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鹖冠子》一篇，作者为楚人，因居深山，以鹖鸟之羽饰冠，故号鹖冠子。据说，鹖乃一种猛禽，似雉而大，性喜斗，其同类被侵，辄往赴救；因其勇于斗，兼有同类相死之义，故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尝以鹖冠作为赵军服饰之冠（《尔雅翼》卷十六《释鸟四·鹖》）。

此书作者虽隐居幽山、衣敝履穿，却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之志，其学以道家黄老思想为宗，兼及刑名道法、阴阳数术、兵家等说，其文博辨、宏肆。书中所谈论政治、军事、人情、法令等内容皆有战国时代的色彩，所存鹖冠子与庞煖、赵卓（悼）襄王与庞煖、赵武灵王与庞焕（或谓即庞煖）等对话、问答，亦多涉及战国时代之事，故一般以其为先秦文献。又因其内容与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兵、农、医等家思想常相交织，故可与先秦诸子之书相互参证，堪称子部之瑰宝。

当然，历史上对此书之真伪、篇章结构之变化等问题，有过激烈讨论，故有必要在前言中对此给予简要介绍。另外，《鹖冠子》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亦有必要在前言中对之加以概括说明，以方便读者把握其纲领、要旨。

一 关于本书之著录及篇、卷之变化

《鹖冠子》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其谓：“《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

此后，《隋书》、新旧《唐书》亦皆著录此书，只是由“一篇”而变为“三卷”，如《隋书·经籍志》谓：“《鹖冠子》三卷。楚之隐人。”（《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旧唐书·经籍志》：“《鹖冠子》三卷。鹖冠子撰。”（《旧唐书》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七·经籍下》）《新唐书·艺文志》：“《鹖冠子》三卷。”（《新唐书》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艺文三》）

唐代韩愈著有《读鹖冠子》，其谓：“《鹖冠子》十有六篇，其词杂黄老刑名。……文字脱缪，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减者二十有二，注者二十有二字云。”（《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柳宗元有《辨鹖冠子》一首，其注谓：“《西汉·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不显名氏，以鹖鸟羽为冠，因自号焉。《唐志》亦有《鹖冠子》三卷，……今其为书凡十九篇，盖论三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柳宗元集校注》卷四）韩愈所见《鹖冠子》为十六篇，柳宗元所见者则为十九篇。

《宋史·艺文志》谓：“《鹖冠子》三卷。不知姓名。《汉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鹖羽为冠，因号云。”（《宋史》卷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艺文四·子类》）郑樵《通志·艺文略》谓：“《鹖冠子》，三卷。楚之隐人。”（《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五·诸子类第六·道家》）《崇文总目》对于《鹖冠子》的记载谓：“今书十五篇，述三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唐世尝辩此书后出，非古所谓《鹖冠子》者。”（《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其所著录《鹖冠子》则为十五篇，并提出唐代学者辨《鹖冠子》之真伪，这大概指的是韩愈推崇《鹖冠子》，而柳宗元则以《鹖冠子》非先秦书、乃后世伪作。

宋代陆佃为《鹖冠子》作注，其《序》谓：“鹖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鹖为冠，号曰鹖冠子。其道踳驳，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此书虽杂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时若散乱而无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选》篇至《武灵王问》，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读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书也。今其书虽具在，然文字脱谬，不可考者多矣。”（《道藏》第二十七册）陆佃所见《鹖冠子》自《博选》至《武灵王问》，凡十有九篇，他认为韩愈之所以说此书十有六篇，大概因其没有看到此书之全本，而他所见虽为全本，但文字脱谬、不可考者亦甚多。

