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
——过去、现在和未来
编者按：本文是根据作者2018年11月7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所做的题为“中国道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题演讲发言整理。这是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62讲和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45期联合开展的活动，由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教授主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理事长孔丹担任致辞嘉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潘维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绍光担任评议嘉宾。
我们这四十年在从事科研教育的人，也正好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四十年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今天的主题是中国道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首先是这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要把这四十年的经历讲清楚；其次就是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现在”还将持续多久，总书记说“行百里者半九十”[1]，最后十里爬坡更需要毅力和智慧。但是过去还不只这四十年，记得和在座的潘维、王绍光教授等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起去香港中文大学开过一次研讨会，当时斗胆说过有3个三十年，要理解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一定要理解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而要理解1949年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一定要理解1919年到1949年即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的历程。
一 为什么叫中国道路
为什么叫中国道路？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候我记得用的是中国经验，我们自己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可以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我们提过中国道路。当时用中国道路想到的是从井冈山道路到延安道路一路走下来，所以脑海里面那个道路就是马克赛尔登在其名为《延安道路》[2]那本书里用的“way”。“way”在英语里可以是道路，也可以是方法，甚至有些人讲《道德经》的那个“道”也用过这个词，是一词多义的。
在那以后，还不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讲“中国模式”了。我自己主张用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要用模式也未尝不可。未尝不可的理由有很多，“模式”可以翻译为“model”，经济学的模型就是“model”，在大学的学生就能学习自己弄一个model，但不管你的model有多大的解释力，无非是这个模型怎么样，那个模型怎么样，是一种方法。
我们学社会学的，做社会研究的时候为了进行比较，就要到各地去做实地调研，记得我们去过印度的喀拉拉邦，喀拉拉这个邦很有意思，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了。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文发展指数认为，不应该只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来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UNDP用了很多的个案研究得出衡量发展质量不仅仅要用GDP加人均收入，还要加两个东西，一个是人均寿命，一个是人均受教育程度，最终这成为UNDP报告中的人文发展指数。按照UNDP的这个人文发展指数来衡量，喀拉拉邦就不是最穷、最落后、最偏远的地区，那里的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等都非常高，喀拉拉邦的人说，我们学的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中国的，当然用人均GDP加人均收入衡量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质量，按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衡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今天，我们中国道路既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走出来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艰苦探索走出来的，还是“五四运动到建党”以来我们在反帝反封建历程中走出来的，更是从我们几千年的文明、文化中延绵不断地走出来的。而延续性不只是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它包含着正当性。很多人说合法性，其实就是正当性，它首先就是连续性，如果它根本都不能延续，还有什么正当性。因此讲中国道路的话，至少要从四十年前开始讲起，而其中最核心的一个词就是“实事求是”。
改革之初邓小平有一篇最重要的讲话，就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可以说这个讲话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其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有序启动。1982年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经过这么多的探索与付出，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走中国的路，这就是“中国道路”。这四十年的发展可以从时间上梳理——刚开始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然后是乡镇企业，再后是城市改革、农民工进城，从东南沿海到整个国家发展起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是中央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是基层的、实践的、老百姓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讲实事求是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包括延安道路、井冈山道路也是实事求是，这是基本思想、哲学思想，也是指导思想。
实事求是首先是认识问题，事就是事物，求就是寻找，“是”就是规律，古希腊哲学里也有类似的短语，就是要寻求事物的本源。实事求是不是把这个事摆出来，而是找到这个事的道理，今天讲到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乃至于有人说是中国模式，甚至是中国学派，不应只是能够描述中国，还包括要有中国学派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要能够讲出事背后的理，这样才是达到了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国何止是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连续几十年的时间里，有着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保持着几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仅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贫困，整个社会初步进入了小康，而且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暴动、起义，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殖民、侵略和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有人说中国只是一个“个案”，但如果反观英国，英国其实也是马克思理论产生的个案基础，英国首先是一个岛国，其次它的人口是千万人口级的，最后它发展的起始阶段过程中发起了多次对外侵略战争，北美、大洋洲、非洲、南亚，甚至中国也差点被它拿下，当年的鸦片战争使我们国家民不聊生，社会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第一次面临千年未见之大变局，近代以来的衰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样也才有了从五四运动到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一路走下来，走出了中国道路，才有了这个比英国这个个案规模大得多、代价却小得多的“个案”。
