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精粹(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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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国学与人生

○知识目标:

1.了解国学概念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2.初步了解和体会国学的特质。

○能力目标:

1.能准确把握学习国学的目的和要求;

2.能理解国学学习与提升个人修养、获得人生智慧的关系。

学习这门课程,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什么是国学?为什么要学习国学?如何学好国学?

何谓国学?从词源学的意义看,“国学”一词的原意是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西周时期,国学设在周天子所在的王城和各诸侯国的国都,分小学和大学两级;汉代设太学;晋代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北齐为国子寺;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设学部,废国子监。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管理机构和国家设置的最高学府,国学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其意义自不可小觑。

从国际文化背景看,“国学”则是在与西学的碰撞中产生的一个概念。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思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甚至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归罪为中国文化,于是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兴起了全盘西化的思潮。在这种文化震荡中产生的中国文化危机,深深地困扰着近代以来一大批中西兼通的中国思想家们。他们为回应西学的冲击,挽救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之势,沟通新旧之学与中西之学,开始在与西学相对的意义上提倡“中学”,也就是“国学”。他们倡导国学的根据与旨趣,一方面在于他们认为国学是国家立国的根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在于他们认为国学与新学并无冲突,实则相互为用之关系。“国学”一词亦因章太炎的倡导,成为当时流行的学术话语,成为国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统称,即“一国所有之学也”。这样,国学就从教育机构转变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章太炎(1869—1936)   近代著名学者

从研究的范围着眼,国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涵盖了所有中国传统的学术,可谓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具体一点说,清代姚鼐将中国的学术分为“义理之学”(宗教、哲学等思想、修养类学问)、“考据之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工具性学问)和“辞章之学”(诗学、词学等文学艺术之学)三大门类,后曾国藩在此基础上添加了一门经世之学”(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经世致用类学问),形成了完备的国学研究范围。而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以儒、道、佛三家特别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其核心为“经”,即我们常说的“经典”。

今天,国学在衰落了一百多年后又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表明它确实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的文化所不具备的。总的来说,国学的独特价值不在于让我们获得许多关于自然、社会的知识(这类学问我们可称为思辨的学问),而在于引导我们了悟宇宙人生的大道,获得安顿我们精神生命的智慧(此类学问可称为生命的学问)。

就人类精神的构成而言,它具有智慧与理性两个世界的内容。理性的世界我们很熟悉,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和学问都是在理性的认知和运作下产生的;智慧的世界属于另一个世界,从理性看上去有些玄妙,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中国古人认为,智慧与理性性质不同,具有不同于理性的精神内涵。如佛学即被概括为一种“智慧”(梵语称般若”)的学问。在理性与智慧这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形成人的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由理性形成的是理解或理知的方式,由智慧形成的则是体知或体解的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了思辨与生命两种类型的学问。

所谓思辨的学问,指学问的创立者为解决认识过程中遇到的不同类型问题而形成的学问;所谓生命的学问,指学问的创立者在对宇宙人生发生了某种整体、透彻体悟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其身心感受切己相关的学问。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思辨的学问建立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生命的学问则以非二元对立(“不二”)的世界观为基础;思辨的学问旨在相对改变生活品质,生命的学问则旨在彻底安顿整个生命;思辨的学问以理性的逻辑遣词、造句、成文,故有严谨的形式系统,生命的学问以体悟、观察描述世界,往往没有完整的形式系统;思辨的学问之真是理性之真,生命的学问之真为体悟之真;思辨的学问主要靠与时俱进来开新,生命的学问主要靠师资授受、经典注疏来传承。应该说,这两类学问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丰富内涵,皆不可偏废,然而究竟说来,思辨的学问若不以生命的学问为统摄,则失却魂魄;生命的学问若不容纳思辨的学问,亦失之干枯。二者实为体用圆融之关系。

