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励精图治
斥逐内阁元辅高拱，令其回籍闲住，这是朱翊钧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此事虽然是冯保与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但是，如果没有皇后、皇贵妃与他本人的同意，决不可能采取如此断然措施。几年以后，神宗对高拱怨恨之心依然未消。当万历六年（1578年）九月高拱死时，高拱夫人张氏上疏陈乞恤典，神宗看了奏疏后愤愤地说：“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他妻还来乞恩，不该准他！”还是张居正说情，一再提及“拱向待先帝潜邸有旧劳，宜与恤典”之后，才同意高拱复原职、与祭葬的政治待遇。
作为一个皇帝，尽管年幼，还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况且神宗与乃父颇异，有点类似其祖父，是一个有头脑有才能的人。他的视朝，有些是纯粹的礼仪举动，但也不尽然，在视朝时也常常就朝政大事有所指示。如果以为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司礼监太监冯保扶掖，外有张居正统揽大权，神宗仅仅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显然失之偏颇了。
神宗是一个颇有政治见解的皇帝。父皇临终前再三叮嘱，要他依毗内阁辅臣及司礼监太监，因而他对张居正、冯保倍极尊重，视为左右手，日常政务大多由他们二人处理。他对于张居正的革新主张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在很多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力图振兴朝政，一改先朝的委靡不振状况。从以下一些零星事例，人们大略可以看到他在处理朝政时所显示出来的励精图治愿望。
其一，他主张简才图治。即位伊始，吏部送上来一个考察条规，谈的是官吏考察事宜，涉及吏治整顿，着重议论裁汰冗官问题。指出，各衙门事有繁简，人有绳驳，难以一律，有则汰黜数人亦不为多，无则不黜一人亦不为少。这是神宗即位后要面对的一大难题，他的批覆是这样的：“卿等务要尽心甄别，毋纵匪人，毋枉善类，以称朕简才图治之意”。
他所说“毋纵匪人”，不是浮泛套话。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二十三日，视朝时，以湖广随州知州周行贪墨太甚，革职为民，交巡按御史审讯，并就此事发诏书给吏部，以严厉的口气指出：“近来查勘官员久不奏报，贪吏无所惩戒，亏枉久不获伸，抚按官所干何事？便令上章完报，不得推诿故纵！”
其二，他是一个颇有主见的人，对臣下妄言极反感。隆庆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他看了广西道御史胡涍（字原荆，号莲渠，常州无锡人）的奏疏。胡涍有点迂腐，借“妖星见懿庆宫”为事由，认定这次星变应在宫妾无疑，便信口议论嘉靖、隆庆两朝宫妾闭塞后廷，老者不知所终，少者实怀怨望，寡妇旷女愁苦万状。由此，他提出要消弭星变，当务之急是释放宫女，建议神宗遍察掖廷中未曾蒙先帝宠信的宫女，无论老少，一概放遣出宫。为了增强说服力，此公还不伦不类地引经据典，说什么“唐高不君，则天为虐，几危社稷。此固不足为皇上言，然往古覆辙，亦当为鉴”云云。
原来十月初三夜有星象之变，到十九日夜晚，原先如弹丸般的星变成了大如灯盏，赤黄色光芒四射。对于崇敬天变的神宗及其臣子们，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神宗儆惧得连夜在室外祈祷。第二天，张居正对皇上说：“君臣一体，请行内外诸司痛加修省，仍请奏两宫圣母，宫闱之内同加修省”。神宗表示赞同，便给礼部写去一道谕旨，要他们查一下旧例。礼部查了旧例后立即奏报，请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火星迭行之例，百官青衣角带办事五日。神宗当即批示：“你每为臣的都要体朕敬畏天戒之意，著实尽心修举职业，共图消弭，毋徒为修省虚文”。
神宗要臣下体会他“敬畏天戒之意”，“毋徒为修省虚文”。偏偏来了个胡涍，把天变归咎于后廷，要皇上释放宫女，无疑把偌大的天戒的起因搞到皇帝身上，显然是大胆妄言。这个胡涍，在神宗即位六日后，曾上疏对冯保代孟冲掌司礼监，召用南京守备太监张宏，有所微词，奏请皇上严驭近习，毋惑谄谀，亏损圣德。引起神宗与冯保的不满。此时他又上疏要遣放宫人，神宗忍无可忍。第二天，文华殿讲读刚完，神宗便拿出胡涍的奏本，指着其中“唐高不君，则天为虐”二句，叫张居正看，接着责问：“所指为谁？”
张居正淡淡地解释道：“涍疏本为放宫女尔，乃漫及此言！虽狂谬，心似无他。”
神宗怒气未消，便降旨诘责胡涍。胡涍接旨后，诚惶诚恐地上疏引罪，终于落个革职为民的处分。
两天后，兵科都给事中李己（字子复，号月滨，河南磁州人）上疏为胡涍求情，说：“人君善政不一，莫大于赏谏臣；疵政不一，莫大于黜谏臣”“胡涍官居御史，补过拾遗，绳愆纠谬，乃职分所宜。今一语有违，即行谴斥，恐自今以后，阿言顺旨者多，犯颜触忌者少”，希望皇上或加薄惩，或令复职。李己的话不无道理，但神宗决不收回成命。
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二日，户科左给事中冯时雨（字化之，号昆峰，苏州长洲人）上疏重提此事。他条陈六事，其第五事是“释幽怨”，与胡涍一样，主张将掖廷宫女逐一查阅，凡未经先帝幸御者，全部放出。其第六事是“宥罪言”，为胡浮求情，量行起用。神宗此时心境早已平静，对他所陈前四事——“笃孝恩”、“广延纳”、“重题覆”、“革传奉”表示赞许，对后二事（释放宫女、起用胡涍）不予考虑。他在奏疏上批示：“本朝事体，与前代不同。今在宫妇女，不过千数，侍奉两宫，执事六局，尚不够用。又多衰老，出无所归。胡涍狂悖诬上，朕念系言官，姑从轻处，如何与他饰词求用！这两件不准行。”
