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的入党故事

徐永辉

我今年已经91岁了，从1949年6月刚满19岁跨进浙江日报社大门做摄影记者起，至今已干了70多年。我为农民拍下了数以万幅的照片，记录了多户普通农家的翻身“家史”，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由穷变富的奋斗过程，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新面貌以及广大农民安居乐业、欢度小康生活的生动情景……

我长期跟踪摄影16户农家，这些纪实摄影作品，显示出了我青年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工作干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写下了这篇文章，讲述我的入党经历，回忆我的初心故事。

我的家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被日寇毁了。1944年，经亲友介绍，我来到上海一家大照相馆当学徒。当时那里有六个学徒，却没有一个正式的师傅，摄影师是从才艺好的学徒中提拔上来的。在这些学徒中，有三个是中共地下党党员。他们说：“到解放区有饭吃，有工作做，还有学文化和读书的地方。”因此，我把解放区当作穷人的天堂，那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

1950年初春，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照相馆师兄的介绍下，经过了三进三出，我终于成了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走进那幢四层的小洋楼，我感觉好像走进了“天堂”，不禁喃喃自语：“我一定要努力，争取一辈子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第一次下乡采访，是去著名的“鱼米之乡”嘉兴。当我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一阵欢快动听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循声望去，原来是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他们唱出了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看到他们穿的是用破布旧絮拼补起来的衣服，腰间还扎了一根绳子，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的童年生活和这两个小孩子有相似之处。一种强烈的愿望涌上心头：我们的党一定有力量使翻身农民摆脱贫困！因此，我想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把旧社会带给他们的深重苦难记录下来。这时，孩子的父母从屋中走出来，我就干脆提议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这就是“叶根土一家的合影”。这张照片上的孩子，我越看越像自己童年时代的模样，所以我把它夹在日记本里，想等他们生活好转之时再去采访。这张照片成了我之后跟踪摄影的起源。

我本想五年后再去采访他们，可是五年后他们一家人不知所踪，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去寻过几次，还是没有找到他们。1957年，我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他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好记者。激动之余，我也在思考怎样才能成为周总理期望的好记者。我认为要成为一名好记者首先要有好材料，好材料从哪里来呢？我又想到了叶根土一家人，于是我辗转通过邮递员、售票员去寻找他们。1959年，我终于在黄岩西门外找到了他们。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孩子们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变得体体面面，原来面容憔悴的女主人高阿二，这次再见面却容光焕发，这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发生的巨大变化啊！

原来的我生活贫苦，在党的庇佑下翻了身，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还找到了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叶根土一家正像当初的我，在党的领导下，生活一点一点变好。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我”，千千万万的“叶根土”，我报道他们，不仅是对生活的记录，也是对党的记录。

党给我的帮助非常大，我心怀对党的感恩，牢记周总理的叮嘱，坚持做好记者的工作，深入到百姓中去，以更好的报道来回报党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那时我的脑子里全是如何做好记者的工作，对于入党的事没有上心，在总编辑于冠西同志的提醒下，1958年，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62年，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后来却又不了了之。1980年，我又重新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81年1月，支部大会再次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虽然入党过程比较曲折，从第一次提交入党申请，到20多年后我才真正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我早已从思想上入党，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我来说，好党员和好记者是分不开的，我以记者的视角关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百姓的生活变迁，扎根土地，用镜头反映最真实的民生，这是记者这份职业赋予我的使命，也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我今年已经91岁了，由于精力限制已经很少拍照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能够接好记者的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讲好故事，唱好党歌，做一名始终跟党走、艰苦奋斗的好记者。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