近代以来,思辨之学日盛,生命之学不兴。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欲望的增强,人与自然日益陷入一种对抗关系之中。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人成了整个世界的主宰,成为征服自然的主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和谐融洽而是敌对的关系。人在对自然为所欲为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临着自然所给予的加倍的惩罚。随着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人变成单子化的个人,在弘扬自我独立性的时候,也把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最后就出现了如萨特所说的“他人就是地狱”的状况,痛苦和纷争由此产生,国际战争、种族仇恨、民族争端也在为这个世界的灾难不断地增加砝码。“人类中心主义”的自信,在威力无比的自然面前再也不能不进行自我反省了。

反思人类文明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再次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事实:整个世界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联系之网,都因条件的和合而产生着或近或远的关系,孤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单子化的个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当现代人一边住着高楼大厦一边却感觉无家可归的时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关乎整体、注重和谐、安顿精神、崇尚智慧的生命的学问就显得尤为重要。冯友兰先生曾说:“西方是外向的,东方是内向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回答……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

显然,以易学为大本大源、儒道佛三家思想为主干的国学都是生命的学问,它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践履的蓝本,否则它与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切己相关性。按朱熹的说法,圣人并不说出道德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要求你实践它;就像他不说出糖怎样甜,只要求你尝它。学习国学,如果学而不习是毫无益处的。因此,“明理”与“笃行”便是对同学们学习国学的两个要求。唯有如此,国学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学问,成为真正指导我们获得幸福人生的学问。

然而,初习国学者从何处入手才能做到“明理”与“笃行”,也就是“知行合一”呢?

明理,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古圣先贤洞观宇宙人生实相后通过各种教化方式为我们显明的道理,这些道理就文字而言是以经典的形式呈现的。因此,要求得智慧之道,我们首先需要学会正确地诵读经典。诵读经典自然先要有一种诵读经典的态度,我们可将之概括为四种心:恭敬心、惭愧心、精进心、长远心。第一是恭敬心。比如我们读《论语》《老子》《金刚经》时,就要像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坐在我们面前讲课一样,想着“他就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求了很久才求到的老师”,这样就可以生起恭敬心了。这个恭敬心还有一个效用,每每在我们读不懂经典的时候,我们不会动辄责怪圣贤,而只会反省自己智慧不够,由此生起惭愧心。当然,面对惭愧心我们不能自卑,而应该生起誓愿读懂的精进心:正因为我读不懂,我要更加努力去读,一遍记不住就读十遍,十遍记不住就读一百遍!所谓“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最后,我们还要生起长远心。真正的精进是要持之以恒地精进,不能够只有三分钟热度,如果真的要以圣人为师,真的要让古圣先贤走进我们心中,就要把诵读经典当作人生第一要务。

诵读经典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以静心的方式来诵读。用这种方式诵读经典,从头到尾都要庄严:要以恭敬心将经典摆在书案上;然后以念念相续、不疾不徐的方式从头诵到尾。疾是急躁,徐是懈怠,都不行;念念相续,指读经时尽量不起杂念。当然,一开始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往往才开始诵就想什么时候诵完,或诵着诵着就开始琢磨经典的意思,这都是杂念。面对这些杂念,也没有其他好办法,只有在发现后赶紧把心收回来放到经典上,久而久之才能一心不乱,诵读到这个境界是可以开启智慧的。依这种方式诵读经典,每天要有定课,每次诵读完后,都应恭恭敬敬地将经典放回原处。