宋代学者高似孙撰《子略》，为《鹖冠子》等书作题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鹖冠子》则有八卷、三十六篇之说，其谓：“《鹖冠子》八卷。晁氏曰：班固载‘鹖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鹖羽为冠’。著书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韩愈称爱其《博选》《学问》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贾谊《鵩赋》，非斥之。按《四库书目》，《鹖冠子》三十六篇，与愈合，已非《汉志》之旧。今书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与今所传《墨子》书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称两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后两卷有十九论，多称引汉以后事，皆后人杂乱附益之。今削去前后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词杂黄老刑名，意皆浅鄙，宗元之评盖不诬。”（《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马端临所看到的《鹖冠子》有八卷，他又引宋代晁公武之说，以《四库书目》载《鹖冠子》三十有六篇，因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一篇”出入较大，故他认为宋元时期的《鹖冠子》已非《汉志》之旧。据其说，宋代晁公武所见《鹖冠子》即八卷，前三卷十三篇，与今所传《墨子》书同，后两卷有十九论，多称引汉以后事，以此之故，晁公武削去前后五卷，止存十九篇。

眀代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录详注》四卷，亦著录《鹖冠子》。清代《四库全书》收录陆佃注《鹖冠子》三卷，其《提要》谓：“《鹖冠子》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案《汉书·艺文志》载《鹖冠子》一篇，注曰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惟《汉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后来有所附益，则未可知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子部二十七·杂家类一·杂学》）又云：“此注则当日已不甚显，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晁公武《读书志》则但称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后两卷多引汉以后事，公武削去前后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见佃《注》，故不知所注之本先为十九篇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子部二十七·杂家类一·杂学》）四库馆臣认为，陆佃所注《鹖冠子》即为三卷十九篇，晁公武削去前后五卷，得三卷十九篇，与陆佃注《鹖冠子》不谋而合。

如前所述，关于《鹖冠子》篇章结构之变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猜测其由《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一篇”至于三卷十九篇，可能存在后世之附益。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亦谓：“《鹖冠子》，《汉志》止一篇，韩文公所读有十六篇。《四库书目》有三十六篇，逐代增多何也，意者原本无多，余悉后人增入欤？”（《〈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诸子略（二）·道家》）认为《鹖冠子》原本并不多，逐代增多是出于后人之附益、补充。陆佃《序》谓《鹖冠子》“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认为《鹖冠子》本为黄老学派的著作，但在流传过程中，又掺杂刑名之术而成杂家之著。这是否可以用来说明其篇章、结构变化之原因，还有待讨论。

另外，由于《鹖冠子》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这导致其在同一部书中被分类著录，其著录之卷数也因整理者、版本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种情况在他书亦有之，例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书略》又著录“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二《略》所著录其实即为同一部书。对此，蒋礼鸿先生提出，刘向典校六艺、经传、诸子，而兵书校于任宏，二人初不相谋；《商君书》昌言兵、农，固得互存于诸子、兵书，至于上述所说二十九、二十七篇数的不同，他认为是因为刘向、任宏所据之版本不同，其分合、多寡也存在差异所导致，具体原因已不可考，故不得斠令划一（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战法第十》）。以此说相对照，则《鹖冠子》之篇卷差异、分类著录等情况，似乎也可以得到同理之说明。

对于历史上《鹖冠子》篇章结构变迁情况，黄怀信先生给出另一种解释，他说：“今考《汉志》著录书籍，多‘篇’‘卷’互用，而每家总计，则‘篇’‘卷’同计为‘篇’，说明其‘篇’与‘卷’相当。因而，《汉志》之‘一篇’，不当与今十九‘篇’之‘篇’同观，而应视为‘卷’。而卷之大小，由人划分，古今可以有异。”所以他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鹖冠子》仅一篇，尚不能证明今本非《汉书·艺文志》之旧（《鹖冠子汇校集注》）。

历史上，也有以今本《鹖冠子》为《汉书·艺文志》中的《鹖冠子》与《汉书·艺文志》兵家《庞煖》或纵横家《庞煖》合编成书者。如清代学者王闿运《题鹖冠子》谓：“《汉书·艺文志》《鹖冠子》，在道家；又《庞煖》二篇，在纵横家。《隋志》则《鹖冠子》三卷，无《庞煖》书矣。……则随（隋）三卷者，因合《煖》二篇欤。”（《鹖冠子汇校集注》）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鹖冠子》一卷，合《汉书·艺文志》兵家、纵横家《庞煖》二篇，成《隋志》著录之《鹖冠子》三卷。