关于宫女，他有自己的看法，用以侍奉两宫皇太后，并执事宫中六局，还不够用，怎么谈得上遣散！因此，不容他人说三道四。对于宫女失职，则处罚极严。万历元年十一月某天，张居正在文华殿与皇上谈及宫女张秋菊逸火事件。
神宗说：“此人系先帝潜邸旧人，素放肆。圣母止欲笞五十，朕曰：‘此人罪大不可宥。杖之三十，发安乐堂煎药矣’。”
张居正附和道：“圣母慈仁，不忍伤物。皇上君主天下，若舍有罪而不惩，何以统驭万民！”
神宗说：“然。法固有可宽者，亦有不当宽者。”
张居正说：“诚如圣谕。昔诸葛亮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正此之谓。”
神宗与张居正是颇有共同语言的——“法固有可宽者，亦有不当宽者”，日后他支持张居正按“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原则实施新政，是有思想基础的。
其三，小皇帝对于那些把上朝当作儿戏，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的大臣，不能容忍。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初六日，他按例视朝，命人检查了一下，竟有抚宁侯朱冈等一百七十三名文武官员不来上朝。他便传旨：“各罚禄俸三月！”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他视朝时，纠仪御史面奏：查点文武官员失朝者，新宁伯谭国佐等一百一十九员。他还是下令，各罚禄俸三月。万历二年（1574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视朝时又命御史纠查文武官失朝者，一查，数目惊人，竟有抚宁侯朱冈等二百七十四人不来上朝。于是传旨：各夺俸一月。既然皇上如此顶真，以后失朝者便明显减少。这就是他所谓“法有不当宽者”的显例。
其四，对于抓住别人小节，随意弹劾的言官，他决不宽恕。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春分，他派遣成国公朱希忠代祭大明于朝日坛，兵部尚书谭纶（字子理，号二华，湖广宜黄人）陪祭。谭纶近日身体小恙，陪祭时咳嗽之声连连不已。此事被言官景嵩（福建道御史）、雒遵（吏科都给事中）、韩必显（山西道御史）抓住，小题大作，弹劾谭纶“大不敬”，说什么“岂不能将祀事于一时者，能寄万乘于有事”，言下之意，谭纶如此表现，不配当兵部尚书。
神宗接到这个弹劾奏疏，颇不以为然，便不无讽喻地批复：“咳嗽小疾易愈，本兵（兵部尚书）难于得人。这所奏，着吏部看了，就问景嵩等要用何人，会同吏科推举来看。”吏部没有领会这道上谕所包含的讥刺意味，认真地向皇上题复谭纶失仪事，指出：“抡选本兵委难得人，进退大臣当处以礼，若以一嗽之故，敕令致仕，非唯不近人情，亦且有失国礼。”这正中神宗下怀，立即批示：“咳嗽小失，何至去一大臣！这厮每一经论劾，即百计搜求，阴唆党排，不胜不止。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于是降旨：雒遵、景嵩、韩必显各降三级，调外任。对于谭纶，只是稍加警告而已：以陪祀失仪，罚俸一月，著照旧供职。这种处事方式，比那些言官要高明多了。
不过，小皇帝毕竟初视朝政，一切都感到陌生，因而对于辅臣张居正是事事仰赖的，对他尊崇备至，开口即称“元辅张先生”，总是以“先生”相待。张居正也尽心尽责地辅导小皇帝处理朝政，大至朝廷用人之事，小至宫中节俭之事，无不一一关照。神宗总是一一听从、采纳。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接近年关了。张居正在讲读后向皇上启奏，以先帝服制未过，春节期间，请宫中勿设宴，并免去元宵灯火。
神宗以为然，说：“烟火灯架，昨已谕免办。”又说：“宫中侍圣母膳甚简，每斋素食。或遇佳节小坐，但增甜食果品一桌，亦不用乐。”
张居正说：“如此，不但见陛下追思先帝之孝，且节财俭用，自是人主美德，愿陛下常持此心。”
神宗表示嘉纳，便传谕光禄寺：“节间宫中酒饭桌俱免办。”据称，仅此一举，节约银子七百余两。
到了万历二年（1574年）又近年关时，神宗又问张居正：“元夕（按：即正月十五元宵夜）鳌山烟火祖制乎？”这意思是，前年、去年元宵烟火都已停办，今年总可以不停了吧！何况又是祖宗之制，年年如此的。
张居正当然知道此意，便答道：“非也。始成化间，以奉母后，然当时谏者不独言官，即如翰林亦有三四人上疏。嘉靖中，尝间举，亦以奉神，非为游观。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糜费无益，是在新政所当节省。”
神宗还是个孩子，当然想搞一下元宵灯火，尽兴玩玩，听了张居正的话，只得更改初衷，接口道：“然。夫鳌山者聚灯为棚耳，第悬灯殿上，亦自足观，安用此！”
在一旁伺候的太监冯保，深知皇上心意，为了不致太扫兴，便插话道：“他日治平久，或可间一举，以彰盛事。”
毕竟是从小形影不离的“大伴”，道出了皇上的心思，神宗一听高兴地说：“朕观一度，即与千百观同。”
张居正却不让步，严肃地说：“明岁虽禫（丧服之祭）终，继此，皇上大婚，潞王出阁……大事尚多。每事率费数十万金。天下民力殚诎，有司计无所出。及今无事，时加意撙节，稍蓄以待用。”那意思还是要皇上注意节俭。
神宗知趣地说：“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
张居正紧追不放：“即如圣节元旦，明例赏赐各十余万，无名之费太多，其他纵不得已，亦当量省。”
神宗对张先生的意见表示全部接受，决定明年元夕停止烟火鳌山活动。张居正巧妙地把节省宫廷开支的思想化作了神宗的行动。神宗即位伊始，宫廷内部就出现了一番新气象。
为了使神宗知人善任，万历二年（1574年）十二月，张居正与吏部尚书张瀚（字子文，号元洲，杭州仁和人）、兵部尚书谭纶，特制御屏（职官书屏）一座，绘全国疆域，登录知府以上官员姓名籍贯，以供皇上省览。张居正为此上疏作了说明，强调了以下几点：
“安民之要，在于知人；辨论官材，必考其素。顾人主尊居九重，坐运四海，于臣下之姓名贯址，尚不能知，又安能一一别其能否而黜陟之乎”；
“考之前史，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书于御座屏风，坐卧观览”；“我成祖文皇帝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