二是以理解的方式来诵读。依此方式诵读经典,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一是要借助古典概论或者注疏。为什么特别强调阅读古典而非现代注疏呢?因为古典注疏是接着古人传递智慧的注疏,现代注疏则多是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研究出来的知识,这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有些经典,像《论语》,古典注疏很多,初学者既没有定力,也没有抉择力,所以最好从与自己相应的一家入手,弄通这家之后再读下一家,否则会陷入注疏海洋而无法自拔。二是注意经典中同名异义和异名同义的问题。同名异义指同一个名词有不同的含义,异名同义则指不同的名词具有同样的含义,这两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经典中都非常普遍,如果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理解古代经典就很容易出问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儒道佛三家的智慧经典,是圣贤当体之觉悟,而不是通过现代学术方式撰写出来的。这样,大部分经典都带有老师与学生在教学中互动的情境性和鲜活性,典型者如《论语》和禅宗公案。由于学生的根基不一样,其偏好、所学等也各不同,老师随顺汉语多义词或同义词的特征,有时用同一字词表达不同的意思,有时又用不同字词表达同一个意思。当这种现象与老师的独特思想结合在一起时,情况更加复杂。三是要注意将整部经典的思想及其传统贯通起来领会,避免断章取义。

诵读经典的过程大概会经历四个境界:一是不知所云境。因为我们长期习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思考智慧的经典,而智慧的经典却是从“不二”智慧中当机说出来的活生生的生命智慧,两者根本不相应。二是依文解义境。这是通过查字典、看注疏来弄通经典语言文字含义的境界。这种境界虽然懂得了经典的文字句义,但没有真正依智慧的观照方式进入经典,更没能贯通经典的思想。三是通达一经境。这个境界能够依智慧观照方式进入经典,也能把一部经典贯通起来,知道什么是经典的思想宗旨和归宿,知道它如何依其宗旨和归宿开展思想,又从哪些方面、哪些层面回到其宗旨与归宿,是真正通达一部经典的境界。四是豁然贯通境。这里的贯通,既指智慧观照方式的贯通,也指所学智慧的贯通,小到贯通一家思想,大到贯通一切思想,即不光贯通儒、道、佛三家或诸子百家,甚至还包括贯通世间一切学问。到了这个时候,才谈得上自如地运用一切学问。

“笃行”就是要修行,只有修行才能净化自己的身心。否则只是在理论上通了,算不得真正成就。“切实笃行”之道,不管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有两条路子,即次第修行与非次第修行之路。以儒家为例,儒家的次第修行之路由《中庸》的“自明诚”一语点出,而在朱熹的《大学格物致知补传》中得到集中阐述:“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认为,虽然心与理一,但为人欲所蔽而不得现前,故需要通过内而正心诚意、外而格物致知的功夫,待到功夫成熟,穷理尽性,则心物打成一片,达到陆九渊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境界。

非次第修行之路,就是顿悟之道。在儒家,这个法门由《中庸》“自诚明”一语显明,而由王阳明集大成。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四句教”,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非次第修行之道的典型表达。他先让弟子体悟每一个人都具足良知本体,这个良知本体具足智慧和道德,见真自然知真、见假自然知假,见善自然知善、见恶自然知恶,见美自然知美、见丑自然知丑,修行无非是“致良知”,即在生活中将此良知发用出来。他说:“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这是儒家的顿悟之路。个人可视自己的根基,或者听从师长的建议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修行道路。

概括来说,我们学习国学,要通过诵读经典,切实明白并体悟古圣先贤的“不二”智慧之理,并在“不二”智慧的观照下将“理”落实到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事事物物。如此训练,久而久之,就能够开启智慧,达到知行合一,既令自己身心轻安,亦能涉世利益众生。

典型案例

案例1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研究生杨某自杀案

杨某,上海海事大学2009级法学系研究生。她早年丧父,家境贫苦,与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后姐弟俩陆续考上武汉大学。母亲提前内退后,生活的重担主要压在了杨某身上。本科毕业后,她希望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屡屡受挫。2009年,她考取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希望能够通过掌握更多的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现实困难再一次挫败了她,母亲曾听到她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2009年11月26日,在杨某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凌晨,她被发现在宿舍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案例2 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某投毒致室友黄某死亡案

