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怅惘旧事与记忆重构
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个人，但这种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所以“集体记忆”的说法并非一个比喻。虽然集体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即便是最私人的回忆也只能产生于社会团体内部的交流与互动。我们记住的，不只是我们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内容，还包括别人讲给我们听的、别人告诉我们或通过其反应使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我们经历本身就是以他人为参照物的，是在一个既定的、关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社会框架中获取的，因为“没有感知也就没有回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可以记住的，仅仅是那些处在每个当下的参照框架内、可以被重构为过去的东西，那么被忘记的就恰好是那些在当下已经不再拥有参照框架的东西。
——［德］扬·阿斯曼
在李白现存诗作中，《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以下简称《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是一首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作品。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就大者而言，有两点是较为突出的。其一，李白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浪漫诗人，其诗以强烈的抒情色彩见长，纯客观的叙事之作较少，但这首诗却是李白诗歌中以叙事性见长且篇幅最长的一篇作品。其二，李白的诗歌中，较少完整地叙述自己一生身世经历之作，而此篇却是李白对自己的身世及一生经历叙述比较完整的作品，几可作为一篇李白自作的“诗传”读。这两个特点，后世的论者亦多有揭橥。清《御选唐宋诗醇》即谓：“此篇历叙交游始末，而白生平踪迹亦略见于此……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灏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并峙。”(1)清人管世铭则称：“《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计八百三十字，太白生平略具，纵横恣肆，激宕淋漓，真少陵《北征》劲敌。”(2)这篇作品的作年，清人王琦以及当代詹锳、瞿蜕园与朱金城、安旗、郁贤皓等李白研究大家，皆系于肃宗乾元二年（759），时年李白五十九岁(3)。即此而论，此篇也可以说是暮年的李白对自己一生身世经历所作的概括，而这个概括，又是通过个人追忆完成的，因此这篇作品，也就是李白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身世记忆。但是，如果将李白其他相关之作与本篇合而观之，则会发现李白的身世记忆中，前后的记述不免偶有龃龉参差。由于这些参差处，又关合着李白生平之大节，因此，这篇作品中有关身世记忆的一些问题，也就有深入讨论之必要。本章着重围绕此篇中李白身世经历记忆之重构，分析其原因，揭示李白写作此诗时的特殊心态，以及他关心国家前途、亟欲报效国家的精神品格。
第一节 感慨忆平生
《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的篇幅，在李白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就写作时间看，也处于其人生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肃宗乾元二年春末，李白流放夜郎赴贬所途中，于夔州奉节遇赦，旋即还江陵，然后东至江夏，诗即本年秋至江夏后所作，而所呈赠的对象，则是江夏地方长官及友人韦良宰。考李白至江夏后，与当地官员多有往还，而韦良宰则是其交游的当地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韦以地方最高长官兼旧友的身份，招待遇赦归来的诗人，无疑使李白颇多感慨与感动(4)。在经历了“附逆”系狱、雪枉释囚以及长流夜郎、半道遇赦诸多悲喜交错的遭际后，韦良宰的设宴款待，使白头垂暮的李白有了一个再次向世人表白自己的机会。也许此时他深感有必要对自己的一生经历作一回顾总结，特别是对其中之重要关节做出说明，以消除时人乃至后世对他可能产生的误解与误会。这首长篇之作，之所以会表现出与李白其他作品不同的面貌，即以叙述为主，历叙一生之大端，原因或即在此。
由于这是李白诗集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内容又关涉李白一生的行事与遭际，因此，后世李白诗歌的注解者，围绕诗中之主要意旨，大都有分层次的细致诠释。明人朱谏《李诗选注》中说：
按此诗铺叙次第，当分为六大节。第一节，计二十二句，是自叙其平生所业之学术也。第二节，计四十二句，叙往来江夏遭乱相会之情也。第三节，计二十四句，叙禄山作乱，二帝出奔，永王东巡，而韦江夏能守其疆土也。第四节，计二十句，叙避乱获罪，复得相会于江夏也。第五节，计四十八句，叙韦太守相待之厚，而遇赦将别也。第六节，计十句，自叙忧国之情。所谓书怀者，始终大略如此。(5)
当代李诗的主要注家如朱金城、瞿蜕园之《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之《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郁贤皓之《李太白全集校注》，于此诗亦分为六节，但具体起讫则与朱谏略有不同。詹锳主编之《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就此诗之分段，于篇末别加按语云：“按今人对本诗分段与朱谏略有不同。大抵开首至‘白日落昆明’为第一段，‘十月到幽州’至‘荣枯异炎凉’为第二段，‘炎凉几度改’至‘两京遂丘墟’为第三段，‘帝子许专征’至‘深仁恤交道’为第四段，‘一忝青云客’至‘青鸟明丹心’为第五段，‘五色云间鹤’至末为第六段。似较朱谏分法差胜。”(6)以上注家对全诗作分段注释解读，对于完整把握与理解本诗确不无助益。但也有专注于诗中与李白身世经历关系最大者而做出诠释的。《御选唐宋诗醇》即云：