“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励精图治。今春朝觐考察，亲奖廉能。顷者，吏部奏除，躬临铨选。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顾今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诸司职务尚未尽熟，虽欲审别，其道无由”。
在接到张居正的奏疏后，神宗表示嘉悦，当即同意将屏风收进，设于文华殿后殿。次日，讲读毕，神宗将屏风细看了一遍，张居正在一旁解释道：天下幅员广阔，皇上一举目便可坐照山川地理形胜，以及文武职官，希望皇上于用人名实时加留意。神宗说：“先生费心，朕知道了。”这道“职官书屏”，对初理朝政的神宗，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神宗深知元辅张先生的用心良苦，为了表示他的积极态度，特命太监在宫中赶制牙牌一块，亲笔手书十二事，要工匠锓刻在牙牌上。这十二事是：谨天成、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自警。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初四日在文华殿讲读毕，他拿出牙牌给张居正、吕调阳过目。张居正颇为称赞，说这些话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全包括在里面了，可以终身奉行。今后皇上所行与所写如有不合的地方，左右臣下得执牌以谏。神宗欣然同意。
皇帝与元辅之间政见如此一致，关系如此融洽，为历朝所罕见。以下几件事，更进一步显示他们之间君臣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万历二年（1574年）五月八日，神宗在文华殿讲读毕，听说元辅张先生偶患腹痛，便亲手调制辣面一碗，并赐镶金象牙筷二双，要次辅吕调阳陪张先生一起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从中可以看到君臣之间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过了些时日，神宗在宫中传皇太后旨意，询问近侍太监：“元辅张先生父母存乎？”左右回答：“先生父母俱存，年俱七十，甚康健。”
到了五月十九日视朝的日子，神宗给张居正写了手谕：“闻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嘉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钦承，著家僮往赍之。外银钱二十两，是先生的。”命文书官刘东把手谕及赏物送至内阁，张居正叩头祗领后，感激涕零，立即写了谢恩疏给皇上，说：“恩出非常，感同罔极”；“士而知己，许身尚不为难；臣之受恩，捐躯岂足云报”。并且表示，立即派遣僮仆星夜兼程赶往江陵老家，归奉亲欢，传子孙为世宝。张居正对于皇太后和皇帝亲如家人般的关怀，充满了感激之情。
万历三年（1575年）七月十七日。神宗至文华殿讲读，得知张居正患病不能侍读，立即遣太监前往张府探问病情，并命太医院使徐伟随同前去诊视。又手封药一囊，命太监守候服毕复命。
七月十九日，张居正病愈入阁办事。消息传进宫内，有顷，太监丘得用传皇太后及皇帝旨意，对张居正慰劳再三，并赐银八宝二十两。
从中可以窥知，在神宗心目中，元辅张先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许多朝廷大事都要与他商量。
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某天，神宗讲读刚完，张居正拿了陆炳之子陆铎的奏疏，请皇上裁定。陆炳，字文孚，浙江平湖人，母为世宗乳媪，炳从入宫，历任锦衣卫副千户。嘉靖十八年（1539年）随帝南巡至河南卫辉，半夜行宫起火，陆炳冒死救出皇上。从此深受宠幸，官至左都督，掌锦衣卫事，权势倾天下。隆庆年间被弹劾，穆宗下法司穷治，抄了他的家，并追赃数十万两银子。过了五年，陆家资财罄竭，已无可追，陆铎便上疏乞求免予追赃。
神宗看了奏疏，问张居正：“此事先生以为何如？”
张居正回答：“陆炳功罪自不相掩……论炳之罪，未与反逆同科，而翊主保驾之功不能庇一孤子，世祖在天之灵必不安于心者矣。”
神宗说：“既如此，先生宜为一处。”
张居正说：“事关重大，臣等岂敢擅专。”
神宗说：“不然。国家之事，孰不赖先生辅理，何嫌之有！”
张居正叩头承旨出。次日，神宗传旨：“陆炳生前功罪及家产果否尽绝，著法司从公勘议。”于是，法司奏复，陆炳家产已勘明尽绝，神宗同意宥其余赃，此事便圆满了结。
神宗待两宫皇太后极孝，耳提面命，唯唯诺诺，从不违抗。他的生母慈圣太后信奉佛教，很是虔诚。她要在京师附近的涿州建造一座娘娘庙，祭祀碧霞元君。司礼监太监为讨好太后，竭力促成其事。万历二年（1574年）四月，冯保传慈圣太后谕：“圣母发银三千两，与工部修建涿州娘娘庙。”这件事可难为了工部。在此之前，工部已奉太后谕，由圣母赐银五万两在涿州修建胡良河及北关外桥梁，为此工部还补添了二万两银子。现在又要修建庙宇，三千两银子何济于事！于是工部奏复皇上：此端一开，渐不可长，伏乞皇上劝回成命。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字士美，号凤泉，湖广景陵人）也上疏表示此事不妥：“娘娘庙不知所由起，窃闻畿辅众庶奔走崇奉，风俗日非，犹望皇上下禁止之令”。户科给事中赵参鲁（字宗传，号心堂，浙江鄞县人）也说：“发银建庙以奉佛祈福，尽皆诞妄”，“若以大赈穷民，其于祈福禳灾多矣”。神宗统统不予理睬。
但是，在太后意见与张居正意见不一致时，他还是听张居正的。万历二年（1574年）九月，刑部奏请处决在押囚犯，慈圣太后听说后，借口皇上冲年，仍宜停刑。神宗把太后这一懿旨转告张居正，希望能获得谅解。张居正是主张法治的，对于停刑很不赞成，便解释道：“圣母好生之心敢不将顺，但上即位以来停刑者再矣。春生秋杀，天道不偏废，恐良莠不除，反害嘉谷。”神宗觉得有理，说：“然。朕徐为圣母言之。”在征得太后同意后，便下令照例行刑。