若将《鹖冠子》中《庞煖》二篇摘出，则《鹖冠子》余十七篇，与韩愈所见十六篇、《崇文总目》所著录十五篇，尚有差异。对此，黄怀信先生推测今本《泰鸿》与《泰录》二篇，原本当是一篇，而后人分之，如此，则能与韩愈所见十六篇相合；而韩愈所读，当是尚未编入《庞煖》二篇的原本《鹖冠子》，而他认为《崇文总目》所著录的《鹖冠子》十五篇，则又当是未编旧本之残缺（《鹖冠子汇校集注》），此可备一说。

以上，述诸家关于《鹖冠子》著录及其篇、卷变化之推测、说明，旨在使大家了解此书在历史上的流传、演变等情况，以方便大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

二 关于本书的版本

据清代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载，《鹖冠子》一书的版本，明清时期较著名者约有十余种，其谓：“《鹖冠子》三卷，不著撰人。○聚珍本。○闽覆本。○近十子全书本。○瓶花斋本。○明刊十行本。○嘉靖甲辰刊五子本。○道藏本。○子汇本。○绵眇阁本。○学津讨原本。○弘治丙辰杨一清校五子本。”（[清]莫友芝撰：《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上《子部十上·杂家类上·杂学之属（绳）》）

宋代陆佃为《鹖冠子》作注解。关于陆佃《鹖冠子》注解的版本，亦存多种，据《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载：“《鹖冠子解》三卷，宋陆佃撰。○明正统道藏本，五行十七字。○明弘治碧云馆活字印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阑，注大字低一格，版心有‘碧云’或‘弘治年’等字。有乾隆帝题诗一首。○明弘治九年杨一清陕西刊五子本，九行十九字，黑口，四周双阑。从道藏本出。○明嘉靖本，八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阑。○清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王引之、孙星衍手校。盛昱遗书，又一帙，失名人用宋本、万历本及《群书治要》校。○清嘉庆十年张氏照旷阁刊学津讨原本，九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阑。”（[清]莫友芝撰：《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上《子部十上·杂家类上·杂学之属（绳）》）

据清代张之洞编撰，范希曾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鹖冠子》陆佃注三卷，还有仪征张丙炎刻《榕园丛书》重刻学津本，沔阳卢靖《湖北先正遗书》影印聚珍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涵芬楼《道藏举要》影印《道藏》本。另外，洪颐煊、俞樾、孙诒让各有条校，在《读书丛录》《诸子平议》《札迻》内，湘潭王闿运《鹖冠子注》一卷，自刻《湘绮楼全书》本。对此，孙文泱有一补充说明：陆注有文渊阁《四库》本第848册；文津阁本第280册；《四部丛刊》为艺风堂藏明覆宋刊本；《四部备要》排印《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第581册影印《子汇》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诸子百家丛书》影印本（1990），黄怀信《鹖冠子汇校集注（附通检）》（中华书局2004年版）等。

清代孙志祖辑有《鹖冠子逸文》（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子部·先秦诸子类》），清代王仁俊辑《鹖冠子佚文》一卷（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子部·先秦诸子类》）。李红英提及1930年，周叔弢曾以唐写本《鹖冠子》与傅增湘易得《群经音辨》残卷之事（李红英著：《寒云藏书题跋辑释·八经阁中的嫏嬛秘宝（经部藏书题跋）·宋绍兴刻本〈群经音辨〉》），以及明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解》，她以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书实物（李红英著：《寒云藏书题跋辑释·莲华精舍中的清净（子部藏书题跋）·明弘治碧云馆活字印本〈鹖冠子解〉》）。李学勤先生则认为《鹖冠子》的传本，“主要是宋陆佃注本，有《四部丛刊》影印的明翻宋本和《道藏》本，然存在不少讹脱，更早仅有《群书治要》摘引的一部分。旧为傅增湘先生收藏的所谓唐写本《鹖冠子》残卷，早已证明为伪，傅熹年先生前些年曾以其照片赐示。现在齐齐哈尔图书馆的唐写本残卷，据云与傅氏旧藏的中间部分大致相同，包括本文及注，恐也不足凭信”（李学勤撰《鹖冠子校注·序言》）。李先生认为，傅增湘先生收藏的唐写本《鹖冠子》残卷乃伪作，齐齐哈尔图书馆藏唐写本残卷恐怕也不足凭信。

