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六世纪天主教来华的背景

鸦片战争以前，基督教[1]传入中国主要有唐朝、元代和明末清初三个时期。唐代传入时中国称之为景教（Nestorianism），当时来华的是迦勒底教会（Chaldean Church）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他们经波斯来华，在长安等地传教建寺[2]。基督教在元朝传入时包括聂斯托利派和天主教教派，后者主要为圣方济各会[3]，他们被统称为“也里可温”（Erkeun or Arkaim）或十字教，经中亚陆路来华，当时元朝的色目人官员中就有不少教徒[4]。基督宗教在明末清初第三度传入，此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徒，尤其是耶稣会（Jesuits，Society of Jesus）会士[5]。本章所探讨的“天主教传入与澳门出版事业的开端”，指的就是天主教在明末清初传入的这个时期，而研究的主体，也是这个时期进入中国的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体的在澳门进行的出版活动。

“明季天主教之传入中国，为一完全新创之局势，与唐宋时代之景教及元代之也里可温，毫无联系。”[6]而且，不论从背景、动机还是影响而言，这次天主教来华与之前两次均有显著的区别。从背景而言，明朝天主教东来，与当时西方国家的航海大发现和历史性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

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主的西方国家，自十五世纪开始便研究航海技术为其后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行动做准备，更重要的是，地理大发现这个愿望出现之初，已经伴随有商业和宗教目的。1418年，被后世称为“领航者”（The Nagvigator）的葡萄牙王子殷理基[7]［Prince Henry（Henrique），1394—1460］在葡萄牙成立了首间航海学校以训练航海家，他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热心推动葡萄牙远航东方的原因：“一，热切希望知道在非洲西撒哈拉北岸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之后，是否有其他国家的存在；二，寻找信奉基督的国家和安全的口岸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让葡萄牙人和当地人可以互惠互利；三，了解摩尔人（Moorish）[8]在非洲的影响力；四，希望知道有没有其他基督教君主和我们一起对抗信仰的敌人；五，强烈希望我们的信仰可以延伸到新的世界。”[9]所以，当年以葡萄牙为首的航海大发现，其实从一开始便有明显的来自王室的传扬基督教的强烈愿望[10]，并且其对东方的丝绸和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开往东方的海路以及航海技术成就等因素[11]最终促成了其积极谋求通往东方的航海路线。

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Cristolbal Colombo）发现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e Gama）绕过非洲好望角。此后，葡萄牙商船便取道好望角东来采购东方的胡椒、香料和珠宝等物[12]。1503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首次抵达印度，在科钦（Cochin，又译柯枝或柯钦）建造了堡垒，他当时已带着五名天主教教士，当中两人来自多明我会（Dominicans），他们稍后即开始在印度的马拉巴尔（Malabar）开展传教工作[13]。1505年，葡萄牙委任了首位印度总督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他的任务包括在红海建立城堡和在必要时以军事行动强迫印度人与葡萄牙贸易[14]。1509年阿尔布克尔克被委任为第二任印度总督，他在1510年成功在印度西海岸之“果阿”（Goa）[15]设立根据地[16]，开启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时代，又在翌年占领马六甲（Malacca）[17]，同时继续派出船舰到红海和南中国海探索。1514年，阿尔布克尔克派出的欧维士（Jorge Álvares）初次抵达中国海岸[18]。经过近四十年在中国海岸个别城市的活动，葡萄牙人在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在当时明朝地方官员的默许下，正式入居澳门[19]。自此，葡萄牙人开辟了以其海外殖民地和居留地[20]为据点的横跨东西方的航线。

