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清兩代是小説大盛的時代，小説中大量融會詩詞曲賦等韻文，又以明代最爲盛行，尤其在《嬌紅記》《鍾情麗集》《懷春雅集》等才子佳人小説和《韓湘子評傳》《三教開迷歸正演義》等宗教勸善小説中達到極盛，從而形成明代小説敍事中散韻結合的一道靚麗風景。這種現象的出現，首先與唐宋傳奇、話本作家以及説話人因炫才意識影響而形成的“文備衆體”的傳統有關。南宋趙彦衛已注意到唐傳奇“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1)的特徵，宋末小説史家羅燁對“小説”技藝夾有詩詞亦有關注：“夫小説者，雖爲末學，尤務多聞。……曰得詞，念得詩，説得話，使得砌。言無訛舛，遺高士善口稱揚；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呀。”(2)羅燁主要着眼的是説話技藝，但關注的重點是藝人的“炫才”追求和他們“詞”“詩”“話”“砌”結合的綜合性講説特徵。除此之外，這種現象的出現，也更與明代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關係密切。比如：明代不同文化層次的市民讀者的閲讀習慣與好尚，明代書商射利投時俗之好而對小説文本創作的干預，明代文人對於小説文體的接受態度等等，都對明代小説中多種文體共生的現象有重大影響(3)。
對於小説中寄生詩詞的現象如何認識？應給予怎樣的評價？歷來都見仁見智，但總體而言，人們對於小説中出現的好的詩詞作品還是持積極肯定態度的。明代大學者楊慎曾説：“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説、神仙幽怪以傳於後，故其詩大有絶妙古今、一字千金者。”(4)即便對其中一些襲用前人詩詞的現象，也有人從小説敘事文學的特殊性出發給予同情之理解，如凌濛初曾説：“小説中詩詞等類，謂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構，間有採用舊者，取一時切景而及之，亦小説家舊例，勿嫌剽竊。”(5)但對小説中的過分粗俗之作，人們自然也進行了批評。如胡應麟曾説：“《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説，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録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删之，遂幾不堪覆瓿。”(6)胡氏既批評《水滸》中詩歌有“嘔噦不足觀”者，但又給予“蓋主爲俗人説，不得不爾”的理解，並對“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之精彩詩詞表示讚賞，且對書商斷然將此類佳作也一概删汰極爲不滿。反對書商删削小説中詩詞，還不止胡應麟，另如明人汪道昆、余象斗、凌蒙初等通俗文學作家，都認爲小説中詩詞有其特殊韻味，值得保留欣賞(7)。及至清初，小説理論家毛宗崗同樣也是既肯定小説敘事中夾帶好的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8)，但也反對其中的“俚鄙可笑”之作。降及晚清，吴趼人、符雪樵等人評《花月痕》時，雖然亦對作者的炫才傾向表示不滿，但同時也肯定小説中寄生詩詞“淋漓盡致”和“哀感頑豔”的藝術效果。
近現代以來，隨著新文化運動興起和西方小説文體觀的輸入，“小説界革命”的浪潮蕩滌着“文備衆體”的舊小説觀念。如梁啓超、魯迅、李伯元、吴趼人、沈雁冰、羅家倫等，分别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引領着新時代小説創作和理論批評的潮流，基本上漸漸與西方小説接軌，於是，流行千年的傳統小説散韻結合的結構模式宣告終結，自《詩經》以來，數千年以詩歌爲中心的中國文學，便由此發生顛覆性移位，漸漸被新小説取而代之了。儘管如此，長達千年的傳統小説散韻結合的形式作爲一種歷史存在，仍具有其永恆的藝術魅力和研究價值，單就其寄生於小説中的韻文（尤其是詩詞）而言，也漸漸成爲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新的領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學人的興趣。
