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晚来天欲雪》：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世间万物，最好的状态，无非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将至是一种希冀，期待是一种幸福。等待着花开，等待着月圆，等待着落雪。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这首《问刘十九》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可很多年后才知道是白居易的作品。习惯了《长恨歌》的凄婉缠绵、恢宏大气，看久了《卖炭翁》的浅易直白、婉转讽喻，竟不习惯白太傅这样温暖格调，富有生活情趣的小诗。我不知道1000年前的那场雪是否如愿而来，但这场雪一定是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不是初雪，否则，写不出这样的满怀期待。一场雪开启了整个冬天的序幕，一场雪，也开启了一本书的扉页。第一个章节就从“晚来天欲雪”的期盼开始。
在第一场雪降落之前，雪要来的信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要下雪了的声音先是从天气预报，然后是朋友，然后是家人之间逐渐传开。在传播这一即将发生事实的语气中无疑透着一丝兴奋，“要下雪了哦”“对，要下雪了！”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冷了一段时间，树叶早已被秋风带走，北风一来到处灰突突的，就连天空，也是昏昏沉沉的。还好，彤云密布，至少雪要来了，这乌云也不觉得有那么讨厌了。
白居易是喜欢这样的欲雪天气的，至少，在三首诗中，都出现了“欲雪”的表达：
岁除夜对酒
衰翁岁除夜，对酒思悠然。
草白经霜地，云黄欲雪天。
醉依香枕坐，慵傍暖炉眠。
洛下闲来久，明朝是十年。
岁晚旅望
朝来暮去星霜换，阴惨阳舒气序牵。
万物秋霜能坏色，四时冬日最凋年。
烟波半露新沙地，鸟雀群飞欲雪天。
向晚苍苍南北望，穷阴旅思两无边。
不过最出名的，还是这首《问刘十九》，它更深情、更温和、更暖心。等雪远比下雪要来的兴奋，就像听景远比观景更让人心起波澜。更何况这是第一场雪，经历了春夏秋三个季节，这时候对雪既有极大的期许，又没有司空见惯的审美疲劳，就像开春泡的第一杯明前茶，清嫩而新鲜。别说是下雪，就一个“欲雪”，就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白居易是懂得生活的，在这样一个将要下雪的傍晚，他早早吩咐下人将那绿蚁酒斟满，将那红泥小火炉烧得通红，在洛阳的白园里，谈古论今，二三友人推杯置盏，满满的仪式感。如今的他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一无所有，担忧“洛阳米贵”的白衣少年，在洛阳他有了属于自己的园林，当然，他也不再有“怅卧新春白袷衣”、衣袂飘飘的少年意气，如今已须发皆白、隐居山林。然而官场的起伏，岁月的更替，始终没有变的是一颗诗意的审美的心，对于这场初雪，他依然有澎湃如少年的激情。
说来也巧，我见过白居易用的酒杯。在洛阳市博物馆，是考古人员在白园的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唐代的瓷器与宋代的精致清雅、明清的细腻富丽相比，实在是显得粗糙。而那晚的酒，做工还略显简陋，虽是新酿，但并没有滤清，酒面还漂浮着酒渣，提纯的蒸馏酒是宋代以后的事情。那晚的火炉，不过是红泥堆成的小灶。可是那晚的心情，那晚的兴致，虽然隔着一千年，依然能在诗中感受到热情洋溢。那晚，一定是宾至如归，酣畅淋漓。
现在的我们，可选的酒杯应有尽有，可饮的美酒琳琅满目。如果今天，我们用着白居易那样的酒杯，喝着那样的酒，一定很难有那样的快乐。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增添了我们的幸福？还是在追逐物质的过程中让我们迷失了简单的快乐？生活的美好，原本就很简单，可是欲望很容易迷失了世人的双眼，让人不知道为何出发、因何赶路、何处栖身。幸福是自在的，与这些器皿和这些外在并不相干，不是吗？
白居易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可他也和无数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不仅仅是文人，是官员，是书法家、画家、史学家，他们更是一个生活的美学家、艺术家、思想家。明代《牡丹亭》里有一句话“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直颇为人称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人生至乐之中，竟没有一项是关于吃穿用度，这其中所列的哪一项又和外在财富的多寡有关系呢？颜回在陋巷能“不改其乐”，陶渊明种豆南山尚可悠然自适，或许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境界，就会真正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生活的真谛又是什么。