传教士东来与葡萄牙常常扯上关系，还有一个制度因素——“保教权”（Padroado）[21]。葡萄牙在宗教改革时代（Reformation，1517～1648年）是支持罗马天主教的，当时历任葡萄牙国王都坚持自己具有被称为“保教权”的特权。保教权是葡萄牙国王根据两任罗马教皇的敕书内容，规定“任何从欧洲前往亚洲的传教士，必须取道里斯本，并获得里斯本宫廷的批准”，“葡萄牙国王不但有权建筑教堂，派传教士和主管领地内的教会，而且有权分派神甫和劳作者，到建立在葡萄牙之外的亚洲异教国家的教会去工作”[22]。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即为其在东南亚的保教权奠定了基础[23]，“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11月3日，教宗保禄三世发布‘Aeguum Reputamus’通谕，宣布在印度果阿成立主教区，统辖远东传教事务。葡王有权向教宗提出主教及神职人员人选，同时葡王也有义务支付宗教官员的工资，建筑和修复大小教堂、修道院并提供必要的宗教用品”[24]。在保教权的影响下，最早东来的传教士必须征得葡萄牙国王的首肯才能开展东方传教活动，而且，葡王实际上是天主教早期到亚洲传教的主要赞助人[25]。

葡萄牙国王拥有的这种保教权，到十七世纪初，因为葡萄牙势力日减而受到挑战，“天主教其他派别也先后入华”[26]。1680年9月，葡萄牙国王反对教皇英诺森十二世（Innocent Ⅻ）派遣宗座代牧主教到亚洲，其保教权因而受到直接削弱。当时教廷裁定，“派遣宗座代牧主教，并不见得对葡萄牙国王的权利有什么损害”[27]，不过，“由于害怕失去国王的保教权，1688年，里斯本发出一项命令，规定传教士必须经过葡萄牙王国，并向普遍的保教权宣誓，以免被逐出亚洲”，教廷虽然反对葡萄牙的这个命令，“然而，任何需要在澳门居留一段时期的布道团账房或传教士，为自身安全起见，不得不违背他们的上司而服从里斯本的命令”[28]。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保教权，十七世纪初以前天主教东来的路线，几乎和葡萄牙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居留地和贸易口岸的路线相一致。他们都是从葡萄牙的口岸登船，先抵达葡萄牙在东方建立的最早殖民地印度果阿，然后开展在日本和南中国海之间的活动，经过大约十年的研究，他们最终选定澳门为进入中国的门户。

几乎在航海大发现的同一时期，欧洲大陆开始了持续超过一个世纪的宗教改革（1517～1648年），其间出现了反对罗马天主教及教皇、“对天主教义的修正”[29]的新教，也出现了誓死效忠教宗的天主教耶稣会。1534年，仍在攻读神学的依纳爵·罗耀拉（又译“依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和另外六名同学一行七人，在巴黎蒙塞拉特（Montmartre）隐修院宣誓效忠教宗，决志创立耶稣会[30]。1540年9月27日，耶稣会得到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教宗保罗三世（Paul Ⅲ）批准正式成立，罗耀拉也在翌年被选为该会的首任会长，并将耶稣会的总部设于意大利罗马[31]。

耶稣会的会名“Jesuits”源自西班牙语“Compania de Jesu”，意为“耶稣军旅”，“为耶稣的骑兵，它灵活机动，功能全面，随时准备到任何地方，完成教宗差遣的任何使命”[32]。从成立始，耶稣会便确立了一套与之前天主教教会有别的运作方式。它在管理上近乎独裁，要求希望加入耶稣会的教士“要视上级等同主基督，在与上级的意愿和判断相左时，要彻底放弃个人的意愿和判断”[33]，会内教士分为四个等级：Professed，Coadjutors，Scholars，Novices，每级均有自己的纪律、任务及誓言[34]，各级人员都要绝对服从上级。可是，在对外行动方面，它不要求教士像以往一样要“留在某个固定的隐修院”，而是“将会士派往四面八方”，“灵活有效地派遣会士担任各项工作，比如作传教士、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完成教会或政治使命，或作为宫廷告解神父。修会在分配工作时还充分重视人的个性，做到人尽其才。灵活机动性的特点给修会注入了异乎寻常的活力，会士随时整装待发，接受各种艰难使命”[35]。而且，为了影响“上层社会及那些对信仰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阶层”，耶稣会积极在欧洲的大城市开办耶稣会学校，加上“在造就和维护天主教特有的文化和虔诚形式中，耶稣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6]，所以，耶稣会一开始便发展得很快。

