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首都

1147年，一支欧洲联军在里斯本城外集结，准备从摩尔人——他们已经在此安家5个世纪——手中夺走这座城市，但联军内部的争吵让这场战争在开始前几乎就注定折戟。这些十字军聚集在一起，在如何对抗异教徒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他们的“东道主”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调和他们的利益，甚至不惜弯下腰。

联军的进攻部队最终达成了一致，后来著名的里斯本围城战也于7月1日开始。然而，在征服里斯本，也就是差不多17个星期后，争吵又开始了。即便如此，攻占里斯本并将其变为基督教教区，使得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有了一项可以书写下来的华丽功绩。不然，这场征战就徒有悲惨可言了。

现存关于中世纪里斯本从夏季到初秋的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是一封英国十字军战士的家信。原稿保存在剑桥大学的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对于这封信的作者身份到底如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这封信由一名叫劳尔（Raol）的盎格鲁—诺曼神父寄出，他只在信上简单签了一个字母“R”，收信人是英格兰东部萨福克（Suffolk）鲍德西（Bawdsey）的奥斯伯特（Osbert）。不过，作者的身份也还有其他可能，例如，也可能是罗伯特，一位盎格鲁—诺曼牧师，他后来成为里斯本大教堂的坐堂主任牧师。

这封信用拉丁文书写，于1861年首次由里斯本科学院（Lisbon Academy of Sciences）出版，并由查尔斯·温德尔·戴维（Charles Wendell David）在其1936年的著作《征服里斯本》（The Conquest of Lisbon）中翻译成英文。19世纪著名的葡萄牙作家亚历山德雷·埃尔库拉诺（Alexandre Herculano，后文简称埃尔库拉诺）[1]的《葡萄牙史》（História de Portugal）是一部开创性作品，因为它从原始资料中搜集证据，并打破了一些民族神话。这本书也大量引用了这封信。

这封信被称作“De expugnatione Lyxbonensi”，即《攻占里斯本》。其巨大吸引力在于，这封信相对详细地从里斯本围城战目击者的视角描述了整场战争，而且该目击者是能够接触到围城战领袖核心圈子的人。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一支前往圣地（Holy Land）[2]的十字军舰队在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停留，当地主教用雄辩的口才说服了这支舰队在前往中东之前帮助葡萄牙国王击败里斯本的撒拉逊人。给奥斯伯特的信中写道，里斯本“非常富裕和繁荣”。这让一心收集战利品和传播信仰的勇士们眼前一亮。

与此同时，阿方索一世的军队也正春风得意。3月，该军队在一次果敢的夜间突袭中迅速攻破了位于里斯本东北80千米处肥沃平原上的摩尔人重要城市圣塔伦（Santarém）的城堡。这位君主此时非常迫切地想要巩固自己的优势。但里斯本占据了天然有利的防御位置，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西部最强大的城市。它与北非的贸易网络紧密相连，可获得大量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再实施一次突袭显然是不可能的，里斯本的山顶堡垒可以很快发现逼近的部队。

这是阿方索一世第二次陈兵对垒Al-Uxbuna（摩尔人对里斯本的称呼）。12世纪40年代初期，他就尝过败果。在十字军的帮助下，其军队仍未能突破里斯本坚固的防线，只好撤退。但在撤退之前，他们还毁坏了里斯本城墙外的庄稼，夷平了那里的房屋。

这一次，他可以调动更大的力量了。劳尔在信中称，Al-Uxbuna是“非常坚固的堡垒”，有一座圆形堡垒和一直延伸到塔古斯河的城墙，保护着这座呈三角形的城市。而阿方索一世需要的是纯粹的力量，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军队为他提供了当时最好的机会。这支十字军大约有1.2万名战士，他们主要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佛兰芒人，分布在大约170艘船上。而阿方索一世大约拥有5000名将士，他只需要确保他的盟友能坚持到最后即可。

阿方索一世率领军队行军至Al-Uxbuna，在那里与从波尔图经海路抵达的十字军会合。这群异邦人之间的争执很快就波及阿方索一世。一些人争论着是否、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继续前进。在那封给奥斯伯特的信中写道，他们“不愿承担长期围城战的代价”，并希望迅速前往地中海，在那里他们可以从非洲和西班牙的商船上“轻松勒索大量金钱”。另一些人则不同意，信中说“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在阿方索一世承诺让十字军获得这座城市的战利品（包括囚犯赎金）之后，紧张的局面才缓和下来。随后，阿方索在这座城市升起了自己的旗帜。众领袖宣誓遵守该协定。

联军在3个俯瞰城市的山头安营扎寨。Al-Uxbuna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城门，另外还有一座城门在河边。从攻击者和防御者之间的大量辱骂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战斗是近距离进行的。从我们如今的后巨蟒剧团（Monty Python）[3]视角看，这种嘲讽看起来有点滑稽，不过，至少这场围城战的“编年史记录者”并没有回避，而是详细记录摩尔人所说的话：

当我们在他们的城墙下日夜守望时，他们不停地嘲笑和侮辱我们。说什么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会有许多小崽子出生，说什么我们的妻子才不会担心我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因为家里有太多小杂种了。

此外，他们还极恶劣地玩弄了我们的标志十字架……就像对待一些卑劣可鄙的玩意儿一样，然后再把十字架扔向我们……

战斗初期，攻城者通过佯攻和小规模袭击来测试城市的防御能力，随后才开始正式发动攻击。他们建造了两座巨大的攻城塔，分别高30米和25米，由柳条、兽皮以及攻城锤和投石器保护。这两个投石器，各有100人轮班操作，据说每小时可以向这座城市投下5000块石头。不出所料，城内的守城一方“因这一行动受到极大骚扰”。但是不久后，几乎所有的机器都被烧毁了，仅剩的一座攻城塔又陷在沙子里，被上涨的塔古斯河河水困住。[4]