白之从璘辟也，苏轼辩其由于迫胁，论甚平允。此篇历叙交游始末，而白生平踪迹亦略见于此。“十月到幽州”一段，盖白自被放后，北游燕赵，观听形势，知禄山之必叛，尾大不掉之害，欲言不能，述之犹觉痛切。至于潼关失守，江陵煽乱，与白之为璘所胁，受累远谪，无不明如指掌。结尾一段，虑庙堂之无人，忧将帅之不一，而贼之不得速平，与前遥相照应。(7)
所关注者，主要为从璘入幕、北上幽州与流贬放还后忧心国事三节，并从诗中所叙出发，对上述诸事中李白的行事与作为，做了肯定性评论。不过，考虑到李白此诗在叙述其身世经历时的全面、完整性，我们有必要从李白诗歌叙事的角度，对其围绕身世经历展开回忆之诸事别加概括。统观全诗，其所叙说者，主要有以下数端：
1.谪仙人身世与平生志向。
2.名动天下，入京不遇，怅别帝京，韦良宰祖帐饯行。
3.北上幽州，知禄山之将反，叹报效之无门；归游贵乡，与主人韦良宰盘桓，主人秩满，解携作别。
4.安史乱起，函谷失守，二圣出奔；隐居庐峰，李璘东巡，迫胁入幕；天地再清，长流夜郎，负霜含冤。
5.遇赦东还，再逢旧交，良牧深仁，盛筵招待，忧心时局，冀蒙见用。
在李白的叙述中，以上五端，当然用笔之繁简，诗意之显隐，亦略有不同。大致而言，第1至第4项为追述往事，第5项为叙写今情（当下事）。其追述往事者中，第1、2项，时人对李白的认识以及李白自己的叙写没有大的出入，后世也别无异议，可以看作是写实性的叙述。第5项为当时情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虚构。惟有第3、4项，由于涉及当时之重大事件，关涉当时之特殊人物，而在此经历之前后，诗人又有相关之作品存世，相互对照，其中所叙与本诗叙事之间不免稍有龃龉参差，由此也就不免令人生出一些疑惑，乃至引发批评与訾议。五项之中，涉及写实性的叙述，因前后无分歧，可置而不论。以下专就此诗中所叙“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二事之诗人记忆，展开论析。
第二节 谁人知我意
李白的幽州之行，自天宝十载秋于开封渡河北上，至天宝十一载春返归梁园，前后历时约半年左右。这是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七年后，抱着建功立业的目的而展开的又一次重要政治活动，也是李白一生中十分重要的经历之一。李白这次北上之行，起于何因？诗中未叙及，只是记述了其至幽州后之所见以及他预感安禄山将谋叛乱的焦虑与无可奈何。诗中是这样记述的：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瓠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蹉跎不得意，驱马过贵乡。(8)
对于这段描写，朱谏解曰：“自长安一别，十月而至幽州，值禄山之谋叛，戈鋋森列有若星罗，势甚可畏。夫禄山者，乃羯胡之小丑，天子授以三镇节度，委任非人，是乃朝廷乃自弃其北海之地，以范阳平卢河东幅
要害，而委于犬羊之手也，故彼得以逞危恃强，凭陵华夏，撼动山川，无敢御者。其包藏祸心，日已久矣。我虽知之，自分疏远，莫陈一语，将欲隐去，栖于蓬莱、瀛海之间，以避其乱，犹恐未能也。夫禄山者，乃天狼之妖星，天下之所共疾者。我欲弯弓以射之，挟矢在手，犹不敢张，力不足而情有所畏也。所望贤才共靖此难，乃揽涕于黄金之台，呼天而哭昭王，昭王不可复作，贤材不可复致矣。设使乐毅再生，亦将高蹈而远去，孰肯为之用哉！故吾之忠情，徒尔切切，无所补也。时不我知，旅寓蹉跎，失意而返，复自幽州归于江夏，再听弦歌。”(9)由此可知，当李白到幽州后，看到安禄山戈鋋星罗、势摧燕然之景象，似乎已清楚地认识到安禄山将反叛朝廷，并为此焦虑不安，欲求报效，却力有未逮、情有所畏，只得驱马返归。
安禄山之图谋叛乱，固然蓄谋已久，但从谋逆之念到最后之起兵，则有一个发展过程。《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下载云：“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10)可见，在天宝十载时，安禄山图谋叛乱事，尚在萌芽中。同时，谋逆叛乱，罪不容诛，以安禄山之狡黠，岂会轻易漏泄。《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曾载：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11)（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由此可知，安禄山虽早萌逆志，但为人狡黠，行事诡秘，叛逆之谋，隐藏甚深，至天宝十四载八月其已决意反叛，而预其谋者也仅有核心成员严庄、高尚与阿史那承庆数人，其余将佐皆被瞒过，惟其屡次飨军，令将佐们感到困惑而已。由此也可见安禄山之狡诈！安禄山起兵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在八月份尚且将起兵谋叛做得如此隐秘，因此，当李白于天宝十载十月到达幽州时，尽管他可能看到幽州戈鋋星罗、禄山气焰熏天，那么他是否就因此而做出明确的判断，即安禄山将有起兵反叛之举呢？
李白的《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的写作，在乱后之第四年，时禄山之反叛，已为天下尽知之事实。那么，他在本诗中所作禄山叛逆景象及他本人感受的记述，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其当初的体认呢？如果李白到达幽州时，确已看清了安禄山即将起兵叛乱，并为之忧心如焚，那么李白敏锐的眼光，自当受到人们的钦敬与感佩。但如果李白乃是对其当年经历所作的重构表述，则就需要我们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弄清其原因。而要弄清李白此一记述之真实情况，我们可以将李白北上之行前后的相关诗歌作一考察分析。
北上之行前，李白曾有诗作写及他此次北上的原因。其一为《赠何七判官昌浩》，另一篇则为《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为分析之便，兹将二诗抄录如下：
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12)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
