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城市浪潮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的浪潮。现在的我们就处于第三次大浪潮中。第一次大浪潮是，依靠采集、打猎、捕鱼为生的狩猎采集者通过与家人或部落成员合作并分享所得，大幅度地增加了摄取的热量，而摄取的热量为大脑认知能力的进化提供了动力。第二次大浪潮发生在农业时代，人们进一步结成紧密的社会网络并利用这一网络获得更多热量，为文明的发展提供能量。在第三次浪潮中，我们的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得到了飞跃式发展，最新的科技随着巨大的城市化浪潮遍及全球。

在第一次浪潮中，人类把自己看作大自然的一部分。在第二次浪潮中，人类认为自己根植于大自然但又被文明所塑造。到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却开始忽视大自然。若能将当今这个技术时代与自然的演进结合起来，人类就能实现长久的繁荣。

地球生命在过去的20亿年中，一共经历过五次物种大灭绝，大量的物种在较短的时间内消亡殆尽，之后又会有大量的新生命涌现出来。从化石记录来看，每次大灭绝之后需要1000万到1500万年的时间恢复，之后生命总能找到新的发展路径。最近一次大灭绝发生在约6500万年前，地球上约有95%的物种消失。此前主宰地球的恐龙，从此消失在人间。

大自然从来就不是静态的。人口和环境不断变化，有时这种波动具有重要意义，影响着地球生命的本质。人类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哪怕遭遇了最严重的打击也总能重生，这实在令人敬畏。了解这种能力，也是我们了解如何让城市在当今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变得更有韧性的关键所在。

进化的过程伟大而神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切无关道德。然而，以全新的思考方式进化而来的人类，拥有意识和目的，因此想要达到道德的平衡。

认知

大约17万年以前，我们的直系祖先智人经过漫长的猿类进化在非洲南部出现，数量只有区区5000人。我们如今很多思维方式，都是由对环境的适应机制进化而来。此后，人类人口缓慢增加，创造出遍布整个星球的复杂文明，但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大脑，在过去的10万年中并没有太多改变。让收拾干净的古人穿上当代的衣服，你很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你的邻居。

所以如果我们的大脑跟10万年前是一样的，那为何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把生活地点从洞穴转到城市？本章我们将回溯这一过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相当简短。一切都始于认知，也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人类认知包括感知、识别、知晓、理解、洞悉、分析、学习和沉思表达。进入大脑的信息之复杂，分析活动之深入，让思考成为一个冗长的过程，因而无法应对生命中应接不暇的挑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展出了一系列技巧，我们称之为认知偏差。它们是进化而来的帮助我们生存下去的方法。比如，一只狮子突然从草丛中跳出来，我们或是吓得一动不动（并希望狮子没有看到我们），或是与之搏斗，或是疯狂逃跑。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事实证明，这些或静止或搏斗或逃跑的“预设”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做出的恰当适应，这也使我们进一步进化下去。尽管这些反应是在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期和情境下形成的，但这些古老的认知偏差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如果这些偏差因为充满攻击性的电子邮件或生活在高犯罪率的社区而反复出现，搏斗或逃跑这样的反应就可能对我们的幸福造成负面影响。

还有一种认知偏差：我们的大脑倾向于更重视当下而不是未来，这种倾向也就是所谓的双曲线折现率。在打猎采集时代，这种偏差能帮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当下的需求上。不幸的是，在当前这个复杂的世界，长远规划往往比只关注眼前要重要得多。这种认知偏差也是当今社会很难集中力量解决威胁性的大问题（比如影响日渐增大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原因之一。

还有一种认知偏差在狩猎时代很有用，那就是人类特别喜欢以生殖力旺盛的大型成年动物为目标集中力量进行捕猎，而其他物种往往选择老弱病残作为猎物。这种偏差让我们成为“顶级掠食者”，相比其他狩猎物种，我们让猎物的繁殖能力下降了14倍。随着人类人口的增加，我们的猎物开始灭绝。当人类人口达到100亿，这种偏差就会降低我们对生态的长期适应。

我们的大脑还倾向于内群偏爱，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感受到家庭朋友温暖的同时，还会对群体之外的人生出一种厌恶。在人类进化的早期，这算得上一种积极适应——我们正是因为部落内的关系才得以存活。部落与部落之间会为了获取资源彼此竞争，所以部落内部的人自然会对别的部落的人心怀戒备。这一点，自然也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心理倾向。社会神经系统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的研究发现，上述两种偏差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对于家庭成员、邻居或足球队的内群感越强烈，我们对“别人”的厌恶感也就越强烈。这种认知偏差也是现在困扰全世界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根源。

不过，并非人类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上。人类认知的广阔还在于其所涉及的范围。尽管我们并不很清楚比智人更早的祖先想的是什么，但考古学家似乎在西班牙阿塔普埃卡山35万年前的洞穴中找到了他们最早墓葬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出，那时他们已经在思考生命与死亡的秘密了。死者的姿势显示，一切都是经过细致安排的，墓穴里还放着赭石装饰的燧石武器和工具。

为何我们目前能找到的最古老的仪式会与死亡有关？死亡会启发我们思考，思考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引导我们思考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诞生及存在的意义之类的大问题。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看日月星辰四季轮转，人类的意识开始渴望了解世界的运行方式。于是我们慢慢有了象征思维，衍生出语言、神话，以及对意义的探索。与此同时，大脑也倾向于喜欢对称、平衡、连贯和和谐。

来自科罗拉多大学极地和高山研究学院的考古学家约翰·霍菲克（John Hoffecker）相信，心智是由社会群体中的集体智慧衍生而来。“我们之所以智慧超群，目的明确，”他写道，“正是因为我们是‘我们’。人类逐步形成了普遍的沟通工具来表达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社会群体内个体的大脑与其他人的大脑彼此连接形成某种神经元网络，从而产生了心智。”1丹·西格尔把这称为关系过程——他把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综合联系成为“mwe”而不是“我”或“我们”。

城市建造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于我们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思考和行动上紧密协作，接触让人类在进化史上获得巨大优势的、共享的“神经网络”。