到了这年十月，法司奏审录罪囚，太后听说后又主张停刑。张居正向皇上开导说：“皇上若奉天道，乃天虽好生，然春夏与秋冬并运，雨露与霜雪互施……今看审录揭帖，各囚所犯皆情罪深重，概加怜悯，则被其害者独何辜，而不为偿抵乎！”
神宗说：“圣母崇奉佛教，故不忍动刑耳。”
张居正说：“佛氏虽慈悲为教，然其徒常言：地狱有刀山、剑树、碓舂、炮烙等刑，比之王法万分惨刻，安在其为不杀乎？”
神宗听了大笑。张居正进而说：“嘉靖初年，法司奏应决犯囚，不过七八十人……至中年后，世宗奉玄，又好祥瑞，每逢有吉祥事，即停止刑。故今审录重囚至四百余人，盖积岁免刑之故也。……臣窃以为宜如祖宗旧制，每岁一行为便。”
神宗深以为然，返宫向太后奏明后，第二天便降旨处决死囚三十余人。这事既反映了皇太后的开明豁达，也反映了神宗的冷静理智，不以母子亲情影响朝廷大政方针。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皇帝每次视朝，都亲览奏章，十分认真。万历三年（1575年）十月某天，直隶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各有一题本奏报审决重囚事，是万历二年十一月奏进的。他看了以后，感到奇怪：“今此直隶巡按非孟奇、宪翔矣，何奏本仍是二臣名，又中间月日差谬，何也？”便命文书官持疏到内阁问明所以然。
少顷，张居正来了。神宗当面质询：“今年已有旨免刑，何真定巡按又报决囚？且本后称万历二年十一月，何也？”
张居正回答：“臣等通阅所奏，乃去年差刑部主事刘体道会同关内关外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处决囚犯，事完即具本，付刘体道亲赉复命，非二臣差人来奏者。”
神宗又问：“即如是，何故至今始封进？”
张居正答：“旧时刑部司属多借审决差便道回籍，臣于精微批定限，率优假一年，所乃相沿宿弊。此奏该去年二御史付之刘体道亲赉，而体道待疏回籍，今已限满复命，至始封进耳。”
神宗听了大为不满：“岂有北直隶地方去年处囚，今年始复命者！宜令该科参看。”那意思是要刑科予以查处。第二天，他便下旨：“刘体道著都察院提了问。差官审决限期，着法司定拟来说。”都察院遵旨提问后，将刘体道谪为外任官。
这一事件使大臣们大吃一惊，感叹皇上于章奏无不亲览，其精察一至于此。这位十岁登极的小皇帝颇有一点励精图治之意，力图一改祖父、父亲当朝时期的政局弊端，有所作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放手让张居正总揽朝政，而自己则潜心于日讲与经筵，为日后亲政作好准备。
皇太子出阁讲学，是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当时，朱元璋命学士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浙江金华人）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诸王讲授儒家经典。后又改至文华殿，世宗时改至便殿。天顺二年（1458年）制定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礼仪。讲学的内容，先读四书，次读经或史。讲毕，侍书官侍习写字；写毕，各官叩头退出。读书三月后，有一次温习背诵，读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写字，春夏秋日百字，冬日五十字。凡节假日或大风雨雪、隆寒盛暑，暂停。朱翊钧作为皇太子出阁讲学，也按部就班进行。隆庆六年，改设皇太子座于文华殿之东厢房。每日讲读各官先诣文华门外东西向序立，候穆宗御日讲、经筵毕，皇太子出阁升座。凡太子初讲时，阁臣连侍五日，以后每逢三、八日一至，拜出后，各讲官再进入开讲。
朱翊钧即位后，虽身为皇帝，但讲学仍不停辍。因为先皇有遗言在先，要他“进学修德”、“用贤使能”。作为顾命大臣的张居正，对此更是顶真。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向神宗上疏，要他在秋凉之际开始皇帝的日讲。他在疏文中说，帝王虽具神圣之资，仍须以务学为急，而辅弼大臣的第一要务，便是培养君德，开导圣学。更何况亲受先帝顾托，当时倦倦以讲学亲贤为嘱的遗言，还在耳边。鉴于先皇丧事还未过去，张居正便援引弘治朝的先例，定于八月中旬择日，于文华殿先行日讲，至于经筵会讲俟明年春天再举行。对于这种合乎祖宗成宪的安排，神宗是必须接受的，他立即批复同意：“览卿等奏，具见忠爱，八月择吉先御日讲，经筵候明春举行”。日讲与经筵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张居正便为皇上初步排定了视朝与讲读的日程表。在张居正看来，对于一个十岁的小皇帝，每日既要视朝理政，退朝后又要讲读，太过于疲劳。从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而言，“视朝又不如勤学为实务”，所以在处理视朝与讲读的关系时，他把讲读放在第一位。具体日程安排是：每月逢三、六、九日（含十三、十六、十九与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日视朝，其余日子都到文华殿讲读。凡视朝之日即免讲读，讲读之日即免视朝。这就是说，一旬之中，三天视朝，七天讲读，除了大寒大暑，一概不得停辍讲习之功。
对于这个日程表，神宗是能够接受的。他批复道：“今后除大礼大节，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时宣召大臣咨问外，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俱免朝参，只御文华殿讲读”。
既然定了，神宗就照着执行。八月十三日，恰巧是三六九中之三，他来到宣治门视朝。张居正不愧是一个讲究综核名实的人，作风雷厉风行，在上朝时递上了《日讲仪注》八条，把日前议定的日讲事宜具体化：
一、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尚书》。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随即进讲；