僵局随之形成，联军的士气消沉。一些人心灰意冷，提出按东征路线继续前进，准备放弃攻夺里斯本，将其留给摩尔人。携带信件的摩尔人在试图逃离里斯本时被捕，信件中是向更南边的摩尔人领袖求助的内容，就这样，转折点出现了。信中讲述了城墙内经历的严重食物短缺与惨状，葡萄牙人和十字军正在扼杀这座城市。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消息的泄露使联军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把船搁浅在一旁，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向守城者表明在即将到来的冬天他们准备拉长战线。

围攻强度更上一层楼。攻城部队在城墙下挖的矿井中点火，部分城墙因此而坍塌。守军惊慌失措，冲向缺口。攻城士兵一拥而上，对着缺口朝里射箭，一时万箭齐发，以至于摩尔人的盾牌竟“像刺猬一样竖着刺”。接着，余下的那座攻城塔也从泥浆中解脱出来、移动到更加逼近城墙的位置，与此同时，军事主动权决定性地倒向了攻城一方。绝望的守军急忙加固另一处城墙，并投下燃烧着的沥青、油和石块。攻城士兵挤在塔后，向城垛发射弓箭和弩箭。这是一场死亡之舞。摩尔人英勇地保卫他们的城市，并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攻城军队也不依不饶、毫不退缩，围城战开始4个多月后，胜利终于降临。

信中对这场中世纪围城战的描述扣人心弦，尤其是高潮部分：眼看着余下的攻城塔一寸寸逼近，来到距离城墙不到1米的位置，即将伸到城垛上，摩尔人举起双臂投降。

摩尔人在10月23日或24日（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天）这天向基督徒打开了里斯本的大门。10月25日，星期六，过往的占领者们收拾行装，离开“家园”。征服者在要塞最高的塔楼上竖起十字架，阿方索一世在城垛上迈步。不难想象，当他俯瞰城市、河流和海洋时，心中是何等的志得意满。

英国人黑斯廷斯的吉尔伯特（Gilbert of Hastings）在此次征服里斯本后被选为里斯本的第一任主教，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到1162年。不过，一些十字军战士并不是很虔诚。收获成功的同时，矛盾也开始萌芽，就如何分配战利品一事，争论爆发。那封写给奥斯伯特的信中表示，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叛教牧师”煽动了一些人。一些莱茵兰人和佛兰德人急不可耐地要分享战利品，他们背弃战前的誓言，冲进城市，无情地洗劫了里斯本。

撇开中世纪凶残暴戾的一面不谈，一些十字军战士认为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不仅是英勇的表现，更是一种殉道。毋庸置疑，纪念和礼敬死去的骑士对普通民众来说意义重大。以死于里斯本围城战的波恩的亨利（Henry of Bonn）为例，民间传说埋葬他的里斯本墓地中长出的一棵棕榈树有治愈疾病的奇效，于是便兴起一股崇拜潮。在16世纪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Luis de Camões）于文艺复兴时期创作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中，就有一节是献给亨利的，这部史诗是葡萄牙文化的标志性作品之一。[5]路易斯·德·卡蒙斯将棕榈树的治疗功效归功于奇迹，并称亨利为“基督的殉道者”。

里斯本的圣维森特教堂（São Vicente de Fora Church）与这种在中世纪后逐渐消失的异端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座教堂及其附属的修道院是里斯本最庄严的建筑之一，矗立于阿方索一世的军队在围城战期间安营扎寨的高地上。这位君主在占领这座城市后下令建造了这些宗教建筑。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是里斯本最大的建筑群和城市地标。1582年，旧建筑被拆除，在原处重建了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并于1629年完工。教堂在1724年11月19日的大风暴和1755年的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它明亮的白色石灰岩外立面，就像大理石一样，在拥挤的现代建筑中仍然给人一种威严奢华之感。在教堂内部，瓷砖描绘了占领里斯本和圣塔伦的故事。而且，在教堂中殿外的分堂里，一块不起眼的大理石牌匾表明，德国人亨利的遗骨（os ossos do cavaleiro Henrique Alemao）就埋葬在修道院内。

除了阿方索一世之外，参与里斯本围城战中最为葡萄牙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位名叫马蒂姆·莫尼斯（Martim Moniz）的骑士。只是关于他的故事是一个传说。传说，他率领部下设法攻破其中一座城门，虽然已经身负重伤，但他还是奋力扑向城门缺口，这样城门就无法关闭，其他基督徒就可以进入这座城市。里斯本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地铁站的墙上是描绘他这一壮举的大理石雕饰，不过它们基本入不了步履匆忙的通勤者的眼。

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6]在其1989年出版的《里斯本围城史》（The History of the Siege of Lisbon）一书中就表现了事实与夸张（或者说与明显的中世纪虚构故事）之间的微妙差别。以荒诞的笔法表现历史是萨拉马戈写作的标志性风格。在这本小说中，里斯本的一位校对员顽皮地在一段描写围城战的文字中插入了“不”字，从而大笔一挥，改变了欧洲虚构历史的进程。故事穿梭于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1998年，萨拉马戈成为继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António Egas Moniz）之后葡萄牙第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者在里斯本大学神经学研究所开创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并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萨拉马戈在孩提时代就和他一贫如洗的家庭从圣塔伦附近的农业区搬到了里斯本。他书中许多令人难忘的场景都取材自首都里斯本，包括他的代表作《修道院纪事》（Baltasar and Blimunda），这是又一部奇幻历史小说。在《修道院纪事》中，18世纪的里斯本污秽不堪，市民为宗教裁判所的篝火所蛊惑。

