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席卷全球，在夺去无数人生命的同时，对世界经济金融也造成了严重而深刻的冲击。为防范控制疫情蔓延，各国采取空前严厉的隔离措施。受此影响，一段时间内，车间工厂停工，商店卖场歇业，餐馆酒店关门，除水、电、食品等极少数必要部门外，大部分生产和消费活动按下暂停键。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2020年全球GDP总体下降3.6%，增速较上年下降6.5个百分点，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从程度来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无疑是人类在和平年代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一。

尽管2020年世界经济衰退幅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市场所受的直接冲击却相对小得多，整体保持基本稳定，极少出现金融机构在疫情危机中倒闭的现象。事实上，2020年，道琼斯指数较上年收涨7.2%，日经指数更是大涨19.4%。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这次衰退本质上属于实体经济危机，而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某种程度上已与其实体经济脱钩。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在疫情暴发后投入巨额资金帮助脆弱家庭和小企业脱困，各国央行迅速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利率长期维持在零附近，大大减轻了实体经济危机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截至目前，美、日、德、法、英、意六国疫情防控预算总额已超过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充分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储备大量资金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问题。据有关机构测算，许多银行2020年的流动性水平甚至创下历史新高。

相比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银行业与实体经济联系更紧密，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但远没有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程度。疫情爆发后，受停工停产、封锁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实体经济部门普遍陷入经营困境，信贷违约风险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银行机构不得不加大呆坏账拨备计提力度，并提高授信和风险管理策略的审慎性，导致整体盈利能力大幅下降。2020年，全球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0.13个百分点，1000家大银行营业收入损失超过万亿美元，税前利润总额下降19.2%。尽管如此，全球银行业整体上仍在继续盈利，且资产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健康状况。特别是进入2020年下半年后，信贷减值准备计提力度开始恢复正常，税前利润降幅较上半年明显收窄。当然，全球银行业还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被积极的宏观政策掩盖的风险。一旦政府退出救助政策，央行利率进入上升通道，全球银行业处境仍然存在再度恶化的可能。

各大区域银行业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出现明显分化，这种分化与当地疫情防控效果及宏观经济形势高度相关。亚洲地区疫情防控最为得力，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恢复更为迅速。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仅整体下降0.9%，降幅较所有其他区域都低。得益于此，亚洲银行业整体表现也相对较好。盈利能力方面，2020年税前利润甚至小幅上涨1.6%，与全球整体下降呈鲜明对比。资产规模方面，2020年资产总额较上年扩大16%，幅度虽低于欧洲但高于其他地区。资产质量方面，2020年不良贷款率上升0.28个百分点，幅度与北美和欧洲大致相当。与此同时，2020年，日元、人民币、港元、新元、泰铢都已挤身全球支付结算前十名货币，亚洲银行业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由上年的33.5%上升至34.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低利率零利率时代，净息差持续走窄的趋势很难逆转，非利息业务将成为全球银行业竞争的焦点。在这一方面，亚洲银行业虽然落后于美欧，但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亚洲各经济体中，中国内地银行业在疫情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最严格的隔离封锁措施，在最短时间内遏制了疫情蔓延。到2020年下半年，中国内地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政府工作重点转向恢复生产，出台了一系助企纾困、激发活力的政策，迅速实现了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2020年，中国GDP增长2.3%，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中国内地银行业较好通过了疫情考验。2020年，税前利润增长5.68%，资产总额增长11%，不良贷款率由上年的1.9%降至1.84%。当然，由于经营理念和业务模式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内地银行表现各不相同。民营银行盈利表现最佳，净利润增长12.4%；外资银行风控表现最佳，不良贷款率仅0.58%。从疫情冲击下各项经营指标的变化，可看到大型国有银行执行国家政策的坚定决心，股份制银行在利润和风控之间的纠结平衡，农商行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民营银行尽快做大的迫切心理，以及，外资银行超乎同业的风控意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此次疫情不仅对全球银行业造成经营方面的短期影响，对全球银行业的发展方向和业务模式也产生了长期影响。一些疫情前已出现的趋势在疫情后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是随着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银行将更重视通过数字化降本增效，在线银行业务比重将持续提高；二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经济平等的呼声日渐高涨，银行将更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业务得到发展；三是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步伐加快，银行将更重视本土市场，跨境经营业务将会出现收缩。除此之外，随着主要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长期化，净息差持续走窄的趋势将难以逆转，迫使银行不得不努力开拓新的中间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