兔何足言？天张云卷有时节，吾徒莫叹羝触藩。于公白首大梁野，使人怅望何可论？即知朱亥为壮士，且愿束心秋毫里。秦赵虎争血中原，当去抱关救公子。裴生览千古，龙鸾炳天章。悲吟雨雪动林木，放书辍剑思高堂。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13)
前首中，开头八句可谓是李白当时心理的写照。自天宝三载春出京以后，李白因政治失意，生活散漫而落寞，但他心有未甘。虽为玄宗所疏，却每以逐臣自居，希冀重得君王之顾盼。天宝四载，他在《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一诗中曾表达对朝廷的丹心之诚与遭遇弃置的幽怨：“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折翮翻飞随转蓬，闻弦虚坠下霜空。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天宝五载，其《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又有诗句云：“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表露出浓厚的恋阙之情。但他此时政治上的出路依然晦暗不明，而他希冀摆脱政治困境的欲望，则随着出京后时光的流逝而愈益强烈。诗中“夜分匡坐”“平明啸咤”语，正反映了他对自己生存状态的焦虑，他要寻找新的出路，并深感抱经独守、白首牖下的伏胜（济南生）那样的生活方式不可取，以为惟有拂剑而起、收功边塞或可在困境中获得突围之效。后诗中，他以姜尚、李斯钓周猎秦为喻，说明其北上之行，抱负甚大。他和于、裴二人宴席上慷慨悲歌，诗末又反用荆轲易水别离之典为衬托，更显其此行的豪迈。当然诗中“且探虎穴向沙漠”句，却也令人疑惑其此行别有深意在(14)。
但是，天宝十二载李白幽州归来后，有两首诗也曾涉及其幽州之行。一是《江上答崔宣州》，一为《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前诗有“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的诗句，或以为所述即指赴幽州事，但由于此诗之系年，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两句之意，诸家解读也有分歧(15)，故暂置不论。后诗较长，其中涉及幽州之行，有如下诗句：
……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胡虏三叹息，兼知五兵权。鎗鎗突云将，却掩我之妍。多逢剿绝儿，先著祖生鞭。据鞍空矍铄，壮志竟谁宣？蹉跎复来归，忧恨坐相煎……(16)
“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说明此次北上幽燕，是为了报效主上之恩。如何报效，当然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是闻知安禄山生谋反之异志，因此希望亲入虎穴，一探虚实，上奏朝廷，消弭祸乱于未发。另一种则可能是，因幽燕为东北边防重地，欲深入其地出奇谋、靖边乱，建殊勋，即《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所谓“方陈五耳策，一使胡尘清”。
从唐代历史看，奚、契丹之于唐，靖、乱之间，时有反复。初唐时，曾有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城州刺史孙万荣等反叛，武则天曾先后两派大军讨之，皆为所败，战事迁延一年，后因奚人叛万荣，万荣败死，其乱乃平。开元后期，边将轻启边衅，先胜后败，掩败迹而冒功，后被朝廷发现，高适《燕歌行》诗之小序尝言及之。而就在李白天宝十载秋动身北上的八月，安禄山曾发兵攻契丹，结果败绩，本人仅以身免(17)。综合当时唐王朝边疆形势看，西北地区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边将，尝开疆拓土，屡有捷报，而东北一隅，当时的情形则远不及西北(18)。玄宗之宠信安禄山，其意或即欲借助安禄山营州杂胡之出身以靖东北。而安禄山自节镇幽州后，屡启边衅，却每多败北，此一情形，料想当时朝野上下，必有所闻（高适《燕歌行》小序，可为一证），故李白于此当也应有所闻。如果结合李白动身北上而安禄山在东北刚刚发生过的有关战事的情形，再结合李白前诗中所谓“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的诗句，则其“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之意，很可能当以“出奇谋、靖边乱，建殊勋”为近是。由此再看其“弯弓绿弦开”至“兼知五兵权”二诗句对自己武功、韬略富于强烈自我表现的描写，也就容易理解了。但其在边地展现武艺之时，却被“突骑将”所遮掩，又被“剿绝儿”占先，故诗末发出了“壮志竟谁宣”的慨叹。
从诗中李白所述其在幽燕边地的表现看，他此时对安禄山的反叛图谋，无论感受还是认识，应还不是很清晰明确的。如果他真的已意识到安禄山即将反叛，又何必在边地展示武艺，并对“突骑将”“剿绝儿”的遮掩、占先表现出怏怏之叹呢？李白此诗的写作，在天宝十二载，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尚有两年，一般而言，他此时叙述其北上幽燕的经历，受到乱后群体记忆与认知的影响要小，因而也就可能更近其当初之真实感受。
第三节 报国心难明
“从璘入幕”是李白一生中又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由此引发的悲剧遭遇与人生苦难，对于暮年的李白，影响至大。由于肃宗朝对李璘东巡事件的定性，以及社会舆论对李璘的否定性评价，使得李白在诗中叙述这一经历时，就显得颇为尴尬。李白此前曾因此而系狱、流放，尽管他一再申明其冤，但面对当时的汹汹舆论，其抱屈鸣冤的声音显得甚为孤弱而无力。现在，当他流放遇赦东归，再次出现在社交场合时，他的这一经历也就不能不受到众人的关注，而他也不能不对之有所表白与说明。应该说，他在诗中所作的表白有着特定的情境与背景，那么，他在这种特定情境与背景下所作的表达，是一种对往事的真实叙述，还是根据现实情景的需要而有所改造呢？我们先看他在诗中所作的叙述：
……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惟君固房陵，诚节冠终古。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19)