读《问刘十九》，我常常会想起《赤壁赋》，想起苏轼那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是啊，在天地万物之中，足以自得其乐，人生的快乐又何必向别处索取呢？还好苏轼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今天我们依然能透过其诗篇文章领略其生活意趣。可是那些完全归隐于山林，在青史中不肯留下姓名的隐士，他们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大概不再会为世人所知，他们的旷世之作，大概不会有谁再有幸拜读。《浮生六记》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若不是清末杨引传在苏州旧书摊上一次偶然的发现，大概这本充满生活情趣，影响深远的书就将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谁又会知道这个长洲城叫作沈复的文人，又怎能沿着细腻的文字，款款走进江南文人的诗意生活，生发赞许赞叹，被其感染感动。
当然，谈精神并不意味着忽略物质，商业社会，大谈远离物质确实是不合时宜也并不现实，恰恰相反，金钱确实能带给人更多的选择和自由。这里讲生活意趣，是让人更多关注精神。人是社会的动物，既生活在社会之中，也受到社会规则的约束。司马迁在受过宫刑之后，终究认识到物质的重要，《货殖列传》便是很好的说明。即便是崇尚清谈的西晋，隐士鲁褒一篇《钱神论》，更是写出钱的神通广大和无孔不入，写了钱在某些人心目中的“神圣形象”和现实生活中的无边“法力”。颜回在陋巷，纵使怡然自得，可还是要吃饭的。陶渊明隐居南山，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或许可以忍受，可是全家老小忍饥挨饿的问题终究还需要解决，最终还是要种豆南山。伯夷叔齐纵使逍遥尘外，采薇而食，最终却难免饥饿而死。谈精神并不是忽略物质，同样讲物质的重要也并不因此而丢掉精神。只是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探寻怎样才是人生该有的活法，什么是生命应有的追求。
我常常佩服那些捏面人的艺人，一块面团，便能变出千百种花样。我也佩服高明的厨师，一片菜蔬，就能炒成各种风味。那么对于生活呢？你是否是一个调节生活的高手，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创造出别致多样的活法。在艰难的时刻、人生的低谷，却能活得依然高贵、精彩。就像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花开花落、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如果用经学大师俞越参加殿试的这首诗来理解对于生活应有的态度就再好不过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有八九，偏偏在这逆境之时，需要自我调节，让生命开出一朵花来。曾国藩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苏轼便是其中的代表。苏轼一生历任三部尚书、八州太守，可是不管在何处，无论在何境，总能让生活有滋有味，在文章、诗词、绘画、书法上自我修养，成为两宋大家；在为官、教育、文化、美食、医药、风俗上也总能惠及百姓，泽被一方。
一杯浊酒，一个泥炉，一个知己，所以，喜欢白居易见惯世间风雨，宦海浮沉，依然对生活持有饱满的热忱和这份简单的温暖。金杯玉杯，或许也不能喝出这样的兴致，这般的温馨。甚至有时，物品的显贵本不在于物品自身，而在于使用物品的人。人并不一定会因物而贵，相反，物却往往因人而贵。《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妙玉给薛宝钗和林黛玉的饮茶器具分别是“（分瓜）瓟斝”“点犀（乔皿）”，按理，犀（乔皿）的材质要贵重于斝，但因为这斝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是王恺把玩、苏轼珍藏过的，所以价值便与（乔皿）相当了。物品的价值高低，在于其使用者自身价值的高低，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其相接之物，自然价值百倍，历久弥香。那么伟大诗人白居易所用的酒碗，被博物馆珍视珍藏，供后人瞻望，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