合 作

很多物种都会展现出互利行为。比如，站在旷野中的两匹马会头对尾地并排站，以便为对方拍去身上的苍蝇飞虫。互利也是人类行为的一个关键元素，而人类所达成的合作程度是其他任何物种都达不到的。就拿搬木头这个任务来说，其中就需要用到多种认知能力。要想搬动木头，不仅要有人思考搬动木头的好处，他还要具备把这种好处告诉同伴并说服他们一起为之努力的能力。互惠互利正是道德的根基。

最早的人类生活在多代同堂的部落，这些部落具备生物学家称为真社会性（eusociality）的特质。相反，不具备真社会性的物种，其后代出生之后，便会离开巢穴，寻找自己的伴侣建立新家。它们会为了自保和迁徙而聚集成群，但它们各自的遗传命运是彼此不相干的。在真社会性群体中，多代人共同生活并进行劳动分工，每个人都为群体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真社会性物种在遗传学意义上的成功源自其互惠合作的行为以及利他主义。智人这种真社会性物种，不依靠个人力量单打独斗，其遗传的强大正源于群体的成功。正如杰出生物学家E. O.威尔森所说，人类的集体行为让我们获得了征服整个地球的能力。

人类认知让我们心怀善意，同情朋友并识别敌人。我们可以凭直觉知道谁在讲真话，谁在撒谎。我们既可以针对当下采取短期措施，也可以吸取历史经验，做长远打算。这一切都需要纯智力和强大的工作记忆力。此外还有社会智力，也就是平衡自利与利他的能力，尤其是在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正是这种社交智能让我们与进化过程中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区分开来。威尔逊写道：“游戏的策略相当复杂，由细致校准的利他、合作、竞争、主导、互利、背叛和欺骗交融而成。”2而它们也是建造城市的关键能力。

最早的一批智人数量只有5000人，分散在诸多小聚落中，然而，他们进化速度很快。有些变化出现在基因上：基因池中某些基因发生突变。有些是后天形成的，它影响了基因的表达，并形成世代相传的性状特征。有些变化是文化层面的，也就是人类社会运作系统发生了变化。随着人口的适度增长，一整套的行为模式逐渐进化并深植于我们当今的生活中。

智人集体狩猎时的成功率更高，也能互相保护，有助于将小孩抚养长大。每个小孩从出生到成年需要消耗300万卡路里热量，一对父母很难完全靠一己之力获得这么多食物。然而采取集体协作，就有可能让整个部落的人都有东西吃，老弱病残皆有所养。实际上，人类是唯一会分享育儿责任的哺乳动物。

人与人在生活上紧密相连，那些容易相处、气味相投的人逐渐聚在一起，为整个共同体的延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其实现代人在社交上被拒绝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尴尬会激活大脑的前扣带皮层，这个位置同样也会在身体遭受痛苦时被激活。3我们生来就会与人打交道，也会拒绝那些搭便车者，比如部落中不愿外出打猎，只想吃白食的家伙。在10万年前，被部落抛弃就无异于被宣判死刑。这种对搭便车者的进化性偏差即便到了现代，也仍然驱动着我们的行为。这也是福利诈骗和偷税漏税这么引人注目的原因。

成百上千诸如此类的人类共性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进化而成的，原因可能在于当时的人口有限。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Ian Tattersall）发现，小族群比大族群进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人口密集的大族群有太多遗传惯性拖着往单一的方向发展。相反，分散的小族群通常会自然变异。”4 当时的人类就是一个时刻面临危机的小族群。大约73,000年前，一座活火山在苏门答腊岛喷发，火山灰铺天盖地，引发了延续千年的寒冷期，导致智人数量下降到数千。他们就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他们的遗传适应——包括与生俱来的认知偏差——深植于我们的DNA，即便如今的地球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亿。

城市的“9C”特征

最早的城市有9个基本特征，其中头两个就是认知与合作。这9个特征分别是：认知（cognition）、合作（cooperation）、文化（culture）、热量（calories）、连接（connectivity）、商业（commerce）、管理（control）、复杂（complexity）和集中（concentration）。这些元素对城市维持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本章我们将沿着古代城市化之路来探讨这些特征。我们会发现，“9C”特征中的每一个都促进了和谐城市的第一个方面：统一。

文 化

文化是我们集体经营的软力量，它跟大自然一样，在不断发展、适应、重生。文化适应变化的速度比基因要快得多，它能帮助我们应对变幻莫测的环境。文化也是我们的共同记忆，是我们把社会组织、知识与沟通制度、世界观5等适应性行为代代相传的重要方式。文化的适应性是人类适应力的关键。文化包含伦理、共同的价值观等共同生活的核心要素。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伦理，共同体也将不复存在。文化凝聚力是建立信任的基础，没有了信任，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繁荣。

考古记录显示，在约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经历了一个巅峰。那时，智人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行为模式，考古学家称其为“行为现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我们可以从考古记录中找到证据，证明象征性思维与文化创新力的大幅提升与语言起源相互关联。在语言形成之前，人们可能会使用简单的词，也就是原始母语，但这种语言不涉及复杂语法，词汇量也很小。也许转折点就在于动词的出现。有了动词我们不仅可以描述物体，还可以描述动作，描述过去、现在和将来。行为现代性的表现还包括精心打造的工具、音乐艺术、人体艺术、游戏、捕鱼、烹饪、远距离交流，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殡葬仪式。

语言诞生后不久，智人开始出现在全球的各个角落，人们称之为“非洲大跨越”（African breakout）。人类沿着海岸线向东去到亚洲和澳大利亚，向北抵达欧洲。由此看来，工具、语言、象征性思维的出现有着深层的相关性。有趣的是，今天如果在某人打磨燧石时对其大脑进行磁共振扫描，你会发现大脑的关键语言区域6是活跃的。要制造工具，我们首先要在大脑中想象要如何去使用它们，这一点对语言同样适用。语言与技术之间的这种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存在。如果贫民窟出身的孩子有机会接触电脑，他们便可以自学英语、数学和其他现代世界需要的重要学科。

有了语言能力、想象力以及表达能力，智人便可以合作进行远距离狩猎，将大型猎物追至悬崖附近，或赶到埋伏有大群猎人的隐蔽之处。而因此取得的狩猎成果，又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蛋白质、取暖毛皮和制作工具的骨头，所有这些都让智人获得了独特的进化优势。考古学家发现人类最早的艺术与音乐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同期出现的宗教也表明，人类除了发展出象征性思维和创造力之外，还开始思考更宏大的生存问题。

