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2.1　公司政治治理相关文献综述

早在1939年，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ios Schumpeter）就意识到政治因素尤其是政党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治因素引发的经济周期波动得到更多经济学家的重视和证实。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证实了政治因素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但由于实践基础和理论前提的差异，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在中国表现出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内涵。具体到政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政党对于企业的影响与西方国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与经济效果。

2.1.1　国外政党对企业影响相关文献综述

在普选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下，政党主要是通过选举影响企业行为。公司政治治理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企业外部——选举活动，并没有直接作用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1）对股票市场绩效的影响

Santa-Clara和Valkanov（2003）研究了1927年1月到1998年12月864个月中美国的18次大选（其中包括10次民主党总统和8次共和党总统当选）对美国股票市场超额收益的影响，发现民主党总统当政期间股票市场价值加权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比共和党当政期间高9%，而加权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比共和党当政期间高16%（Santa-Clare and Valkanov, 2003）。Lablang和Mukherjee（2005）以美国和英国1930—2000年资本市场的股价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当政的情况下股价均值及股价波动性的不同，发现投资者在左翼政府当政时会预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从而降低交易量，因此在左翼政府当权甚至预期左翼政府将要当权的情况下，较低的交易量带来股价均值及股价波动性的降低；相反地，在右翼政府当权时投资者会理性预期较低的通货膨胀从而提高交易量，因此在右翼政府当权或预期右翼政府将要当权的情况下，较高的交易量会带来股价均值及股价波动性的提高。Snowberg等（2007）以美国2000年及2004年总统大选为研究事件，发现在大选当天，预期布什（Bush）会在大选中胜出的时候比预期戈尔（Gore）（2000年）或者克里（Kerry）（2004年）胜出时市场显示出了更高的股票价格。Belo等（2013）利用美国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U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NIPA）的投入产出账户中详细的行业水平账户数据，采用了行业风险对政府支出的新的度量方式，验证了股票回报、基本面和政府支出与总统党派周期之间的关系，发现民主党总统当政期间，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超额收益高于共和党总统当政期间。Kim等（2012）以1966—2004年的58804家公司为样本，以每个州的领导政治家与当政的党派之间的政治取向指标（a Political Alignment Index, PAI）作为当地公司与政治权力亲近程度的代理指标，研究了政治取向指标较高和较低的州股票回报的不同，发现总统选举和期中选举的政治版图对股票收益有着普遍的影响。Wolfers和zitzewitz（2009）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作为事件研究的对象，分析了战争发生的预期对美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发现当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提高10%，标准普尔500指数将下降1.5%。Smales（2016）研究了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投票期间的不确定性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关系，发现选举将要产生结果期间的不确定水平的提高（降低）导致了较高（低）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水平。

（2）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Yonce（2010）研究了1964—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国公司的投资状况，发现在总统大选期间公司投资减少了约2%。Jens（2016）研究了美国1984—2008年所有的州长大选期间其所在州的公司投资，发现公司总部所在州在下个季度将要发生州长大选的公司的投资比所在州近期不会举行州长大选的公司下降了4.9%，而对州政策的变更更为敏感的公司（比如，地理分布更为集中的小公司、有更多潜在投资的公司、政治敏感性公司以及收回投资成本较高的公司）投资下降高达15%。Julio和Yook（2012）以48个普选制国家1880—2005年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这些国家重要官员因政治选举被更替导致的政治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发现这些公司在选举的年份比非选举的年份显著减少了平均4.8%的投资。Durnev（2013）以包括美国在内的79个国家的214046个公司年度观察值为样本研究了公司投资与股票价格敏感度的关系在大选年度与非大选年度的差异，发现在美国公司投资与股票价格敏感度在大选年度比非大选年度低了将近20%，而在跨国样本的研究中发现，大选年度投资与股票价格敏感度比非大选年度低了40%。

（3）对企业股票回报的影响

Jayachandran（2006）以美国参议员Jeffords于2001年公告退出共和党为研究事件，发现共和党前一个竞选周期的支持企业股票市值在Jeffords退出共和党以后下降了0.8%，而民主党的支持企业股票市值则上升了0.4%（Jeffords退出共和党意味着政治权力随之转向了民主党）。Knight（2007）以2000年布什（Bush）和戈尔（Gore）总统大选为研究事件，研究了在布什胜出以后相关企业的股票价格变动，发现41家布什的支持公司当日股票价格上涨了4%，而29家戈尔的支持公司当日股票价格下跌了6%，二者相差9%；而以周计算的股票收益上，二者的差异达到了16%。Claessens等（2008）对1998年及2002年巴西大选进行事件研究，发现政治捐献越多的企业在大选结果公布以后股票回报率增加得越多，而且如果企业支持的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其企业股票回报率增加得更多。Obradovi S.和Tomi N.（2017）以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作为研究事件，以纽交所上市的美国最重要的85家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总统大选事件对股票回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Ferguson和Voth（2008）研究了1933年德国工业和纳粹运动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纳粹党执政的1933年1—3月，支持纳粹运动的115家企业取得超高的股票回报，比其他企业高出5%～8%。

