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戡黎升陑：合法性论证之四

中古前期王朝的更迭以禅让为经典模式(49)，无论承前朝者为累代功臣之后，抑或即为有大功于天下的本人，“戡黎之功”与“前朝之臣”乃共同要件。但及杨坚取代北周，其虽为柱国之家，然较之宇文觉取代西魏无明显的功绩可言：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50)

既无功德可称，杨隋的正当性惟托之于摄政身份与符瑞、谶言及“天命”的造作。大业末年，李渊起兵太原，不足一年即取隋恭帝而代之，天下犹为群雄逐鹿的态势。李唐代隋虽以禅让行之，但实难言戡黎之功，政权的正当性亦有天然缺陷。而李渊的“摄政之身份”，则为“新王”由“臣”而“君”的转换提供了历史依据。义宁二年（618）五月隋恭帝禅位诏曰：

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伐，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赖。……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己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藩国。(51)

虽然隋恭帝禅位诏中“自北徂南，东征西伐”的赞誉，以李渊的实际影响而言实为过誉，但“相国唐王”的身份却为“戡黎升陑”的功德营造提供了恰当的书写条件。武德二年，李渊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祭祀。武德七年，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尊奉周公之意至为明显。由于中古前期的国史书写中“禅让后起元+开国群雄传”；中古后期的国史书写中“禅让前起元-开国群雄传”成为一套论证“新朝”正当性的书写策略。故而，有学者以李唐前期书写策略属于后者(52)，但如此处理，似未能有效解释李唐早期所修国史在书写模式上的复杂性，以及今日通行新旧《唐书》书写策略中“禅让前起元-开国群雄传”的特殊结构。而若注意到杨隋与李唐禅代时，杨坚与李渊均非有大功可述的独特性，并进而将玄武门政变纳入考量视野，则武德崇周公、贞观崇孔子以及历史书写中所出现的书写策略的变动或可得到一个大体合理的解释。

相比于李渊崇敬周公，强调“相国”身份及“由臣而君”过程的自然合理，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则意味着太宗对此正当性模式的抵制。虽然“周公”作为符号可为“戡黎升陑”提供合法依据，但与“诛管、蔡”行动叠加的“周公”却不断提醒唐人玄武门政变的血腥与惨烈——“周公”的存在恰恰成为贞观朝政治正当性的否定。而名为禅让实为“篡位”的历史现实，也使得周公“摄政”渐失其正面意义。

小人在列，为蠹则深；巨猾当枢，怀恶必大，侍中检校户部尚书清苑县开国男刘洎，出自闾伍，言行罕称，于国无涓滴之劳，在朕匪枌榆之旧。……今行御进状，奏洎乃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霍光之地；窥弄兵甲，擅总伊尹之权。猜忌大臣，拟皆夷戮。朕亲加临问，初犹不承，傍人执证，方始具伏。此如可恕，孰不可容？且皇太子治春秋鼎盛，声溢震方，异汉昭之童幼，非周成之襁褓，辄生负图之望，是有无君之心。论其此罪，合从孥戮，但以夙经任遇，不忍枭悬。宜免家累，赐其自尽。(53)

贞观二年后，在不触及玄武门之变时，太宗很少正面提及魏晋以来被视为典范人物的周公——传统的正当性模式中禅让一环已无法有效回应太宗所面临的历史难题。如此，贞观时期的正当性惟能诉诸于太宗的历史功绩。“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54)贞观元年，政变的余波犹存、群心未定之时，借宴会群臣之机奏《秦王破阵》，展示秦王的功德，既以笼络昔日的藩邸旧臣，复可震慑观望之人，贞观朝合法性的自我标示自此方向明确。后此曲增改为《七德之舞》。白居易《七德舞》诗曰：

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55)

太宗在大唐创业过程中的不世功勋，在《七德舞》的持续展演中，不断内化为唐人对于隋末唐初的历史记忆。导演者、表演者以及参与者、旁观者在如此隆重、华美的展演中，被裹挟入《七德舞》的历史叙事与情感氛围之中，贞观朝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被非逻辑地强化。太宗在贞观时期留下的多首作品，如《六马图赞》《经破薛举战地》《还陕述怀》与《七德之舞》，一同构成了联动的文本群，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56)成为太宗的经典形象，而昔日同经创业之难的建成、元吉在大唐的创业故事中逐渐消失，李渊的形象在历史书写中逐步定型为“因子成事”时，玄武门之变即获得了最好的历史辩护。“二九之龄”成为太宗不朽功业的符号，太宗贞观十年之后的文字中依然念念于此：

朕以二九之年，属天下丧乱，毒流区夏，祸遍郊畿，群雄则蜂骇云兴，猛将则风驱雾合。年二十有四，慷慨京邑，电发中原，震荡三川，扫清八荒，及至壮年，获临宝位。

李世民《述圣赋序》(57)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逝，在《遗诏》中犹不免提及“拂衣于舞象之年，抽剑于斩蛇之地”的创业往事。当太宗的功业辉耀贞观之时，“隋末群雄”即成为这场历史大剧中必不可少的配角。由此，亦可推见唐代国史修撰必须在高祖“禅让前起元-开国群雄传”与太宗“夺嫡+开国群雄传”之间寻得平衡，若以唐史起于义宁或武德为判断有无“开国群雄传”，则不易解答高祖与太宗之际所面临的正当性论证的差异。“隋末群雄”存在的必要，逐步挤压了“周公”的存在空间。无法为贞观朝正当性提供历史依据的“周公”，甚或其所属的辉煌的“周代”在贞观君臣对于“尧舜”的礼赞中身影暗淡：

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58)

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59)

我闻以德服物，信非虚说。比尝梦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60)

在贞观君臣追踪上古，不断高自标树的历史进程中(61)，“周公”被自然而合理地遗忘。后高宗《永徽令》曾一度改祀“圣周师孔”，似乎与长孙无忌等人对“周公辅成王”故事的借重有关。但显庆二年（657）七月，许敬宗奏议，复祀“圣孔师颜”，“周公”在中古政治生活中曾有的影响逐步凋零，而武周时期的提升则是其在唐代非常态的“反弹”。与“革命”替代“禅让”成为王权更迭的典范形式同步，思想史领域“周孔”亦为“孔孟”所替代——贞观朝正当性论证的影响可谓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