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问世前，正史汇刻存于世者，有汲古阁本《十七史》、明代南北监本《二十一史》，以及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北监本校勘不精，讹舛较多，且多妄改，版本不为世所重。南监本则多出自宋元旧椠，汲古阁本也以宋版精本做考校，但两者至民国时已不易获致。彼时最通行的版本为清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据其重印者较为常见。如雕版重刻者有新会陈氏本，金陵、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大官书局配汲古合刻本；活字版重印本有图书集成局本；石印重版者有同文书局本、竹简斋本、五洲同文局本。虽然重版先后继起，流行较广，但是殿本校刻往往因欠精审而被藏家看轻——皇家天禄琳琅和内阁大库中的史部藏书，当日均未及搜讨纳入，仅《两汉》《三国》《晋》《隋》五史依据宋元旧刻，其余皆以两监本为蓝本。试看张元济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中对清廷编汇《二十四史》时“草率”行为的诘问：

迁《史》集解、正义多所芟节，《四库提要》罗列数十条，谓“皆殿本所逸，若非震泽王本具存，无由知其妄删”。然何以不加辑补？琅邪章怀两汉旧注，殿本脱漏数字乃至数百字不等。宋嘉祐时校刊七史，奉命诸臣刘、范、曾、王皆绩学之士，篇末所疏疑义，备极审慎，殿本留贻，不逮其半。实则淳化、景祐之古本，绍兴、眉山之覆刻，尚存天壤，何以不亟探求，任其散佚？是则检稽之略也。《后汉》续志，别于范书，殿本既信为司马彪所撰，而卷首又称刘昭补志，且并为百二十卷，厕八志于纪、传之间。《国志》鼎立，分卷各殊。殿本既综为六十五卷，而三志卷数，又仍各为起讫。其他大题小题之尽废旧式者，更无论矣。是则修订之歧也。薛氏《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及其他各书，卷数具载原稿，乃锓版之时，悉予刊落，后人欲考其由来，辄苦无从循溯。又诸史均附考证，而《明史》独否。虽乾隆四十二年有考核添修之诏，而进呈正本，迄未刊布，且纪、志、表之百十六卷，犹从盖阙。是则纂辑之疏也。蜀臣关羽，传自陈寿，忽于千数百年后，强代秉笔，追谥“忠义”。薛《史》指斥契丹，如“戎王”“戎首”“俨狁”“贼寇”“伪命”“犯阙”“编发”“犬羊”等语，何嫌何疑，概为改避？又明修《元史》，洪武二年，先成本纪三十七、志五十三、表六、传六十三，目录二；翌年续成纪十、志五、表二、传三十又六，厘分附丽，共成二百一十卷。一见于李善长之表，再见于宋濂之记，殿本则取先后成书之数，并为一谈。李表既非原文，宋记复失存录。是则删窜之误也。南齐巴州之志，桂阳、始兴二王之传，蜀刻大字曾无阙文。果肯访求，何难拾补？然此犹可曰孤本罕见也。宋孝宗之纪，田况之传，至正初刊，均未残佚，而何以一则窜合二字充以他叶，一则脱去全叶文理不贯？然此犹可曰初版难求也。《金史·礼仪志》、太宗诸子传，初印凡阙二叶，嗣已出内府藏本校补矣。而后出之本，一乃补自他书，一仍空留素纸。其他少则一、二句，多至数行数十行，脱简遗文，指不胜屈。犹不止此，阙文之外，更有复叶。如《宋史》卷三十五之孝宗纪，《元史》卷三十六之文宗纪是。复叶之外，更有错简，如《元史》卷五十三之历志是。此则当日校刻诸臣，不能辞其粗忽之咎者也。(62)

在不厌其烦的错讹举列以示谴责和惋惜之下，张元济又援引叶德辉对其所说之语道：“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张感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秉持“书贵初刻，足以补正殿本脱误不少”的信念(63)，多年来“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觏，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较胜之本”的具体访求之地，张元济在《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史记》的序言中有所记述：

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网罗珍籍，不吝通假。常熟瞿君良士、江安傅君沅叔、南海潘君明训、吴潘君博山、海宁蒋君藻新、吴兴刘君翰怡，复各出所储以相匡助，亦有海外儒林素富藏弆，同时发箧远道置邮……(64)

通过张元济数十年间向海内外之公私藏家的孜孜以求，商务印书馆终于实现了正史的“百衲化”——《元史》和《明史》因成书在后不计外，二十四部正史除了《旧五代史》取自《永乐大典》，其余皆为宋元本(65)。商务印书馆对《旧五代史》非古本颇耿耿于怀，从发售预约开始，到第六期出版之前，始终登报征搜薛居正原书(66)，终至不获。十五种宋本中，又有号称“世界三孤本”者。其一宋建安黄善夫本《史记》。明刊《史记》，大加节芟集解正义，独有明代震泽王延喆本具存，黄善夫本又为王本之祖本。这一“人间未见之书”收自日本藏书家。其二宋蜀大字本《南齐书》。《南齐书》的明代南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均阙四叶，宋蜀大字本则仅阙二叶。有谓“此书自入南雍以来，即未尝见有此本”。其三宋绍兴本《旧唐书》。明代闻人诠曾重版，文徵明作序，彼时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有藏(67)。为免佞宋之嫌，商务印书馆特引清代校勘学者陆贻典语“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一二，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以自证，也借此呈现和宣扬《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价值。下表为张元济所谦称的“较胜之本”：

