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非利息业务

自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美欧央行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全球金融市场进入低利率时代，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逐渐成为常态化操作。这一新常态的出现，使得存贷净息差不断收窄。与此同时，数字化催生的金融科技革命，引发了银行之间激烈的价格竞争，导致银行净息差被进一步压缩。2018年，全球平均贷存利差为5.34个百分点，较2007年下降0.97个百分点。2019年，亚太非高收入经济体平均贷存利差为3.68个百分点，较2007年下降2.37个百分点。在此期间^[1]，日本净息差降低29.4%，中国香港下降41.6%，中国内地下降36.6%，只有韩国基本保持不变。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普遍加码逆周期调控政策，阶段性放松对银行体系的监管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将巴塞尔Ⅲ（最终版）达标时间推迟1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以及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阶段性调低资本、流动性监管要求，并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了纾困政策。与此同时，严格的隔离措施进一步加快了金融数字化进程，加剧了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金融新业态之间的竞争。在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低利率环境下，尽管由于贷款风险溢价上升导致名义贷存利差有所扩大，但由于贷款增长普遍较存款增长缓慢，净贷存息差仍呈普遍进一步收窄态势。从二季度开始，大部分亚洲代表性国家净息差开始下降。其中，中国内地银行业净息差降至2.09%，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创两年新低。三季度，这一指标继续呈普遍收窄趋势。四季度，这一指标的同比数据仍在普遍下降，但环比趋势出现分化。其中，中国内地银行业净息差同比下滑0.1个百分点，但受让利压力减缓影响，环比上升0.01个百分点；而韩国、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净息差继续呈同比和环比双降态势。

随着净息差不断收窄，传统存贷业务盈利能力日趋弱化，商业银行开始越来越重视非利息业务。在这方面，北美银行业是先行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美国净息差不断走低，商业银行开始拓展非利息业务。1999年，Gramm-Leach-Bliley法案取消混业经营限制，商业银行大举进入保险销售、证券经纪、股票承销等非利息金融业务领域，非利息收入占比迅速上升，2003年攀升至43.3%。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监管趋严、净息差回升，商业银行向传统业务回归，利息收入占比重新上升，2017年非利息收入占比降至33.2%。尽管如此，美国大型银行仍执着于非利息业务，摩根、花旗、富国等银行利息收入占比一直处于50-60%之间。

相比之下，亚洲银行业在非利息业务方面的拓展相对滞后，非利息收入增长较为缓慢。其中，中国内地银行本世纪初开始涉足非利息业务，但发展比较缓慢，直到2017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仍只有26.6%左右，2019年再度回落至21.9%。近年来，日本、印度、韩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不是因为非利息业务增长快于传统存贷业务，而是因为净息差不断下降导致利息收入减少。2020年疫情爆发后，亚洲主要经济体银行业息差继续收窄，但由于资金运用结构不同，收入结构走势出现分化（图1-11）。其中，中国内地银行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贷款增长快于存款增长，带来更快的利息收入增长，由此导致非利息收入占比从一季度的26.62%逐季下降至21.04%。

图1-11 2020年Q1-Q4亚洲主要经济体银行利息收入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CEIC，亚洲金融合作协会（AFCA）

疫情终将过去，但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很难立即退出，低利率时代还将持续。与此同时，金融数字化进程将随金融科技发展而不断加速，将导致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金融新业态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此外，监管政策终将回归常态，银行分红派息保护终将取消，巴塞尔Ⅲ终将执行，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监管还会加强，商业银行合规成本迟早将再度上升。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削弱传统存贷业务盈利能力，拓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将成为银行业不得不作出的选择^[2]。当然，非利息业务的低风险属性和高成长性，对银行从来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无论投资银行业务、保险承销业务，还是财富管理业务、顾问咨询业务，抑或账户管理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以及代理、担保、承诺、交易业务，都属于表外业务，既有助于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又可为商业银行带来稳定无风险收益。

[1]指2007-2017年。

[2]亚洲金融智库：2020年四季度，亚洲银行业规模扩张、业绩分化，https://mp.weixin.qq.com/s/hPhGUfLn SbacDvbuTLyzP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