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阅读英文原著
1985年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先当助教，两年以后转讲师。1987年年底，在当讲师仅仅两个月之后，我破格被晋升为副教授。当时四川大学实行一项改革措施，破格提拔人才。这项措施被称为“打擂台”，即不论资历、学历和年龄，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科研和教学来公开进行竞争。结果文科有三位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我便是其中之一。其中两位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那年我31岁，而我的老师辈有的还是讲师。可以说，全国范围内的历史系77级和78级的学生中间在1987年提为副教授的，我不敢说是唯一，那也是凤毛麟角。当时真是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这一步迈得太大了，激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总感觉不真实，似乎是春梦一场，醒来还是那个小讲师。成功来得太快，也给我增加了无形的压力，怎样在这个高起点的状态下，继续保持科研的高水平和创造力？
这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已经开始转向区域社会史，我打算突破过去只关心辛亥革命前十年的那个小格局，而把整个清代的长江上游作为我研究的焦点。为了以多学科的方法研究这个课题，我的阅读兴趣也开始从过去仅仅局限在历史学，转向了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
正是因为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眼界开始打开，思考也开始深入。世界史也纳入了我的阅读范围，甚至开始读英文原著，比如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 、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历史研究》等。还有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些英文著作，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1990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还有机会和施坚雅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交流。
施坚雅把中国的城市系统分为九个“巨区”，对城市结构和系统进行分析。他认为，在19世纪，中国的城乡关系非常密切，各个地区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网络，划分为各个层级，从最低级的乡场，到中级的镇，到县城，到中心城市，等等，形成了现代中国城市的完整结构。施坚雅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思考，超越了行政管理的范围，而是根据商业、贸易、交通网络等因素划分，并进一步把一个巨区又分为中心与边缘区。他从农民赶集，短途贸易，到长途贸易，探索中国的市场模式。不过，近些年中外学者对他的这个模式都有商榷。因为他的这个研究主要是根据他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成都郊区的调查，后来一些学者认为他的这个模式不一定适合于中国的其他区域。但他的研究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系统和社会结构。
那个时期收集资料的困难，是现在所很难想象的。当时川大图书馆民国时期的图书基本上没有开放，据说由于图书馆没有地方，几乎都打捆存放在理科楼。如果确实需要，可以提出特别要求，图书馆再去理科楼找，当然，这样找起来就非常麻烦，而且不一定能找得到。我也经常跑四川省图书馆，记得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还没有读完，下一次再去管理员便说找不到这本书了，真是无可奈何，直到我写完《跨出封闭的世界》，也无缘再参考那本书。
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是我买书和读书的高峰。有的必需的参考书图书馆没有，新书要等许久才会上架。为了用起来方便，只有靠自己购买。当时虽然是副教授了，在同龄人中收入也算不错的，但买书仍然是一项极大的负担。为了写那本书，可以说是不惜血本，只要研究需要，就一定买下来。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自己的思路打开的过程。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研究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在前人的研究之上有所发展，而不是闭门造车。所谓学术就是要与其他的研究进行对话，没有对话，没有理论，没有思考，没有方法的探索，没有观点的碰撞，那么就谈不上是好的研究。
当然，这段时期，当时流行的伤痕小说、西方小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新翻译介绍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特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都读了不少。
在这一阶段所读的书，所买的书，学者朋友所送的书，都没有保存下来。我出国之前在成都有一套新公寓，书房四壁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全部都装满了书。包括二十四史、大英百科全书，以及我写《跨出封闭的世界》所参考的几乎全部的书籍。1991年去美国之后，那一屋子书也静静地在那里躺了十几年。每当我有机会回成都的时候，就去那里住几天，再见那些书，像是见到久别的朋友。从书柜里拿出一两本来翻翻，也会勾起一阵回忆，似乎每一本都有它后面的故事。有的在头脑中早已消失的经历，居然也因为手里的那本书，而从记忆的深处浮现了出来。
这么大量的书，运回美国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在空置十多年后，最后决定把房子清空出租。我联系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朋友，派了几个研究生来运走了。当时因为我在美国，所以书的去处也不清楚，不过研究生们拿去，也是物尽其用吧，这批出道以来最早的藏书，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宿。不过，每当想起这批早年对我研究起过重要作用的书，便有些怀念。有时候某本书放在书架的位置和封面设计的样子，还会在我头脑里闪动。
到美国以后，每次回国，我都会去北大附近的万圣和风入松购书。回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或者在高校讲学，总是会有学者送书。甚至有些作家送给我父母的书，也被我陆陆续续地带到了美国，如我姨父何满子、我父亲的朋友流沙河、邻居车辐等出版的书，都从我父母家的书架上，最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城我的书房里落了脚。慢慢地我在美国又有了一书房的书。
2015年到了澳门大学工作，又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又将所有的藏书进行了一番清理，大部分的专业用书，都不惜血本，托运到了澳门。这个时候世界正面临着从纸质书到电子书的重大的转折。于是，我书的收藏和阅读，也越来越以电子书为主，这也是随着科技和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吧。那些已经读过听过的电子书，保存和携带都非常方便，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