诗中这一段与“从璘”事相关的叙述，于事件之颠末原委，叙述得比较完整，而其中有几个关节点，值得关注。一是李白对于李璘及其东巡事的态度。二是对于自己参加李璘幕府始末的叙述。三是对于受到流放处理的感受与认识。
当李璘东巡下扬州时，肃宗曾敕令其归觐于蜀，璘不从，肃宗乃调动力量，进行军事布置以围剿之，李璘最终为肃宗所布置的淮南节度使高适、淮南西道节度使来瑱、江东节度使韦陟所剿灭。李璘兵败，肃宗“以（璘）少所自鞠，不宣其罪”（《新唐书·李璘传》），但肃宗朝大致是以谋乱之罪名对李璘及其僚属做出认定的(20)。由此也导致了社会舆论对李璘的贬斥。比如杜甫对李白因从璘而系狱的遭遇非常同情，但对于李璘则不假辞色，以叛逆视之(21)。而李白因为从璘，乃至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险恶境地。由此也可见当时舆论对于李璘及其东巡的认知。但李白对于李璘，尤其是其在诗歌叙事中的态度，却颇值得体味。在本诗中，他首先说明在长安失陷、二圣出游的背景下，李璘是“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也就是说李璘作为上皇之子，受命于玄宗，是享有“专征”权利的，他秉节旄而控御楚地，也是具有合法性的。只是由于李璘不善御兵（“节制非桓文”），未能控御熊虎之师，才致使在安史乱兵嚣张之际，使人心失了“去就”。由此可见，李白对李璘及其东巡的态度，与时议是有差异的。李白的这一表述，前后也有着一贯性。在李璘兵败之初朝廷尚未为其定性之前，李白于逃亡途中所作之诗也曾涉及李璘及东巡事。其《南奔书怀》诗中曾有如下的记述：
……欃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历数方未迁，云雷屡多难。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22)
这里“欃枪扫河洛”四句对时局背景的揭示，不是和本诗中“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相似吗？“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与本诗中的“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以及“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与本诗“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之间，不也有着前后的一致吗？由此看来，对于李璘及其东巡之事，李白的看法是前后一贯的，尤其是在对待李璘的态度上，他并没有受后来政治情势与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对之做出贬斥。这也说明，李白对李璘其人的态度始终未变。
“仆卧香炉顶”以下四句，叙述其入幕前隐于庐山事，也是完完全全的事实，这有其《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诗可证。但“半夜水军来”以下八句陈述入幕经过以及入幕之后情事，则与此前相关诗歌的叙述就有所参差了。李白参与李璘幕府，确曾受到李璘幕下游说的影响，但是否出于胁迫，则似可讨论。首先，李白在入幕前与妻宗氏作别，写有《别内赴征三首》，其一云：“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别离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见须上望夫山。”又其《与贾少公书》，亦有“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语，则其入幕之前，李璘曾屡次邀聘，也可能是实有其事的。《旧唐书·李璘传》载李璘被诏命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后，曾“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23)，故其在起兵东巡这样的军事行动之际，邀请天下名士入幕，以壮声势，也完全可以想见，而以李白当时的声誉，辟书三至，也应在情理之中。但本诗的叙述却是“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似乎是李璘引兵东下至浔阳时，忽然想到庐山隐居的李白，因而胁迫其加入幕府，这与此前的叙述，就有所参差了。其次，在李白入幕前，韦子春曾作为李璘说客，上庐山力邀李白并与之深谈，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一诗记其事，其中末尾写到：“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从诗看，李白之下山入幕，应是受到韦子春为其所话之“良图”鼓舞，并因此触动其“安社稷”理想而做出的抉择，这与本诗中之“胁迫上楼船”的叙述，也是有所出入的。再次，李白是否受到李璘五百金的赏赐，无从考知，但其入幕之后，曾参与了当时李璘幕府的一些活动，则是事实。他曾在幕府侍宴，有《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等诗。在《南奔书怀》中，也有“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的记述。特别是其《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更造成了与此诗所云他对李璘取消极不合作态度的参差不合。
“辞官不受赏”以下，叙其因参与李璘幕府而长流夜郎事。李璘兵败，为皇甫侁杀于传舍，其子玚亦死于乱兵。一场起始轰轰烈烈的东巡，短短俩月即烟消云散。就肃宗而言，李璘拥兵对其皇位所构成的威胁，就此消弭了，他亦可以从此安心了。不过，在举国平叛之际发生这样手足相残之事，其社会影响应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如何处理李璘和他的僚属，自然也就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李白是名扬天下的大诗人，其参与李璘幕府，本来是出于“安社稷”的目的，用他《南奔书怀》中的话说，是“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欲清中原”，而肃宗却不问青红皂白，对他处以长流的严惩，这实在使他备感冤枉，而且这种处罚又是发生在两京收复、二帝回銮、举国欢庆之时，这怎能不使他生出“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的悲叹！