林某与黄某均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两人先后入住同一寝室。之后,林某因琐事对黄某不满,逐渐怀恨在心。2013年愚人节前夕,林某在宿舍听黄某和其他同学调侃说愚人节想做节目整人,便联想起其他学校用毒整人的事件,计划投毒“整”黄某。2013年3月31日下午,林某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影像医学实验室,取出内装有剩余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回到寝室,趁无人之机,将试剂瓶和注射器内的二甲基亚硝胺原液投入该室饮水机内。2013年4月1日,黄某从该饮水机接水饮用后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林某被警方拘捕。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4年2月25日,林某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2015年12月11日,林某被依法执行死刑。

案例3 尼克·胡哲的生命奇迹

尼克·胡哲(Nick Vujicic)生于澳大利亚,天生没有四肢,这种罕见的现象医学上称为“海豹肢症”。随着尼克的成长,他学会了怎样应付自身的不足,找到方法完成其他人必须用手足才能完成的事情,如刷牙、洗头、用电脑等。更不可思议的是,骑马、打鼓、游泳、足球、冲浪、高尔夫,尼克样样皆会,他甚至首创了在冲浪板上360度旋转这样的超高难度动作,他完成旋转的照片还被刊登在《冲浪》杂志的封面上。他拥有两个大学学位,是企业总监。2005年,尼克被授予“澳大利亚年度青年”荣誉称号。2008年至今,他任国际公益组织“Life Without Limbs(没有四肢的生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尼克为人乐观幽默、坚毅不屈,年仅31岁(2013年)的他已走遍世界各地,接触逾百万人,激励人们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尼克的人生历程、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和惊人的沟通能力,使他深受孩子、少年和青年人的喜爱。他说:“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如果发现自己不能创造奇迹,那就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奇迹。”

阅后思考

1.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吗?说说你的理由。

2.什么样的人是“有知识”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人?请举例说说“知识”与“智慧”有何差别。

经典文本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

——《周易·系辞》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dùn)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jiù)矣。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周易·乾·文言》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xiá)。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zǔn)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yōu)。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礼记·曲礼上》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xiáng),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礼记·学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yì)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礼记·乐记》

经典故事

1.掩口葫芦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斋七日,端冕玄服以发宝,革匮十重,缇巾十袭,客见之,掩口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与瓦甓不殊。

——《艺文类聚·卷六》

故事大意:有个愚蠢的宋国人,捡到了一块颜色像玉一样的石头。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天上掉下了宝贝,拿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连晚上睡觉都心神不宁,生怕别人偷去了。他将这“宝贝”里三层外三层地裹了起来,藏到了箱子里。有人听说了这件“宝贝”,特地找到宋人,想一睹为快。宋人在拿出“宝贝”供人欣赏之前,虔诚地斋戒了七天,穿上了端庄的礼服,举行了隆重的祭祀,郑重地打开箱子,解开层层包裹。当客人见到这件“宝贝”时,不禁捂着嘴笑了起来:“这不过是一块燕石罢了,和普通的砖头瓦片没什么差别呀!”

2.箭喻经

于是。世尊面诃鬘(mán)童子已。告诸比丘。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我不从世尊学梵行。彼愚痴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如是世无有常。世有底。世无底。命即是身。为命异身异。如来终。如来不终。如来终不终。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余皆虚妄言者。我不从世尊学梵行。彼愚痴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

犹如有人身被毒箭。因毒箭故。受极重苦。彼见亲族怜念愍(mǐn)伤。为求利义饶益安隐。便求箭医。然彼人者方作是念。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人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黑、白、不黑不白。为刹利族。梵志、居士、工师族。为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彼弓为柘、为桑、为槻(ɡuī)、为角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扎。彼为是牛筋、为麞(zhānɡ)鹿筋、为是丝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色为黑、为白、为赤、为黄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弓弦为筋、为丝、为纻、为麻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簳(ɡǎn)为木、为竹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缠为是牛筋、为麞鹿筋、为是丝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羽为飘(fānɡ)毛、为雕鹫毛、为鹍鸡毛、为鹤毛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箭(dì)为錍、为矛、为铍(pī)刀耶。未可拔箭。我应先知作箭师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为长、短、粗、细。为黑、白、不黑不白。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耶。彼人竟不得知。于其中间而命终也。