商务印书馆所出《百衲本二十四史》，全书计24种820册约65000叶，用照相法缩印(68)，六开本线装，书根加印书名及册次（不另取费）。分为连史纸和毛边纸两种印本，定价均为600元，后仅出版连史纸印本一种。预约价一次缴清者300元，三次分交者共360元（第一次160元，第二、三次各100元）。

1930年4月《百衲本二十四史》开始发售预约(69)。四个月后，商务印书馆发布了涨价通知，称“惟原料逐渐腾贵，出于意外，预约价已不敷成本。敝馆虽以流通古书、发扬国光为职志，而事实上有不胜担负之感。预约于本月底截止后，即须增加售价，特先布闻”(70)。预约截止后，售价改为一次交清者360元(71)。1931年馆庆35周年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百衲本二十四史》价格优待办法（仅适用于上海发行所及虹口西门两分店），赠送顾客纪念书券60元，抵冲之下售价仍只需300元(72)。活动时间自8月10日起至10月9日止，分馆起止日期由各馆自定。10月9日纪念期满后，即增售价至420元(73)。至1934年初第三期书出版时，《百衲本二十四史》继续征求新订户，定购价此时涨至480元(74)。到了1935年年底第五期出版时又称，全书尚未出齐之前每部实售540元(75)。可见预约期不只有一次，每次预约价格均有差异，总体上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

原定1930—1933年间，每年8月出书一次，分四期出齐。按计划顺利出至第二期后，第三期书正影印之际，突遭“一·二八”国难，致多梗阻。复业后，有心仍按原定计划推行，但是“或因原本损失，或因制版被毁，现正设法补求原本，或补制印版”而力有不逮，延至1937年3月才出齐，共计出版六期。1932年的战事影响，不但延宕了出版日期，原定连史纸和毛边纸两种纸张印制计划也半途而废，仅第一、二期出版了两种纸印本，自第三期起仅保留了连史纸一种印本。商务印书馆号召此前已领取毛边纸印一、二期者，为保证日后丛书的统一性，可将之替换成连史纸印本：

查《百衲本廿四史》第一及第二期，未领之书，现已检点清楚，只存连史纸一种，其毛边纸一种，业已全数被毁。凡未领取各该期书籍之定户……凭预约券陆续向各该分馆领取（边远分馆展迟一个月取书），但所领之书，只限于连史纸一种。其已领过毛边纸一期者，如原书并无损坏、批点、盖章者，请将原书分别向原定处之上海发行所，或各该分馆，换取连史纸一种。(76)

第一期：1930年8月出版，《汉书》（北宋景祐刊本）1种32册(77)。对于此次仅出一种的解释，商务印书馆将之归咎于“印刷须特别布置，故初期只出书一种，以后工务熟谙，可期迅速”。从以《汉书》开始的正史出版顺序看，商务印书馆并未按照时间序列组织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主要源于其“顽固”的版本求善所致。此时如《史记》以及《旧五代史》均还在登报购求佳本，期成完璧，故不能依照全书次第付印(78)。

第二期：1931年8月出版，共5种122册(79)。包括宋绍兴本《后汉书》40册、宋绍熙本《三国志》20册、宋庆元本《五代史》14册、元本《辽史》16册、元本《金史》32册(80)。

第三期：1934年1月出版，共4种72册。包括《宋书》36册、《南齐书》14册、《梁书》14册、《陈书》8册，以上均为宋蜀大字本(81)。

1931年8月第二期出版时，发出了第三期的书目预告：《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此本前三卷系从日本帝国图书馆所藏宋绍熙本影印(82)）《北齐书》《周书》《隋书》，除《隋书》为元大德本外，其他均为宋蜀大字本。据商务印书馆自述，此时各书虽以宋本为底本，但阙卷较多。如《宋书》原缺33卷，访得21卷后，尚缺志卷四、列传卷四十四至五十二、卷五十九、卷六十；《梁书》缺列传卷一至四、卷十六至十九、卷二十四之第一至七叶、卷四十三至四十五、卷四十九、卷五十；《北齐书》缺宋本纪卷一至八、列传卷一至二十六。缺卷原拟以元明递修本配，商务印书馆有志于搜求同式原书配入以臻完善，于是向各界人士征求以上各书宋本阙书，收藏者或借印或慨让皆可(83)。《周书》摄影之际，罹遭1932年国难而毁于炮火。本来“先后访得宋蜀大字本两部”的《周书》，不得不加入征求队列。因《周书》“宋椠著录甚尠，亟思觅得同式原书，即有元明补刊之叶，苟为明初印本，亦可配用”，不得不降低标准(84)。除了《周书》外，“原有访求善本未得及已得而毁于战火者，不愿因陋就简，稍事迁就”，商务印书馆仍拟搜访同式原书配入。征求阙卷之旅不得不继续走下去，所征列目如下：宋蜀大字本《宋书》阙11卷、《梁书》阙16卷、《北齐书》阙34卷，宋绍兴本《旧唐书》阙131卷(85)。从其列目也可看出，自1931年8月至1932年年初这段时间，以上各书所缺并未见少，征求之事似乎并不顺利，当然也不排除战火焚毁了新征宋本的可能性。总体看，这一时期的善本征集进展并不顺遂，第三期只出版了“眉山七史”中的四种，比预告减少一半。其中《周书》最为命运多舛，毁于战火后访求之旅甚为艰辛，直至1934年12月才于第四期出版。“余书分别商借，重行摄影制版，手续极繁。眉山七史，宋椠已多烂版，补配之本，更为漫漶，修润葺补，尤费时日”(86)，从商务印书馆的自述中看，其他诸书出版命运也不乏艰难坎坷。

