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安风骨
三国前期文学不仅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引人注目，它还以独特的文学质地在文学史上闪耀千古光彩，这就是“建安风骨”。
“风骨”一语，初由刘勰提出并加正面阐述。《文心雕龙·风骨》虽未直接与建安文学相联系，但文中多举建安作者为例，如潘勖、孔融、徐干、刘桢等。锺嵘则提出“建安风力”（《诗品·总论》），作为品评历代诗歌的准绳。此后再提“建安风骨”，已入唐代。陈子昂《修竹篇序》中说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此“汉魏”，包括建安在内，下文又有“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语，可证所云“汉魏”，实指建安。自此“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一语，在古代诗学理论中颇为流行。所以欲理解“建安风骨”的确切含义，尚需回到锺、刘二人的有关论述。锺嵘在《诗品·总论》里并未对所说“建安风力”作进一步解释。但从他对建安优秀诗人曹植、刘桢的评语中，可以了解其“风力”说的基本含义：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诗品·卷上》
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
（同上）
曹植与刘桢，在《诗品》中被列为三国时期优秀诗人的第一、第二位，可以认为，在锺嵘心目中，他们就是“建安风力”的代表。而这里所肯定的曹植诗“出于《国风》”和“骨气奇高”，实即具备了“风骨”之意。而刘桢诗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更构成完整的“风骨”概念。所以所谓“风力”，在意蕴上与“风骨”是相通的。
至于刘勰之说，主旨在分析“风骨”的形成和作用，其云：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
——《文心雕龙·风骨》
可知所谓“骨”，指文之主干，所谓“风”，指文的意气。欲使风“清”骨“成”，必也“务盈守气”。从锺、刘二人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们肯定“风骨”或“风力”，都着重强调两点：第一，风骨或风力，是与“词采”或“丰藻”相对的，是指内容方面的“刚健”、“端直”，是“真”、“高”。以今语绎之，则是真实、高尚、正直、刚健。第二，无论锺、刘，二人皆极重“气”。锺谓“骨气”、“仗气”；刘直以“气”释“风”，云“意气骏爽”，更提出“务盈守气”。把握以上两点，即是理解“风骨”或“风力”之真谛。从建安文学的实际情形看，此两点正是其内容及风格的关键之处。
首先看内容的“真”与“高”，“刚健”与“端直”。这在建安前期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前述陈琳、阮瑀、王粲等描写汉末战乱、民生凋敝的诗歌，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真实；社会的破败，民众的苦难，成为诗人们关注焦点。他们直面现实人生，关心社会政治，透露出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作者们的价值观，显然是从正统儒家的“仁政”、“王道”理想出发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着修齐治平的处世态度。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非仅“反映”现实而已，诗中还流露出浓郁的悲天悯人态度，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宗守荡失，越用遁违。……瞻仰王室，慨其永叹！良人在外，谁佐天官？”（王粲《赠士孙文始》）忧国忧民的口气，直似《大雅》中《板》、《荡》作者。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七哀诗》之一）更是充满人道精神和同情心。曹操虽为“乱世之奸雄”，但面对汉末战乱造成的空前浩劫，他也从心灵深处泛起一片悲悯之情。他的《薤露》、《蒿里》二诗，十分简洁地概括了战乱过程，并以历史眼光，探讨战乱发生的原因。他认为最直接的起因是汉灵帝“所任诚不良”，大将军何进“知小而谋强”，导致帝室颠覆，贼臣专权，军阀混战，社会崩坏，生灵涂炭。其观点虽不能说很深刻，但确有一定道理。诗末又写：“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前者哀朝廷，后者念百姓，真是忧国又忧民。不能不承认，曹操在诗中表现了阔大的襟怀，深厚的历史感和真诚的同情心。这些优秀诗篇，都堪称忧患文学，它们经得起“真”和“高”，“端直”和“刚健”标准的检验。此外，建安后期亦即邺城时期的以功名追求为主的诗赋，尽管缺少了忧患意识，由于它们表达了作者的真诚愿望，并且其愿望特别强烈，非常自信，抒发了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也体现出一种“盛世文学”特有的刚健素质。至于邺城时期居于非主流地位的一些表现个人独特品格的作品，如刘桢的诗，就更具备“真骨”和“高风”了。
其次看“气”。刘勰在《风骨》篇中既已主张“务盈守气”，而在《时序》篇论及建安文学时又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明确肯定了建安文学的尚气特质。事实上，建安文学正是尚气的文学。无论建安前期的忧患诗赋，或建安后期的功名追求作品，都充溢着强烈的“气”。这种“多气”，具体表现为慷慨之气。自刘勰论述的前后逻辑中可知，“雅好慷慨”，即是“梗概而多气”；所以“多气”亦即慷慨。刘勰对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概括，其实并非自创，而是本于曹植，曹植《前录自序》有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而曹植此语，又本于曹操，其《短歌行》有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刘勰正是采撷曹氏父子的言论，建立起自己的建安文学的风格评论体系。