其实，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有人认识到李白之冤屈。比如，追慕李白的魏颢即认为，李白参与李璘幕府是，“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朝廷忍白久为长沙汨罗之俦……吾观白之文义，有济代命，然千钧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时。议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倘黄祖过祢，晋帝罪阮，古无其贤。”(24)宋人蔡启也说：“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之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25)对于李白之从璘入幕，有这样的理解与认识，料想在当时应亦不少，至少与李白有交往的朋友，都不会将李白之参与李璘幕府，和“谋乱”相联系。但是肃宗朝既已处白以长流，显然是以其作为“谋乱”之李璘的重要“党羽”而予以严惩的。而对于李白而言，在长流夜郎遇赦归来之际，只有明其入幕本非主动，或可为其冤枉做出辩解，但其实李白之冤枉并不在此，而在于肃宗处理李璘事件时的虚伪与定罪的虚妄无据(26)，这不仅是李白自己明白的，也是当时了解此一事件真实情形的人所心知肚明的，只是在当时的情景下，无人敢对此表示公开异议而已。
第四节 常为大国忧
李白的一生，对于参与政治有着强烈的热望，而“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则是其一生与政治相关的两段重要经历。这两段经历，他本人都有作品记述之，而前后的记述，细审则有一些参差。因这些参差之处有隐有显，故或为人所忽略，或引起人们的疑惑。尤其是“从璘入幕”事，不仅带来了李白的人生灾难，而且因为本诗中的相关表述，也给后世读者在解读李白其人其诗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面对李白诗歌中的表述参差，热爱李白的读者，常通过对诗歌意旨的诠释对之做出弥合。明人许学夷即说：“太白之从永王璘，由于迫胁，东坡尝辨之矣。其《忆旧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是也。或以太白《永王东巡歌》为累。《东巡歌》十一首，第九首昔人辨其为伪，其他篇篇规讽，无一语许其僭窃，乃以为太白累耶？”(27)清人潘德舆也说：“苏氏轼曰：‘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以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太白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必不然者。’按太白于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议之所丛集；诗以教人忠孝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诗圣为哉……白后为《宋中丞自荐表》云：‘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又《忆旧游书怀》诗云：‘仆卧香炉顶，餐霞漱流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如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夫胁而来，逃而去，辞官弃金，未汗爵赏，白之心事行迹，亦可以告天下后世矣……观太白《永王东巡歌》曰：‘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是太白直言东下之非，而劝以西上勤王，拥卫二帝，与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胁之困，逃去之勇，均于此诗可见。而浅者非加以诋诃，则为之文饰，蒙冤不洗，而徒日诵其诗，以为神品，又何赖有此知音哉？为之三叹！”(28)但也有人从李白的识见乃至人品角度提出了严苛的批评(29)。由此可见，对于李白《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中有关身世经历的记忆与此前诗歌记述上的参差做出准确的解读与阐释，对于认识李白其人与其诗是多么重要！
从《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有关李白身世的叙述看，它是李白运用往事回忆的方式表达其相关的身世经历的。李白是一个富于激情的浪漫诗人，他的个性中，有着不甘平庸的冒险精神，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他曾得到社会名流苏颋、司马承祯的赞扬；中年在京城时，遇贺知章又得到了“谪仙人”的称赏；待诏翰林，因受到玄宗的礼遇而备极诗人之荣。这些都构成了其身世经历中富有光彩的人生记忆。但相较而言，重新回忆与反映“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的经历，则不仅无光彩可言，甚至还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当时幽州的“主人”，是后来祸乱大唐的逆贼叛将安禄山；入幕之幕主李璘，虽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却因违逆肃宗圣意而被视为“叛逆”。对于李白而言，面对众人述说这样的经历实在是非常尴尬的，强迫他重新回忆则近乎一种精神的折磨。但是，这些回忆又是此诗整体内容所难以割断的链条，是不可缺少的。这一则与诗歌所要表达的身世记忆的完整性相关。诗的整体框架结构是以忆旧事旧游为中心，这就使得其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不能有遗漏，因此，无论所历之事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都必须完整呈现。二则与李白这首诗赠送的对象有关。诗是赠给江夏太守韦良宰的，而韦恰是与他一生重要经历有密切关联的旧友。他“北上幽州”返归途中，曾在贵乡得到韦良宰的接待，因此，今天面对韦良宰回忆旧事，这自然是绕不开的。而当年韦良宰对于李璘，曾不受其胁迫，固守房陵，为人所称道。