第四期：1934年12月出版，共4种96册。包括宋刊小字本《晋书》24册，宋蜀大字本《魏书》50册，宋蜀大字本《北齐书》10册，宋蜀大字本《周书》12册(87)。

第四期拟定1933年年底续出，于1934年年底印竣，但“无如各书底本，重复通假，时移事易，极感困难。即展转假得，而摄照、描润、校勘等工作，不敢草率从事，不能不将出书期限展长”，以至1934年年底才出版第四期，离全书出竣尚余10种398册。

第五期：1935年12月出版，共4种132册。包括元大德本《隋书》20册，元大德本《南史》20册，元大德本《北史》32册，明洪武本《元史》60册(88)。

第四期出版时发布的第五期出书预告，书目中包括元本《隋书》《南史》《北史》，明洪武本《元史》，并提出“或加出《旧唐书》《唐书》”(89)。最终加出者未出，可见复业工作之任重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原定1936年出齐全书的计划未履行，不过是年开始发售单行本《史记》（宋黄善夫刊本），而作为丛书之一的《史记》迟至来年第六期时才出版。可见作为丛书之一的《史记》，其单行本是先于丛书本而发行的。这一决策来源于某种出于《史记》版本唯我独尊的自信上：

迁《史》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俱全者，向推明震泽王氏刻本，而王刻实出于宋建安黄善夫本，与王本同时者，尚有柯本秦藩本，行款无异，当系同出一源。明刻近均罕见，重金难购，况此为其祖本，敝馆原藏半部，就国内外访配完全，加工精制，除缩印列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外，另依原版先印大本，顷已出书，其足以纠正震泽王刻讹脱之处甚多，洵为乙部善本。(90)

《四库全书提要》谓明刊《史记》普遍将集解、正义大加芟节，明代震泽王本虽俱全，但无从得知其是否亦有所删减。“前自日本旧藏书家收回，实为人间未见之书”的宋建安黄善夫本，则正是震泽王本之祖本，可解此惑。贵重若此，此版因而被商务印书馆称之为《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三大孤本”之一。

第六期：1937年3月出版，共6种366册。包括宋庆元本《史记》30册，宋绍兴本配闻人本《旧唐书》36册，宋嘉祐本《新唐书》40册，大典有注本《旧五代史》24册，元至正本配成化本《宋史》136册，殿本《明史》（附考证）100册(91)。全书印竣，共计24种820册。

1936年年底，商务印书馆专门登报致歉，称为搜求明代成化刊本以补配阙版的元刊《宋史》以至耽误了最后一期的出版进度，将延期三月印竣全书。致歉中还特别说明，薛居正《旧五代》原本最终不获，不得已选取了《永乐大典》注本，凡此种种可窥商务印书馆求善之路的艰辛：

原定本年年底出齐，只因《宋史》卷帙独繁，元板不全，配以成化刊本，中多残阙，四处搜求，始成完璧，现正赶印，其余五史，均已竣工，准定二十六年三月底全数出版。再薛氏五代史旧本，征求未获，已用大典有注本景印，合并陈明。(92)

全书合璧后四个月，全面抗战爆发。全书出齐后的第四年，商务印书馆竟还在催领图书，可见战争虽然未直接阻碍《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但对其发行工作还是造成了影响，仓储负担尤重：

敝馆前印行《百衲本二十四史》，已于二十六年三月全部出齐，迭经登报，并分函预约，诸君依约取书，历时四年有余，尚有少数定户未将全书取清，值此非常时期，敝馆只得暂为保管，现在困难日甚，用再登报催告，务请速持预约凭单，至敝馆上海发行所，将未取各期书领取，以资结束。(93)

1944年9月前后，《百衲本二十四史》重印，版式、纸张一如往旧，每部售价10万元，可代定制书橱(94)。1949年3月，在整部存书早已售罄情形下，商务印书馆将有待补阙的零存各史重加整理补齐，配成了若干部，并订特价七折发售(95)，具体价格未公布。若以1944年重印版的七折计算，则售价为7万元。但是情形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在次月的广告中，商务印书馆称《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售360万元，实售252万元”(96)。可见通货膨胀之下，五年间物价涨幅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