在對中國古典小説寄生詩詞曲的研究中，有做資料輯録匯編者，有做綜合理論研究者。在綜合理論研究方面，除了一些小説通史（如魯迅《中國小説史略》）和斷代小説史（如陳大康《明代小説史》）之類的專書有論述之外，還漸漸産生了專門研究小説寄生詩詞的論著，如林辰、鍾離叔《古代小説與詩詞》、牛貴琥《古代小説與詩詞》，以及一批以小説中詩詞爲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如梁競西《紅樓夢詩詞的美學研究》、孫步忠《古代白話小説中的詩詞韻文研究》、李小菊《明代歷史演義中的詩詞曲賦研究》等等，此外，還有拙著《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合作）從分體斷代的角度進行寄生詞曲的研究等等，都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這方面的顯著成績。
如就寄生詩詞的資料匯集而言，明人胡應麟已肇其端。他曾經匯集衆多小説中的“鬼詩”，“都爲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9)。其後三百年間，似不曾再有人踵武其事。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這一工作纔又引起學人的興趣。以1979年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爲發端，其後陸續出現孟昭連《金瓶梅詩詞解析》、陳東有《金瓶梅詩詞文化鑒析》、姜世棟等《<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詩詞注析》、鄭鐵生《三國演義詩詞鑒賞》、關德富與唐樹凡等《中國四大名著詩詞解析》、李保初與吴修書《中國古典小説卷中的詩詞鑒賞》等等。這些著作對一些古代小説名著中的詩詞作品進行了注釋、解析，並從審美的角度對其構思立意、煉字煉句等進行鑒賞與評論。但欲全面研究中國古典小説中的寄生詩詞，僅僅匯集某一類小説或幾部名著中的詩詞作品，顯然是遠遠不够的，於是，我們便有了匯集所有中國古代小説中全部詩詞作品的想法，而這一想法的産生，則源於一種特殊的機緣。
十多年前，那時我還在廣東佛山大學工作，當我主持的第二個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明清散曲研究”完成，以最終成果《明清散曲史》申請結項(10)，全國社科辦轉來的鑒定專家意見，其中有一條認爲，成果中論述了《紅樓夢》中的散曲，但對其他小説中的散曲又未涉及，因此建議：要麽，擴大論述範圍，要麽，删去論《紅樓夢》散曲的内容。若擴大論述範圍，勢必要先收集明代衆多小説中的寄生散曲，然後才能進行研究論述，而這一工作，顯然非個人力量在短時間内所能完成，所以，只好忍痛割愛，删去論《紅樓夢》散曲的内容，但卻心有不甘。從那時起，我就想，假如能將古代小説中的所有散曲作品收集起來，供散曲界同仁研究利用，該是多麽有意義的一件事情！又進而想到，假如索性將古代小説中的所有韻文作品全都收集起來，並且分門别類地匯爲一編，那就不僅將惠及曲學界，而且對詩學界、詞學界、賦學界等學人擴大研究視域，對補編《全唐詩》《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明詞》《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全清散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有了這個想法，2006年，我們便首先以“明代小説中之散曲文獻研究”爲題申報了廣東省的社科規劃項目；幾乎同時，應母校西華師範大學領導和幾位業師之邀，我調任母校文學院院長，全面負責文學院的工作，結合學院的學科建設，也爲獲得稍微多一點的研究經費，我們又以“明代白話小説詞曲研究”爲題申報四川省的社科研究“十一五規劃課題”，獲批2006年度重點項目；出於同樣的考慮，又在2008年以“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爲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批2008年度西部項目。這三個項目，分别於2009年、2011年、2013年完成。這時，國家社科基金立項有了重大變化，即可以接受古籍整理和重要資料匯編的項目，於是，我們便想把先前在做理論研究時所收集的明代小説中的詩詞曲賦資料加以全面的校勘整理，但鑒於量太大，當時預計詩歌約20000餘首，詞曲約4000餘首，因此，我們便選擇了已經輯録的約80萬字的近4000首詞曲，以“全明小説寄生詞曲輯纂”爲題，申報了2013度的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并獲得批准。