萨拉马戈最终与葡萄牙的政治精英不欢而散，并在20世纪90年代移居西班牙。对于里斯本20世纪后期的现代化进程，萨拉马戈甚感遗憾，房地产投机生意和公共工程的建设毁坏了一些风景如画的老城区。即便如此，萨拉马戈仍然为自己所目睹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包容性而欣慰，几个世纪以来，里斯本包容着基督徒和穆斯林、非洲人和犹太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萨拉马戈写道：“里斯本精神永存，正是这种精神使城市永恒。”

萨拉马戈的骨灰被安葬在里斯本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场地外的一棵橄榄树旁。该基金会的会址在河畔的尖石宫（Casa dos Bicos）上层。如今的尖石宫与原来相比已经大变样，但却是里斯本为数不多的16世纪遗迹之一，是里斯本的特色建筑。外立面上对称分布的、尖尖的石雕使它看起来像是外部嵌着一层钻石。事实上，它的灵感来自意大利费拉拉（Ferrara）一座类似的建筑钻石宫（Diamond Palace）。里斯本的尖石宫由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 de Albuquerque）[7]之子布朗斯·德阿尔布开克（Brãs de Albuquerque）建造，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领，他巩固并扩大了葡萄牙在亚洲的事业版图。以前有一句流行语“ter a Casa dos Bicos”（意为“拥有尖石宫”），用来表示手握财富的人。

对刚刚成立仅4年的新生的葡萄牙王国来说，攻占里斯本是一个关键性事件。里斯本是葡萄牙这艘大船前行的压舱石，让这个国家的发展变得可行。历史学家奥利韦拉·马丁斯说，占领这座城市“即书写了这个国家的出生证明”。这一事件也是伊比利亚收复失地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对阿方索一世和他的继任者来说，征服里斯本打开了通往南方的大门，这至关重要。葡萄牙人还要约100年才能将摩尔人完全赶出阿尔加维（Algarve）南部地区。这一事业完成之时，葡萄牙的地理和经济重心也会随之转移，此时再将首都保留在北部的内陆城市科英布拉（Coimbra）是没有道理的。里斯本围城战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里斯本作为港口城市十分重要，随着发展，它最终使其他城市黯然失色，1256年，阿方索三世（Afonso Ⅲ）[8]将他的宫廷迁至里斯本，是为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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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传统而独特的法多（fado）音乐的第一位偶像，你绝对不想错过。

19世纪早期的里斯本歌手玛丽亚·塞维拉（Maria Severa）藐视传统。她抽烟、喝酒，总是挽起衣裙的袖子。她的眼神火辣，脾气暴躁，美貌名声在外。后来儒利奥·德索萨·科斯塔（Júlio de Sousa e Costa）在1936年出版的《塞维拉》（Severa）中曾引用诗人雷蒙多·布良·帕托（Raimundo Bulhão Pato）[9]对她的评价，说她：

目中无人、浮躁冲动，如果有人不怀好意，她随时准备“慷慨地”赏人几记耳光！她很勇敢，对她所珍爱的人有多体贴，对她的敌人就有多粗鲁。她不是一般女人，这一点你不用怀疑。

塞维拉在里斯本各处以醉酒、暴力和卖淫而臭名昭著的肮脏的地方表演。在那些地方，新的音乐形式“法多”诞生并蓬勃发展。塞维拉的母亲经营着一家小酒馆，她有个外号叫“A Barbuda”，意思是“长胡子的女人”，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更具善意地想，她只是肤色黝黑。塞维拉住的房子位于狭窄阴暗的牧师街（Rua do Capelão），那条街的墙上现在挂着一块纪念她的牌匾。牧师街在城堡山脚下的莫拉里亚（Mouraria）区。这是阿方索一世取得战役胜利后允许战败的摩尔人在里斯本城墙外定居的区域。在人们心中，莫拉里亚街区一直是贫穷、邋遢的代表，也是一个恶名在外的“饭桶聚集地”。

阿方索一世并没有因为让自己的对手睡在家门口就失去理智。对葡萄牙人来说，摩尔人可是至少有4个世纪交往史的“熟客”了。在进攻里斯本之前，阿方索一世曾和伊比利亚半岛上其他的一些摩尔人领导人谈判休战，从而确保被围困的里斯本不会得到救援。基督徒（用阿拉伯语称为“Mozarabs”）和犹太人都曾居住在这座由摩尔人控制的城市内。这种包容经久不衰，成为里斯本的标志。历史学家雅伊梅·科尔特桑（Jaime Cortesão）写道，在这个半岛上，葡萄牙是“一个文化过渡和混杂的地带，世上再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相交织”。