黄怀信先生撰《鹖冠子校注》《鹖冠子汇校集注》等，其《鹖冠子》原文及陆佃校、注，皆以明万历五年刊子汇本为底本，校勘采用《鹖冠子》旧本及注本包括：（一）民国十四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正统道藏本，简称“道藏本”；（二）《四部丛刊》影印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艺风堂藏明翻宋本，简称“丛刊本”；（三）明弘治间碧云馆活字印本，简称“弘治本”；（四）明天启五年朱氏花斋刊《鹖冠子集评》本，简称“朱氏本”；（五）清乾隆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活字本，简称“聚珍本”；（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七）清嘉庆十年张海鹏照旷阁刊《学津讨原》本，简称“学津本”；（八）清宣统六年刊王闿运校本，简称“王氏本”；（九）唐《群书治要·鹖冠子》（《四部丛刊》本），简称“治要”；（一○）唐人写本《鹖冠子》残卷（据傅增湘《跋唐人写〈鹖冠子〉上卷卷子》，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六号），简称“唐写本残卷”。其所采辑前人及今人校注包括：（一）宋陆佃校注；（二）明陈深《诸子品节》（万历十九年刊本）；（三）明王宇《鹖冠子集评》（朱氏本）；（四）明朱养和、朱养纯注（朱氏本）；（五）清纪昀校（据聚珍本）；（六）清洪颐煊《鹖冠子丛录》（道光二年富文斋刊《读书丛录》）；（七）清俞樾《鹖冠子平议》（中华书局1954年版）；（八）清孙诒让《鹖冠子札迻》（《札迻》光绪二十年刊本）；（九）清王闿运《鹖冠子注》（王氏本）；（一○）民国张之纯《评注鹖冠子菁华录》（商务印书馆《评注诸子菁华录》，民国十四年版）；（一一）民国孙人和《鹖冠子举正》（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一二）民国吴世拱《鹖冠子吴注》（“九鹤堂丛书”本）；（一三）张金城《鹖冠子笺疏》（国文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重加标点）；（一四）敦煌唐写本残卷。鉴于此本不真，故只入校。（《鹖冠子校注·例言》）

另外，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华夏出版社共同编纂、出版的《中华道藏》（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了郭武教授所整理的陆佃注《鹖冠子》三卷。

以上述诸家之说，旨在使读者诸君了解不同时期所存《鹖冠子》及其注解的重要版本，以备将来阅读、研究之需。

三 关于本书真伪的讨论

历史上，韩愈较为推崇《鹖冠子》。他在《读鹖冠子》一文中，对《鹖冠子》中《博选》篇所说人才选拔的“四稽”“五至”之说很赞赏，认为其说理非常得当、透彻！他设想，若是鹖冠子其人能够得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其所成就之功德必多！而《鹖冠子·学问》篇中所说“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等道理，也都令他十分信服、感慨（详见《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读鹖冠子》）。

但与此相对，唐代柳宗元则认为《鹖冠子》乃伪作。他有《辨鹖冠子》（《柳宗元集校注》卷第四）一篇，其谓：

余读贾谊《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惟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

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鹖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邪？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类。

柳宗元认为他所见《鹖冠子》之书，可能为后世伪作。虽然唐代学者认为贾谊《鵩鸟赋》出于《鹖冠子》，但柳宗元却发现贾文之辞嘉，而《鹖冠子》尽鄙浅言，惟只贾谊所引用的几句辞美，余皆无可称许者。所以，他认为是好事者伪为《鹖冠子》书，窃用贾谊《鵩鸟赋》之辞以文饰之，而非贾谊《鵩鸟赋》有所取于《鹖冠子》。