二、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咨询，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
三、览本后，臣等率正字官恭候皇上进字毕。若皇上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四、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讲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五、每日各官讲毕，皇上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语讲解，务求明白；
六、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七、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八、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张居正考虑到原有的日讲官人数不够，讲读后又要写字，须配备侍书恭伺左右，开说笔法，于是便命东宫讲读官马自强、陶大临、陈绶邦、何雒文、沈鲤，侍班官丁士美，并为日讲官，马继艾、徐继中仍为侍书官。
自此以后，神宗的讲读、视朝便按部就班地进行，每逢三、六、九日视朝，一、二、四、五、七、八、十日赴文华殿讲读。
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十七日，神宗在文华殿讲读毕，张居正率讲官向他呈上一部《帝鉴图说》。这是张居正要马自强等讲官考究历代帝王事迹编写的，选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绘一图，后面附以传记本文，图文并茂，因而称为图说；又取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题名为《帝鉴图说》。张居正为此写了《进（帝鉴图说）疏》，阐明了编书的旨意，是为了让皇上“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张居正将奏疏面呈皇上，神宗随手翻阅，朗诵了几句，便抬眼对张先生等说：“先生每起！”于是张居正走近御案，把奏疏接着读完，又捧出《帝鉴图说》呈上。神宗起立，翻阅图说。张居正一一指陈，神宗也应声说出一些大意，其中不待指陈能自言其义者，十居四五。此后，神宗一直把《帝鉴图说》置于座右，每逢讲读之日，便叫张居正解说，习以为常。
转跟间，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新年伊始。这是朱翊钧即位改元后的第一个春节，正月初一日，他驾临皇极殿，在金碧辉煌的宝殿里，接受百官朝贺。正月初五日，他传谕内阁：“初七日开日讲”。其实，作为皇帝也有讲读的节假日，按常例要到正月二十一日。大臣及讲官对皇上节假还未结束就开始讲读，十分钦佩，交口称赞他“好学之笃”。到了初七那天，神宗果然到文华殿讲读。
正月初十日，张居正遵照祖宗成宪，上疏请开经筵。自宋以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特设的讲席，称为经筵。明初沿袭此举，无定日，亦无定所。英宗即位后，始著为常仪，以每月逢二日，皇帝御文华殿进讲，月凡三次（初二、十二、二十二），寒暑及有故暂免。其仪制比日讲隆重得多，由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辅臣或知经筵事或同知经筵事，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学士等侍班，翰林院春坊官及国子监祭酒二员进讲，春坊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鸣赞。礼部择请先期设御座于文华殿。文华殿虽比诸殿规模小，但特别精致，用绿色琉璃瓦盖成，左右为两春坊，也就是皇帝的便殿，经筵就在这里举行。中间设御座，龙屏南向，又设御案于御座之东，设讲案于御座之南。是日，司礼监太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于御案，另一册置于讲官之讲案，讲官各撰讲章（讲义），置于册内。皇帝升座，知经筵及侍班等官于丹陛上五拜三叩头，然后开讲。
正月十六日，神宗给知经筵官朱希忠、张居正及同知经筵官吕调阳三人各一道敕谕，宣布定于二月初二日举行经筵，命朱希忠、张居正、吕调阳分直侍讲。张居正、吕调阳及陶大临、丁士美、陈经邦、何雒文、沈鲤、许国，日侍讲读。要他们在讲解中明白敷陈，委曲开导着重阐明理欲消长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辨、统业兴替之由。
二月初二日，神宗如期开经筵。
经筵仪式十分隆重繁琐。从陆深（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松江上海人）所撰《经筵词》记述嘉靖朝情况，可窥其一斑。仪式由鸿胪寺官员主持，当他宣布进讲后，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北向并立，鞠躬、叩头，展书官上前展书，东班讲官至讲案前报告今日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今日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这是遵照祖制：先四书而后经史，四书东而经史西。经筵官员们分东西两班侍立，都身穿大红袍，讲官的品级不齐，也一律穿大红袍，而展书官以下官员则穿青绿锦绣服。给事中、御史与侍仪官，东西各三人，站立一旁，以备观察。然后进讲。进讲完毕，鸿胪寺官员出班中跪，赞礼华，两班官员俱转身北向，拱听皇上吩咐：“官人每吃酒饭！”全体下跪承旨。于是，光禄寺便在奉天门之东庑设宴款待参加经筵的官员们。按照惯例，皇帝赐宴以经筵最为精美，而且还允许各官带随从人员、堂吏及家僮，拿了饭盒框篮之类，收拾吃不完的酒菜，然后分班北向叩头谢恩而退。逢经筵之日，讲官们都事先在家中先将衣冠带履熏香，回家后即将衣冠带履脱下贮存，以示不敢亵渎之意。而且前一天必须斋戒沐浴，演习讲章至能背诵如流。