“Mouraria”一词源自“Mouros”，后者在葡萄牙语中是摩尔人的意思。莫拉里亚区也许是将里斯本文化流动、交融的特点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街区。如今，它也仍然是里斯本最具民族特色的街区，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基督徒、摩尔人、印度教徒并肩生活，就像在阿尔法马区一样，让人想到中世纪时期这里的情形。2014年，有50多个不同国籍的人生活在莫拉里亚这个大熔炉中。仁爱街（Rua do Benformoso）在经历了3年的经济衰退后变得十分萧条。2014年，许多孟加拉国商人让这里重获生机，开始强力发展。在一家可以俯瞰马蒂姆·莫尼斯广场（Martim Moniz Square）的购物中心，中国店主们正拖着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和装满各种廉价商品的纸板箱进入他们的商店。这些中国商店有着诸如“Grande Mundo”（大世界）之类的名字，他们的店员在当地的小餐馆里吃饭——那些餐馆只提供全中文的菜单。其他餐馆提供来自佛得角（Cape Verde）和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的极易饱腹的西非美食。杂货店里出售着不知名的异域水果和蔬菜，地铁站里传出印度香料的诱人香气。马蒂姆·莫尼斯广场是夏季举办户外音乐会的热门场所，这些音乐会上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众乐队登台表演。

19世纪初，法多音乐诞生在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莫拉里亚街区以及阿尔法马区、码头。这种音乐风格尚无确切的起源，它融合了葡萄牙帝国治下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遥远亚洲的音律，又有无数途经里斯本的外国水手将他们自己的海岛小调和民间曲调融入其中。就像它的诞生地是民族的熔炉一般，法多音乐融合了各种音乐形式。

法多音乐通常是在里斯本乌烟瘴气的小酒吧里演奏，莫拉里亚是其灵魂地带。这是法多音乐诞生初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法多音乐也与下层阶级关系密切，通常是由处境艰难的倒霉鬼们表演，唱的也大多是他们的故事。这种音乐表演起来也不费事——只需要一把木吉他、一位歌者。人们经常谈到法多音乐与布鲁斯音乐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显而易“听”。“法多”一词意为命运或宿命，它诉说着生活的考验和折磨，不过是以热情的方式。法多音乐在很多人听来像是痛苦的哀乎哀哉，但就像布鲁斯音乐一样，法多音乐是抒情的、发自内心的，有时还带点滑稽。

《葡萄牙和巴西大百科全书》中解释说，音乐学院里无法教授法多，因为法多发自内心。书里写道，“法多音乐极其个人化、富于个人表达。你会明白表演者个性的重要性”，“一名真正的法多歌手从不以同样的方式唱同样的歌词两次。每当他们唱起法多，都会赋予它特别的生命”。关于法多的底线是：你要么领悟其灵魂，要么没有这种能力。毫无疑问，塞维拉拥有这种能力。

塞维拉驻唱的红灯酒馆们都极其简陋。著名的葡萄牙艺术家若泽·马略阿（José Malhoa）在他1909年的画作《法多》（O Fado）中捕捉了早期法多音乐肮脏、破烂的一面。这幅画现挂在里斯本的城市博物馆（Museu da Cidade），偶尔也会在法多音乐博物馆（Museu do Fado）展出。对这位艺术家来说，这件作品的创作有时让他抓狂。

画面中，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拨弄着吉他，旁边还有一个女人，也是坐着，指间夹着烟，但脸背对着观众。二人的穿着打扮之破烂难分伯仲。他们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几乎空了的酒瓶。画上的男人就是莫拉里亚有名的罪犯阿曼西奥（Amâncio）。他多次因行为不检而入狱，导致马略阿不得不一再推迟绘画计划。画上的女人是阿德莱德（Adelaide），在莫拉里亚也是臭名昭著，人称“刀花的阿德莱德”（Adelaide da Facada），画面中她扭头遮掩的左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法多》这件作品因画面色彩鲜艳、非传统而未引起反响，仅于1917年在里斯本展出。但在此之前的国外展出中，它都受到赞赏，在巴黎它被命名为《在爱中》（Sous le charme），在利物浦它被命名为《民歌》（The Native Song）。

里斯本艳俗的法多音乐演奏地点也吸引着都城的贵族。据说塞维拉与维苗苏伯爵（Count Vimioso）有染，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不过，除了可以确定她在26岁去世时为单身外，关于塞维拉的传闻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信的。甚至在1939年9月1日里斯本的法多音乐杂志《南方之歌》（Canção do Sul）第234期的封面上刊登的塞维拉照片也被证明是假的。儒利奥·丹塔斯（Júlio Dantas）于1901年出版的小说《塞维拉》（A Severa）中的描述让塞维拉的形象更加扑朔迷离，毕竟一本小说再怎么说也没有义务准确无误地描述人物历史形象。不过，这本小说轰动一时，后来又被改编成戏剧，大受欢迎，至今仍在上演，1930年以该小说改编的故事片也是葡萄牙导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

戏剧《塞维拉》于1955年首演，主演是一位名叫阿马利娅·罗德里格斯（Amália Rodrigues）的年轻女子。后来，她成为第一代法多歌后。她将法多音乐从葡萄牙首都带到世界舞台，并且成为历史上最卖座的葡萄牙音乐家。她的星光令所有对手黯淡。

尽管她们都出身贫穷的里斯本家庭，但塞维拉和阿马利娅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塞维拉下流、粗鲁，毫不畏惧暴力，而1999年去世的阿马利娅优雅、世故，讨厌咒骂。阿马利娅——人们通常叫她的名而不是姓——除了小学以外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很早就开始打工来养家糊口，一边做裁缝学徒，一边在里斯本街头卖水果。

阿马利娅于1939年在“走吧塞维拉”（Retiro da Severa）首次亮相，这是里斯本市中心一家颇受欢迎的法多音乐餐厅，她在那里待了6个月，拿到了作为法多表演者史无前例的薪水。阿马利娅在舞台上的形象大气、端庄，极具魅力。她还给法多音乐表演带来了一项经久不衰的传统：穿着黑色连衣裙和披肩表演，并且站在伴奏吉他手之前。

