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们到底要什么

但是，你要这个GDP到底打算干什么呢？诚然，当你翻两番，或者翻到二十番的时候，你就有几十万亿元的财富总量，就能够以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就变成中国也参与几个虚拟资本大国之间的新的一轮竞争。难道咱们的确就要这个东西吗？

如果要，咱们就这么走下去！这就是当前的主流！沿着这个主流走得下去吗？当然走得下去。可同时必须附带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到能把阳光变成能源，能把海水变成原材料，能把地球的、太空的资源无限开发。亦即，假定西方主导的这个现代化能够实现，那就必须是建立在人类的能力无限扩张，能够无限地占有资源上。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走得下去，那我想，咱们尽可以就这么继续走。其实我也没意见，我只不过就是提出问题，因为人的想象和目前主流的思路大体还是吻合的。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也未尝不可，就可能变成《黑客帝国》的居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你以人的状态生存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很难以忍受的；而在另一个世界，当你以数字化的虚拟状态生存的时候，即人被完全虚拟化的时候，也可以生活在幻化出来的无限空间中。

可如果你觉得这样走不下去，也许你会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前景；也许未来会像其他科幻小说、好莱坞电影给我们描绘的，要么全球变暖，变成“未来水世界”，要么变成水泥的森林、柏油的沙漠……直到人类无法居住了，从而走向火星，走向太空，那里就有了新一轮的竞争甚至战争……

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路走不下去，那么，至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应该考虑人与资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恐怕就需要有一些反思，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而且进一步看，即便我们到2020年能够实现人均4000美元的GDP目标，真的能够让55%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即使那时候大约有8亿人生活在城市，也还会有7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农民的人地关系并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按照现在的统计，农业人口是7亿8000万，到那个时候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过减少几千万而已。而按照现在的城市化速度，平均每年耕地面积减少1000万亩，到时候会减少2亿多亩，那农村的人地关系不可能得到改善，反而会恶化。

如果由这个现实出发，你就会发现，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城市里所有的这一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经济，对那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农村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现在的法学家们所设想的现代法制社会，对这样一个小农经济遍地的状况来说，可能也不适用。小农经济高度分散，并且有3/4比例的兼业化经营，这个基本的经济基础恐怕到那时也还是目前这个状况，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还是难以实现所谓的现代化。

我们把这个还是先放下，总之，20年之后也还会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还会有大量的人生活在农村中，人们现在认同的全部的这套现代化治理的制度，对“三农”社会还是不适用。那时，国家也仍然不能按照所谓的现代法制来形成一个政府治理。只要城乡二元结构还长期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的差别就还是存在，那贫富差别和区域差别呢？恐怕这三大差别都还是会存在的。

如果你按现在提出的大目标去看2020年，我们的人口达到15亿的时候，情况也许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再往远一点看，2030年我们16亿人，或者18亿人。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以可持续的观念来看中国，现在的物质资源最多能够维持16亿人的生存，如果那时有18亿人，那么，这超过的两亿，就是打算移民也没有地方，咱们往哪儿移呢？

当这么多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这一套现代化的话语指明的方向，真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吗？

再说了，有机会你去看看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会发现之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恰恰就因为咱们是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就因为现在的制度是给农民按人平均分地。如果农民真的彻底离开农村，家里那块地就没了。所以尽管开放农民打工已经12年了——1992年取消粮票以后就出现了4000万以上的农民工，从那时起大规模的流动打工就开始了，但是现在12年过去，流动打工仍然是流动打工，定居下来的很少。假定我们想加快提高城市化率，让这些人定居下来，至少应该先去看看墨西哥实现的城市化率有多少是出现在贫民窟的。这种城市化你是要呢，还是不要？如果说要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都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障，那咱们有这个财力吗？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提法只要拿到发展中国家一衡量，就会发现都是问题。因此我才觉得，作为和这个国家一起长大的一代人，我们应该趴下做年轻人的垫脚石，让他们走过去。我们能提供垫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反思，是我们的解构，是我们对这一套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话语的认真思考。

大家现在在书本上学的、大学里教的东西，可能连这点起码的反思精神都没有。等你们出来工作了，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们所感受的东西，可能和书本上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时你们也可能会这样痛苦地反思。那还不如我们先把我们已经经历的东西、能反思的东西先做反思，然后告诉大家，让你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不至于到时候麻烦成堆、教训成堆，再想调整已经很难了。

所以，我这些年跑来跑去，凌乱地形成了这么些感性认识，也没能清理出条条来。到哪儿大家让我讲，我都觉得很惭愧，给不了你们理论，现在还只能处在感性认识阶段。但这个感性认识已经让我觉得很多约定俗成的话语值得怀疑了。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两个极端的东西都不可取，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辈在大学教书的时候，谁能翻译俄文，照俄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是学术权威，就是博士生导师。今天，谁能翻译英文，照英文原版教材来教书，谁就还是学术权威，是博士生导师。我们难道这样就算进步了吗？

我的父亲就是在大学教书的，我就觉得他们那一代人挺可怜的，从来没有跳得出来。今天看看我的同辈，我觉得也挺可怜的，甚至更可怜，因为他们甚至不想跳出来。为什么呢？利益已经决定了思想，他们只有这样干，才能得到职称，得到房子，得到博士点，才能到处去挣讲课费。那是他们的谋生之道。

我觉得，我说这些既得罪我的父辈，又得罪我的同辈。可是如果不跟大家说，我就觉得没尽到责任。如果确实得罪了谁，只好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