约4万年前，最早的洞穴开始出现。在此后的1万年内，洞穴遍布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的世界各地。

象征着完整性的最古老的发现是一些彩盘。盘子上绘有精美的大型动物，它们常常是动态的，阴影处理十分复杂。其中有些作品栩栩如生，反映的是真实生活；还有些则带有神话成分，比如把一种野兽的头跟另一种动物的身体接在一起。展现撩人女性形象的小型雕塑也开始出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维纳斯形象”。画面中有意放大女性的胸部和臀部，以示对生殖力——也就是孕育生命的能力——的崇拜。跟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洞穴不同，拥有大量艺术装饰的洞穴是圣殿。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敬畏感与强烈的同理心密切相关，仪式与社会关系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关联。这些洞穴是人类将灵力与具体地点联系起来的最早证据。几千年之后，城市最早就在这些神圣之地萌芽。

在最初的艺术成形前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开始建造临时居所，以躲避严寒酷暑并扩大领地。在雨水多的南方，房子是由木头与棕榈树叶捆扎而成，平原的房子用晒干了的黏土筑成，山中的房子由干砌石堆成，而在遥远的北方则有用冰雪雕出的圆顶冰屋。

两万年前，地球气候开始转暖。在此期间，新月沃地一带的人口有所增长。所谓新月沃地，就是沿尼罗河向北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海岸，再向东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东地区，如今这片区域包括埃及的一部分、塞浦路斯、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土耳其南部、黎巴嫩、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北部。

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400英尺①（佛罗里达海岸还在迈阿密以东的15英里②处）。大约公元前12,500年，地球在“融水脉冲1A”之后开始变暖，海平面上升了50英尺7。

大约在公元前10,800年，地球气候突然变得又冷又干，开始了长达千年的新仙女木期。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植物发展出了被生态学家称为“r”型的特征。为了应对生长季变短，植物的生长力变得更强，体积更小，成熟的速度也更快。植物还在根部储存了许多热量来度过寒冷的冬天。

变化的气候让许多被人类猎捕过的大型物种灭绝。与此同时，当时生活在新月沃地西部的纳图夫人开始选择高热量的种子当作食物，并浇水灌溉促进其生长。这个过程需要他们不时照看谷物，也促使他们搬到靠近种植地的地方居住。也正因为如此，气候的变化让人类形成了最早的定居点，尽管当时人类仍是通过狩猎和采集获得食物。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农业的发展让整片区域都发生了变化，定居者开始种植农作物、驯养家畜。学习种植农作物的过程似乎只用了300年，这是气候的变迁和人类的创造力这两个重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进化往往发生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毕竟，如果一切都很好，又有什么改变的必要呢？大环境让生态系统中某些生物的繁殖成功率下降，直接造成了进化压力。讽刺的是，进化的成功也会带来生态多样性的减少。整个生态系统变得更为强大了，但适应性却有所下降，故而更易受到崩溃的威胁。纵观人类历史，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都制造了不小的进化压力。有些时候这种压力甚至让文明倾覆，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玛雅文明。进化压力同时也能激发创造力，比如促进了农业的兴起，而农耕的传播也为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动力。

食物热量是社区形成的动力

新月沃地的定居者开始种植粮食作物，他们倾向于选择个头最大且壳最薄的种子，因为它们便于烹饪。约在公元前7700年，这种精心挑选的谷物的丰收让植物蕴含的热量也增加许多。在这些早期农民选出的40种本地谷物中，有8种最终滋养了人类文明：双粒系和一粒系小麦、脱壳大麦、花生、扁豆、野豌豆、鹰嘴豆，还有亚麻8。这些作物富含蛋白质、易于烹饪且便于储存。开始，人类只能在河流或泉水涨溢的时候进行灌溉，后来通过修建水道将流域扩大。经过几千年的努力和发展，人类最终形成了复杂精细、彼此连接的灌溉系统。

与此同时，人类在定居区域繁育枞树、苹果树和橄榄树，还将那些与之争抢阳光雨露的无果之树砍掉。几百年之后，原先住在山中的人类迁移到了新月沃地东部，他们驯化了狗用于打猎和防身，也掌握了驯化山羊和绵羊的办法。而在新月沃地的中部，也就是靠近现在的大马士革的地方，猪和牛也完成了驯化。这些新活动大幅增加了早期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取的热量。热量可以用来衡量文明的能量资源，随着热量的盈余，这些早期社区开始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和组织。

农耕文明的村庄规模可以达到前农耕文明的6倍。居住的区域扩大了，村庄有时也会发展出一些实质性的公共服务，它们是中央规划和社会组织的雏形。尽管热量为社区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也加快了发展的速度，新石器时代农民的身体条件却没那么好。狩猎—采集者与早期农民的比较研究表明，后者比前者的身高要矮6英寸③左右，容易患维生素缺乏症、脊柱畸形和传染病。有意思的是，他们对群体利益的关注似乎超越了个人健康。

先庙宇，后城市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苏美尔传说，说地球的中心是一座名为埃库尔的圣山，那里便是天堂与人间的交汇点。上帝在那里把农业、畜牧业和编织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人类。这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研究最早种植小麦的人类祖先的DNA，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当时生活的区域距离传说中的地点不过20英里。

大约12,000年前，一群新石器时代定居者来到这座圣山，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区域，举行宗教仪式。大约在公元前900年，他们开始建造令人惊叹的庙宇群——哥贝克力石阵。这是已知最早的人类建筑之一，寄托着人类的雄心壮志。考古学家在年代最久的土层发现了200多根雕柱，它们排列组成圆形石阵，平均每根雕柱重10～20吨，有些雕柱重达20～40吨。