——《大藏经·第一卷》

故事大意:有人曾向佛陀请教类似世界是否恒常存在、世界有无边际、生命与自我是否同一等问题。佛陀没有回答他,却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就像有人身中毒箭,十分痛苦。他的亲人心疼他,赶紧为他寻医疗伤。但这个人却说:“不忙,不忙!在我拔箭疗伤前,我得弄清一些问题:要请的箭医姓甚名谁?高矮胖瘦如何?肤色是黑是白还是不黑不白?出身于何等种姓家庭?是婆罗门、刹帝利还是贱民?其籍贯在东还是在南、在西、在北?那把射我的弓是用桑木、柘木还是牛角制成的?弓弦是牛筋、鹿筋还是丝制?弓的颜色是黑是白、是赤是黄?箭杆是竹制还是木制?……”殊不知,在这个人把这些问题全部弄清楚之前,他早已一命呜呼了。

拓展阅读

以人为本——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

楼宇烈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很多人的观念中,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近代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而西方在公元一世纪以后确立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之一。西方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思想家们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十六世纪以后通过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去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徵传》)古代中国重视历史经验的积累。在全世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制礼作乐,第二件事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成果。

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人们看到夏代发端于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把水灾治理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拥护他建立了夏朝。可是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一天到晚都在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在这样一个“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仲虺之诰》)的时期,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朝,建立起商朝,老百姓歌颂他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人很信天命,最后一个天子纣王荒淫暴虐,他在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民心叛逆,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得注意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纣王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受到民众的拥护,在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自杀。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

以历史为镜,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天命怎么变化呢?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尚书·召诰》),即努力地、迅速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即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古人认为,上天是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等等。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四)

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也不是指造物主。天的含义很丰富,是天道的天,天也代表民意。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受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不是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身德行的提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是以“德”为本,而不是靠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这几句是《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关键,因此才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提法。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中记载了一句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所控制。《管子》中有一篇文章叫《心术》,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地位,五官处于臣的地位,“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要受心的统治和管理,五官与外界接触之后是去管住外物的。眼睛看到美色、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尝到滋味,都得去管理物,不能反过来让这些物管住感官,不能让感官管住心,一颠倒就变成小人了。能够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就是君子。因此,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就不应该被物管住,不能被物欲腐蚀,否则就会丧失做人的底线。

我曾对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做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人要自觉地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并不容易,人要自觉自律地奉行为人之道也很艰难。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争斗不已,民族、国家内部、外部大小战争不断,新人本主义的大旗仍需要继续高举。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高举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就是为了使人从物欲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在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文化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发展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西方社会取得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人文文化的大发展、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异,即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了肯定,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人随着理性被肯定,科技力量的增长,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受“科技万能”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学和技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泛滥。人类自以为凭借科技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改造自然,主宰宇宙。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被异化为人类要主宰一切的“人类中心主义”了。为了满足人类的贪欲,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又异化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掠夺,这使人沦落为物质的奴隶。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即“以天为则”的传统。

中国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是强调人的自我管理,是向内的管住自己,不仅要管住感官,更要管住心。人只有管住自己的心,才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在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上》)“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人要保持品德,就要警惕物欲的腐蚀。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人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

中国文化中另一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如此,“自然”不是如今所说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说事物的自然而然、本然的状态。值得我们学习的“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

天地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都是普照万物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包容万物,人类首先就要学习天地的这些品德,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天地是非常诚信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用一个字来形容天就是“诚”。《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人也要诚。这一说法在《周易·观卦·彖传》里也可以得到印证:“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神”不是造物主的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系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万物的变化。过去我们把“神道设教”曲解得一塌糊涂,以为这四个字是讲抬出一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神来教化大家。其实,这里一点儿神秘主义都没有。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圣人按照天的神道——“诚”来教化民众,天下就太平了。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最主要的德行都是从天地中学来的。