柳宗元还给出另一个理由，即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称引“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此句亦见于《鹖冠子》，但司马迁不说这几句话为《鹖冠子》所言，而以其为贾谊之语。柳宗元认为，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假如当时真有《鹖冠子》其书，则司马迁岂有不见之理？若司马迁读过《鹖冠子》书，又怎么可能称这几句话为“贾子曰”？如果先秦真有《鹖冠子》书存，其亦必不取贾谊《鵩鸟赋》以充入之，何以知其如此，因为这几句与《鹖冠子·世兵》篇其他语句行文风格并不相类。

历史上，赞同柳宗元之说者不在少数。如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鹖冠子·博选》篇用《战国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齐语》管子之言，不但用贾生《鵩赋》而已。柳子之辩，其知言哉！”（《困学纪闻》卷十《诸子·庄子逸篇》）清代阎若璩、焦循，现代学者王叔岷等，也赞同柳宗元之说，以《鹖冠子》为后世伪作。故李学勤先生说：“《鹖冠子》虽在《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但后来的流传可说是不绝如缕。唐代柳宗元作《辨鹖冠子》，斥之为‘尽鄙浅者’，认为是‘好事者伪为其书’，后来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等都遵从柳说，其书之伪于是成为公论，沿袭至于现代。甚至为《鹖冠子》作注释者，也要声明其为伪书，只是‘不尽伪’而已。”（李学勤撰：《鹖冠子校注·序言》）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鹖冠子》真赝错杂，或者是原有其书而后世附益、增加一些新内容于其中，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例如，清代马骕《绎史·征言》谓：“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家语》《孔丛子》之属，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张金城《鹖冠子笺疏叙例》亦谓：“此书篇卷，盖经后人附会。修短不齐，不足怪也。”

当然，后世也有对柳说提出不同看法者，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刘勰《文心雕龙》称‘《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韩愈集》有《读鹖冠子》一首，称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学问》篇‘一壶千金’之语，且谓其施于国家，功德岂少。《柳宗元集》有《鹖冠子辨》一首，乃诋为言尽鄙浅，谓其《世兵》篇多同《鵩赋》，据司马迁所引贾生二语，以决其伪。然古人著书，往往偶用旧文；古人引证，亦往往偶随所见。如‘谷神不死’四语，今见《老子》中，而《列子》乃称为《黄帝书》；‘克己复礼’一语，今在《论语》中，《左传》乃谓仲尼称‘志有之’。‘元者，善之长也’八句，今在《文言传》中，《左传》乃记为穆姜语。司马迁惟称贾生，盖亦此类，未可以单文孤证，遽断其伪。”（《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子部二十七·杂家类一·杂学》）四库馆臣认为，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称引“《鹖冠》绵绵，亟发深言”，表明南北朝时，刘勰尝见此书；至于唐代，《韩愈集》也有《读鹖冠子》一篇。柳宗元《辩鹖冠子》乃诋其言为鄙浅，谓其《世兵》篇多同《鵩鸟赋》，并据司马迁所引贾生二语以决其伪，难以成立。因为自六朝至唐，刘勰最号知“文”，而韩愈最号知“道”，二人或称引、或表彰《鹖冠子》，证明其书之存不伪，其理有可观之处为真。况且，古人著书往往偶用旧文，古人引证亦往往偶随所见，例如，“谷神不死”四语，今见《老子》，而《列子》乃称其为《黄帝书》，此类例子甚多，司马迁引《鹖冠子》惟称贾生，大概也是这种情况，因此不可以单文孤证，遽断其为伪书。

此外，《周氏涉笔》提出：“按《王鈇》篇所载，全用楚制，又似非贾谊后所为。”（《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吴世拱在《鹖冠子吴注》的前言中也认为：“考其名物、训诂及学术思想，塙为秦前之物，决非后世所能假借。”（《鹖冠子校注·附录·鹖冠子吴注前言》）李学勤先生则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来证《鹖冠子》为真，他说：“学术界对研究整理《鹖冠子》的要求正越来越迫切。发生这一现象的契机，是一九七三年末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的发现。这批珍贵帛书里有《黄帝书》（我同意唐兰先生主张即《汉志》的《黄帝四经》），很多观点和语句与《鹖冠子》相同，确证后者是先秦古书，而且是黄老一派的要籍。”（李学勤撰：《鹖冠子校注·序言》）李红英亦认为：“前人多以此书为伪书。宋代陆佃注解此书，不同意伪书之说。吕思勉认为今传世十九篇，词古意茂，决非汉以后人所能为。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里，有不见于别书而与《鹖冠子》相合的内容，此亦可作为《鹖冠子》当是战国时著作的佐证。”（李红英著：《寒云藏书题跋辑释·莲华精舍中的清净（子部藏书题跋）·明弘治碧云馆活字印本〈鹖冠子解〉》）