建安文学的尚气或“慷慨”风格，又多带有悲情倾向。上引曹操诗句，即已将“慷慨”与“忧思”相联系。又曹植有句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干》）“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杂诗六首》之六）“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等等，皆以“慷慨”与悲情相表里。《说文》：“忼，慷慨，壮士不得志于心也。”可知“慷慨”一语，本有悲忧之义。建安诗赋，好作慷慨之言，好发悲情，成为一时风尚。前期一些著名愍乱忧时诗赋，内含深厚忧思悲情，自不待言；即在邺中时期，文士们亦好作悲忧之叹，对于悲忧题材，表现特别的喜爱。诸凡远出，独处，戍边，亲友离别，死亡，寡妇，出妇，甚至气候恶劣等事，无不以诗赋描写，彼此竞作，不厌其烦，其例甚多，难以枚举。即与悲忧情绪本无必然联系之事，如抒怀述志及友情赠答，亦常以悲情出之，如王粲《杂诗》及曹植《赠王粲》，刘桢《赠五官中郎将》等，以曹植、刘桢二人最多。更有甚者，在若干喜庆欢乐场合，邺下文人竟也忽发悲感，慷慨不止；此亦以曹植、刘桢最称能事。如曹植《感节赋》，本写“携友生而游观，尽宾主之所求”，游观之初，“欣阳春之潜润，乐时泽之惠休”，颇为欣豫欢乐；然其后则情绪急转直下：
……青云郁其西翔，飞鸟翩而上匿；欲纵体而从之，哀余身之无翼。大风隐其四起，扬黄尘之冥冥；鸟兽惊以来群，草木纷其扬英。见游鱼之涔灂，感流波之悲声；内纾曲而潜结，心怛惕以中惊。匪荣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归全之明义，庶不忝其所生。
忽然发悲原因，却是游观时看到了飞鸟游鱼等景致。此本阳春三月生机勃发欣欣向荣之征，在作者则成为引发悲情之物。“哀余身之无翼”，已是发想奇特；“感流波之悲声”，尤其出人意料。其哀其悲为何？却是“恐年命之早零”，是忧生之嗟。全篇始于春日游观，终于忧生之嗟，情绪变化呈突然性，非常规性；而其根源则在作者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名悲情，以故无论时间、地点、环境、场合如何，皆能出以悲感之声。“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曹植本人所言，洵为不虚。
要之，尚气，慷慨，悲情，是建安文学情感取向方面的特征，它与文学内容的真、高、刚、直特征，构成建安风骨的重要两翼。唯因有了风骨的支撑，建安文学遂臻于“蔚彼风立，严此骨鲠”（《文心雕龙·风骨》）的境界。
建安风骨（或曰“汉魏风骨”）在文学内容和感情取向上，为后世树立了范式。此后凡当浮华靡弱文风盛行之时，有识之士起而纠正积弊，补救既溺，常引建安风骨为高标，以为济时良方。上述陈子昂即是最显著一例。又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丹阳集》等著述中，也对风骨极为推重，并予提倡，以取疗救“声病”之效。此外李白在诗中亦云：“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皮日休在文中亦说及“建安风格”（《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等等。至宋代，对于建安诗风的学习继承虽不似唐代声势宏壮，但随着诗论的日趋精微，对“建安风骨”的论述更加缜密细致，如范温《潜溪诗眼》有云：
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唯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麦熟”，“人生不相见”，《新安》、《石壕》、《潼关吏》，《新婚》、《垂老》、《无家别》，《夏日》、《夏夜叹》，皆全体作建安语，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颇多。韩退之“孤臣共放逐”，《暮行河堤上》、《重云赠李观》、《江汉答孟郊》、《归彭城》、《醉赠张秘书》、《送灵师》、《惠师》，并亦皆此体，但颇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杂以鲍明远体。
文中对“建安风骨”的实质及在唐代的影响，作了切实分析，而所说建安诗的特点，“风调高雅，格力遒壮”云云，亦颇中肯。至明清间，风骨受到各派诗论家的重视。“竟陵派”锺惺、谭元春反对前后七子步趋古调，主张抒述性情，然对建安诗人的“犹然气骨”、“高古之骨”、“宛笃有《十九首》风骨”（皆见所撰《诗归》）都持肯定态度；“神韵说”的提出者王士禛对风骨也很看重，他认为“当涂之世，思王为宗，应、刘以下，群附和之，唯阮公别为一派。司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陆、三张之属，概乏风骨”，又称道杜甫“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带经堂诗话》）；“格调派”朱彝尊、沈德潜更重风骨，《古诗源》中对建安作品极为推尊，三曹、七子代表名篇几无遗漏；“肌理说”的倡议者翁方纲亦以风骨重于采丽，他在所著《石洲诗话》中对“风骨峻”、“气骨高”者倍加赞扬。由此可知，“风骨”论及其核心内涵和依据“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创作史和文论史上，影响都十分深远。建安风骨，是三国前期文学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