讲课之后可以在筵席上大吃一顿，把“经”与“筵”连在一起，称为“经筵”，其初衷大概就在于此吧！恭恭敬敬地向皇帝讲解四书不完还可带着走。与前一日斋戒沐浴的虔诚可鞠的样子一对照，实在滑稽得很。
明末时曾任经筵展书官的杨士聪，关于经筵有一则趣闻，颇能反映当事者对经筵的看法。他说，崇祯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经筵届期，诸臣候于文华门外，大雪不止。至午后，上不出，传免。午门外设宴已久，遂撤去。余时当展书，颇惮其难，戏语同官日：‘经筵进讲，不过老生常谈，何如将此宴便赐诸人，岂不省事。’旁一内珰赞曰：‘此位老先生讲的是，大雪如此，只是赐宴，即与经了筵的一样’。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来时，遇一宿科省员于长安门，彼此班役相问，其人日：‘怪得雪中如此早来，原来今日该吃经筵。’且说经筵如何可吃，与‘经了筵’之云正相类也。”真是绝妙佳语，“吃经筵”、“经了筵”，这正是对经筵的极大讽刺。
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对于深奥难懂而又枯燥乏味的四书五经，居然端拱倾听，目不旁询，十分认真。第二天视朝完毕后，他来到文华殿，突然对张居正说：“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惧惭。”可见他听得多么仔细、顶真，连一个错字都没有逃过他的耳朵。这也难怪，那些讲官虽然连夜备课，背诵得滚瓜烂熟，但一上场，不免心慌紧张。张居正只好代讲官们请求宽恕：“讲官密迩天威，小有差错，伏望圣慈包容。”又说：“人有罪过，若出于无心之失，虽大，亦可宽容。”神宗回答道：“然。”
五月初二日，神宗参加经筵完毕，对礼部下了一道谕旨：“天气炎热，经筵暂免，日讲照常进行。以后经筵，春讲，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讲，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永为定例，不必一一题请。”以后的日讲与经筵便照此规定进行。
对于日讲与经筵，神宗是认真对待的，讲读完毕常向阁臣提出一些疑问。
一次在文华殿讲读毕，他来到左室，观看孔子像，对阁臣提了一些问题。谈到周文王称事时，他问：“安视膳？”阁臣肃然以对。谈到周公、孔子时，他又问：“何以旁列？”阁臣答：“二圣人皆人臣。”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勤奋好学的孩子。
有一次，张居正向他进讲《帝鉴图说》，谈到宋仁宗不喜珠粉之事，他说：“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张居正见他说得很有道理，便因势利导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五谷养人，故圣王贵之；金玉虽贵，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铢两之间为价不资，徒费民财，不适于用。故《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良以此耳。”
神宗说：“然！宫中妇女只好妆饰，朕于岁时赏赐，每每节省，宫人皆以为言。朕云：今库中所积几何？”
张居正感动得顿首说：“皇上言及此，社稷神灵之福也。”
神宗又谈及日前讲官所说秦始皇销毁兵器事，说：“木棍岂不能伤人，何以销兵为？”
张居正答：“为治惟在布德修政，以固结民心。天下之患，每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秦后来只因几个戍卒倡乱，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于是豪杰并起，遂以亡秦。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唯圣明留意。”
神宗说：“然。”
张居正见皇上睿智日开，学业有所上进，便趁热打铁上《进讲章疏》，要皇上明白，义理必时习而后能悦，学问必温故而后知新，要他将平日讲过经书，再加寻绎，融会悟人。张居正还将今年所进讲章重复校阅，编成《大学》一本，《虞书》一本，《通鉴》一本，装潢进呈，希望皇上时加温习，以达到旧闻不至遗忘，新知日益开豁的目的。神宗留下备览，仍命接续编进，刊版流传。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初四日，张居正又向皇上提出：以后日讲经书，比以前量增数句，诵读生书，必须五遍，温习旧书照旧三遍。
万历二年四月，神宗开始学习属对。属对即对课，是塾师教学生做诗的一种方法。教师出上句，学生作虚实平仄对应的下句，以练习对仗。这种文字音韵的基本训练，当时颇为文人所重视，皇帝也不例外。他每天要辅臣拟对句呈上，由他对应下句，然后交辅臣修改。四月初九日，辅臣拟上联：“天地泰”，他对下联：“日月明”。张居正高兴地引述前朝故事说：宣宗皇帝曾随成祖皇帝巡幸北京，端午节在御苑中练习射柳，宣宗连发三箭皆中，成祖大喜。骑射毕，成祖又出对：“万方玉帛风云会”，宣宗应声对云：“一统江山日月明”。成祖大喜，赏给儿子名马一匹，及纻丝纱布若干，还命随行儒臣赋诗以纪其事。当时，宣宗还仅十五岁，真所谓天纵聪明。张居正由此联系到神宗第一次所作对联，适与宣宗所对相合，表示不胜庆忭。
神宗即位伊始，曾下诏在建文朝尽节诸臣家乡建告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又在南京建表忠祠，祭祀徐辉祖、方孝孺等人。看来，他对被明成祖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景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讲读完毕后，他在文华殿与辅臣从容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寥寥数语，却揭示了明代历史上一桩搞不清楚的无头公案。