这些石柱都是从400米之外的采石场运至此地的，搬运每根柱子可能需要500人同时出力。这一切究竟如何做到仍然是个谜。哥贝克力石阵中有几个不带窗户的房间，水磨石地面相当光滑，石柱与石柱之间还摆放着休息用的石凳。柱上的雕刻精美绝伦又富有神秘气息，包括狮子、公牛、野猪、狐狸、蛇、蜘蛛和鸟，还刻有代表人类和男性生殖器的抽象符号。石阵没有人类定居的痕迹，但有证据显示有很多先人在此扎寨，还有祭祀用的原牛和新石器时代的大型驯牛的残骸。人类学家认为祭祀过程中甚至用到了酒和致幻药9。

12,000年前，在哥贝克力石阵吸引众多精神追随者的同时，约旦河西岸的Ein as-Sultan成了纳图夫狩猎—采集者的聚集地。这同样也是一个宗教圣地，它始建于公元前9600年，朝圣者为了礼敬月亮女神在此聚集。考古学家称之为“前陶器新石器时代A”聚居地。当时，谷物和水果尚储存在晒干的葫芦中，陶器还未出现。这个被认为是全世界已知最古老的聚落叫作杰里科（Jericho）。与此后出现的社区聚落一样，杰里科也位于神明之地——这个地名应是取自当地的月亮之神亚瑞拉。

在此后的每一个古定居地，考古学家都能在核心区找到向大自然表示敬仰的神庙。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说：“先庙宇，后城市。”10了解自然秩序并将创世论与地球繁殖力相联系的祭司有着大批的追随者，他们就住在这些圣地神庙中。祭司的领导力源于他们能够了解并维持人类与自然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庙宇规模不断扩大，其周围的人类聚居地也随之扩大，方便民众开展精神活动。

深入探索杰里科的历史遗迹，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土层是由黏土和稻草砖砌成的小型环形建筑，亲人的尸体就埋葬在地板之下，这足以证明在那时就有了某种形式的祖先崇拜。尸身与头颅是分离的，头盖骨上裹着一层石膏，上面有赭土绘制的图案，这也是现存已知最早的死人头像。

约在公元前9400年，杰里科的规模扩大到70座建筑，有超过1000人居住。这个村庄被一座石墙围着，它因8000年后的《圣经》曾记载约书亚到过这里而闻名于世，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封闭社区。杰里科的石墙很可能是为了阻挡约旦河泛滥的洪水吞没村庄而建，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有战乱发生，甚至此后近千年都未曾发生战乱。环村而建的石墙高度超过3.6米，底部宽约1.8米，最上面还立着一个22级石阶组成的高塔，用于拜月仪式。

考古学家推测杰里科城墙是由超过100个人花了100天时间建成的，而这种级别的活动只有在农耕创造出多余热量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此外还要有高水平的管理以及足够的人口充当志愿者（或者进行管理）。到了公元前8000年，杰里科居民开发出了简单的灌溉系统，将泉水引到附近的田里。

中国第一批定居者同样选择在圣泉或河流交汇处生活。这些严格按照规划组建的社区体现中国人眼中的宇宙构造。九宫格的设计应用于农庄、小型的区域性集镇、城市，乃至首都，其目的是实现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的平衡。

居于人类早期宗教核心位置的天人合一，同样也有其务实的一面。深入研究城市与王国的崩溃我们会发现，其原因往往是社会与支撑其发展的生态系统的失衡。人口超过了水资源承载力，或者土地过度开发以致食物匮乏。从一开始，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就是人类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关键。

宗教的调和角色

这些早期定居点还需要人类大规模的合作才能建成。尽管它们最早也是由狩猎—采集者建造而成，但不同的文化内核让这些聚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阿拉·洛伦萨杨（Ara Norenzayan）认为，这种转变是随着全新的信仰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这种制度就是他所称的“上神”（big gods）。在此之前，人类信仰的是创世之神或本地神明，而对于人类行为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小规模的社会中，合作行为由群体进行管理。搭便车者可能受到驱逐。规模更大的群体管理起来难度更大，更何况还要达成合作。洛伦萨杨认为，对审判神也就是“上神”的信仰，为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等圣地提供了合作所必要的凝聚力。事实证明，掌管一切并能施以惩罚的神明是很好的行为管理者，尤其在他能决定一个人未来命运的情况下。“上神”对人类行为起调节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校区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斯陵格兰（Edward Slingerland）的研究发现，已知所有的上神在执行社会规范时都“极其高效”。“他们不仅能知道你身在何处，还能看穿你的内心。”11

“上神”所在的社会需要充足的时间和资源用在神庙和崇拜上。研究宗教发展的法国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巴拉德（Nicolas Baumard）发现，每天能为居民提供超过20,000千卡热量的社区最有可能出现道德教化型宗教。

对“上神”的信仰和农业的进步，这两种文化实践是彼此促进的，也是早期城市形成的重要基础。

农业很快沿着季节性河流传播开去。这种实践向东发展到印度河（如今的巴基斯坦一带）、恒河（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孟加拉国）、伊洛瓦底江（缅甸）以及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中国人开始种植水稻、小米、绿豆、黄豆和红豆，并且开始定居。公元前6500年，农业向西传播到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希腊。接着往南传播到埃及，再传到非洲；又继续向西在公元前5400年传到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公元前2500年传到西班牙、英国和挪威。

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空间经济学荣誉教授卢克—诺曼德·特列尔（Luc-Normand Tellier）将这条传播路径命名为“大走廊”（Great Corridor）12农业传播经过的群落最有可能开始贸易，最终发展成为城市。新月沃地谷物的能量影响深远。“大走廊”沿线的农业实践也将游牧部落变成了定居的族群，为日后城市的诞生埋下了种子。

连接、商业和复杂

杰里科和同时代的其他聚落在其最鼎盛的时期，也没有发展成为城市。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农业正如公认的那样是城市化的推动者，那为什么在农业兴起和第一座城市出现之间隔了整整4000年之久？原因就在于我们最后要讲的这些元素——连通、商业、管理、复杂和集中——的规模还不足以驱动城市的产生。此外，气候的变化也推迟了城市的出现。分析冰层和沉积物内核，我们可以推断约在公元前6200年，曾出现了一段长达300年的极寒时期。13像杰里科这样的美索不达米亚市镇也随之衰落，居民或远走他乡，或逝去。