二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西方人跟我们看中国道路这件事情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有几本比较流行的关于中国快速发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书，一本是三十三年前雷默的一个发言《北京共识》；一本是到我们院里做了一段访问学者的马克勒伦写的《中国人在想什么》，他采访过王绍光和潘维等中国很多的学者，花了不长的时间写了这本书；一本是英国人马丁雅克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这三本书在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书中是很流行的，还有一本其实更深刻的书，是《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这本书第一是讲亚当·斯密，第二是讲中国，第三是讲世界。外国人看中国，包括看1840年这个衰落节点的眼光都是不一样的，英国人当年拿下了大洋洲、北美、非洲、南亚，却没有完全拿下中国，他们觉得中国人太聪明、太高明了，否则也拿下了。当然我们自己认为是当时清政府太腐败、太无能了，所以沦为半殖民地了。
还有一个他们喜欢问的问题是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这几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或者只能存在于在博物馆里，为什么中国在1840年经历了衰落，仅仅才一百多年到1949～1979以后就又开始起来了？《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这本书不是讨论中国人是否太厉害，而是站在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来说的，他是从《漫长的20世纪》一路说下来的。
中国这个文明看似衰落的时间只有一百余年，和我们五千多年的文明相比，一百年就只是历史的一瞬间。在国外盛传这样一件轶事：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访华时见到周总理问总理怎么看法国革命，周总理当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法国革命到今天还不到二百年，要评价它还为时太早。”这种评判历史事件的态度是客观、严谨的，也成为西方政客探寻中国奇迹的一种“保留”视角。对于一个五千多年的文明，从1840年衰落到1949年站起来，再经过四十年，或者是七十年就富起来，现在又开始强起来，这是世界奇迹，令世界刮目相看。
三 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
我们过去一直是很谦虚的，这也是美德，再发展也要谦虚谨慎。连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都是如此，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4]主席坚持马列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不能跟老师平起平坐，所以不能叫毛泽东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年我们讲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就主要是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实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不只是农村包围城市，因为中国过去主要是一个农业大国，几乎没有工业，因此没有城市无产阶级，按照经典的理论便没有社会革命的条件，因为经典理论是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成为束缚，然后上层建筑成为阻碍，这样“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而我们是反过来的，不是生产力发展，而恰恰是它不发展，所以，不仅是在俄国走的是城市起义之路，我们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践层面，而且是在理论上也突破了原来的经典假设。所以，邓小平同志1977～1978年强调要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成功也是实事求是，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不只是形式上把这个旗子举高，邓小平同志讲农村从分田到户再到创办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当时有两句话，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走一步看一步”，与我们今天用的一个词类似，即“稳中求进”。当时确实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在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确是闻所未闻，所以还有第二句话叫“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5]。最后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我们把改革定义为对原有体制的不断完善，既不是推翻重来，也不是“休克式疗法”，而是向前看、朝前走，不断摸索、探索，从联产承包到分田到户，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继承，有创新。后来江泽民同志又加了四个重要的字：与时俱进。当然，如果不懂历史，不知道五千多年是怎么过来的，那肯定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只有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和未来，反过来说以史为鉴，还是为了今天和明天。
谈到过去，还有很多需要提炼和总结的，包括在经济领域和法律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还有很多经验教训，前三十年的艰苦探索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四十年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我们现在的蓝天保卫战，过去是没有意识到的，只知道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将生态环境放在重要位置，直到后来才发现环境影响每个人的健康，环境安全，空气、水还有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已被提到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是走到这一步才发现，还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否则硬道理也坚持不下去。环境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包括教育、医疗、住房，都是新问题。随着经济体量、速度、规模的变化，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晚年也提到过，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更多。
四 中国学派的适用性
我在美国所做研究时讨论过一个话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发生的？一百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讲清楚，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比如背后的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等，一百年过去了人们依旧在探讨这些原因。这也说明，实事求是，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么容易的。回到中国来，我们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探索，其中没有走通的路，是不是意味着三百年也走不通？实践了五年、十年、五十年不成功的事情，是不是就表明五百年或永远不会成功？这里面的道理很复杂，坚持实事求是在哲学上就没有那么简单，在实践中更难。