阿马利娅空灵、清澈的声音与她充盈着感情的肢体表演深深俘获了观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在路上度过了漫长的一月又一月，将里斯本音乐带到了阿尔及利亚、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加拉加斯（Caracas）、列宁格勒[10]等地。1952年，她一连在纽约的玫瑰人生酒馆（La Vie en Rose）演出了14周。次年，她成为第一位出现在美国电视上的葡萄牙艺术家。夏尔·阿兹纳武尔（Charles Aznavour）[11]和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12]都是她的粉丝和朋友。奎恩在1996年接受葡萄牙SIC电视台采访，谈到阿马利娅时说：“她充满女性气质。就像树干——她精致秀美而迷人，很有女人味……她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伟大人物。”

全球巡回演出数十年，阿马利娅的下一场独唱演出要到1985年才会在里斯本举行。尽管如此，她还是抽出时间到牧师街为纪念塞维拉的牌匾揭了幕。2001年，阿马利娅的遗体被转移到里斯本的国家先贤祠（National Pantheon）[13]，那里安葬着葡萄牙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尽管法多在葡萄牙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但它忧郁感伤的调性，还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多少年来，法多——无论就葡萄牙国内看还是就法多自身历史看——一直处于陈旧的环境中。但是，玛丽扎（Mariza）的出现吹走了尘封的蜘蛛网。玛丽扎的母亲来自莫桑比克，父亲来自葡萄牙，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莫拉里亚街区长大。在有些不羁、随意散漫的天性的驱使下，她用朗朗上口的旋律演唱法多歌曲，而她那苗条的身材、蜂蜜色的皮肤和白金色的头发更让她受到无限关注。她充满节奏感的轻快曲调拓宽了法多音乐的受众范围，引领着新一代的法多歌者从陈旧的传统中突围出来。传统、保守的法多音乐圈子对玛丽扎的现代风格蹙眉摇头、不屑一顾。用他们的话来说，她这是“平庸版法多”（fado lite）。不过，玛丽扎也可以这样捍卫自己的风格：法多自诞生之初就是一种适应性强、具有强韧生命力的音乐形式。最后，玛丽扎创纪录的唱片销量和国际赞誉远比里斯本法多圈子里所谓的抱怨声要响亮得多。

星光落在顶级女歌手们的身上，但弹吉他的男人们也绝不仅仅是伴奏而已。他们也可以单独进行表演。马略阿画中的阿曼西奥，即使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甚至都没有上过一堂音乐课，也能弹奏得很好。不久后，卡洛斯·帕雷德斯（Carlos Paredes）抢走了镁光灯。他的成名作是《千指之人》（o homem dos mil dedos），他的独奏表演彰显了葡萄牙十二弦吉他令人着迷的魅力。他1983年的现场专辑《法兰克福演奏会》（Concert in Frankfurt）卖得很好，若你去听，保准会让你起一身鸡皮疙瘩。音乐似乎就在他的血液中流淌——他的父亲和祖父也是法多吉他手。尽管音乐事业如此成功，但帕雷德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里斯本圣若泽医院的X射线档案室里。他出生在科英布拉，弹的是科英布拉风格的吉他，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里斯本度过。“它契合我的想象，我的诗意。”他谈到里斯本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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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领袖，甚至可以号令欧洲加冕的诸王并发动洲际战争。不过，其在位时间仅8个月。

佩德罗·胡里昂（Pedro Julião）于13世纪初出生于里斯本。1276年9月20日，他被选为教皇[14]。他更为葡萄牙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佩德罗·伊斯帕诺（Pedro Hispano），不过，历史上对他的生活细节语焉不详，连出生日期也不甚明了。佩德罗·胡里昂于1277年5月在意大利中部的前教皇城维泰博（Viterbo）不幸去世，这一信息则在历史上有明确的记录：教皇宫殿屋顶坍塌，他被压死了。

据信，这位历史上唯一的葡萄牙教皇是在里斯本的圣茹利昂教堂（Igreja de São Julião）受洗的，该教堂是13世纪葡萄牙教会领袖的官邸，它像传说中一般富丽堂皇。这座建筑也是1755年地震的又一“受害者”。地震后，在毗邻市政厅广场（Praça do Município）处建起一座同名教堂。这位未来的教皇在进入巴黎大学之前曾在里斯本大教堂学习。他学识渊博、精于写作，尤其在哲学和医学方面颇有建树，让他有了最博学的教皇之一的美名。领导教会期间，他还试图修复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并且坚定地抵御着伊斯兰教的敌人。

佩德罗·胡里昂起初担任教皇格雷戈里十世（Pope Gregory Ⅹ）[15]的私人医生，后来意外在选举中胜出。可能是那些投票者试图避免破坏维泰博的政治权力平衡吧。尽管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三世由于税收问题与教会发生争执、接连几次被驱逐出教会，但佩德罗·胡里昂仍然当选了教皇。从另一方面说，胡里昂的当选也反映了葡萄牙地位的提高。