某种程度上，此次疫情相当于一场针对全球银行业的压力测试。理论上，银行在疫情应对中的表现，可更准确反映其真实的竞争力水平。在此背景下，深入开展亚洲银行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研究，可为推动亚洲经济复苏以及银行业转型变革提供更科学的决策参考。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利用Bureau van Dijk的Bank Focus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数据库，对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等十个亚洲经济体292家具备一定资产规模的银行进行了竞争力测算和排序。为保持相关测评结果的连续性和可比性，研究基本沿袭之前报告所采用的方法，并在某些方面做了适当改进，以增加竞争力排名的信息含量和可靠性。

研究结果显示：

（1）整体情况。近年来，亚洲各大经济体银行的整体综合竞争力差异缩小。其中，中国内地银行竞争力呈现持续下降并不断分化趋势，头部银行竞争优势加大，中部和尾部银行竞争力下降。2021年，中国内地银行继续占据亚洲竞争力最强银行前四位，平均排名则由上年第3下降至第5。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银行平均排名长期位列前三，但其头部银行竞争力有所下降。日本、印度银行整体综合竞争力较为低下，平均排名分数一直处于亚洲末三位，但其头部银行的竞争优势持续扩大。

（2）分项指标。收益方面，菲律宾、中国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银行居前列，日本最弱；规模方面，中国内地优势难以撼动，中国台湾规模优势最小；风险方面，日本总体上控制最好，中国内地压力最大——虽然信贷风险较低，但流动性、资本补充压力大；效率方面，日本银行业普遍成本控制差，资产配置不当且规模不经济，中国内地、马来西亚、印度和韩国效率较高。

（3）“头部”银行。扩大资产规模和提升市场份额是传统亚洲银行增强综合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则是互联网银行赢得市场的竞争法宝，产业银行偏好规模不太重视效率，外资银行宁愿牺牲利润也要控制风险。

（4）中国内地。大型银行竞争优势最强，规模超大，所有指标都靠前；民营银行竞争能力正在上升，盈利表现最好，效率较高，但资本充足率是短板；农商行整体竞争力低，资产质量相对较好，流动性是短板；城商行入选数量多，但综合竞争力普遍偏低，几乎每个指标都排名靠后；股份制银行竞争能力分化严重，向上可与大型银行媲美，向下只能与尾部的城商行为伍。

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相关测评结果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同时考虑到相关数据可得性，本报告沿袭了之前采用的竞争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能够较好地反映银行竞争力——“能为股东创造持续高额的未来收益”的能力，但随着银行业务发展变化其局限性开始显现，未来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拓展。首先，增加新的分项指标。疫情冲击加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不仅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银行提高竞争力，如何衡量银行数字化并纳入竞争力指标体系，这需要基于详实的数据进行分析。其次，已有分项指标需改进或替换。目前，银行主要关心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RAROC），但现有的指标体系并没有纳入这些指标。此外，不同银行发展目标差异较大，本报告给出的竞争力排名反映的是各家银行“能为股东创造持续高额的未来收益”的能力大小，不能充分反映银行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能力大小，因此只能作为银行综合评价时的参考。

[1]《亚洲银行业竞争力排名报告》始于2006年，由21世纪经济报道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共同研发，每年发布一次。2021年，该报告升级更新为《亚洲银行业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