那么，《鹖冠子·世兵》篇中有部分辞句与汉代贾谊《鵩鸟赋》相近，又当如何看待？我们认为，《世兵》全篇论用兵、战争之道，《鵩鸟赋》则为贾谊嗟己身遇之伤而作，两者辞虽近而主旨实异。《世兵》篇前文论兵战之道、胜敌之法，后文则强调善战者应当追求与道合真，要捐弃物欲、随顺理则，以“心无偏私”为最高之德性，如此则可以引领时势、战无不胜，故《世兵》篇前后文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应该不是杂缀而成；且《世兵》部分辞句虽与贾《赋》相近，然《世兵》辞朴而贾《赋》藻丽，“后出转精”亦不是不可能。

既然《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等皆著录《鹖冠子》，未言其为伪托；而1973年末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发现有《黄帝书》，其很多观点和语句又与《鹖冠子》相同，由此看来，《鹖冠子》确有材料、证据表明其文之主体为先秦时代的古书。

四 关于本书的思想

《鹖冠子》各篇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想，简要概括如下：

其一，尊“道”为宇宙万化的根本。

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强调“尊道贵德”。《鹖冠子》承《老子》“尊道贵德”“道法自然”思想，其《环流》篇描述了作为宇宙天地万化根本的大道，循环流转、生生不息、无有穷尽；于其生化流转中，又蕴涵有阴阳化育、生物成败之法则，美恶相饰、物极则反之规律。其《泰鸿》篇则强调大道的总括性、统摄性，提出大道囊括万有而为一，故谓之“泰一”（也称“太一”）；天下皆同之，故谓“大同”；广大无有边际，故谓之“泰鸿”；“泰一”之道究宇宙天地之始、穷万物生成之源，蕴含着宇宙天地万物之所同出的原理、法则；圣人契合此道以为己之德，故谓之“道德”；圣人与道契合的方法、原则在于如其自然，令人与物皆适其性分之全，并以自然、无为作为权衡政事与天下之物是否合于道的重要法则。《鹖冠子·天权》篇还指出，人不能与道相合，容易产生五种认知的障碍，即“蔽于其所不见，鬲于其所不闻，塞于其所不开，诎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胜”，认为人若只知物之一隅、一方，而不领悟大道，就不能够遍及万物之性而生“蔽”。

其二，“道”化而生“法”，提出“道生法”的思想。

《鹖冠子·兵政》篇提出“贤生圣，圣生道”，又提出“道生法，法生神，神生明”，认为由“贤”而可通往“圣”，由“圣”而可通向“道”，此乃由形下导向形上的进路。与此相应，还有由形上大道下贯至人的“神明”的过程，即由“道”产生具体事物之“法”；由对“法”的理解、把握，产生人的“神明”之智；由“神明”之智，从而通晓宇宙万化之理。故“道”与“神明”之智必相保、相守而不失，此乃兵、政事务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故道以“法”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体现其统摄性、主宰性。如《鹖冠子·天则》以“法”为“天则”，提出“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上圣之人对法要“内持以维，外纽以纲”（《鹖冠子·泰鸿》），法事物自然之势而动，以之作为行事的准则。

道化之法，近则存于人之一身，远则可以及于宇宙、天地、万物。《鹖冠子·环流》有时候将统摄宇宙万有之道称之为“一”，而达成同一之道的各种差异性方法，则可以称其为方术、或谓之“法”；作为主宰、统摄一切的道，应通过多样性的方术、或者“法”来达成，所以应当重视呈现道的各种各样之方术或者“法”。

