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血浓于水——《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1987年12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几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内地）的书店一直脱销，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国外，如日本、美国的出版社和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价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初触发我灵感的，是1985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个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问。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有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但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记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找到了幸存者们，艰难的是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做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耐心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

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三十多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面对历史，我鼓足勇气涉足了当时极为森严的四个禁区。第一是真实地回答了这场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推翻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而造成南京大屠杀”这一错误论断。这个结论是不公正的。因为1937年的抗战初期，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初期，国民党军在1937年8月13日开始的淞沪战场上浴血奋战了三个月，伤亡六十余万官兵，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谬论。接着，从淞沪战场撤退的部队和新补充的兵员，共十多万人，又投入了英勇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血战十天，敌我伤亡惨重。出于种种原因，守城官兵奉命撤退。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大屠杀，绝不是国民党军不抵抗造成的悲剧。恰恰相反，对国民党军的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则以疯狂的大屠杀作为报复，用血腥的屠城发泄侵略者的兽性。基于这一事实，我在书的开头用了两章篇幅，详尽描述了敌我态势及守城部队有我无敌的爱国斗志，讴歌了他们为民族尊严而誓死杀敌的凛然正气。

接下来的第三章《安全区写真》也是一个禁区。我从大量的资料和幸存者的口中了解到，在血雨腥风的1937年12月的南京，竟然有二十几位不同国籍的外国男女，为保护南京难民组成了一个叫作“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这些被幸存者们称为“活菩萨”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壮举和善行被一些史书歪曲了。有关资料说：“日本帝国主义用枪炮屠杀南京人民，英美帝国主义用花言巧语麻痹中国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这是黑白颠倒的言论！为此，我第一次披露了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约翰·H.D.雷伯（近年出版的著作译为《拉贝》）为首的这群高举和平和人道旗帜的正义人士的英勇行为。台湾女作家胡华玲在读了我的《南京大屠杀》后，深为美籍女教师明妮·魏特琳的伟大品行而感动。她去了魏特琳的故乡采访，写了一本名为《金陵永生》的传记，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本书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对这场悲剧的自省和反思，即“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灾难”。在揭露敌人残暴本性的同时，无情地鞭笞了卖身投靠的汉奸，深入地解剖了苟且偷生和懦弱胆怯者的灵魂。解剖是为了疗救。历史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我的笔犹豫了好久，面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雷池。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它涉及政治和外交。可是，“为什么不要日本赔偿？”“要赔我们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幸存者悲愤的呼喊和提问常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回避这个历史和现实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于是，我把他们的责问和质疑写进了书本。我知道，仅有这几句提问是不够的。

于是，随着时代进步的足印，我相继发表了《血债》和《跨国诉讼》，前者写两位年轻人为对日索赔奔走呼号、万难不屈的精神，后者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终于站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起诉加害者的伤害罪状。当然，要使诉讼得到公正的判决，还要走很长的路。我的这本书，记述的是历史，一段真实的历史。

作为报告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由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信件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热情的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我。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一位中国台湾来的年轻女士得知我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时，她显得很激动。她说：“我是在台北买到这本书的，我是在去美国的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途中读完这本书的，我边读边哭，流了好多眼泪。”旁边的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心痛。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过的灾难而心痛。”在宁波，一位名叫阮晶的漂亮女士对我说：“我十多年前读过《南京大屠杀》，读完后，我的眼前老是浮现出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惨烈场面。有几天夜里，我在梦中见到了死难者在挣扎、在呼喊、在哭泣，有个声音在喊：‘救救我们！’我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听。”有人说：“这是死难者在托梦，我们要超度他们。”于是，我们纷纷捐助，凑了六万多元钱，请寺庙的方丈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举行了盛大的超度仪式。我们觉得这是对他们的纪念，也警示我们不要忘了民族的苦难。

没有想到，我写的这本书竟然引发出这样的故事。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收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以及《跨国诉讼》。这是对《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

因为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人。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年复一年地给我来信问候。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

“我1944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

“一次偶然机会，由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先生，介绍您的名著《南京大屠杀》，让我们翻译成日文。现在我们三个人分头将中文翻译成日文，因为我在翻译中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和您协商几件事……”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感觉满身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而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现代日本成了经济大国，这中间有日本人的努力，但也是中国人民宽容的结果。战败时如果中国要求索取赔款，日本绝没有现在的繁荣和发达。日本人中有人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历史的事实，我为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想他们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之后，又经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和太田征先生再次校译。

翻译同样是辛劳的创作。

出版社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重点书目推出，要求译文务必准确、易懂，凡是引用的资料，他们又到中国档案馆和日本图书馆中抄录原文。接着，又请日文专家秋月久美女士参照前几稿作全面修订核对。作为原书的作者，我深深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日本友人。我感谢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作为一个日本人，翻译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罪行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日文版的《南京大屠杀》已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位前侵华日军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永野的这番谎言，回击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不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否认历史事实，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将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许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徐志耕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