此時，我已由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調任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首席教授，開始組織實施這個項目的工作，總體上較爲順利地進行着。因新的工作崗位職責要求，我在2015年又組織策劃并成功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古本散曲集成”，參與其事者，有全國10餘省市20餘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近40位專家學者，繁重的組織策劃工作曾使我一度精疲力竭，客觀上對“全明小説寄生詞曲輯纂”後期的全面校補、考訂等有一定影響。我一邊進行着重大項目“古本散曲集成”的工作，一邊夜以繼日，進行“全明小説寄生詞曲輯纂”的修訂和完善，終於在2018年6月，完成了這一曠日持久的工作。根據現在結稿的統計，在明代700多種小説中，有詞寄生者爲220種，有曲寄生者爲125種。上編《明代白話小説寄生詞輯纂》輯詞凡1909首，中編《明代文言小説寄生詞輯纂》輯詞凡2833首，下編《明代小説寄生曲輯纂》輯曲凡1062首（套），以上三編，共輯得寄生詞曲5806首（含重復出現者約1400首）。
十多年來，我們一邊對明代小説中的詩詞曲賦展開全面的資料輯録整理工作，同時，也一邊思考一些理論問題，我自己和課題組主要成員圍繞這些問題的思考，先後發表了10多篇論文，并在2013年最終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對明代寄生詞曲的一些理論問題做了全方位的探討。如明代小説寄生詞曲與小説母體的共生共存關係，寄生詞曲的寄生性、共生性、教化行、豐富性、世俗性、瑣屑性、恣縱性等特徵，寄生詞曲的社會與民俗文化内涵，寄生詞曲與小説母體的文體互動關係等等，都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闡論。因《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一書在2013年已由商務印書館公開出版，故此處便不再對這一繫列問題做重復論述。
我這裹要着重指出的是，無論立足小説本位還是詩詞本位，抑或從二者文體互動角度，都可以展開豐富多彩的全新的研究課題，誠如郭英德教授在評《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一書時所言：“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獨辟蹊徑，别開生面。”(11)然而，這其間許多問題的探究，寄生詩詞資料的輯録整理，無疑又是最爲基礎的工作。所以，這種大規模大範圍的寄生詩詞輯録，它的價值之一，便是在古代文學的基礎研究中，展開了一個新的領域。
如果就文獻整理研究而言，本書首次對現存明代小説寄生詞曲進行全面的考訂輯録，將其匯爲一編，由此填補了明代詞曲文獻輯録整理方面的一大空白。如就其資料意義與學術價值而言，竊以爲顯而易見者，略有以下幾點：
其一，這些作品的考訂輯纂，其中屬於明代小説作者創作的部分，可補《全明詞》《全明散曲》之遺缺，使整個明代詞曲文獻的匯集與整理更爲完整，這將擴大明代詞曲文學研究的視野和空間，拓展明代詞曲發展史研究的範圍，從而使明代詞曲發展流變研究的内容更爲豐富，認知更爲科學。
其二，其中屬於小説作者記載或引用前人作品的部分，不僅可以補《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元散曲》之遺缺，而且可以爲研究明人對前代詞曲的接受提供較爲具體、完整的第一手資料。
其三，可以根據小説中寄生詞曲變化和風格特徵、藝術水準等考證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比如，《金瓶梅》的作者問題，蘭陵笑笑生是否嘉靖間大名士王世貞？學界一直争論不休，其實，只要將《金瓶梅詞話》中出現的寄生散曲與王世貞本人的散曲創作做對比研究，即可以爲《金瓶梅》非王世貞作提供一個直接而有力的證據(12)。又比如《水滸傳》《金瓶梅》《燕居筆記》等重要小説都具有多種版本，學人們在做版本源流梳理時，因相關資料缺乏，往往極爲困難，其實，如果從寄生韻文這一角度考慮，問題卻不難解決。一般而言，寄生詞曲數量較多的版本在前，而數量較少者在後，其原因主要在於書商删削原書以節省版面，而寄生詩詞，則成爲删削原書的首選對象。