当气候再次转暖，一种全新的伟大文明——奥贝德，在“大走廊”沿线传播开来。在公元前5500—前4000年的奥贝德时期，从土耳其南部到伊拉克的最南端有数百个市镇诞生，其中至少有20个城市原型，还有许多兼具乡村和城市特征的大型定居点。考古学家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点的土层发现，每个日后发展成大城市的地方都能找到奥贝德时期的土层。正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吉尔·斯坦（Gil Stein）教授所说：“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复杂社会。要想了解城市革命的根本原因，就绕不开奥贝德。”14

奥贝德时期的城镇一般能容纳3000人左右。由多个房间组成的长方形住宅最早也在奥贝德时期出现。这种住宅能让居住空间更加紧凑，使人口密度达到城市的水平。在奥贝德文明早期，绝大部分市镇奉行平均主义，不过在奥贝德文明的末期已经出现社会分层的迹象，有些大家族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这表明这些家族的财富代代相传。

奥贝德城镇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区域里组成了松散的社区网络，这种连接强化了思想和贸易的流动，形成考古学家所说的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15贸易带来纵横交错的联系，借助这种联系，不同的文化得以流通，创新也因而得以传播。

最早的贸易网络出现在一片被沙漠包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伊朗北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间区域、黎凡特一直到约旦西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网络穿过周围的沙漠，向南抵达尼罗河谷，向北到土耳其，向东进入阿富汗。然后网络与网络之间又开始建立联系。奥贝德的力量并不在于形成了某个城市的前身，而在于这种连接许多地域的网络效应。

设计和生产有贸易价值的商品，这种创意浪潮是推动商业和连接发展的一大力量。在奥贝德时期，制陶普及开来，珍贵矿石的开采和铜等金属的冶炼也开始进行。东方出现了焚香，香料和香水应运而生。由于中东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不同地区出现的原型城市也各有特色。大规模生产在奥贝德时期开始出现，不仅满足自用，也可以满足商业贸易的需要。人们纺织羊毛，并使用制陶轮增加产量；独具一格的陶器开始被大范围交易。正如剑桥大学考古学家琼·奥兹所说：“这是材料文化首次在某一时代大范围传播。”16

不同社区之间的联系，以及流通于其中的商业和文化，让网络效应更加显著，这不仅增加了整体的多样性，也让单一社区内部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奥贝德时期，各社区彼此结成网络，这让整个系统的生产力呈几何增长，借用梅特卡夫法则（用以概括现代沟通网络的增长）来说就是：网络的整体价值与系统接入的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比例。社区的差异化，加之本地文化传统、方言或语言以及交易货物的专门化，促进了整体网络的复杂化，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热量、合作和管理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社区规模和数量的增长，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加。约在公元前4000年，人们开始挖掘灌溉水道，以扩大河水和泉水的流域面积。这些早期水道最初的效果不错，但没过多久就开始淤塞，人们只好继续疏浚以保证水流通畅。水道的堤坝还需要长期修缮维护，而漫向田地的淤泥也需要进行处理。随着灌溉网络的发展，社区开始需要一个能为田地平均分配水资源和淤泥的制度，同时还需要设置专人对该制度进行管理。要完成这些活动就需要集体合作。

于是，两项合作制度应运而生。其一，农民达成协议，负责各自种植区域内水道的维护，并集体维护系统内支流水道。第二项是在农民中间选举最有智慧、最公正的人来监督这些活动，并授权其进行管理。有趣的是，被选出来的这个人并不会利用权力增加财富，而是会强化巩固其作为领导者的地位。选举水道的管理者，是世界上最古老、运行时间最长的民主制度，至今仍在世界许多地方延续。

奥贝德时期的农业也开始刺激新技术的出现。除了改进灌溉系统之外，农民们还发明了燧石镰刀，提高了谷物的收割效率。为了保存富余的谷物，共同仓库出现了，管理方法和会计方法也随之发展。全世界最早的文字和数字系统亦从中衍生，而文字和数字对于管理控制至关重要，这也是城市形成所需的9个条件中的第七个。管理仓库和原型城市的职责由庙宇承担，庙宇是当时社群中最复杂也最受信任的组织。从奥贝德晚期定居点的发掘来看，随着教育和管理技能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

meh

奥贝德时期最重要的原型城市埃利都（Eridu），既不是规模最大的，也不是商业上最成功的，但它却是精神影响力最强的。埃利都的庙宇被认为汇聚了一切知识，而meh——上帝赠与人类的礼物——则是形成社会的关键所在。人类学家格温多琳·莱克（Gwendolyn Leick）这样描述它：“机构、社会行为模式、情绪、管理迹象，所有这一切集合起来，对世界的平稳运行不可或缺。”17

meh既是动力所在，也是指引奥贝德文明的精神、社会和道德基础的规则之源。meh提供了一体化的框架和目标，这对于人类以高密度形式聚居至关重要。作为一种重要而神圣的力量和价值系统，meh体现在了埃利都的道德、管理和运行制度中。meh是开启真正城市化的一种平衡制度。

埃利都最重要的女神是伊南娜，传说她从住在埃利都的父亲恩基神那里偷到了神圣的meh，并将其带到南边的乌鲁克。有了埃利都的meh，乌鲁克完成了九步中的最后一步——集中——具备足够密度、多样性和连接性的人口集合。这些集中起来的人口所创造的交互区形成了世界已知最早的城市。

约在公元前3800年前后，许多奥贝德城镇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迅速增长，发展成为多个独立城市，每个城市都用水道和石标划清了边界。各城市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庙宇、领导整座城市的祭司或国王。这些城市的人口一般在1万人左右。18在所有城市中，乌尔的位置最利于贸易。但最终统治这一区域的是乌鲁克，而不是乌尔。有了神圣的meh，乌鲁克的文化得以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前3200年，巅峰期的乌鲁克成了世界最大的城市，约有5～8万名居民生活在城墙之内，面积为6平方千米。这已经达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城市的一般规模。乌鲁克城由历代国王统治，苏美尔人认为王位是由神话中的神王传下来的。人类之王扮演的角色就是平衡天堂与人间，通过不断创造让meh蓬勃发展的条件来维持该区域的兴旺与和谐。