张居正对此也不甚了了，既然皇上问起，便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日：‘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官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桩公案，当时人已搞不清楚，张居正当然只能姑妄言之。但神宗并不把它当作传闻，姑妄听之完事。他兴致十足地必欲追根究底，竟要张居正把建文帝题壁诗“流落江湖数十秋”全章，统统背诵给他听。听罢慨然兴叹，又命张居正抄写进览。全诗如下：
沦落江湖数十秋
归来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
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
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居正遵命录其诗以进，但以为是萎靡之音，规劝皇上：“此忘国之事，失位之辞，但可为戒，不足观也。臣谨录圣祖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进览，以见创业之艰难，圣谟之弘远”。他不愿意小皇帝纠缠于建文帝这个复杂的人物，力图把他的注意力引开。
张居正所谓皇陵碑，就是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所写的自传体碑文。这篇碑文，十分率直真切，毫不掩饰忌讳，叙述了他的家世及开国经过，用近乎口语的韵文写出，读来朗朗上口。
碑文中写到他家贫穷得父母病死无法安葬的事：“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觳浆”；写到他在皇觉寺当和尚，四方云游的生涯：“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央佯。西风鹤戾，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扬”；写到了小时放牛，伙伴汤和劝他投奔红巾军而踌躇再三的事：“住方三载，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臼：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阳。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碑文写得颇具个性，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
朱翊钧读了他的老祖宗写的《皇陵碑》，感慨系之。第二天在文华殿对张居正谈了他的读后感：“先生，《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乘势引导：“自古圣人受艰辛苦楚，未有如我圣祖者也。当此流离转徙，至无以糊口，仁祖、文淳皇后（按：指朱元璋的父母）去世时，皆不能具棺敛，藁葬而已。盖天将命我圣祖拯溺亨屯，故先使备尝艰苦。正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故我圣祖自淮右起义师，即以伐暴救民为心。既登大宝，衣浣濯之衣，所得元人水晶宫漏，立命碎之；有以陈友谅所用镂金床者，即投于火。孝慈皇后（按：指朱元璋发妻马氏）亲为将士补缝衣鞋，在位三十余年，克勤克俭，犹如一日。及将仙逝之年，犹下令劝课农桑，各处里老、粮长至京者，皆召见赐官，问以民间疾苦。臣窃以为我圣祖以天之心为心，故能创造洪业，传之皇上。在皇上今以圣祖之心为心，乃能永保洪业，传之无疆”。张居正滔滔不绝地向小皇帝讲述这些，无非要他明白祖宗创业艰难，子孙守成不易。
朱翊钧虽是孩子，但长期在群臣熏陶下，似乎已经早熟，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便答应道：“朕不敢不勉行法祖，尚赖先生辅导。”
他已日渐明白读书的好处。十月二十二日，当他赴文华殿讲读完毕，便对辅臣说：“今宫中宫女、内官，俱令读书。”这比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要高明多了。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不准他们读书识字，这其实是一种愚民政策。朱元璋根本不曾料到，在他的子孙后代当政时，宦官势力日趋嚣张。问题不在于是否读书识字，关键在于皇帝自身。张居正深明个中利害关系，听了皇上的这一主张，立即表示赞同：“读书最好，人能通古今，知义理，自然不越于规矩。但此中须有激劝之方，访其肯读书学者，遇有差遣，或各衙门有管事缺，即拔用之，则人知奋励，他日人才亦如此出矣”。
对于读书，朱翊钧是认真而用心的。有一天，讲读完毕，宦官拿了一本《尚书》，走近辅臣身边，翻开《微子之命》篇，指着黄纸条插入处，对辅臣说：“上于宫中读书，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须精熟乃已。”辅臣及讲官听后，相顾嗟异不已，连声称赞：“上好学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
有明一代列朝皇帝，大多对日讲、经筵很马虎，敷衍了事。经筵有固定日期，而日讲则不拘日期，一切礼仪视经筵简单得多，仅侍班阁部大臣与词林讲官、侍书等供事。皇帝常借口身体不适，宣布暂停，值日词臣照例送上讲章，仅备皇上一览而已。而且，究竟“览”了没有，只有天晓得。神宗则不然，一登极，就根据张居正的安排，每天天刚亮就到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少憩片刻，又御讲筵，再读史书，直至午膳后才返回大内。只有每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停，此外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间断。如此坚持达十年之久，因而学问日新月异，成为明代诸帝中的佼使者。时人惊叹道：“主上早岁励精，真可只千古矣”。此话并非阿谄之词。他写过一首《咏月诗》：
