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尔巽主导下的人员聘任

从袁世凯决定聘赵尔巽出任清史馆馆长的那一刻起，赵尔巽便与清史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清史馆的人事结构也留下了鲜明的赵氏印迹。这一点，时人及后人均已注意到。

沃邱仲子曾将清史馆人员约分“赵之私人”“前清遗老”“旗籍文人”“真实学者”四派：

赵之私人若金还、叶景葵之流一派也；前清遗老，若沈子倍[培]、秦幼衡之流，一派也；旗籍文人若庆博如之流，又一派也；真实学者，若张孟劬之流，亦一派也。第二派以僚友旧谊，第四派赖之以编书；第一派多富人特藉此挂名朝籍；第三派则与赵有连者，盖庆父嵩昆，曾任黔抚藩，尔巽官知府，赖其荐达也。他可类推。遗老之供此差者，按时支薪，并不到馆，亦从未编纂只字焉。故俗亦称清史馆为养老院，志士羞附之。若叶尔恺、章梫诸人，赵虽坚聘不赴，叶且其婚媾也。[1]

此处所说“叶尔恺坚聘不赴”不完全准确，因为叶尔恺事实是参加了纂修工作的[2]。至于沃邱仲子所谓“赵之私人”，其中金还确实受聘担任清史馆提调，但叶景葵未见载于清史馆职名表，或曾短暂参与。

也有学者认为，清史馆主要由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劭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首。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之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渐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3]

在人员聘任上，赵尔巽还是执行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如请缪荃孙担任清史馆总纂，便属众望所归。因清代国史馆所纂《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初稿，原出缪荃孙手[4]。夏孙桐即曾感慨，“光、宣两朝一代结局，关系尤重，国史本传不如先朝之矜慎，私家议论又多党派之偏私，所谓定、哀之间尤难着笔……”[5]光宣文人四方游历，宦海浮沉，多曾与闻朝政，熟谙清代掌故，由他们执笔纂修《清史》，或不免各有偏私，但总不致过于隔膜。光宣文人在这方面的优势，非荒江野老、终于庶僚者所能具备。

清史馆内，王式通、吴璆是袁世凯身边人物，而袁克定“以项城子干求而得为名誉职”[6]。吴廷燮除曾为赵尔巽旧属外，与项城袁家另有姻亲关系[7]。也有一脉以缪荃孙为中心，如夏孙桐（二妹夏藕孙嫁缪荃孙）[8]、吴士鉴、吴昌绶均与缪荃孙关系密切。前引沃邱仲子之说，称金还、叶景葵为“赵（尔巽）之私人”，其中叶景葵不止与赵尔巽关系密切（曾佐赵尔巽山西巡抚及盛京将军幕府），而且与吴庆坻、吴士鉴为姻亲。吴庆坻为叶景葵表母舅，吴士鉴为其表兄[9]。

此外，檀玑是赵尔巽甲戌科同年；陈敬第与陈汉第是兄弟。朱方饴是朱祖谋之子，娶夏孙桐第三女纬璘。余嘉锡是陈田女婿。桐城派一系中，姚永朴、姚永概为姚莹（姚莹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均姚鼐高足，号“姚门四弟子”）之孙；马其昶则是姚永朴、姚永概姐夫[10]。姚永概、方履中为儿女亲家[11]。柯劭忞乃桐城名宿吴汝纶女婿[12]。

协修唐邦治则是毛遂自荐入馆的。唐邦治仕途不畅，“五赴秋闱，仅得一次备荐，而科举废矣”。1915年，唐邦治考取县知事，分发到山西，却无知事职可任，乃佐治交城、吉县六年，“自知为官途弃材……遂浩然归里”。时和友人《秋吟》诗一首：“冉冉云山投策晚，沉沉风雨绕弦哀。为儒稍识诗书味，用世深惭袜线才。”1920年，唐邦治携自撰《清代内外大臣表》手稿12册，前往北京东华门内清史馆，求见馆长。蒙赵尔巽接见，并留稿审阅。赵尔巽、吴廷燮阅后均表赞赏，遂留唐邦治于馆内阅读图书档案。1922年春，唐邦治受聘为清史馆协修，专任表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