因此，就以上意義而言，拙編對於明代小説中寄生詞曲的研究，是應該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的。至少，它可以免除研究者因探究一些問題必須爲搜集這些資料而付出的艱辛勞動，當然，輯録這份資料的同仁們，卻付出了巨大的辛勞！
在這十多年間，就整個明代小説寄生詞曲資料輯録工作而言，大體上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2005年至2013年，這八年間，爲初步輯録整理階段；先後參加的學者，主要有佛山大學萬偉成、何仁智、陳恩維、河南大學張進德、西華師範大學鄭海濤、胡燕、孫月霞、姚永輝（已調杭州師範大學）、徐强等，還有河南大學和西華師範大學兩校當時在讀的一部分兩古專業的研究生。
第二階段，自2013年至2015年，爲全面校對和補録的階段，參加此階段工作的學者，主要有佛山大學萬偉成、西華師範大學鄭海濤、方新蓉、孫月霞、河南大學張進德、邢慧玲、四川師範大學趙俊波。
第三階段，自2015年至2018年，爲後期審讀、補遺和作者、牌調的考訂階段，主要審定此前校對時遺留的問題，以及全面考訂一些時代不明、作者不明、牌調不明之作品的時代、作者和所用牌調，查對一些在作品審讀中有疑問的文字，改正一些斷句和標點的錯誤等等，這項工作，便基本上由我完成。
除了課題組全體同仁的奉獻之外，在工作的每一階段，不少研究生同學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除了資料輯録、核對之外，在資料的編纂和外出查核過程中，我當時在西華師範大學指導的幾位研究生用力用功更多，其中尤以王金良、郭麗萍、晏松雲、劉博和肖明明等同學在關鍵時刻幫助最大；在忙於結題時，我在四川師範大學指導的博士生于楊甡、閆曉璇、姚亞男、張芷萱等，以及碩士生袁小迪等，在一些資料的復核、全書編目和相關數據的統計方面給與了非常及時的幫助。
十多年來，完成此項工作的艱辛備嘗，遠非親身經歷者能體諒其萬一。記得幾十年前，曾聽一位重視理論研究而鄙薄資料匯集整理的學者説：編輯那些詩詞曲全集，不過是一些圖書資料員都可以做的工作。我當時對這樣的議論，也没有太在意，但在利用諸如《全唐詩》《全宋詞》《全金元詞》《全元散曲》《全元文》《全明散曲》《全清散曲》等資料時，内心卻總是默默地對輯編者唐圭璋先生、隋樹森先生、謝伯陽先生、李修生先生等充滿一種敬意，但那時，我還不能完全理解他們所付出的辛勞。但是，當我自己這十多年來親身經歷過這番甘苦之後，便深知前輩學人將畢生精力奉獻於一代文獻匯集是何等艱難！其嘉惠後輩學人的赤誠奉獻，真是功德無量！就我們面對的明代小説寄生詞曲輯録整理而言，恐並非一般讀者想像的那樣簡單：把明代小説找來一部一部地翻檢，發現詞曲，便輯録出來，然後匯編成册，不就那麽一回事嗎？其實，單就從小説文本的翻檢中發現詩詞，便是十分的不易，爲什麽呢？因爲除了少數已有現當代整理排印本，其“發現”較爲容易之外，絶大多數未經整理的刊本或手抄本古籍，其中不分行、不分段、不標點的情況可以説是常態，要從中“發現”詩詞曲，便十分艱難，而這僅僅是初步輯録的工作。對這些初步輯録出來的詩詞曲等韻文作品，相當部分既無題目，又無作者，更不標詞曲牌調名稱，因此，面對那些作品，何者爲詩，何者爲賦，何者爲詞，又何者爲曲的判定，有時也是煞費苦心！而即便是費盡心思將詩、詞、曲等大類區别開來了，但是，對於那些未標牌調名稱之詞曲作品所用詞牌、曲牌的考訂，對於那些未標時代、未標作者之詞曲作品的時代和作者的考訂，每完成一步，就都要付出艱辛的勞動。至於一般古籍整理都具有的諸如斷句、標點，對異體字、繁簡字，對字跡漫漶、脱漏、錯訛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的處理等等，無不考驗着整理者的學養和耐心。好在，在課題組全體同仁的通力合作下，在家人和單位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在十多年間，經歷過無數個夏之晨、冬之夜，在自己的斗室迎來朝陽又送走晚霞，終於，在2018年6月26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爲這部費力卻不一定討好的三卷本《全明小説寄生詞曲輯纂》，爲我們十多年的艱辛備嘗，爲我們十多年所下的笨功夫，劃上了一個不一定圓滿的句號！
在此，我謹向付出巨大辛勞的課題組全體同仁，向先後參加這一工作的研究生同學，向一直關心支持這一工作的全國社科辦、全國高校古委會、四川省社科規劃辦、廣東省社科規劃辦，向我曾經工作過的佛山大學、西華師範大學以及我現在工作單位四川師範大學之科研處和文學院，向諸位同行專家和中華書局及其學術中心的諸位領導與同仁，向所有鼓勵和支持過我們工作的朋友們，致以最誠摯的謝忱！