20世纪30年代有个维也纳学派，他们当时在哲学界提出要从所有的哲学文献里面把形而上学踢出去，形而上学的命题不是科学命题，它可以是诗，可以是幻想，可以是很美的文学，但是它不是科学，因为它既不能用逻辑证明也不能被经验证实，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当时波普提出一个证伪理论，认为经验证实是很难的，但只要找到一个反例，例如只要发现有一只黑天鹅，那么，“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我们前三十年的探索，其中很多东西其实未必仅仅三十年就能宣布它们是失败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两个三十年不是互相否定的，而是一脉相承的。
我自己有一个“准科学”的命题：任何事物，如果它持续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假如这个命题成立，那么我们用这个命题去看，中国道路也好，中国经验也好，乃至于中国模式、中国学派都是有更深远意义的。过去做扶贫研究时参加过很多联合国的项目，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合法、最权威的一个国际组织，认为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但是当它不管不同体量，只是简单地按照国家去排序时，这是不科学的。比如新加坡跟中国排，谁是第几名？我们是以亿人为单位的14亿人口的社会，陆地空间是960万平方公里，历史延续是几千年。改革开放二十年时，我们去日本参加学术讨论，主持人是一位80岁的泰斗，我们当时说我们12亿人，所谓富裕的人口估计也就1个亿，还有10个亿以上的人口等待发展，但日方回应是，日本人总共1个亿多一点的人口规模，中国如果有1个亿的人实现了富裕，就已经是一个日本。所以，不仅是从中国经验的层面，而且包括事实上的中国，还有理论的中国、文化的中国、道路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时间，是怎么一路走下来的，还会如何走下去？这些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很多人说没有什么中国道路，更没有中国模式，说中国仅仅是一个“个案”，是一个“例外”，偏离了人类发展的主流，新中国七十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探索，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探索，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而一些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换来的发展，居然具有普适性，如果根据前面所说的那个命题，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还有中国学派，那它有没有可能不只解释中国，也能解释别的国家？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功经验还在继续探索、继续完善，并且不强加给别人，但中国经验是可以拿到世界和大家共享的。现在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哪儿建港投资、某一个项目成功与否、项目在当地能否被接受只是经验层面的东西，它背后的理念是最重要的——共商、共建、共享，这是过去没有的。共商，就是连规矩都要一块商量。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世界上的事应该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7]。过去西方讲的是强者制定规则，雅尔塔体系就是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把世界秩序搞定了，所谓“战后秩序”，其实就是三巨头去主导，是强者制定规则。但我们是主张共商。共建，就是讲过程的参与性和包容性，包括少数民族的参与、边缘人口的参与，等等，就是整个过程中一起搞。“一带一路”最难的不是项目，反而是民心，要尊重当地的风俗文化，习惯制度和法律，要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建。规则是共商，过程是共建，成果是共享，不论成果大小、多少、快慢，大家共享、分享。
五 中国主张的新型国际关系
我们再回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还有独立自主。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这是具有一贯性的，从1954年万隆会议提出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之初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再到后来讲互利合作共赢，最后到今天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连续性、一贯性的。“一带一路”最核心的一个原则还是共商共建共赢。西方人不接受中国“一带一路”和中国的贸易方式，甚至觉得访问学者都是国家派的人，这是贸易之争，是利益之争，背后是道路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我们认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而西方信奉的就是利益至上，市场就这么大，利润就这么点，你多了我就少了，更别说在其他安全领域，更是只知道丛林法则、零和游戏。
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不是要把现有的国际秩序彻底推翻了重建。我们党的十九大提出两点，一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商共建共享，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更是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也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连我们同美国之间也要讲求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首先是先稳住，没有大的战争发生，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当然，新型国际关系不是随便说说的，需要新形势下新的伟大斗争。
六 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道路
现在中国已经有经济学家，做研究不只是做中国研究，而是在试图用新的理念、概念去解释其他国家的经济。我们今天需要的，已经不只是舌尖上、杂技上、武术上的中国，还要有思想上、理论上的中国，我们的理念、概念、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其他的社会，如果那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就不仅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过去一路走下来，还能从今天走向未来——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35年实现现代化，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具有理论的阐释力、说服力、穿透力。
回顾起来，中国真的是十年一个样。每十年也都有很多新问题，世界也充满着风险与不确定性。2007～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雷曼兄弟倒下，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将防范重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只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扶贫攻坚战，一个是蓝天保卫战。后来很快意识到金融风险的严峻性，于是把防范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作为2018年的第一件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风险。“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九十里路，剩下的这十里路还有很多的风险与挑战。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50页。
[2] 〔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260页。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1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7页。
[7]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