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情无我，匹夫安可夺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孔子

美国学者艾恺这样评价梁漱溟：“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正如儒家文化在数次沉寂后又逐渐为世界所认同一样，梁漱溟在当时虽然没有能够使得中国按照他所理想的方向走去，但是今天人们所感受到的光芒，正是来自他那满腔报国之情，以及他对中国出路的独特思考。

西学在中国狂飙突进之际，激进的青年们信奉“不破不立”，把传统文化视若仇雠，以之为敌，穷追猛打。梁漱溟并没有盲目地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思考。思考后的结论是：“返本开新”、援西学入儒，由此来复兴中国文化。他也由此被誉为中国新儒学的创始者。梁漱溟除了新儒学思想为世人所铭记外，另一个就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有句俗话如此评价中国的知识分子：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国家动荡的时候，太多的文人只懂得纸上谈兵，甚至有儒生误国的言论，因此汉代班超的投笔从戎才显得如此意气风发，唐代的杨炯才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诗句。梁漱溟并不是空谈性命者，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其实就是新儒家理论的具体化。当时中国的政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名义的大小战争接连不断。梁漱溟认为战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把乡村建设作为中国的唯一解救之道，说：“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只有农村兴盛了国家才能兴盛。”

当时还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授课的同时就在思索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应当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从1922年起，他的身边聚拢了许多朋友，过着一种集体生活，大家一起读书，一起讲学问，一同生活。这成了他以后所实验的乡村建设的雏形。

梁漱溟和毛泽东一样，都对中国农村的现实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并且把农村摆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地位上，但是提出了不同的出路。他们的分歧在于：梁漱溟始终不承认在中国有阶级的存在，因此也否认阶级斗争。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梁漱溟寄希望于从农村到城市的教育救国之路。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谁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问题，因为这么多年的大小战争并没有把中国推向更好的道路。他说，“中国革命必出于知识分子”，要实现教育救国这一目标，应该让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由接近到交融。不同的是，毛泽东是让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自己；而梁漱溟则是“要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最后二者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也就解决了”。

梁漱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提出了理论，还亲自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从前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毛泽东对他的救国精神是极为敬重的。

这种实验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代更显得独树一帜，如同世外桃源，但是乌托邦的美梦一次次地被火所惊醒。梁漱溟辗转广东、河南、山东各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不得不放弃。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正视家国倾覆之忧了，沦陷之国无文化复兴可言。于是他毅然于1937年结束了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全力以赴为抗战而奔走。

兵临城下，国人自当同仇敌忾。他为此数次面见蒋介石，甚至只身赴延安去见共产党，希望中国从此能够团结统一，这样不仅外患可定，日后内忧亦随之可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面临破裂，梁漱溟再次从中积极周旋，频频奔波于两党之间，希望能够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牵制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但他的行动在国民党的一再推诿搪塞之后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放弃用最小的代价换来国家安定的信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展示了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和风范。

梁漱溟的身上有着太多的书生意气，毕竟国共两党之争确实并非他所能够左右，但是梁漱溟化身铸剑的勇气、胆识和魄力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漠视。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所崇仰的尚情无我的境界——将自己完全融入家国的命脉之中，不为自己之喜怒而喜怒。

弦外听音儒

乌托邦

英文中，这个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outopos就是指“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最早出自于托马斯·莫尔出版于16世纪初的《乌托邦》，它寄托了人类美好的但是却遥不可及的憧憬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