最後，還應特别提到的是，以《中國古代小説總目提要》《中國文言小説總目提要》等爲代表的古代小説類目録書籍，以及以《古本小説集成》《古本小説叢刊》《歷代筆記小説大觀》《中國古代孤本小説集》《思無邪匯寶》等爲代表的小説類叢書，以《全唐五代詞》《全宋詞》《全金元詞》《全明詞》《全明詞補編》《全元散曲》《全明散曲》等爲代表的詞曲全集類著作，以《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叢書集成》等爲代表的大型綜合類叢書等，皆爲本書的輯録工作帶來很大方便，謹向以上著作的編輯者們致以衷心謝忱！並向已歸道山的編輯者們致以深切的懷念！
因爲水平和時間所限，書中難免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如蒙各位方家和讀者朋友不吝批評指教，那將是我們衷心期待和歡迎的。
趙義山
2018、6、26日草於成都
2019、7、11日修訂於成都
校對附記
此稿校畢，應補記之事有二：
一、此書目録，初排稿爲簡目（僅保留書目而略去具體篇目），研究者翻檢使用，必然多有不便，經與責任編輯葛洪春先生商討，得其首肯，决定簡目詳目（既有書目亦有篇目兼首句）並用。如此，將來研究利用，則方便多矣！得其便者，能不感念乎！
二、余獲校稿有日，因目疾未瘳，遲遲未敢寓目。倖得碩博諸生共同襄助，終於元旦前夕校畢。其諸生之中，除前述五位之外，另有碩士生何婷婷、彭智謀、博士生徐江、王陽諸位，亦與有力焉，因記於此。
趙義山
2020.1.6記於成都
二校又記
此稿一校中，余病于目，二校中，又傷於疫，自交初稿迄今，倏忽數載矣！尤其近三年所經所歷，真令人百感交集！二校，除進一步規範字形外，還補考出一些未標牌調作品所用調名和作者，並補遺詞作3首、曲作4首，使寄生詞曲總數增加7首。此番校訂，碩士生尹海娟、張叔英、肖巧玲、趙姝書、謝莉等，又幫助查核一些寄生詞曲之作者、校核存目與細目；内子楊純玉以初步“陽康”之弱軀，不僅照常承擔全部家務，且數番幫我理順全稿頁次；爲書稿的進一步完善，她們都付出了辛勞。以上情況，一併又記於此。
趙義山
2023.1.10記於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1)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第135頁，中華書局1996年版。
(2) （宋）羅燁《醉翁談録》卷一，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3) 參見趙义山等著《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绪论、第一章，商务印書館2013年版。
(4) （明）楊慎《升庵詩話》卷八，見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第803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5)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凡例》，見《古本小説集成》本《拍案驚奇》（一）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第437頁，上海書店2001年版。
(7) 參見《水滸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初刻拍案驚奇·凡例》等相關資料。
(8) 見（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評《全圖繡像三國演義》卷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9)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第373頁，上海書店2001年版。
(10) 按：“明清散曲研究”爲國家社科基金2002年年度項目，2005年完成，其最終成果《明清散曲史》被鑒定爲優秀等級，并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第二批十種優秀成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2009年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11) 見《明代小説寄生詞曲研究》封底。
(12) 參見拙稿《明代小説寄生詞曲輯纂啓示録》（載《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