李白在为韦良宰写德政碑时，赞其“曩者，永王璘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房陵之俗，安于泰山；休奕列郡，去若始至”(30)，因此，诗中再次记述此事，也与作为旧友与主人的韦良宰不无关系。三则与此诗写作特定的时间及场合有关。此诗是在李白长流遇赦东归后，出席地方最高长官举行的宴会之际写作的。而长流夜郎，是不久前他经历的一场人生噩梦，享有天下大名的诗人所遭遇的人生变故，也是当时在场者都十分关注的事，因此，在这样的场合，李白必须对人们的关注有所回应，同时也有必要澄清自己的冤屈，示其清白。而要澄清长流夜郎之冤，则必须将导致长流相关之事向世人交代清楚。“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正是这一特定情境下做出的人生经历的记忆回应。这种记忆，也是特定情境刺激下被迫做出的反应。“我们的大部分回忆都处在休眠状态，它们一旦碰到外因就被‘唤醒’……此外还有许多不可及的回忆，它们都处于闭锁状态。它们的守门者叫做抑制或精神创伤。这类回忆也属于不可支配和可支配的回忆。这类回忆太令人痛苦或太令人羞愧了，所以若没有外因的帮助，它们不能重新回到表层意识上来。”(31)“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的经历，自然不是一种愉快的记忆，但在李白需要向世人澄清自己的情景下，这些闭锁的记忆作为“赖以绘制自我图像的材料”（阿莱达·阿斯曼语），却不得不从痛苦的记忆中被“唤醒”。就人的记忆活动而言，个人记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利用参照框架来记录和寻回记忆，记忆不可能存在于这个框架之外。”“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个人，但这种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特别是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以他人为参照物的，是在一个既定的、关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社会框架中获取的，因为，‘没有感知也就没有回忆’”(32)。就李白本诗中有关“北上幽州”与“从璘入幕”二事来看，其中所关涉的两个人物，在政治上皆具有特殊性。因此当李白再次重新打开记忆的闸门时，有关“北上幽州”的记忆便不能不受到集体记忆的制约，也就是他必须在社会框架下重新构建个人记忆，“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之事，在新的情境下必须给予合理的阐释，发现安禄山谋叛趋势的表述，既合乎今日集体记忆对安禄山的认知，也是“绘制自我图像”的需要。而对于李璘，李白的心理则很复杂。安史乱起，玄宗奔蜀，李璘是玄宗制诏所命诸道节度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衔命出镇者。至于李璘的东巡之举和玄宗之间是否有关系，当初李白也许有所了解。在他看来，东巡可能是执行玄宗的旨意(33)。但是，随着李璘被肃宗剿灭以及肃宗朝对李璘东巡的罪名定性，李璘在政治上已成为被否定的人物，李白当年的入幕之举，在这样的情境下就变得很尴尬。对于参与李璘幕府之事，如果不进行合理解释，就既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与同情，还可能会再次给他带来政治风险。因此，方当遇赦归来的诗人，焉能不对此二事做出小心的表述。“过去的经历与当今衡量这些经历的影响力的标准之间的矛盾越大，那么迫使前者适应当今标准的压力也就越大。”(34)对于玄宗与李璘父子，尤其是对于李璘，李白仍存有一定的感情，这就使得他在展开这一段身世经历的记忆时，一方面要表明自己参与幕府活动并非主动行为，同时又对李璘东巡之举的描述，用笔之际，注意分寸的把握。
除了上述因素外，李白对身世经历做出的重构记忆，还与李白对时局的认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及渴望报效国家的愿望有关。《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一诗，论者尝将之与杜甫的《北征》相提并论，但从叙事角度做出比较时，又常对李白的叙事感到不很满意，以为在这一点上，李白不及杜甫叙事具有“诗史”品格。这实是没有看到两诗目的与功用之别。清人陈仅曾借不同文体之功用作比，论其不同，谓：“太白《经乱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诗，书体也；少陵《北征》诗，记体也：昌黎《南山》诗，赋体也。”(35)“夫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记者，纪事之文也。”(36)由此来看，李白的这首诗，其终极目的则在于陈情。诗的末尾部分叙交谊、忧时局，是全诗的结穴处：
……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朱门拥虎士，列戟何森森。剪凿竹石开，萦流涨清深。登楼坐水阁，吐论多英音。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无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37)
“君登凤凰池，勿弃贾生才”，遇赦方归的李白，心中仍抱着再受朝廷重用的幻想，他希望韦良宰这位将登凤池的旧友，能够归朝荐贤，使遭贬者如他，能像贾谊一般重入宣室，再受顾问。而李白之所以希望得到重用，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而是因为时局尚是“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的局面，而他因忧心国事乃至于“中夜四五叹”。李白报国之热忱，于此可见！
由此返观李白在本诗中有关身世经历的记忆，其用心之良苦也可得其仿佛。“因为要知道，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die Wir-Gruppe）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38)李白虽经长流之冤，但遇赦归来，报国之赤诚未改，为了实现其人生之抱负与理想，他必须在韦良宰招待宴饮这一公共场合，对他身世经历做出符合现实需要的表述。“谁若还在‘今天’时便已企望‘明天’，就要保护‘昨天’，让它不致消失，就要借诸回忆来留住它，过去于是在回忆中被重构。”(39)李白本诗中身世经历的自我记忆，也是如此。
