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的政治治理一般体现为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属于全民所有的企业，它们不仅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保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和政治基础(1)，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建立时党组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开始，到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革，整个过程中，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以及参与经营管理的方式一直发生着与改革相适应的变化，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是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参与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权力及其“政治核心”的地位（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2012）。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过程中，随着股份制改造的完成，我国国有企业已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基本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体系；20世纪9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多数国有企业成功上市；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弥补了资本市场同股不同权的缺陷，也使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但也应当注意到，国有上市公司治理仍然存在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及利益输送等问题，这些问题仍然是会计信息质量不高的重要诱因。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成为决策成功的关键因素。公司政治治理作为公司中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能否有效解决国有上市公司中的治理问题，进而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以规范我国资本市场，使资源能够有效配置，是本研究的出发点。盈余信息在会计信息中居核心地位，集中反映了企业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成果，也是股东、投资者、债权人、管理层政府、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最为关心的信息，因此本书从盈余质量的视角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研究。结合我国现实制度背景，本书对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及对策。

1.1.1　实践背景

（1）政治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独特特征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以及其在生产经营决策中占有独特地位是我国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特征，其存在有历史和制度的双重原因。国有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始建立时期就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组织在企业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逐步扩大经营自主权，党建工作实行党政分开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初期，“老三会”（指传统企业中的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与“新三会”（指现代公司中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关系曾是困扰理论和实务界的难题，但理论界的看法和实务界的操作对党委会和“新三会”关系的处理一致以“党管干部”互相兼职为原则（卢昌崇，1994）。在建设和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时期，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成员和高管层之间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理念(2)，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确立了该理念是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重大经营决策的重要方式，强调要在国有企业中坚持和完善该项领导体制。在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新时期，2015年6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提出了“讨论前置”的决策机制，指出“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前置程序”，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提出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统一(3)。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就是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使国有企业党组织内嵌于公司治理结构中(4)。可见国有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一直是企业不可或缺的组织机构之一（陈仕华、卢昌崇，2014），也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与国家制度建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国有企业建设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是等值的；政党领导是国有企业建设的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林尚立，2010）。

不仅如此，我国还有很多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我国的基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党作为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在国家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则是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中的反映（董学群，2009）。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职能和作用，现行《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确立了公司中党的基层活动的合法性。2018年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增加了有关上市公司党建的要求。因此，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存在还具备极为厚重的法理基础（陈仕华、卢昌崇，2014）。国有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法律法规赋予其参与企业经营的权力，并规定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其参与企业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具体方式，其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作用渗透到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成为治理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完善国有企业现代法人治理机制时，应当充分考虑党组织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并积极发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2）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是维护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无论是中央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中都占绝对优势。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很少的私营企业，没有外资企业，1949—1978年，主要是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大发展。1978年以后，国有企业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虽然国有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但经济实力和社会经济贡献均有了巨大增长，其仍然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力量。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1998年有64737家，平均从业人员3747.78万人，至2017年仅有19022家，平均从业人员1595.82万人，企业数量减少了70.62%，从业人员减少了57.42%，但资产规模从1998年的平均74916.27亿元增长为2017年的439622.86亿元，增长了486.82%，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525.14亿元增长为2017年的17215.49亿元，增长了3178.27%。从2017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见表1-1），国有企业仅占6.75%，但其总资产规模占全体企业的48.94%，接近半数，固定资产投资占全体企业的42.90%，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占全体企业的近30%，说明国有企业大多规模较大，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力量，也创造了巨大的利润。除此之外，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冶金、有色和建材等支柱产业，为全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稳定供应的能源、基础原材料和基础服务，并承担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和攻关工程的建设。可见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大幅下降，已不再如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

国有企业除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外，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承包责任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实行股份制和上市，一直都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起点。当时我国没有外资企业，只有一批集体企业和少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当时所指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其中“增强企业活力”也主要是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1978年以后，在“抓大放小”方针的指引下，通过租赁、承包、售出、参股等方式，一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向产权多元化转变，大批国有企业转化为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私营企业，促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落实。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贯穿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全过程。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拥护和履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障国家政策贯彻落实。

（3）高质量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1年11月，能源帝国——美国安然突然宣布亏损6.18亿美元，拉开了震惊美国各界的安然事件的序幕，也是21世纪会计造假和舞弊丑闻的开端，随后世界通信、施乐、默克制药等公司陆续爆出舞弊丑闻，使理论界、实务界和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表示担忧。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会计报表粉饰和财务舞弊行为也是层出不穷。自我国第一起严重的财务欺诈案件——琼民源事件开始，宏光实业、银广夏、东方电子、中航油、蓝田股份、中海油、东航和中信泰富等大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陆续曝光，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会计信息是企业提供的一种性质较为特殊的产品，目的是帮助投资者、潜在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做出合理的决策。会计信息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更是影响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有效运行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投资者、债权人、经理层、政府监管当局和社会公众等越来越认识到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会计的作用必将越来越重要，但这种重要性要求会计能够发挥其职能，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主导，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能否发挥国家宏观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的职能，对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1.1.2　理论背景