其三，圣王治世，必循“天则”而行。

《鹖冠子·度万》提出远自近始、显由隐至、大由小成、众由少积，因此要重视对事物细微难明之本根的探究；认为法律的制定，不能够败坏天下事、物之性，政令的施行，不能够伤害天下人正常之情与理，将事理、情理作为法律、政令的基础。圣王治世，必循“天则”；“天则”涵盖“天、地、人”三才之道，“天、地、人”三才同类相感、同气相求，上下之间相互感通、相互关联。与圣王相反的奸邪小人，任运其私情，芟除其真性，违背天道，悖逆人道，以有为取代无为，致使天地间阴阳之理无从感通，故奸邪小人之小智、小谋足以扰乱正道，这是天下、国家危机四伏、乃至灭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四，强调了治世当博选众贤，并探讨了选拔贤才的具体方法。

《鹖冠子》提出博选众贤，重在因任人的不同性情、发挥人的不同才能，这与道家尊道贵德、因循自然的思想相近。例如，其提出国家遭遇祸患、大难，就要任用那些武勇之士来处理；若有外交往来、缔结盟约之事，就要任用那些外交辩士来处理；谋划大事、确定行动之纲领，就要任用那些智谋之士来处理；接待宾客、送往迎来之事，就要任用那些知礼、明礼之士来处理；参赞自然天地之化育、统率天下之诸侯，就要邀请圣明之人来充任之。

又如，对那些富有财富的人，要观察其如何施其财予人，便足以识别其是否真的具有仁爱之心；对那些具有尊贵地位的人，要观察其如何为国家、社会举荐人才，便足以识别其是否真的尽忠于职守；观察一个人耻于不行之事为何，便足以知晓其是否能够行义；观察一个人在面对威逼、压迫之时的表现，便足以知晓其是否真正具有勇气；对于那些处于贫困境地的人，观察其宁守贫困、而不贪取者为何物，如此便足以辨别其是否真的廉洁，如此等等。

《老子》强调“不尚贤”，而《鹖冠子》则重视广泛选拔人才，并提出选拔人才又当以人之中的贤能、圣明者为重点，还认为统治者选拔、任用人才一定要坚持名实相符、奖罚分明的原则，强调要根据人才所取得的功劳来给予赏赐、权衡其德行来给予恰当之任命；提出德盛则民聚，只有道德方能招致远方之人的真心亲附，而万民齐聚则群英毕至，从而突显了德政与人才的可贵，以及英雄出自人民的历史观。这便于道家思想中，又掺杂有儒、墨、法等诸家价值诉求。

其五，提出治世有五种基本政治制度，并以垂拱无为而天下化成之“皇道”作为理想的治政模式。

《鹖冠子·度万》认为，治世有五种基本政治制度，即垂拱无为而天下化成的“神化”皇道；法天象地、定制治世的“官治”帝道；以仁义教敕天下之民的“教治”王道；因循古圣、先贤旧章而治的“因治”之道；以及背离天道、任用智巧、依靠政令而治的“事治”之道。《鹖冠子》推崇统治者道化天下于无形的“神化”皇道，认为统治者以其神明睿智把握事、物之根本，就可以充分掌握其变化、发展规律，从而应对万化、以成就功业。相较而言，“官治”“教治”“因治”“事治”其价值则依次而递减，《鹖冠子》尤其反对“事治”，认为统治者不遵循先圣之法度，只依恃自己的尊贵地位以为道，以自己的主观私意为法度，为时俗所拘系，为世论所惑乱，对下愚弄百姓，对上背逆天命，这会导致天下百姓家家困顿、人人怨恨，以这种狭小之眼光、狭隘之才能，必定难以成就弘大之功业。《鹖冠子·世贤》篇还通过赵悼襄王与庞煖的对话，提出治病当用良医、治国当用贤能，无论治病还是治国，应“治之无名，使之无形”，即治国于未乱、治人于未病，使国之灾患、人之疾病不能形成气候。