(1) 《御选唐宋诗醇》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8—149页。
(2)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46页。
(3) 分别见王琦《李太白集》附录五“年谱”（中华书局，1977年），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汇校注汇释集评》本诗“题解”（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附录一“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附录“李白简谱”（中华书局，2015年），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本诗“题解”（凤凰出版社，2015年）
(4) 李白流贬的遭际，使他对于人世交道之反复多有感触。本年所作《赠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曾有“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的慨叹。本诗中也有“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语，可见，韦良宰对其招待与礼遇，使其铭感至深。
(5) 朱谏《李诗选注》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3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6)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692页。
(7) 《御选唐宋诗醇》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8—149页。
(8)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404—1405页。
(9) 朱谏《李诗选注》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3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1页。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5页。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6934页。
(12) 《赠何七判官昌浩》，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915页。关于《赠何七判官昌浩》一诗的系年，咸晓婷据新出土的《唐故邓州司户参军何府君墓志并序》，以为此诗当作于至德二载秋李白参与宋若思幕府时。详其《李白赠何昌浩诗系年》文，见《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这里的讨论，仍暂依《李白全集编年笺注》。
(13) 《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920页。
(14) 《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于此诗末按语云：“据此诗观之，白之此行非同一般士人赴边，实乃欲探虎穴，以得虎子也。即不惜冒生命危险，亲入禄山盘据之幽州，探其真相，得其反迹，以上奏朝廷。如能戢祸乱于未发，其功当在不朽。赠何昌浩是中所云‘沙漠收奇勋’，非此而何？故其临行之际，放言高论，并非空谈；心情悲壮异常，良有以也……”见《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922页。
(15)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于此诗末【备考】列王琦《年谱》、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校注》、安旗主编、薛天纬《李白年谱》、薛天纬《李白幽州之行探》、杨明《读李小识》、郁贤皓《李白洛阳行踪新探》、丁立群《李白〈江上答崔宣城〉诗试解》等诸家对此诗理解之不同，可参看。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28—2729页。
(16)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036页。
(17) 《通鉴》载，天宝十载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向导。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骇。时久雨，弓弩筋胶皆弛，大将何思德言于禄山曰：‘吾兵虽多，远来疲敝，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禄山怒，欲斩之，思德请前驱效死。思德貌类禄山，虏争击，杀之，以为已得禄山，勇气增倍。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会夜，追骑解，得入师州……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救禄山，契丹引去，禄山乃得免。至平卢，麾下皆亡，不知所出。”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8—6909页。