阿方索一世击败摩尔人后，里斯本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城市人口从12世纪的约5000人增加到13世纪的约1.4万人。然而，征服里斯本并不意味着将威胁消弭于无形。除了密切关注卡斯提尔王国的野心，里斯本仍须击退一再骚扰这座新兴城市的摩尔人海盗。“Anda Mouro na costa”这句话在今日的葡萄牙仍被使用，字面意思是“海岸边有摩尔人”。一般用这句话表明麻烦就要找上门了。父亲怀疑小女儿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追求时，可能会说这句话。1249年，阿方索三世占领了摩尔人最后的阿尔加维据点法鲁（Faro），最终将摩尔人清除出境。

下一任君主迪尼斯（Dinis）[16]仍然非常关心保卫祖先们积累的财富，因此在13世纪末之前，他在河边修建了一堵1.6米宽的新城墙，加强了里斯本的防御工事。与其他许多事物一样，这堵城墙湮灭在1755年。但在2010年，由于葡萄牙银行在其金库周围施工挖掘，这堵古城墙有31米长的一部分得以重见天日。随后，这里建起了一座展览中心，将这一国家历史遗迹保护起来。

由于海盗和卡斯提尔王国经常来犯，里斯本居民总是处于戒备状态。莫拉里亚街64号坐落的一座孤儿院，由阿方索三世的妻子、来自英国的王后布里特斯（Brites）于1273年创立。尽管也在1755年后得以重建，但这座6层楼的建筑是里斯本经常隐藏起来的一颗宝石，只有你肆无忌惮地倚在门上时，它才会为人所察觉。这座孤儿院石梯的墙壁上铺着洛可可风格的手绘葡萄牙蓝白瓷砖，描绘着圣经中的场景，其中有32个来自《旧约》，9个来自《新约》。每天都有无数人路过这座建筑，却不知道它是多么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塞尼奥·卡洛斯（Senhor Carlos）是这里的看门人，同时也是这座建筑历史记忆的临时保管人。他有时会带游客到屋顶看看。屋顶上有一块厚金属板，上面放着一个花盆，而被金属板掩盖的就是逃生隧道的入口，它通往城堡，与城堡仅一箭之遥。不过，塞尼奥·卡洛斯不会让任何人走进隧道。里面的气味难闻得很，他说，老鼠的体型有猫那么大。

迪尼斯是一位现代化推动者，他的政策为里斯本的日益繁荣增添了动力。他修缮了街道，修建了新商贾大街（Rua Nova dos Mercadores）——这是里斯本最长、最直的街道，全长约200米，在扩张时代，这条街道还将成为华美的国际商业街。迪尼斯还发展了葡萄牙的农业，获“农夫国王”（O Lavrador）[17]的称号，并通过扩大当地市场，以及1308年与英国签订商业条约，为葡萄牙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注入了活力。为了守卫国土及其漫长的海岸线，迪尼斯还需要重组葡萄牙舰队。为实现这一目标，他提拔了技术娴熟的热那亚海员曼努埃尔·帕萨尼亚（Manuel Pessanha）。帕萨尼亚于1317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为王室服务的永久性海军舰队之一，为葡萄牙后来的海军实力奠定了基础。帕萨尼亚成为舰队的总司令，也是君主信任的得力助手。作为回报，他获得了佩德雷拉（Pedreira）的封地，外加可观的年俸。佩德雷拉位于现在里斯本市中心，是罗西乌和希亚多（Chiado）之间的一个地区。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里斯本还将迎来规模更大的城墙和另一场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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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的卡尔莫修道院（Carmo Church）的石柱饱经风吹雨打、拱梁光秃而高耸，就像一具骷髅的肋骨一样矗立在里斯本市中心区，十分显眼。这座没有屋顶的废墟，在繁华喧嚣的现代城市中非常安静，内里透着一股阴森诡异，就像风暴眼。那个或许称得上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富可敌国的男人，就是在这个宁静的地方，挂起佩剑、捐出财产，退隐到修道院的小房间里，这一时刻令人震惊，影响重大。

不过，再怎么夸大努诺·阿尔瓦雷斯·佩雷拉（Nuno Álvares Pereira，后文简称佩雷拉）在葡萄牙民族叙事中的重要地位也不为过。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在他1934年出版的著名诗集《使命》（Mensagem）中说过，佩雷拉的宝剑为他的国家“照亮了道路”，而当时他的国家或许正处于至暗时刻。佩索阿称佩雷拉为“葡萄牙圣人”。事实上，佩雷拉确实最终成为圣人。

《葡萄牙和巴西大百科全书》称佩雷拉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出色、最刚毅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广为人知，其中难免有虚构和夸张成分。剧作家加雷特（João Almeida Garrett）[19]将佩雷拉的事迹改编成戏剧，这部剧作于1842年在里斯本的孔德斯剧院（Condes Theatre）首次演出。

1383—1385年的空位危机让葡萄牙的独立事业看起来像是要面临失败。正是在这场内乱期间，佩雷拉登上了伊比利亚政局的舞台。尽管成功夺取了里斯本，但作为民族政治实体的葡萄牙气数将尽。佩雷拉帮助若奥一世登上王位，才使它重获新生。这位君主随后将带领葡萄牙走上通往全球豪强之路。

在斐迪南一世（FernandoⅠ）[20]统治期间，佩雷拉最终不得不面对产生的问题。随着里斯本在14世纪的扩张，居民人数激增为约3.5万人，斐迪南一世下令建造更大规模的城墙，城墙包围的面积比摩尔人统治时期大了6倍。这座城墙现被称为“斐迪南城墙”（Cerca Fernandina），其中一座塔楼竖立在马蒂姆·莫尼斯广场旁边，无人问津。附近的波塔斯圣安唐街（Rua das Portas de Santo Antão）得名于斐迪南城墙的一座城门。