我们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中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顽强的精神。有两句写竹子的诗:“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要人们坚守做人的气节,地位、身份再显赫也要虚心谦下。

最值得人学习的就是水。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也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书里都记载了“孔子遇水必观”,中国人很注意向水学习。水的品德太多了。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水还有坚忍不拔、以柔克刚的品德,最柔弱的水滴穿透了坚硬的石头,就是因为水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她又有一股韧劲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是双赢。如果以刚对刚,定是两败俱伤。现在社会上懂得运用柔的智慧的人太少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常常用阴盛阳衰来评说这种社会现象。其实,阴盛阳衰只是从现象上来看的,而实际上是阳盛阴衰。因为本来应该阴的、柔的,现在都变成阳的、刚的了。拿人类与整个自然关系来说,如果说整个自然是阳,人类是阴,现代人要去征服自然,人就变成阳了。以阳对阳,结果是人类自身遭殃。我们是阴,就应该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也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而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纵观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社会)的关系、身心的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原因之一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遗失。因此,现在亟须重振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而抛弃异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等思想,正确地阐释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将它贡献给世界,是当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资料来源: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

读书=做人

楼宇烈

“读书与做人”这个题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一个“与”字。我想,最好把这个“与”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做人,做人=读书。

清初学者陆陇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作两件事。

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也曾说过:

读书须先论其人,次论其法。所谓法者,不但记其章句,而当求其义理。所谓人者,不但中举人进士要读书,做好人尤要读书。中举人进士之读书,未尝不求义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读书,未尝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义理。……先儒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是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训俗遗规·劝言》)

这段话的大意是讲,读书时先要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读书的方法,读书也不仅仅是读它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为求取功名而读书,不见得不去探索文章内在的思想,但是它的重心也只是停留在文章的章句上。为了提高自身修养而读书的人,不见得不重视文章的章句,只是更看重文章内在的思想。联系到现实生活,很多人能把《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记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但这却不是读书的方法。很多人从小学开始就背标准答案。这样的读书方式与古代为中举人进士而读书无异,其重心只不过停留在章句上。

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通晓人道,即要懂得怎样做人。《淮南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当今社会的状况跟古代相似,很多人知识很丰富,知晓群生万物的道理,就是不懂得怎样做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人有智慧;很多人爱万物群生,却唯独不爱惜人类自己,那么就不能说这样的人具有“仁”这种德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

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我们不是只懂得道理就可以了,就像陆陇其所说的,要学一句就对照一下自己,并督促自己按正确方法去做。在没学习之前,我们不明白事理,不通晓人道,这没有关系。在学习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所明白的事理、所通晓的人道去改变自己。学和行、知和行一定要结合起来,只学而不行是毫无意义的。

让孩子学习《弟子规》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弟子规》中讲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言行举止规范。《弟子规》不仅是对弟子讲的,每个人也都要按照书中所讲的道理去做,之所以叫作“弟子规”,是因为我们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开始就养成好习惯。我们学习《弟子规》,同样也要身体力行,日积月累,人的气质会发生变化,人格会不断地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为己之学”。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今人似乎要比古人好,古人学习是在为自己打算,今人学习是在为别人打算。其实,不断地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学问,才是为己之学,它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看。对孔子的话,荀子有个发挥:“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劝学》)君子之学从耳朵里听进去,要把它留在心里,然后还要把它体现到行动中去,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人们的榜样。反过来,小人之学,是入乎耳,出乎口,只在口耳之间……这样的学问怎么能够使七尺之躯完美呢?因此,荀子接着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这也就是说君子之学是为了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学问;而小人之学是将学问当作礼物来取悦别人的,从耳朵里听进去,嘴里就说出来了,只不过丝毫没有提升自己。