(18) 自开元中期以后，唐与奚、契丹在东北的战事一直不断。开元十八年五月，契丹将可突干叛，弑其主契丹王李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朝廷诏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开元二十年正月，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三月，信安王祎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与虏战于白山，大败，后平卢先锋将吴承玭引兵出其右，破之，与祎等大破奚、契丹。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闰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余众六千余人力战不已，尽为虏所杀。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利用契丹可突干与牙将李过折矛盾，使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传其首。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破契丹于捺禄山。开元二十七年六月，幽州将赵堪、白真陁罗矫节度使张守珪命，使平卢节度使乌知义击叛奚余党于横水北，先胜后败，张守珪隐败状而以克获闻。以上分别见《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二百一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6789—6790页、第6797页、第6801—6802页、第6808—6909页、第6826页、第6837页。
(19)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405页。
(20) 《旧唐书·代宗纪》载：宝应元年五月，“丁酉……故庶人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并宜复封号。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见《旧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269页。可知肃宗朝当时对李璘及其东巡的定性，应与谋乱之罪名相关，代宗即位乃有昭雪之举。
(21)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在涉及李白从璘事时，有“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的诗句，在为李白辩解的同时，对李璘则显然持否定态度。
(22)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281—1282页。
(2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3264页。
(24) 魏颢《李翰林集序》，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52页。
(25) 蔡启《蔡宽夫诗话》，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第381页。
(26) 关于李白因从璘入幕引致的系狱、流放之冤的问题，见第二章第二节之论述。
(27)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28) 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77—2179页。
(29) 如明人瞿佑《归田诗话》云：“老杜诗识君臣上下……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东巡歌》，略无上下之分。二公虽齐名，见趣不同如此。”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236页。而苏辙在《诗病五事》中，语更尖刻：“李太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栾城集·栾城第三集》卷之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2页。
(30) 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见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918页。
(31)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见［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105页。
(32) 以上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有关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观点，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33) 《永王东巡歌》其一：“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岩鹜池。”萧士赟曰：“咏永王出师而表以‘天子遥分龙虎旗’，夫子作《春秋》书王之意也。百世而下，未有发明之者。”见王琦《李太白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27页。
(34)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见［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35) 陈仅《竹林问答》，见《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29页。
(36)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8、145页。
(37)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405—1406页。
(38)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文为哈氏为《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之“代序”，见《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39)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