乌鲁克王修建了不朽的庙宇和宫殿来加强统治权力和生产力，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字形神塔。塔中尽是令人惊艳的艺术装饰。神坛全部用黄金镶边，再用青金石装饰。庙宇艺术反映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其中有许多半人半兽的形象，比如人头牛身像或狮头人身像。城市的中心有两座庙宇，一座供奉城市发源之神伊南娜，另一座供奉在天堂的男神安神。庙宇附近便是大型仓库。区域内的农业收成绝大部分都被集中在仓库中，进行计数然后重新分配。正如水道管理者的角色是要公平分配水资源，国王及管理层的任务是要公平分配粮食和货物。为了管理这一复杂的领域，乌鲁克发明了更加精妙的计数和记录系统，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文字。

乌鲁克在国王和管理精英统治时期的城市形态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平等的精神。无论是住宅还是工作场所，绝大部分都是同等规模，其中也找不到什么私有财产的痕迹。

到乌鲁克时代中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约有89%的人都生活在城市，这是我们直到21世纪末都未必能达到的城市化水平。

乌鲁克从远方进口珍贵的宝石、金属和硬木，并出口用模具制造的粗糙黏土碗——这也是世界已知最早的大规模生产产品。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每一个考古点都发现过乌鲁克的碗，这也反映出乌鲁克当时在贸易中的强势地位。那些碗似乎是用来盛装支付给工人的粮食，它们价格低廉，所以使用过后可以随意丢弃。像那样的碗已经出土了成千上万个。

随着乌鲁克逐渐成为地区霸主，该地区的许多建筑工人、农民和佣人都沦为了奴隶。其中有些是因为欠了债，还有一些是来自北方山区的俘虏。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并非终身奴隶，且存在一定的社会迁移。

作为城市基础的这9个特质在乌鲁克均有所体现。象征性的思想和认知能力催生了55,000年前的语言、艺术和宗教，而书写的发展让乌鲁克完成了又一次飞跃。只有合作行为超越进化之初的水平，家族群落开始与从未谋面的人合作，同一城市的居民有着共同的目标——遵从神的旨意、艺术、文化、仪式以及行为规范，城市才能说具有了复杂性这一特征。而这与中央集权制度深度相连，最终形成教堂和国家这两股力量——尽管现在的我们认为应该政教分离，但乌鲁克很可能是政教合一的。乌鲁克的成熟是由复杂性发展而来，并通过各式人才和贸易得以巩固。所以乌鲁克的城市规模超过了前代任何一个聚落。为减轻功能性运转压力，或者只是出于自然习性，艺术家们往往会聚居在城市的一处，屠夫聚集在另一处，管理者又在另一处，如此等等。随着乌鲁克逐渐发展为多个集中区域，区域之间的联系也相应地增加了，正如健康的大脑会聚合多种功能一样。从外部来说，乌鲁克也与更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建立了联系。而这一切的动力都源于自由合作、彼此连接、管理得当的农业制度所创造的富余热量。

城市的出现在文明进程中意义重大。因为有了城市，人们才能真正开始选择某一门手艺作为专长，这也加速了音乐、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不过事情也有它的阴暗面：城市的领导者慢慢发现他们新拥有的这种组织能力和对民众的控制能力可以运用在发动战争上。在乌鲁克成立后的500年内，城市开始训练军队，其目的就是为了征服。

城市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从生活在非洲南部热带草原的一小群智人到世界第一座城市乌鲁克，人性在不断向前发展。

除了苏美尔地区的第一批城市，世界范围内还有其他六个地方出现了古代城市：埃及的尼罗河谷、印度的印度河谷、中国的黄河流域、墨西哥河谷、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丛林、秘鲁的海洋沿岸和高地。其中很多最开始都与太阳、月亮、星星相关，或者在地理上构成某种神圣的几何图形。但无论是何种情况，这些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那9种特质。

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进程很快就向南传入了埃及，向东传到印度河谷。哈拉帕文明开始在印度河及其支流沿岸，也就是如今的东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北印度一带发展起来。商业推动了哈拉帕文明的发展。哈拉帕人建成了所有早期文明中最让人瞩目的码头系统，将西边的埃及、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东边的恒河沿岸文明连接到一起。哈拉帕的城市以及其他紧随其后的文明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卫生系统，每所住房都有自己的水井，有单独的浴室，还有用黏土和瓦片砌成的下水道帮助街道排水。事实上，时至今日还有成百上千万的印度人（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人）未能享受这么好的卫生系统。

在印度河谷，“大走廊”与之后成为“丝绸之路”分支的贸易路线汇合，该路线横穿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

中国和谐城市的诞生

与第一批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古代中国的城市最早也是围绕精神圣地发展而来。亳,与宇宙发源力量相通的神圣中心，人们认为生命由此发源。中国城市的设计宗旨一般是要让神力或者说“气”的流动达到最大化，并通过亳让人与天地相连。

最早的中国城镇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从中孕育而出，并传播到黄河流域下游的东海岸。仰韶文化的核心是古代传统，比如宇宙学、风水学、占星术和命理学，所有这些都试图阐明宇宙的根本秩序，并使人类活动与之相适应。中国已知最早的城镇——半坡遗址，位于现在的西安市以西，还是由屋顶为茅草的圆形土屋所组成的典型村庄。不过，约在公元前4000年，随着中心会堂的建设，半坡也开始分化，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社区围绕中心庙宇组织开来一样。围绕着半坡会堂分布着大约200间房子，所有房子的门在冬至时都能与太阳连成一线。这不仅在宇宙学上看有优势，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太阳热量。

中国人相信土地的肥沃有赖于与祖先及其埋葬之地的和谐关系。对风水的最早描述出现在《葬书》中，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如何排列房屋、城市和墓穴，使之维持和谐。划分成九宫格的方形区域代表地，绕九宫格而转的圆形就代表天。

这种九宫格形式也成了所有中国规划设计的基础几何学。比如，农田被分成九宫格（井田）。其中八格分别分给八个农民负责耕种，第九格则属于君主，由农民们共同负责。从中心格收割的粮食会被运到附近城镇的大型仓库，再运到区域中心，乃至皇城的中心。这种九宫格控制着中心周围的热量、政治和精神能量流动。