荀子曾经说过,尧舜、桀纣生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为什么尧舜会变成圣人,而桀纣会变成恶人呢?这主要是受后天的教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先不讨论人性是孟子主张的“性善论”,还是像荀子说的“人之初,性本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承认人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成为圣贤,变坏的成为恶人。《论语》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人们先天的性格是相似的,只是由于后天的成长、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才有了很大的差别。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不见得不读书的人就不会成为好人,也不见得满腹经纶的人不能成为坏人。

读书还有第三个目的:拓展知识,学习技能。这三个目的是有先后顺序的。通晓人道、明白事理是第一位的,然后再去改变气质,完善人格,最后通过实践去拓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就像孔子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我们首先要“志于道”,学习做人的道理,连人都做不好,事情怎么能做好呢?其实,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看他(她)有没有胸怀、志向。我们做任何事决不能仅仅为了个人享乐。反之,我们要胸怀大志,为国为民,志存高远,行在脚下。我们也不能只有高远的志向,夸夸其谈,而不去行动。

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呢?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开卷有益”,意思是读什么书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要有所选择,因为我们会被书中负面的内容所干扰。书籍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可读之书非常多,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可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或者叫经、史、子、集四类。

经书可以说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经典。所谓“经者,常也”,它是讲贯穿古今、万物,认识天道、地道、人道最根本的道理,这就是经。

先秦时就提出了“六经”的概念,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经书后来又有所扩展,增加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除了《仪礼》这部经典之外,又添加了解释礼的书《礼记》。《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后来出现了解释《春秋》的《左传》《榖梁传》《公羊传》。

通过读经书,我们就可以明天理、晓人道,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做事,我们的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

许多人不愿意听“规矩”这个词,觉得规矩就是要把自己束缚起来。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的行为也是如此。大家也许都很喜欢孔子的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三个字:“不逾矩”。孔子讲的是在规矩范围内的随心所欲,一旦超出了规矩的范围,就要受到制裁了。

礼教告诉人们应该遵守的言行举止方面的规矩,其根本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很多人可能一听到这些就会头疼,觉得它是封建礼教的腐朽思想。我常讲,人如果想活得自由就必须要遵守规矩,如果所做的事情不符合身份,那就会四面碰壁。

通过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我们对很多问题有偏见。一提到礼教,就会认为礼教是吃人的。“礼”的本义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礼是一种自然法、习惯法,而不是人为的强制法,自然法是我们在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自觉自愿去做的。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尽伦尽职,这个社会一定是和谐的。尽伦尽职就是要求:在什么位置上,就应该尽这个位置的职。可是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不能够这样去做。许多人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束缚,让自己的个性得不到发挥。

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诸如“子女是否应该常回家看望父母”等一系列话题,是因为子女不关心父母。我非常赞同子女应该常回家看望父母。有些人提出:“是否需要把这一条也列入到法律条文中?”我认为,这样做未免太丢中国人的脸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自然存在着敬和爱,父母爱子女,子女敬父母,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不需要用法律来强制。如果连自然法都不去遵守,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史,即历史,是明古今之变的。司马迁讲天下的学问无非两大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是探究人跟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就是来了解人类社会的人事变动、朝代更替的经验教训。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另一个是“以天为则”。唐太宗讲:“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古人强调“观今宜鉴古”,要看出今天的问题,要拿历史当一面镜子照一下。

历史承载着文化,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也就不懂得自己的文化。一个不懂得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人,让他(她)来热爱自己的国家,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信心,这怎么可能呢?因此,清代学者龚自珍就讲:“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很多人不尊重我们的祖先,不了解中华的传统文化。他们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现代人进化得一定比祖先强大,这是一种直线性的进化论。历史不是直线进步的,是有进也有退。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理论,他认为,进化不是单向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是善恶同时发展的。古人也早就说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时恶比善进化得还快。一定要记住,无古不成今。没有古哪来今呢?

