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高昌的儒家文化

早期来到西域的汉人多是从事屯垦的士兵及其家属，一般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管理屯垦机构的军事组织当中也需要从事文书工作的文人，随着文人的到来，儒家文化也随着传播到西域。斯文·赫定和黄文弼都曾在罗布淖尔发现汉简，日本人西本愿寺和大谷光瑞曾在古楼兰遗址发现晋简。[31]汉简和晋简的作者应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尽管这些简牍都是应用类作品，但其行文和修辞风格或多或少会带有儒家文化的因子。黄文弼先生发现的汉简有一枚可识读出“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10字，黄先生认为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应是《公冶长》一章的部分：“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32]两汉时期高昌地区的儒生不多，从事文化教育的儒生应该更少，该地也没有出现在政治、文学、教育方面较有影响力的儒家知识分子。西汉时期的《乌孙公主歌》有较大的知名度，很能打动西域汉人的心。据说该诗的作者是远嫁龟兹王降宾的乌孙公主。

汉人在高昌立国后，儒学盛行。高昌王麹嘉向北周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王宫坐室绘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书籍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33]麹氏高昌王国还设立学习儒家经典的太学，学生多是贵族子弟，王国的学制和内地一样，儿童在读《论语》前，先读启蒙识字课本《千字文》，其他生童读物有《谥法》《乘法诀》《书仪》等。[34]麹氏高昌时期随葬衣物疏中往往有书籍《孝经》一卷，这说明《孝经》在高昌地区的传播已经被神圣化，被染上一种神秘的色彩，从而起着某种宗教上的功能，也说明孝的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其情况并不比中土逊色，这既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也是因为提倡孝道有利于豪族大家的统治。[35]这一时期习《孝经》者，不仅有汉人儒生，也有可就读于学官的当地胡人，他们同汉人一样使用统一的汉文教材《孝经》《论语》等，不同的是胡人用胡语习读《孝经》等儒家经典。[36]虽然这一时期儒家教育在高昌得到极大推广，但教育对象一般是上层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影响不大，也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

唐灭高昌，在该地建立伊、西、庭三州，因原有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唐朝的地方教育制度也在此得以迅速推行。哈拉和卓1号墓出土的《唐西州某乡户口账》表明该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2.3%以上。西州官私学生所用教材与中原基本一致，有《千字文》《开蒙要训》《孝经》、郑玄注《论语》、孔安国传《尚书》、郑玄注《礼记》、何晏《论语集解》等。[37]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文献表明西州的私学与中原内地没有太大区别。[38]从《诗经》开始，诗就和儒家文化密不可分，唐代则是诗的国度。唐时不少文人来到西域，来济、骆宾王、岑参等人都曾到过高昌地区，他们不仅创作了激情豪迈的西域诗，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文学风向。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了唐景龙四年西州义学生卜天寿的诗钞，尽管该生只有12岁，但已能创作诗歌。[39]岑参曾在《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郎》写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诗中“花门将军”“叶河藩王”代称唐军中的少数民族将领，可见岑参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有一定交往，其诗歌也会对当地少数民族或多或少产生影响。

西州、伊州、庭州地区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直接影响了高昌回鹘人的文学创作。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民歌的残卷，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韵律的和谐，尤其是押头韵的采用，语言凝练而又含蓄生动，汉唐文化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40]高昌回鹘有一批卓越诗人，他们的诗歌语言精练，意趣含蓄，非常近似于唐宋诗风。例如，阿普林啜特勤的风景诗《在这块地方》蕴旨绝肖唐人王维《过融上人兰若》。[41]耿世民与依不拉音·穆提依都认为僧古萨理有渊博的汉文化知识，翻译的佛经明显受到汉族文学的影响。[42]在德国藏有编号为Ch.3800和Ch.3801的两个吐鲁番文书残片，这是将宋代秦观诗歌当作习字用帖反复临写的同一写本习字文书，表明虽然自9世纪中叶回鹘民族掌握了吐鲁番地区的统治权，而且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吐鲁番地区仍然延续唐西州以来较为发达的汉文化传统，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继续保持对中原文化的接受。[43]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路过高昌回鹘，在鳖思马大城有儒士侍座陪宴，在轮台（今乌鲁木齐西北）他还遇到汉族儒生李伯祥。[44]可见，高昌回鹘贵族对儒家文化并不陌生，他们或多或少受其影响，从心理上也较易接受这种文化。

从西汉到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地区始终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世居民众，有一定数量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此活动，该地的政治、民俗、宗教、教育、文学等都受到汉文化时强时弱的影响，这对由回鹘人衍化而来的畏兀儿人面对儒家文化的心态产生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是他们在蒙元时期内迁后能够较其他色目人较快接受儒家文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