（4）对企业IPO的影响

Colak（2017）以美国公司1988—2011年的5727起首次公开募股（IPO）为研究样本，研究了美国州长大选与所在州的IPO活动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州长大选前2年其所在州的IPO活动有所减少，而州长大选后2年其所在州的IPO活动则有所增加。而且州长大选对IPO活动的抑制效应在那些业主较为集中在所在州的公司、更依赖于政府合同（尤其是州合同）的公司以及难以估值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该抑制效应与大选年度较低的IPO报价（因此资本成本较高）有关。

（5）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Darcillon和THibault（2015）以1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970—2009年154次亲股东的公司治理改革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当权对采用支持中小股东的公司治理改革的不同影响，发现政府意识形态联盟问题——右倾政治立场与较频繁地采用支持中小股东立法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即当政府意识倾向向右转移时往往伴随着中小股东保护立法的采用，说明了异质利益联盟构成的变化和／或政党所在选区的期望的变化会影响政府是否采用支持中小股东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战略。

2.1.2　中国政党对企业影响相关文献综述

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政党主要通过政治选举对企业产生影响，我国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治理作用更为广泛，其直接存在并作用于企业内部，对企业的影响更为直接。目前针对中国政党对企业影响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

（1）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Chang和Wong（2004）于1999年底向483家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发出调查问卷，调查了这些公司中基层党组织、第一大股东及经理在63种决策中权力的大小，并最终获得90个有效样本，研究了基层党组织相对于第一大股东决策权力的大小及基层党组织相对于经理决策权力的大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相对于第一大股东，企业党组织的决策权力越大，公司业绩越好，而企业党组织相对于经理的决策权力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Guo, Li和Zhong（2019）以我国2010—2016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党组织成员和董事会成员的重合程度与公司业绩呈倒“U”形关系，董事会中的党员比例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非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雷海民、梁巧转、李家军（2013）以2006—2010年174家A股上市公司的491个有效观测值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治理体制下，党委书记、董事长与总经理“三职合一”对企业资本保值增值、发展绩效及盈利绩效能力的影响，发现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总经理的样本相对于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总经理的样本绩效显著较低。王元芳、马连福（2014）以2008—2010年披露了党组织成员加入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的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可以通过影响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黄文锋、张建琦、黄亮（2017）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发现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水平，而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平等化在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时能够显著提高公司业绩。郝云宏、马帅（2018）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在公益类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

（2）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

马连福、王元芳和沈小秀（2012）以2008—2010年深沪两市披露了企业党组织委员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兼职情况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对公司治理及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认为过高和过低的“双向进入”程度均对公司治理不利，“双向进入”程度达到某个最优值才能够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而“双向进入”的程度与董事会治理效率呈正相关关系；“交叉任职”的不同组织形式均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相关，其中，党委副书记担任公司董事长、监事长或总经理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则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负相关。王元芳、马连福（2014）研究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发现党组织成员加入董事会的样本代理成本较高，但党组织成员与监事会、高管层的“双向进入”的样本代理成本较低；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的“交叉任职”模式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党委副书记担任董事长、监事长或总经理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黄文锋、张建琦和黄亮（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党组织成员兼任董事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了董事会的治理效率。余怒涛、尹必超（2017）以2012—2014年我国219家中央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监事会党组织治理有利于抑制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间的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但对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并无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在中央企业上市公司中，监事会自身对企业的代理成本（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并无抑制作用，只有在党组织参与监事会的工作时，监事会才具有显著的监督作用。

（3）对公司运营效率的影响

雷海民、梁巧转、李家军（2012）采用1999—2010年在深沪上市的28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在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中政治治理对运营效率的影响，发现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情况下的企业运营指标优于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情况，而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职合一情况下的企业运营指标弱于非三职合一的情况。雷海民、梁巧转、李家军（2014）采用与雷海民、梁巧转、李家军（2012）相同的样本，区分了政治资源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的政治治理对企业运营效率影响的差异，发现相对于国有政治资源企业，民营政治资源企业的运行效率显著较高。

（4）对公司审计的影响

程博、王菁（2014）以2006—2012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企业政治治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发现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而公司所在地区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况下，这种负向关系有所减弱（程博、王菁，2014）。程博、宣扬、潘飞（2017）以2006—2012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研究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交叉任职”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而且这一行为主要受有升迁意愿党委书记向外传递公司优质信号的目的影响。李世刚、章卫东（2018）以2004—2015年A股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治理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会显著降低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而且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审计收费和超额审计收费。

（5）对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影响

Chang和Wong（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党组织决策力较大的情况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窃取公司利益。熊婷、程博、王菁（2015）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公司政治治理能够有效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2013）以2008—2010年党组织成员在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任职信息披露完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与公司雇用员工的数量成正比，形成了冗余雇员；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国有公司高管人员的绝对薪酬显著降低，并抑制了高管攫取超额薪酬，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显著降低。陈仕华、卢昌崇（2014）以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1日之间可以测量出并购溢价数据的并购交易为样本，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国有企业在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会索要较高的溢价水平，并且这种现象在党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治理或者监事会治理时较为显著，参与经理层治理时则不显著，说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抑制国有资产流失。程博、王菁、熊婷（2015）以我国2007—2013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企业家风险偏好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而政治治理可以对这种关系进行有效非负向调节，说明党委书记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