲座，同时在二胡曲创作和编著出版教材以及录制唱片等方面投入更多精力，结下更丰富的硕果。此后我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它使我自由自在地在二胡艺术的天地里展翅高飞，为我心爱的二胡艺术事业不断努力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