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1]和《奔流》[2]，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3]。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4]，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5]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6]。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7]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8]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9]，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10]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11]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12]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13]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14]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15]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16]，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17]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18]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19]。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 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1]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该刊在上海出版后，鲁迅编辑了1927年12月17日第四卷第一期至1929年1月7日第四卷第五十二期。
[2] 《奔流》 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1928年6月在上海创刊，1929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3] 《萌芽》 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1930年5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4] 作者1930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2月21日、3月9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3月13日在大夏大学、3月19日在中国公学分院、8月6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5] 象牙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6] “蜗牛庐” 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搆火以自炙，呻吟独语”。又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高士传》，焦先“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或数日一食……亦有数日不食时。……口未尝言……”
[7] 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1930年3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 1916年1月在上海创刊，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1925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8] “庶几得免于罪戾” 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9] 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 这是当时一些报刊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1930年5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1931年2月6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0] 新月社 《新月》月刊团体 指新月社，文学和政治性团体，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取名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4月1日至6月10日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镌》（周刊），提倡现代格律诗。1927年春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主张“英国式”民主政治。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
[11] 创造社 创造社 文学团体，1921年6月成立于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1929年2月，该社被国民党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12] 《文坛贰臣传》 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攻击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13] 陈源 陈源的批评法 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期（1926年4月17日）的“闲话”中，先说鲁迅的《呐喊》是新文学最初十年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又说鲁迅的杂文：“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正人君子”，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大同晚报》在8月7日的一篇报导中，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王世杰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14] 唐有壬的信札 唐有壬（1893—1935），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晶报》，原为上海《神州日报》的副刊，1919年3月单独出版。1926年5月12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有壬便于同月18日致函《晶报》辩解，并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该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15] “通虏”、“通海” 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16] “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 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17] 梅林格 （1846—1919） 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18] “不满于现状” 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1929年10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19] 《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子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