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王”诸号的封授与“代”地域观念的萌发

魏晋之际，后来被北魏尊称为“始祖”的力微“总御幽都”，拓跋氏逐渐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视野中，与曹魏、西晋建立了朝贡关系。力微死后，拓跋部族经历了一段“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时期，后分裂为三部。昭帝禄官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文帝沙漠汗的长子桓帝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桓帝之弟穆帝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10)。此时，中原的西晋陷入内部争斗的混乱之中。八王之乱及随后的永嘉之乱后，中原出现多种势力群雄逐鹿的局面，雄踞塞北的鲜卑拓跋亦成为各方拉拢的目标。可以说西晋的内乱给内迁的匈奴屠各等族提供了自立政权的舞台，也给僻处边塞的拓跋氏以发展壮大的契机。也正是在此前后，拓跋氏开始利用西晋中央王朝或其并州地区的代理人司马腾、刘琨授予的封号，走上建立代国的道路。

在西晋内乱，成都王司马颖“挟帝”而被司马腾等征讨时，拓跋三部都站在了司马腾的阵线上。昭帝十年（304），先前党附成都王颖的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时为并州刺史的司马腾向拓跋氏求助，于是“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会惠帝还洛，腾乃辞师。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11)。这是《魏书·序纪》对拓跋氏援晋的首次记载。次年，司马腾又受到刘渊的攻击，复求助于拓跋氏，“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毌豚。渊南走蒲子。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12)。此后，西晋政府还封授给拓跋首领猗卢以“代公”“代王”，中原式的“公”“王”之号正式进入拓跋诸部。

关于猗卢受封代王的过程，《宋书·索虏传》有一段较为清晰的记载：

怀帝永嘉三年，駞弟卢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就并州刺史刘琨求楼烦等五县，琨不能制，且欲倚卢为援，乃上言：“卢兄駞有救腾之功，旧勋宜录，请移五县民于新兴，以其地处之。”琨又表封卢为代郡公。愍帝初，又进卢为代王，增食常山郡。(13)

核之《魏书·序纪》，猗卢被封为代公在穆帝三年亦即晋永嘉四年（310），被晋愍帝封为代王在穆帝八年即晋建兴三年（315）。《晋书》之《怀帝纪》与《愍帝纪》对此也有记载。受封之事南北方的记载除时间偶有抵牾外，其他细节基本都能吻合。无论是《宋书·索虏传》还是《魏书·序纪》所载都是猗卢所受的封号，而且是获得了晋中央政府的确认的。不过，《通鉴考异》保存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史料，让今人知道猗㐌获得“代公”的称号还在《魏书·序纪》记载之前。《通鉴考异》引刘琨《与丞相笺》云：

昔车骑感猗㐌救州之勋，表以代郡封㐌为代公，见听。时大驾在长安，会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卢以封事见托，琨实为表上，追述车骑前意，即蒙听许，遣兼谒者仆射拜卢，赐印及符册，浚以此见责。戎狄封华郡，诚为失礼；然盖以救弊耳，亦犹浚先以辽西封务勿尘。此礼之失，浚实启之。浚遂与卢争代郡，举兵击卢，为所破，纷错之由，始结于此。雁门郡有五县在陉北，卢新并尘官，国甚强盛，从琨求陉北地，以并遣三万余家，散在五县间，既非所制；又于琨残弱之计，得相聚集，未为失宜，即徙陉北五县著陉南。卢因移，颇侵逼浚西陲围塞诸军营，浚不复见恕危弱而见罪责。(14)

刘琨笺文中的“车骑”即司马腾。从这段材料可知，早在刘琨之前，司马腾就已经上表求封猗㐌为代公了，且获得了怀帝的认可，只是由于特殊情况未得实现。按，何德章曾注意到《序纪》中“晋假桓帝大单于”为何添一“假”字的原因，认为其时晋怀帝辗转流移于长安、邺城间，其事当出司马腾之意，故以“假”为辞(15)。前文引《序纪》说，猗㐌获得“假”大单于的原因是司马腾为刘渊所困，“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毌豚”，而被表封代公亦是“车骑感猗㐌救州之勋”，其实就是同一件事。看来《序纪》在记“假”大单于的同时未曾记载猗㐌的另一重身份，就是“假”代公。至于刘琨笺文中并未提及“大单于”之号，亦非《序纪》有误。按笺文文意，刘琨主要是阐明“戎狄封华郡”的失礼背后“盖以救弊耳”的不得已原因，来反驳王浚的责难。封猗卢为“大单于”本就不属于“戎狄封华郡”的范畴，刘琨也没有在笺文中加以申说的必要。《序纪》对其后猗卢受封的表述，也是“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其实同时赐予这两个封号已有猗㐌的前例可循。