在乌鲁克出现独立城市大约800年后，中国的伟大君主黄帝开创了全世界最早的统一王国。黄帝同时还发现了磁，修建了用来追踪星辰运行轨迹的天文台，完善了历法，并按照更平等的方式分配土地。在位期间，黄帝创制度量衡、支持造字并推广律法来维护统治。

中国最古老的宫殿二里头宫约在公元前1900年建成，位于两条河流伊、洛的交汇处，通常被称为夏墟。河流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常被认为是最具精神能量之地，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和人类繁衍。夏墟是九宫格的中心，神奇的气就在这里从天庭流向人间。尊贵的帝王居住在城市中心，将气散播到城市和整个九宫。

商朝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最终被周王朝取代，这次变革被视为打乱天地秩序的颠覆性事件。为恢复秩序，周公将贵族、大学士以及手工匠人从殷城的住处搬到夏墟,并在其基础上设计出新的都城——成周，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有完整规划的城市（公元前1036年）。建造这座城市的法则后来被编入《周礼》，成为后世所有古中国城市规划的基础，直到西方侵略中国19。到公元1421年，北京作为王朝首都的重建工作仍然遵循2500年前周王朝的城市规划准则。即便是在21世纪，中国的城市仍然受其影响。当代的中国城市，摩天大厦和写字楼无限扩张，相比《周礼》，它与勒·柯布西耶的功能城市倒是有着更多的共同点。

米拉多

世界各地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中。玛雅文化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从尤卡坦半岛一直往东延伸，越过马德雷山脉高地，横跨今天的危地马拉南部和萨尔瓦多，一直辐射到太平洋平原低地。玛雅文化逐渐向复杂发展，在中美洲的城市拥有600万～1500万的人口，之后约在公元900年衰落。时至今日唯一可以找到的，就是那些埋藏在丛林和森林之下的城市遗迹了。

玛雅人成功的一个关键推动力是玉米的种植。玉米的高热量支撑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及复杂的城市和社会结构。除了种植玉米，玛雅的农民还种植大豆、南瓜作为补充，还在遍布淤泥的肥沃梯田上种植可可。玛雅人在多条贸易通道的汇合处建设城市，国王及王公贵族可以控制贸易并从中获利。随着玛雅人越来越富有，他们的社会制度也从本地农业部落网络向包含等级制度的更复杂的形式转变，还衍生出融合了精准天文观察与复杂神话仪式的宗教。

玛雅人发明了象形文字系统，也是全世界最早提出“零”这个概念的民族。智慧过人的数学家们还研究出了极其精确的历法和揭示宇宙运行模式的复杂的天文算法。玛雅人将宇宙比例的知识运用在城市规划中，围绕春分秋分时与太阳光线处在同一直线上的宽阔大道建设城市。这些大道同时也连接了多座石头金字塔，其数学比例反映的正是星辰之间的比例。

随着玛雅城市不断发展，其疆域扩大到邻近的峡谷山丘，人们伐树推坡以开垦更多良田。为提高粮食产量，玛雅农民开发出了一套完整的包含水库、运河、堤坝的水利系统，这套系统长期支持着玛雅文明。

米拉多是玛雅最早最大的城邦之一，面积约16平方千米，比如今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还要大一些。米拉多是按照太阳轨迹精确设计的，每一栋建筑都面朝巨石，上面用黏土覆盖，装饰以夸张的神符和面具。巅峰期的首都能容纳约20万人，是一系列政治经济相互关联的城市中的一座，所在区域的人口上百万。20

然而，历经1800年的辉煌之后，玛雅文明突然间毁于一旦。

玛雅的覆灭

玛雅的崩塌有五个关键原因：干旱、不平等引发的社会动荡、贸易伙伴的衰落、瘟疫及环境退化。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溃》（Collapse）一书中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当今的我们应当密切注意的大趋势，而且气候变化让这些情况更加严峻。

在玛雅覆灭前一个世纪，城市迅速扩张，并向农民收取重税。通过挖掘坟墓遗址，考古学家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发现玛雅统治阶级的遗骸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而普通农民的遗骨则越来越矮小。21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削弱了玛雅文明的社会契约，也损害了信任。当玛雅王国在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渐渐衰落，社会结构逐渐分崩离析，许多城邦的农民和劳动阶级终于揭竿而起。

玛雅与兄弟城市的贸易互通曾一度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阿兹特克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原先是玛雅在北方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后来成为玛雅贸易网络中最大的城市。然而，它却在公元前600年初覆灭，原因很可能是内部动乱。损失这样一个重要贸易伙伴让米拉多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严重衰退。尽管玛雅的经济最终得以恢复，但特奥蒂瓦坎的覆灭仍旧是一个先兆。

我们可能以为玛雅人住在热带雨林之中，但事实上，玛雅文明的大部分地区都地处季节性沙漠之中，降水很少。从树木年轮获取的考古学证据显示，地球气候从公元前800年开始变化，出现了严重的干旱。玛雅水库中储存的水可供人使用18个月，如果每年夏天正常降水，这些储备完全够用，然而气候的改变让这些蓄水无法抵御干旱的侵袭。长期的干旱最初发端于南部城市，之后向北蔓延，直至影响整个玛雅文明。此外，经济网络的各个环节情况大不如前，整个系统也被进一步削弱。

现有的农业技术难以支撑不断增加的玛雅人口。肥力耗尽的土壤能够产出的营养食物很少，这也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原本能造福民众的珍贵资源大部分被权贵阶级据为己有。森林不断遭到砍伐，用以点火制作石灰泥，这些石灰泥被用来在建筑物外围制作各种夸张的装饰。植被的减少让粘性土壤暴露在外，易受降水的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淤泥堆积在城市的水库中，大大削弱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玛雅人在城市建设方面相当睿智。他们掌握着极其先进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却没能及时调整管理制度和文化实践，使之适应变化着的大环境。气候变化、干旱严重、挥霍浪费、收入不均、过度依赖贸易、生态恶化、瘟疫以及粮食的供不应求，这些都是玛雅文明覆灭的原因，而所有这些因素今天依然存在。跟玛雅人一样，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城市发展及其衰败的缘由。同样，我们也没能采取行动。我们的城市领导者必须回答下面的问题：究竟如何让信息带来理解，再让理解带来实际的变化？我们的当代文化是否有能力避免走上玛雅人的覆灭之路？