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决策有用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准确判断，从而可以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Dechow, 2010）。而质量较低的会计信息不仅为管理层利用公司资源的自利行为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且还会降低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申慧慧、吴联生，2012）。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是盈余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现有的有关公司治理对盈余质量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高管特征、内部控制等内部治理特征及政府监管、社会审计、股权性质、法律环境与外部制度及媒体监督等方面。现有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①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学术研究主要关注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备受关注。如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机构投资者持股等股权结构方面的因素，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独立董事特征、独立董事声誉等董事会特征方面的因素，高管背景特征、高管薪酬、高管声誉等高管特征方面的因素，内部控制因素，监事会独立性、监事会专业性等监事会特征方面的因素，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关注于监事会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其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个区别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即公司政治治理。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内嵌于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作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未得到重视。

②国外公司政治治理研究方面，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致力于政党选举对企业投资、企业政治成本、银行贷款与公司绩效等方面影响的研究，极少有政党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国有企业中的政治治理是企业党组织直接参与公司治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的成立至今，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企业党组织对于企业的重要影响一直没有改变，而国外政党对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每次的竞选而变化。因此，国外对公司政治治理的研究角度并不适用于我国。

③国内对于公司政治治理的研究主要致力于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业绩、公司运营效率、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审计的影响及国有企业现存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整体上公司政治治理能够提高公司业绩、公司运营效率和公司治理效率，但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三职合一”或者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二职合一”的情况则不尽理想。有政治治理的公司倾向于选择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但审计收费较高，能够有效地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过度投资现象以及高管攫取超额薪酬行为，但也会形成冗余雇员。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而且，在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时，其并未考虑在不同的公司外部治理环境下公司政治治理发挥作用的差异。

国有企业中政治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公司治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特征。企业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之间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促进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有机融合的有效途径（荣刚、李一，2016），盈余质量则是关系到社会经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以及资本市场是否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因素。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管家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等，研究我国国有企业中的公司治理中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构成部分——公司政治治理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并进而研究其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将为探索适用于我国的具有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结构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1.1.3　研究意义

本书从公司治理理论出发，研究公司政治治理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进而研究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①基于对公司政治治理不同领导体制的类型化分析，对不同方式的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进行理论解释及实证检验，进一步丰富了盈余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相关因素对盈余质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并没有相关研究涉及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组织机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使得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企业党组织通过与董事会的重合与兼任影响企业的决策，通过与监事会的重合监督企业决策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性，通过与经理层的重合影响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对于董事会决策的执行，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为企业面向市场传递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决策与活动贯穿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经营管理活动，必然会受到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因此，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盈余质量影响因素研究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的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②对不同方式的公司政治治理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进行理论解释及实证检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尤其丰富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本书在以往对公司治理相关因素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现实特点，针对性地考虑了作为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有机组成部分的企业党组织对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治理效率和监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并借鉴既有公司治理水平测度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了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治理效率和监事会治理效率的度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政治治理对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治理效率和监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本书构建了政治治理对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治理效率和监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模型，完善和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成果。

③构建了公司政治治理、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质量的理论模型，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机理。本书引入公司治理水平，研究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阐释了公司政治治理如何分别通过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治理效率及监事会治理效率的中介作用影响盈余质量，以及包括股权性质、政策变更、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及法治化水平等在内的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公司政治治理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为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提供了更贴近管理实践的证明。在公司政治治理与盈余质量理论模型中引入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及外部治理环境，为公司政治治理影响盈余质量提供了新的视角，阐明了二者的影响机理，也丰富和发展了委托—代理理论等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成果。

（2）实践意义

①有利于提高我国国有企业提供的盈余质量，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公司通过会计信息向市场传递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盈余质量的高低从微观层面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从宏观层面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较低的盈余质量往往直接源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健全和完善则是其深层次的原因。本书基于我国现实的制度背景研究国有上市公司中作为公司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的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并系统考虑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及外部治理环境的作用，最终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可以为现阶段国有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提高提供有益的启示。

②有利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机制。我国的国有上市公司由传统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已成为规范的公司制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也已形成现代公司治理体制。但是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链过长，形成了一系列诸如“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代理问题，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体制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本书结合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党组织有权力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的现实背景，研究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体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③为现阶段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证据。改革开放至今已40多年，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而进入新时代，国有企也业从过去依靠大量消耗资源、要素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今，过去的粗放式发展给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遗留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开，2014年10月，国务院专门成立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筹制定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案，2015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目标、具体思路和行为措施。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是改革措施在企业中实施的重要力量，在研究盈余质量影响因素时考虑公司政治治理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对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和谐稳定发展以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④有利于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时代，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国有公司治理的优势，首先就是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研究公司政治治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对党组织在企业中是否有效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以及对公司治理的完善作用的实践检验，为企业党建工作的开展与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探索有效的方式，为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