其六，推崇人的“内圣”修养之功。

《鹖冠子·学问》篇强调，学习道术，必须使己心达到灵明而神妙的境地。心灵明而神妙之后，人方能根据事物之变化而使令之，因循事物之所为而定夺之。人之神明可与道相通，为万物之中最为尊贵、高尚者。人内养其神明以合于道，其心静定而精不泄漏，易简而神不烦扰，不烦扰则精气盛、神明畅达。以此，人之神明就能因应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千变万化而变化，做到始终与道相从而心中安适、和悦。反之，若只是通过文辞去索持、乃至如绳索捆绑那般僵死地去认知变化之物与事，便不能通达事物之理。

其七，《鹖冠子》对用兵之道乃至战争的一般规律有所揭示，提出用兵之正道，在于制止那些行为严重悖离正义者。

《鹖冠子·世兵》提出“道有度数”“物有相胜”，认为大道运化万变，其中有可计量的法度、数理、准则，物与物之间其性可以相生、相克，故善战之人以五行相生、相克之法排兵布阵，以五音相和、相胜之理指导作战，故要在战场死亡之地使自己生存下来，必贵“天权”，要“陈以五行，战以五音”（《鹖冠子·天权》），也即掌握、运用天地自然与人事变化法则，做到“备必豫具，虑必蚤定”（《鹖冠子·天权》），因时而动、应物而变、不主常可，执一以应万，故其战胜、攻克强敌之方法，常根据外在环境之变化而变化，其胜敌之计无有穷尽。

《鹖冠子·天权》提出“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认为行军打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心；战争取胜要靠穷尽人力，人力之发挥要充分利用地利，地利之运用要依据天时。天时有四时、五行之相生、相制，地利有四面八方、高低上下之维，人事有万众一心、协力成功之法；故善于用兵者当谨慎从事之，利用天时以胜敌，相地之宜以胜敌，以赢得人心而胜敌。

“兵以势胜”，《鹖冠子·世兵》认为在战场上要主动创造有利时机、乘其势变以胜敌，故明智的统帅总是避敌之实而击敌之虚，避开对己方不利的局势，积极创造有利于己方的作战时机，挖掘、发挥己方之所长，给敌方造成险情、险境，然后乘势而攻之。

《鹖冠子·近迭》篇还强调：“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许一百年都可能不发动一次战争，但统治者却不能够因此而对战备有一天的忽略，因此治理天下、国家，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将军事与战备放在国事中非常重要的优先地位。

当然，《鹖冠子》更强调文、武之道必须并用，提出“设兵取国，武之美也；不动取国，文之华也”（《鹖冠子·天权》）。认为陈兵布阵、以武力攻取敌之国，此彰显的是武略之美；不战而屈人之兵、取敌之国，此彰显的是仁德之光华，二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故“制事内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充其功”（《鹖冠子·天权》），认为治理国之大事于其内，若不能尽其大体，则其用兵于外，鲜能实有其功。只用战争的杀伐之武，而不配以仁德之文，则杀戾之气过重，就会断绝道之纲纪，扰乱天道变化法则，违背天地万物之性，导致凶咎。

以上概述了《鹖冠子》的主要思想。历史上，陆佃较早为《鹖冠子》作注，但其注较为简略。自清末以来，王闿运有《鹖冠子注》、孙人和有《鹖冠子举正》，吴世拱有《鹖冠子吴注》，张金城有《鹖冠子笺疏》等，皆多可取、可观之处！尤其是黄怀信先生的《鹖冠子校注》《鹖冠子汇校集注》等，在不少方面超越前人。另外，学术界对于《鹖冠子》的相关思想研究，也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鉴于《鹖冠子》文辞非常晦涩难解，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此书，鄙人在吸收、借鉴前贤注解的基础上，尝试对《鹖冠子》全书进行注译，此次注译以《道藏》所收《鹖冠子》三卷为底本，参照黄怀信先生的《鹖冠子校注》《鹖冠子汇校集注》等，对前贤所取得的相关注解《鹖冠子》的成果多有借鉴，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诚挚敬意！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注译中一定存在不少错误，敬请大家多多批评、教正。

章伟文

2022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