《序纪》记猗卢进封代王的情况云：“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16)“置官属”一类行为，表明此时拓跋部已经建立了一个带有华夏政治文化特色的政权。不过从文意看，这“置官属”应该是晋主导的，至少名义上如此。《魏书·卫操传》云：

始操所与宗室乡亲入国者：卫勤，安乐亭侯；卫崇、卫清，并都亭侯；卫泥、段繁，并信义将军、都亭侯；王发，建武将军、都亭侯；范班，折冲将军、广武亭侯；贾庆，建武将军、上洛亭侯；贾循，都亭侯；李壹，关中侯；郭乳，关内侯。皆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难，存者多随刘琨任子遵南奔。(17)

引文所见卫操之“宗室乡亲”十余人加上卫雄、姬澹等后来应该构成了代国官属的重要部分，而他们的官职皆为猗㐌所表授。看来“代公”属下的诸多官职都为猗卢的代国所承续，直到六修之乱猗卢被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拓跋代的官职及爵位，皆从晋制，并属于王国官制(18)。猗卢进位代王后，其官属的人员可能也得到了刘琨的帮助。史料所见的有“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的莫含，本为刘琨从事。猗卢“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刘琨要莫含“入为代王腹心，非但吾愿，亦一州所赖”(19)，莫含作为代王官属自然也是得到西晋方面认可的。按照晋制设官锡爵，以刘琨派去的莫含参军国大谋，显示出西晋方面在代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从司马腾表封猗㐌“以代郡封为代郡公”到“琨又表封卢为代郡公”，一个重要转变是猗卢获取了封地。按《宋书·索虏传》的记载，猗卢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主动就刘琨求楼烦等五县，刘琨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魏书·序纪》述其详情，乃是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20)。所谓“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云云，确是实情。当时代郡属幽州，本不在刘琨所控制的并州范围内，而在幽州刺史王浚手中。实际上，在刘琨之前，司马腾上表以代郡封拓跋氏，其是否真想让拓跋部控制代郡，颇可怀疑。毕竟当时拓跋部的中心盛乐与代郡之间还隔着雁北之地，司马腾也是并州刺史而不是幽州刺史，并不直接管辖代郡之地。不过即使“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猗卢也没有放弃对代郡封地的争夺，前引刘琨笺文中所谓“浚遂与卢争代郡，举兵击卢”云云，当即其事。因此《通鉴》称“时代郡属幽州，王浚不许，遣兵击猗卢，猗卢拒破之。浚由是与琨有隙”(21)云云。其后政治局面又发生变化，刘琨既急于利用猗卢的力量对抗刘、石，又无力取代郡之地以为酬答，才不得不在并州北部的雁门郡划出部分土地给拓跋部，这或许才是割让陉北之地的实际背景。至于猗卢“食代、常山二郡”的封地，增封的常山郡本也属王浚，而受封时正值王浚败死不久，常山郡也已落入石勒手中(22)。实际上，拓跋氏真正获取的封地就是刘琨所割让的陉北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不过这数百里的封地对拓跋氏的历史发展非常关键，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23)。由此奠定了拓跋部控御雁北的政治基础。

由“代公”再到“代王”，也开始了后来北魏时代的“代”地域和“代王”号的结合。刘琨所割让的以平城为中心的雁北地区成为“代王”的封地，这片区域也就成为拓跋氏所称的“代”。《魏书·序纪》称，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二十五年、三十二年两次“幸代”，均应是雁北平城一带。至于代郡，王浚死后为段匹磾所得，之后先后为石赵(24)、前燕(25)、前秦所控制。苻坚败亡以后，代郡复为慕容燕所据，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郡人许谦驱逐燕所置太守贾闰，以郡附刘显。次年燕赵王麟击许谦，破走之，慕容垂“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26)。也即是说，直到拓跋珪复国，汉晋的“代郡”基本上都没有在拓跋氏的控制范围以内。此后汉晋之代郡在北魏时期虽可能复置(27)，但地位下降，行政意义上“代郡”的地域也逐渐为本属雁门郡的平城所取代(28)。事实上，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定都平城时，平城就开始被称作“代都”了。《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即位时，曾下诏“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29)。而在此前后，拓跋珪在代都又置司州，设有平城令、代尹，代尹地位高于一般的郡级行政长官，其辖境当在平城畿内的范围(30)。《魏书·食货志》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31)，这“畿内之田”亦即天兴初拓跋珪所划定的代的范围，大体上与猗卢从刘琨处获取的雁北之地相当。可以肯定，北魏建国以后“代”指称的地域已经由代郡转向了代都，即平城畿内。也就是说，西晋政府封授的“代王”称号与代郡封地之间名不副实的情形，在北魏立国以后就逐渐不复存在了。以雁北之地为“代”的地域渊源自刘琨时代底定，经拓跋氏百年发展而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地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