与卡斯提尔王国断断续续的战争贯穿了葡萄牙的早期历史。在斐迪南一世统治期间就发生了3场冲突，国王步履沉重。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没有男嗣的斐迪南一世死后，伊比利亚半岛的紧张局势达到顶峰，寡居的莱昂诺尔·特莱斯（Leonor Teles）王后支持他们唯一的女儿比阿特丽斯（Beatriz）和来自卡斯提尔王国的女婿胡安一世（JuanⅠ）[21]的继承王位要求。从本质上讲，这等于把王国让给了强大的邻国，而葡萄牙人民牺牲了多少生命才得以一直保有这块土地、在这里创造那么悠久的历史。

这一决定既分裂了贵族阶层，也激怒了人民。佩雷拉赌了一把，他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国王佩德罗一世（PedroⅠ）[22]的私生子若奥。佩雷拉的父亲是修道院院长，母亲是宫廷女仆，因此佩雷拉打小就认识若奥。根据历史学家奥利韦拉·马丁斯的估算，佩雷拉的父亲共有32个孩子，佩雷拉是第13个。

支持若奥继承王位的法律论据很单薄，因为他只是已故国王斐迪南一世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他是土生土长的葡萄牙人，因此胜过了胡安。不过，若奥顾虑很多、举棋不定。佩雷拉和其他支持者不得不鼓动他，向他保证人民与他同在，以此来打消他深深的疑虑。与此同时，诡计多端、被许多人憎恨，被怀疑是莱昂诺尔王后的姘头的若昂·安代罗伯爵（Count João Andeiro）[23]，正竭力将葡萄牙交到卡斯提尔王国手中。

1383年12月6日，在阴谋和国家命运的不确定性中，阿尔法马区著名的柠檬树广场（Largo do Limoeiro）上的一座宫殿见证了这一决一死战的时刻。在那里，未来的若奥一世拔剑击倒了安代罗伯爵，虽然他还需要另外两人的协助才能真正让安代罗毙命。结果可见分晓：在斐迪南一世去世后的两个月内，若奥在里斯本被宣布为王国的保护者，入主圣若热城堡。

葡萄牙的邻国对此不为所动。1384年5月，卡斯提尔的军队从陆路和海路围攻里斯本。它的军队驻扎在一座小山上，这座小山就在如今里斯本的上城区（Bairro Alto），那里的时尚酒吧和餐馆深受游客欢迎。这里也是围攻军队们选择的热门地点：1589年，一支进犯的英格兰军队也在这里扎营。佩雷拉被派往边境，源源不断的卡斯提尔军队正从那里进入葡萄牙。在阿托莱罗斯战役（Battle of Atoleiros）中，佩雷拉一战成名。佩雷拉在前线带领士兵，戴着没有面罩的头盔，鼓舞着军队士气，最终以少胜多，这场胜利对葡萄牙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佩雷拉战术高明，将士兵部署在防御方阵中，令他们以长矛对付马匹。在伊比利亚半岛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击败了拥有重骑兵的军队。胜利鼓舞了葡萄牙人民，也坚定了这样的信念：上帝与葡萄牙同在。这场胜利也向葡萄牙人表明，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击败更强大的对手。

心理上的影响是持久的。葡萄牙军队在佩雷拉高明的战术领导下，再次以少胜多，在阿尔茹巴罗塔（Aljubarrota）取得了另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24]时间回到1384年，由于瘟疫暴发，卡斯提尔入侵葡萄牙仅4个月[25]就解除了对里斯本的围困。佩雷拉在军事上是仅次于若奥一世的二把手，拥有“王室总管”（condestável）的正式头衔，王室总管是当时的一类高级官员。与卡斯提尔王国的战役胜利增强了葡萄牙的民族认同感，也为本有争议的王冠佩戴者带来了声誉。心存感激的国王赐予佩雷拉大量财产，使他成为葡萄牙最大的地主。佩雷拉也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佩雷拉的祖父是大主教，父亲是修道院院长，与此相称，他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为了感谢自己的好运，他下令在从海军上将帕萨尼亚处购得的土地上修建了卡尔莫修道院和加尔默罗会隐修院（Carmelite Monastery）。这两栋建筑“俯瞰”着罗西乌广场，也令罗西乌广场黯然失色。这项工程始建于1389年，是里斯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项目之一，在施工期间甚至发生过两次局部倒塌。佩雷拉说，如果再发生第三次，他会用青铜铸造地基。工程直到1423年才完工。修道院恢宏气派，有3座中殿，装饰华丽。

修道院落成时，佩雷拉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已经身故。这位杰出的爱国者、中世纪军事天才将他的巨额财富分享给了他的家族和加尔默罗会教徒，并于1423年8月15日卸下戎装，换上僧袍。8年后，他在修道院的一个小房间中瞑目，享年70岁。

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Ⅹ Ⅵ）于2009年批准册封佩雷拉为圣徒。葡萄牙主教会议（Portuguese Episcopal Conference）从佩雷拉的经历中获得了启示，并评论说——其中暗含对现代政治家的讽刺——他的榜样鼓励“更清醒、仁爱的生活方式，这更有利于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佩雷拉的一生）也是对模范公民的呼吁，以及对有尊严的政治生活的有力恳求，是服务于共同利益的人道主义的表达”。

教堂和修道院的重建工作在1758年，即1755年地震发生后3年开始，但一直未完成。不过，废墟也拥有别样的优雅美感。里面的博物馆“博采众长”，收藏着各种风格、流派的藏品，包括一对15世纪的秘鲁木乃伊。这里也是斐迪南一世的陵墓所在——该陵墓以其规模和石雕细节而闻名。

