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积极公民：走向善治的社会基础

“积极公民”的概念，最早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时间不长，但斗争之激烈、公权争夺之反复，却是人类史上少有，也对整个人类社会后来的走向影响深远。“积极公民”最早由西哀耶士提议。这位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家，将当时的法国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两种。积极公民享有选举权，消极公民不享有选举权，只享有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前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条件，主要是纳税、住所等方面的要求，后者因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不得享有选举权。1789年的法国选举法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均采纳了这一政治原则。1792年“第二次革命”推翻了王政，议会的新法令宣布取消这一不平等的政治差别。1795年的共和三年宪法，重新恢复革命初期有财产限制的两级间接选举制，不纳税则不得享有选举权。1799年雾月政变后，1799年宪法则又恢复了普选权。

后来，虽然积极公民的概念得以流传并被广泛使用，其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现代社会，一般来说，人们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自己、个体与社会关系、个体与国家关系三个维度来理解。

（一）作为具有“正能量”特质的积极公民

俗话说，百人百样。在日常生活中，有的人充满热情和活力，有的人却萎靡和低落。按现在流行的语言说，有的人带给大家欢乐和积极的“正能量”，有的却带给人们悲观和消沉的“负能量”。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虽然社会的特征超越社会个体的特点，却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个体特点的约束。比如，年轻人居多的社会，一般活跃而富有创新活力；老年人居多的社会，则往往稳重而秩序良好。

不难看出，在个人的道德层面，培育一种有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精神和“正能量”特质，无论对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幸福感的达成，还是对于形成一个高度文明和整体幸福的社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东西方国家的社会变迁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却都无不强调公民道德的提升、自我规范的实现、个体价值的升华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强调自我修炼、反省是儒学反复论述和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礼记·大学》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学习知识、讲究诚信、约束行为、减少贪念，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回报社会、回报集体的起点。另外，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勤劳、简朴、包容、崇尚奉献、重视教育和学习等品德，在国家的推崇和民众的习惯中，不断得到实践体验和思想强化，成为一种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像基因一样一代代传承下来。

而在西方，也是很早就开始思考公民道德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都曾探讨过美德问题。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他很强调公民的积极情操。在他看来，善分为三种：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分别表示个体的物质富足、身体健康和道德良好。并认为，人要想过上优良的生活，需要做到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的平衡，而这一平衡是以灵魂诸善为指引的。灵魂分为本能和理性两部分，理性又有实践理性和玄想理性之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认为幸福存在于玄想理性之中，世俗的物质生活是他所贬低的。

到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在探究与理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时，他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其一是对财富的态度。主张积极投身经济活动、聚敛财富、禁欲、节制享乐、不断扩大投资。其二是对时间的态度。主张时间是无价之宝，不能消极无为、浪费时间，应当注重效率。其三是对职业活动的态度。主张“自助者天助之”，倡导“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

当然，公民道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既与公民个人的看法改变有关，还与社会形态和环境的变化有关。正如一句歌词所唱，“不知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在改变着我和你”。比如，西方曾有很长时期推崇“天赋人权”、“君权神授”观念，但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观念更新，自然人权、主权在民等思想逐渐占据人们的头脑，并通过宪法、法律和政治体制加以确认和固化。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虽然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关系进入快速解构和重新塑造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法治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基本得到公认的“正能量”性质的道德观，或者因深入人心而成为主流文化，或者因得到官方认可推行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今天的世界，崇尚和平、快乐向上、勤劳节俭、热爱学习、遵守公共道德、热心公益慈善、爱岗敬业等道德，跨越了国家、地区、主权、民族、种族、宗教、阶层等界线，一般会被认为是具有普适意义的“积极文化”。拥有并践行这些“积极文化”和“正能量”道德的人，则往往是一个积极公民。不光能实现自己的幸福和善行，而且经常被其他个体、社会、国家所欢迎。

（二）作为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和进步的积极公民

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要长期和谐存在，必须解决好组织和团结问题，并且尽力避免出现分裂性因素和破坏团结的人员。

《论美国的民主》是一本被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都列为经典的著作。[1]由19世纪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托克维尔写成。在这本具有游记特点的游学、游思作品中，他将自己对当时法国社会的失望、讨厌甚至憎恨，转化成了对美国社会的喜爱和歌颂。当然，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自由市场革命、西部开发和杰克逊民主时期，国民幸福指数（当时还没有这个今天的流行词）颇高，社会空前团结，美国展现出勃勃生机。这带给一个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受到极大生活和心灵冲击的政治学者极大的欣喜，他似乎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升级版”和真正希望。虽然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有过度溢美之嫌，一些看法已经过时，但他提供的分析问题框架和部分观点，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要克服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主义。过度的个人主义有可能破坏社会的团结。为此，应当克服极端个人主义。托克维尔在其书中批评了个人主义，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根基于相同目标的团结合作，将美国建立为一个理想的国家。也能因此而建立起一个公民社会，避免过度依赖政府的干预。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一些社团、社区、集体、国家的分裂性因素和破坏团结人员，经常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体现的是个体（或小群体）利益优先。这样的公民，往往对于一个群体的组织和团结，带来负面的影响和后果。所以，消除过度自私自利思想、避免损人利己行为，是作为现代社会积极公民的组织性特征要求之一。

其次，公民要具备积极地组织和加入各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品性。托克维尔认为，多元社会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它由各种平等、独立、自由的社会团体、组织和群体组成。社会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的方式，由众多的社团来行使。他特别强调这种结社对于美国民主的重要性，认为由众多社团组成的多元、自我管理的社会，正是美国得以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外部条件，每个人都显得渺小而无助。为此，通过结社，扩展个体的能力和资源，以组织化的方式解决公共事务，化解每个人的难题，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每个公民对于社会组织的认同，志愿加入并服务于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得以运行之前提。在这一点上，一个放弃结社权的公民，其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