在天主教会面对宗教改革陷入危机，以及新教学说影响力日增的形势下，耶稣会“以一个新型的、灵活的、注重教育的修会，为反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内部革新，提供了有力的工具”[37]。最重要的是，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罗马天主教一支新力量的耶稣会要求会士：“你必须发誓永远贞洁。你将竭尽所能救赎灵魂，以神的话语，为信仰向公众布道。”[38]其会士早在该会草创的时候，就以“到远方传教”[39]为志愿，所以在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才可能在各种背景的综合作用下成为当时最早踏足中国的传道人。

必须指出的是，作为耶稣会来华的背景，西方人对东方物品如香料的追求以及技术革新促成的航海大发现、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宗教改革以及耶稣会四者是互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利玛窦在来华后描述得很清楚：

首先，是葡萄牙人先抵中国海岸线之离岛，岛上居民叫他们为弗郎机人，这是回教徒给所有欧洲人名字。……以后他们也把欧洲的武器称为弗郎机。中国人深信这些欧洲人，生性为强悍的战士，征服世界，以整个地球为他们帝国之版图。他们转到麻六甲[40]及印度都以商业的借口而被征服。因此当葡国政府建议成立公使馆的时候，立刻为中国政府所拒绝，他们的怀疑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他们对财富的欲望很大，致使不能完全戒绝交易的冲动。公帑的来源及私人交易所得的利益庞大，使得当地的官员的猜忌慢慢消除。官员们从来没有禁止过交易，而且允许其增长，但不得增长得太快。不过每次交易完毕，葡国人必须立即带着所有的物品，返回印度。如此经过数年的交易，中国官员们的畏惧才慢慢地消逝。他们并允许外来的商人在附近小岛的边缘上建立一个交易站。这小岛上有为妈祖建立的雕像。这雕像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作MACAO（澳门）在妈祖湾上。与其称之为半岛，倒不如称之为一块突出的大石。它很快就为人居住，不但是葡国人，而且附近的居民，来购买从欧洲、印度及摩鹿加群岛运来的货品。发快财的希望吸引了不少中国商人来岛上居住，不久这交易站就变成一个都市，人们开始盖房子，葡国人及中国人开始相互通婚，这小岛很快就发展为一个港口及重要的商埠。经海路发财的愿望使这些海上的商人到达世界可知道的边缘，但葡萄牙大帝国却不能扩展的比基督教会更广远。修会的会士们，不在会的神父们，每次都跟水手们上船，为的是保存他们的信德，把基督带给他们可能遇到的教外人。为了这个目的，葡王也给这个城市颁布了特权，经过教宗的许可，任命了一位主教，为更容易施行圣事，并在举行教会礼仪时更为隆重。

因此耶稣会在澳门建立了永久的居留所，并建造一座天主之母圣堂。这是在澳门建造的第一座圣堂。从成立耶稣会开始，我们的神父修士们，就同别的神父修士们在东西印度收获成熟的庄稼。澳门处于很多海港的中央。在这里他们看到绝对不可忽视的新的宗徒事业的领域，往北是中国大陆，所占的地域比摩鹿加群岛都大。向东是日本和菲律宾群岛，往西是交趾支那，柬埔寨王国、暹罗及几个别的王国。耶稣会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尤其在日本所有的成就，我们暂置不谈。我们目前的兴趣转到澳门这个弹丸之地。从这里有一小批基督的战士们，经过长久的迟延及努力，最后成功地打着基督教义的旗帜，进入了中国。目前要叙述给读者的就是他们如何地进入中国。从开发澳门起，就有常驻在那里的耶稣会士数度尝试进入中国大陆而未成功。他们可能是因困难重重，得不到进入的许可。也更可能因为日本教会空前的成功，使大家都忙于日本的教会，而忽略了中国。因此中华帝国，未成熟的庄稼，必须等到数年之后，才能开始收获。最后，在天主圣意的安排之下，大家所愿望的，终成事实。[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