团圆一轮月
清光何皎洁
惟有圣人心
可以喻澄彻
此诗颇见文字功力，对于当时的朱翊钧来说，是很了不起的。
神宗的聪明好学，还表现在他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的书法，初摹赵盂頫，后好章草。因为他的字写得好，因此后人传言，文华殿的匾额：“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是神宗御笔。《定陵注略》这么说，《实录》也这么说。一个十岁少年能写如此擘窠大字，实属不易。不过，据在内廷当太监多年的刘若愚说，文华殿后殿匾额“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十二字，“乃慈圣老娘娘御书，后人以为神宗御书”，据他说，文华殿前殿匾额“绳愆纠谬”也是慈圣老娘娘御书。刘说似较为可信。慈圣老娘娘即朱翊钧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即便如此，这一传闻本身已经说明朱翊钧的精于书法殆非虚言。
隆庆六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文华殿讲读毕，突发兴致，当场提笔写了几幅盈尺大字，赏赐给辅臣，给张居正的是“元辅”及“良臣”，给吕调阳的是“辅政”。张居正接到皇上的宸翰，激动不已，特地上疏称赞他字写得好，“笔意遒劲飞动，有鸾翔凤翥之形”，“究其精微，穷其墨妙，一点一画，动以古人为法”，对皇上的天纵睿资表示钦佩。
过了几天，朱翊钧又引用《尚书·说命》篇赞美宰辅大臣功业的词句，写了“尔惟盐梅”、“汝作舟楫”大字二幅，命文书房宦官王宦送到内阁，赐给张居正。张居正再次上疏称赞皇上“墨宝淋漓”，“琼章灿烂”。
万历二年三月某天，朱翊钧当面对张居正说：“朕欲赐先生等及九卿掌印官并日讲官，各大书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先生可于二十五日来看朕写。”到了二十五日，讲读完毕，张居正等一行来到文华殿，但见太监捧泥金彩笺数十幅，朱翊钧纵笔如飞，大书“宅揆保衡”、“同心夹辅”各一幅，“正己率属”九幅，“责难陈善”五幅，“敬畏”二幅，字皆逾尺，顷刻即就。次日（二十六日），是视朝的日子，早朝后，神宗郑重其事地命司礼监太监曹宪在会极门颁发御书，把“宅揆保衡”一幅赐给张居正，“同心夹辅”一幅赐给吕调阳，“正己率属”九幅赐给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掌印官，“责难陈善”五幅赐给日讲官，“敬畏”二幅赐给正字官。张居正事后称颂皇上“翰墨之微”，“臻夫佳妙”，“二十余纸，八十余字，咄嗟之间，摇笔立就。初若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奇秀天成”。
朱翊钧毕竟是个孩子，字写得好，未免沾沾自喜。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神宗讲读毕，召张居正至暖阁，又挥笔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给张居正。次日，张居正上疏委婉地批评皇上，不必过分化费精力于书法。他先是肯定皇上数年以来留心翰墨，现已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接下来话锋一转，说“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便举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宁宗，皆能文章善画，然无救于乱亡。于是，他规劝皇上，“宜及时讲求治理，以圣帝明王为法。若写字一事，不过假此以收放心，虽直逼钟、王，亦有何益”！话说得直截了当，也很不客气，显示了这位权臣的铁腕性格。诚然，话是不错的，作为皇帝应该把精力放在大事上，书法再好，对于治国平天下毕竟无所裨益。何况有前车之鉴，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宋宁宗之流，莫不小有才华，却于朝政无补，神宗当然不能陶醉于书法。不过，这对于一个正在求学的孩子而言，未免过于苛求。然而，皇帝终究是皇帝，未可与常人一般顺其天性行事。尽管皇帝权大无边，却受着无形的拘束。此后，朱翊钧便不敢再向群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不过他的书法却日臻完美。晚明人沈德符（字景倩，又字虎臣，号邠子，浙江嘉兴人）是万历年间的举人，对“今上御笔”推崇备至。他说：“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如赐江陵（张居正）、吴门（申时行）诸公堂匾，已极伟丽。其后渐入神化。幼时曾见中贵手中所捧御书金扇，龙翔凤翥，令人惊羡。嗣后，又从太仓相公（王锡爵）家，尽得观批答诸诏旨，其中亦间有改窜，运笔之妙，有颜柳所不逮者。真可谓天纵多能矣”。由此一斑也可窥见朱翊钧并非一般王孙公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之辈，英年才华横溢，实非列祖列宗所可比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元辅王锡爵仰慕皇上书法精妙，敦请赐字，有幸得到神宗御笔大字。此后，神宗再不轻易以书法赏赐大臣。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书法奇才的墨宝，流传至今极为罕见，人们难以一睹风采。世人仅知宋徽宗善书，而不知明神宗也是一位书法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