最后，公民要热心公共事务治理。在托克维尔看来，公民组织起来的真正意义在于从事公共治理，从而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即以多元的社会对公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和制衡。而制衡的实质是对公共事务进行必要的分权、平衡和监督。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单位、一个社区、一个社会组织内部，大家都热心公共事务，能够积极参与议题设定、问题界定与讨论、公共决策与执行等，那么不但这个组织有活力，而且对于充分沟通与建立诚信、相关事务的民主透明解决，都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相反，大家都不热衷于公共事务，就可能导致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局面的出现。不但公共事务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且很可能最终慢慢伤害到组织中的每个个人。

当然，现实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2]一书中，提出公民对参与公共事务呈现两极线性光谱。一端是“搭便车者”。他们不太在意公共事务，对于社区事务了解和参与很少，只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服务消费者。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积极的公民。他们非常热心社区公共事务，愿意并主动加入社区组织，能够以其行动产生正面而又持续的社会影响。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第三类人——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守门员”。他们也关心公共事务，但是只参与跟自己有关的议题，目的是保证自己的权益不被侵犯。其实不光社区事务的参与是如此，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也是如此。

总之，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实现社会有机团结、和谐共生、发展进步，离不开积极公民。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团结，应当鼓励和欢迎那些热心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在古代中国社会，有一些逃离尘世、寄居山林的名人高士，《桃花源记》中有关于世外桃源的描绘，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咏叹，都曾经引起不少人的羡慕和称颂。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采取了这样的消极人生态度，不愿意参加集体组织和活动，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和群体事宜，社会也就失去了组织和建构的可能，将面临解体的命运了。

（三）作为履行权利义务的、法律意义上的积极公民

公民一词就是对着国家而出现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好公民，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也应当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3]现代国家，大都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监督等一整套机制，通过法律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公民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对社会的治理。作为公民，既有权利，又有义务。因为公民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两面性”，历史上形成了“公民意识”的两个不同传统。强调公民责任的，是所谓的共和传统，也有人称之为“积极公民”传统。强调公民权利的，是自由传统，也有人称之为“消极公民”传统。实际上，人们受到法律规范和约束时，积极公民在遵守义务和行使权利两个维度上都有所体现。主动遵守法律、承担公民法律义务，可以说是法律意义上的积极公民的最低要求。

其一是不触碰违法行为这一社会底线的积极公民。按道理说，这作为对公民的强制义务，有法律强制力和惩罚性后果做保障，每个公民不存在积极和消极之说。但在现实生活中，或者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因，或者由于社会个体的原因，不违法有时候不能光靠国家权力的强制，而是需要行为人积极作为或配合的。比如，有些国家和地区规定，不允许在公众场所吸烟，但事实上对吸烟行为的监管和处罚非常困难。为此，对于能够积极遵守相关法律的“烟民”来说，无论会否被发现并处罚，都会恪守规定。但对于消极公民来说，却可能会利用监管漏洞偷偷找地方“过过瘾”。又如，政府官员收受贿赂、贪污腐化是各国法律都严格禁止的。但事实上，官员能否守住这个底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心理条件的变化、自我行为的约束，是需要具有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和守法遵纪的主动的。

其二是积极行使公民法律权利的积极公民。有大量的法律是规定公民权利行使的，但不代表每个公民都能够熟练地应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每个公民都应当学习必要的法律知识，知晓自己的法定权利及其边界，熟悉相关法律的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学会与司法人员打交道、会聘用律师，能掌握与诉讼相关的辩论、质证等技巧。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当逐步转变“宁死不问讼”的传统思维，走出“信闹不信访”的心理误区，敢于并善于按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电影《秋菊打官司》中，那个充满乡土气、有些倔强的农村妇女秋菊，其不计辛苦打官司要“说法”的过程，就是一个走向现代社会的积极公民的例子，虽然这样做的成本和后果都很难预料。又如，我国法律规定了农村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选举和参选村委会组成人员、依法行使村民自治权利、监督村委会工作等，是村民的合法权利。现实生活中，少数地区的村民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当村委会成员因不作为、乱作为伤害到大家的权益时，才后悔莫及。而那些积极行使村民权利，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和手段实现村民自治的活动，不但保护了村民自身的权利，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法律完善。可以说，众多社会个体、群体对法律的利用，正是私权利得到伸张和保护的过程，也是运用和监督公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过程，更是通过实践丰富公共管理经验、实现社会治理优化的过程。当然，主动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也促进了公民变得成熟，滋养了他们的平等意识和参与观念，塑造了其参与精神和公共责任意识。

总之，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既要培育那种加强自身修养、以一己文明程度提高促进全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积极公民，也要培养那种具有公共意识和社会情怀、愿意通过集体活动推动社会团结和谐的积极公民，更要培养那种主动进行国家-公民互动、运用法律智慧之剑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公民。而大量积极公民的涌现，需要政府在建立活力与稳定兼具的社会环境、扩大民众知情权、建构机制化渠道、积极互动回应等多个方面加以努力，并通过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加以保障。

当然，公民素质和态度参差不齐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在人们的利益多元化、追求多样化的时代，要求每个人都做积极公民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可能实现，社会也失去了其丰富多彩和异质性。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全社会都消极化，避免出现大家都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积极公民的最坏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积极公民，则不可能有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