击败摩尔人、战胜卡斯提尔王国，葡萄牙正欲展翅高飞。它变成了捕食者，而不再是猎物。若奥一世与英国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26]的女儿菲利帕（Philippa）结婚，他们的孩子后来在葡萄牙被称为“光辉一代”（ínclita geração）。这代人为这个世界上最崭新、最不可能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亨利〔航海家〕就是其一。

注释

[1]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葡萄牙第一位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编者注。

[2]指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一片区域，包括约旦河的东岸。“圣地”这个词传统上是“圣经以色列地”以及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同义词，如今通常指现代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西约旦、南黎巴嫩部分地区和西南叙利亚，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均视此处为神圣之地。

[3]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对欧美喜剧界的影响就像披头士之于摇滚，英国现代文化的标志之一，以独特的幽默方式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全世界（尤其是好莱坞）广泛效仿和套用的喜剧类型，对当代大众文化有着现象级的影响力，如编程语言Python的得名、许多俚语等。

[4]那个时候，就像罗马时代一样，塔古斯河经常淹没里斯本地势较为低洼的区域。如今从地下流经里斯本拜沙区的塔古斯河支流就起源于两条现代里斯本城市主干道——自由大道（Avenida da Liberdade）和雷斯上将大道（Avenida Almirante Reis）——下方的另外两条支流的交汇处。若遇倾盆大雨，该河偶尔仍会淹没河边地区。

[5]《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又译为《葡国魂》，由路易斯·德·卡蒙斯以荷马诗风写成，创作历时30年，于1572年出版。内容讲述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建立帝国的事迹，融入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创作，是葡萄牙文学史上最优秀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葡萄牙具有开国史诗的地位。

路易斯·德·卡蒙斯是葡萄牙民族诗人，也是16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约1524年生于里斯本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在科英布拉大学接受人文教育，并成为军人参与葡萄牙的海洋事业，在战争中失去右眼，之后赴亚洲度过17年。回到里斯本后，1580年在潦倒中去世。相传，《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诗歌是其被流放中国澳门时在白鸽巢公园石洞吟咏创作而成。路易斯·德·卡蒙斯是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大航海时代的象征之一。他写作史诗、十四行诗、戏剧，深刻地塑造了葡萄牙的语言、民族和身份认同，被公认为葡萄牙的精神国父。

[6]葡萄牙作家，199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等。——编者注。

[7]葡萄牙海军将领，葡属印度殖民地总督，果阿和马六甲的征服者。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授予第一位“果阿公爵”的称号，也是第一位非王室出身的葡萄牙公爵。——编者注。

[8]阿方索三世，1248—1279年在位。——编者注。

[9]19世纪葡萄牙诗人、散文家和回忆录作家，里斯本皇家科学院院士。其作品为浪漫主义风格，兼具民俗元素，语言通俗活泼，代表作为《山之书》。

[10]圣彼得堡的旧称。

[11]法国人，后归化亚美尼亚。歌手、编曲家、演员、公众活动家以及外交家。阿兹纳武尔以其独特的男高音嗓音而闻名于世，他的声音在高音部分清澈、嘹亮，低音部分深沉、悠远。

[12]墨西哥男演员，获第25、2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获第30、3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代表作为《萨帕塔传》等。

[13]国家先贤祠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位于里斯本格拉萨的圣克拉拉广场，达·伽马也葬于此处。

[14]亦被称为“约翰二十一世”，他是天主教历任教皇中唯一的葡萄牙人。——编者注。

[15]于1271—1276年担任教皇，意大利籍。——编者注。

[16]阿方索三世之子，1279—1325年在位。1297年与卡斯提尔王国签订《阿尔卡尼塞斯条约》，改善了双方关系。——编者注。

[17]或称“耕耘者”。

[18]葡萄牙诗人、作家，葡萄牙后期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被认为是继路易斯·德·卡蒙斯之后最伟大的葡萄牙作家，生前以诗集《使命》闻名于世。

[19]葡萄牙作家、政治活动家。曾参加葡萄牙一八二〇年革命，出任外交大臣，其作品多颂扬爱国主义精神，富有民族性，是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著有《圣安娜之弓》等。——编者注。

[20]葡萄牙勃艮第王朝末代国王（1367—1383年在位），佩德罗一世之子。死后因无男嗣，勃艮第王朝告终，发生王位之争。——编者注。

[21]卡斯提尔王国国王（1379—1390年在位），比阿特丽斯是其第二任妻子。他在斐迪南一世去世后起兵争夺葡萄牙王位，并于1384年自立为葡萄牙国王，但未被葡萄牙贵族承认，葡萄牙于次年另立若奥一世为葡萄牙国王。——编者注。

[22]葡萄牙勃艮第王朝国王（1357—1367年在位）。阿方索四世之子。在位期间实行改革，摆脱教皇对王权、葡萄牙教会的干预，有“正义者”之称。——编者注。

[23]即João Fernandes Andeiro，conde de Ourém，奥雷姆伯爵。他是莱昂诺尔王后的心腹。本书以原文行文译为“安代罗伯爵”。

[24]1385年8月，葡萄牙取得阿尔茹巴罗塔战役胜利，维护了国家独立。

[25]即1384年9月，卡斯提尔军队因疫病流行被迫撤退。

[26]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之子，因父体弱多病，自1371年起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理查二世继位后仍由其掌权。——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