如果有“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的理念,就不至于把传统文化彻底地抛掉。今天的很多问题,究其原因都在于历史的断裂。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需要改造的,哪些是需要坚持的。我认为,只有坚持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如果放弃了我们文化的这种特质,去跟着其他国家的科学特质走,中华文化的优势就永远无法形成。

子书就是各种不同的学派对天道、地道、人道的认识。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思考,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孟子》里有句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主席讲到文化多元性时曾引用过这句话。通过学习诸子百家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

集部就更复杂多样了。集部里又分总集、别集、专集。读集部的书,可以长见识、养情性。文学、艺术作品等都归在集部中。集部的书,让我们从各个方面去体悟人生,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艺术生活的人。我希望每个人多一点业余爱好,在艺术的人生里去发掘、学习人生的艺术。干巴巴的人生是总结不出人生的艺术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整体性的道理“古今一也,万物一也”,似乎没有太大变化,其实它充满了变化。我们要用智慧把这个“一也”打破,把它运用到万事万物中,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很多事情不能照搬,只能借鉴,所谓的标准化,都是不可取的。典型永远都会有局限性,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方,而标准化其实泯灭了人的个性,因为教育不只是背标准答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在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的同时,知晓天道人道变化的根本规律。读书要读出智慧来,不要读成知识的奴隶。

怎样读书呢?从根本上讲,读书就是要“得其意”,能够举一反三。《增广贤文》中有一句话“好书不厌百回读”,好的书我们读一百遍都不会厌倦。我在“好书不厌百回读”后面接了一句“精意勤求十载功”,我们求得“精意”,恐怕要花十年的工夫。现在读书或者做学问时,常常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化简为繁常被看作是有学问的体现。其实,大道至简,真理平凡。例如,很多人学佛,就经常问怎么个学法,总觉得学佛好像很深奥,修行很神秘。我认为,修行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很多人喜欢到庙里打禅七,七天下来心里似乎安静许多。事实上,修行的真谛是平静地对待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做好自己的本分。每天都能做好日常的事情比去做一些玄妙的事情要难得多。

读书的次第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什么叫“博学”?黄侃先生讲过一句话:“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博学是因为明白很多事理,而不是记住了很多事情。明白事理是一种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学智慧的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学知识的文化。知识是静止的,智慧是变动的,智慧是一种发现、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

审问就是要多问为什么,要不耻下问。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我们身边永远都有值得学习的人和事,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那就没有学习的必要了,我们应该时刻看到自己的不足。

慎思,即认真地思考。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我们碰到事情就要思考,读书更要思考。慎思然后就要明辨,分辨是非、疑惑,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等等。

笃行,即身体力行。荀子讲:“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明白不如做到,学到并做到,才算达到读书的最高境界。

智、仁、勇这三种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中庸》里讲:“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人最难的就是做到“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人更贵有自胜之强,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很多人认为,战胜别人的人才是强者,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的是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天下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也一样,人的智力、体能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特长才是真正的成功。

一个社会永远是有善恶、美丑的,我们不能太理想主义。人的身体、社会现象的平衡不是简单的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也许有的是这个要百分之七十,那个要百分之三十才是平衡。很多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和谐、平衡不是我迁就你,你迁就我,而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保持各自的差异和特点,不需要改变我的看法来附和你,也不需要改变你的看法来附和我,这才是和谐、平衡。

(资料来源: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

行为训练

1.请准备好“行为训练”本,用于课堂学习记录和平时行为训练的记录。

2.请列出你可以向天地学习的十种品德。

3.日行一礼,并将其记录下来。

阅读建议

1.《周易·系辞传》

2.《礼记·曲礼上》《礼记·乐记》

3.钱穆:《国学概论》

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5.牟宗三:《生命的学问》

6.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