趋同进化

上面的问题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文化循着9C路径通往城市是否是必然的？作家、技术哲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观察到，在自然进化中，眼睛这种结构的进化会跨越从昆虫到鱼类再到哺乳动物等多个物种。正如凯利所言：“当同样的结构一次次重复出现——比如浴缸中的水分子会形成漩涡——这些结构就可以说是必然的……这种形式不断重现的趋势就被称为趋同进化。”22

诞生城市文化的7个城市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沿9C路径徐徐展开。这些城市全都诞生在精神崇拜集中的地方，那里往往被看作通向宇宙构成性力量或特定神明的入口。定居社区最开始以合作社的形式出现，之后转变为负责在神力、沃土以及民众行为之间维持平衡的领导者。农业技术为其提供了推动力，在原型城市之间创造连接的商业也随之兴起。随着这些网络越来越复杂，城市节点也越来越密集、集中，同时也更多样化。这种连接性、集中性和多样性的组合令复杂程度更高，这就需要更精致的文化和控制系统来确保其在僵化与混乱间实现发展。

在深入探索城市的过程中，我们将一次次与9C相遇。它们是城市实现趋同进化的条件，也是需要凝聚力来进行调和的因素。

和谐幸福优先

本章讲述了我们当代的创世神话——进化论。这种世界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就像古代城市的创城神话一样，其中也蕴含着敬畏和奇想，试图阐明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力。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神话，那就是我们对市场的选择能力及经济自决的信念让城市成为机会集散之地。不过这些神话的丝线尚未织出完整的布匹。世界城市的经济模式与其所处的自然尚未达到统一。现代社会充满压力和焦虑。我们已经实现了古代人追求的部分和谐，但当代城市只是我们寻求真正幸福以及探索如何实现这种幸福的开端。

支撑现代城市运行的经济理论不过只有300年的历史，而进化理论的出现还不到150年，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我们没有提出提纲挈领的meh来激活城市，使城市的主流世界观将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与人类和大自然的福祉统一起来。古代人认为实现这种和谐是他们的责任，我们现代人却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想法。

实现和谐的第一步是凝聚，而这只有通过城市的meh对所有系统进行整合才能实现。正如平均律是将24种调式整合为一个音乐体系一样，我们的城市也需要按照共同目标和统一语言来整合所有管理制度、社会体系和经济动力。

实现融合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进行规划。这也是我们将探讨的凝聚的另一方面。回望历史，我们定能找到融合、进化并引领我们走向现代城市的基因碎片。

脚注

① 1英尺≈30.48厘米。

② 1英里≈1.6千米。

③ 1英寸≈2.53厘米。

脚注

1http://artsandsciences.colorado.edu/magazine/2011/04/evolving-super-brain-tied-to-bipelalism-tool-making/.

2爱德华·O. 威尔森（Edward O. Wilson）. 群的征服（The Social Conquest of the Earth）[M]. New York: Liveright,2012, p. 17.

3Naomi Eisenberger, “Why Rejection Hurts: What Social Neuroscience Has Revealed about the Brain’s Response to Social Rejection,”http://sanlab.psych.ucla.edu/papers_files/39-Decety-39.pdf.

4Ian Tattersall, “If I Had a Hammer,” Scientific American 311, no. 3 (2014).

5文化关键元素之一是其潜移默化的世界观。世界观决定我们思考的方式。事实上，亚当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也正是一个世界观改变的故事。

6Dennis Normil.Experiments Probe Language’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J]. Science, 2012, 336(6080):11-408; DOI:10.1126/science.336.6080.408.

7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5/12/21/the-siege-of-miami.

8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agriculture.

9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1/12/19/the-sanctuary.

10K. Schmidt. ‘Zuerst kam der Tempel，dann die Stadt，’ Vorläufiger Bericht zu den Grabungen am Göbekli Tepe und am Gürcütepe 1995–1999.”Istanbuler Mitteilungen 50 (2000): 5–41.

11The Birth of the Moralizing Gods Science,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 349/6251/918.full?sid=5cc48fb0-a88f-4b50-aebb-00f4641c67dd;http://news.uchicago.edu/article/2010/04/06/archaeological-project-seeks-clues-about-dawn-urban-civilization-middle-east.

12Luc-Normand Tellier. Urban World History: An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M]. Québec: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2009; online.

13因为这件事早在8200年前就被发现了。

14Uncovering Civilization’s Roots [J]. Science, 2012, 335:791;http://andrewlawler.com/website/wp-content/uploads/Science-2012-Lawler-Uncovering_Civilizations_Roots-790-31.pdf.

15同上。

16同上。

17Gwendolyn Leick. Mesopotamia: 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M]. New York：Penguin, 2001:3.

18William Stiebing.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M]. New York：Routledge, 2008.

19成周的指导原则：成周的城市规划平面图是一张九宫格状的标画出神圣领域的地图。位于四角、面积相等的四个方格为阴；五个位于轴向的奇数方格则为阳。阴阳平衡使得两气冲和，谐调流动。
成周四边各长9里，边缘筑有20米宽、15米长的墙，每面墙各开三个门，门与门之间间距相等。城市内部又细分成方格区域，街道沿着主轴将一个又一个门贯穿起来，产生了南北和东西各三条大道。与之平行的是六条小道，尺寸为马车宽度的9倍。
这所城市的九宫各有所用。宫殿坐落于九宫格中央，即第5格；宗庙位于其左边的第7格；社稷坛占据第3格；市集则不那么重要，位于北面的方格中。公共礼堂在第1格。
宫殿所在的方格又由一些列墙与门圈隔，形成一座围城，诸如北京的紫禁城。
地区首要城市及其副级、二级城镇也按照类似的规定布局建设。当时人认为城市形态对于气从天界到帝王再到苍生的流动至关重要，所以尽管建筑和园林随着时间而演变，城镇的形态一直维持不变，直至现代。

20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archaeology/El-Mirador-the-Lost-City-of-the-Maya.html#ixzz2ZfcGXkot.

21David Webster. The Fall of the Ancient Maya: Solving the Mystery of the Maya Collapse )[M]. New York：hames & Hudson, 2002：317.

22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科技想要什么 (What Technology Want) [M]. New York：Viking,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