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唯美主义的社会土壤

“作为一场运动,唯美主义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并非仅仅是形式主义式的梦境。”1唯美主义的产生有独特的历史土壤,那便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工商业环境。

自18世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主题”。工业化进程由机器化大生产承担,机器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也改变了劳动分工的方式,由此带来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关系的巨变。“英国开始了一种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发明被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也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于机器。”21851年,首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英国水晶宫举办,展出了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生产机器。世博会成为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国力的窗口,让大众一睹工业化的成就。在英国的带动和影响下,海峡对岸的法兰西也不甘落后,他们在19世纪中期开启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并于1855年和1856年先后举办世博会以宣传国家力量。由世博会展示的机器化浪潮很快传到欧洲其他国家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上日程。到19世纪末,缝纫机、拖拉机、轮船的制造和使用,尤其是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的采用和推广,使美国一跃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从而改变了建国以来的农耕文明底色,形成美国文化的转折点,其标志性事件便是1893年在“梦幻之城”芝加哥举办的代表美国工业化成就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 “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成为彼时美利坚最重要的精神建设标志,表明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大国,几百万英里的铁路线遍布城乡,电报线纵横交错”3。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文明逐渐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主体。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 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仅有规模不大的人口流动,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乡镇人口开始有规模地向城市迁徙,并且在1851年至1872年、1876年至1881年、1896年至1901年间形成了几次迁移的高峰。4 美国同样如此,在工业化的带动下,美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19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美国乡村人口、工商业以及各种机构向各个城市聚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870年的25. 0%提高到1920年的50. 9% 。城市的功能由原来的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工业生产集中地,非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并最终超过农业人口。5

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中产阶级的崛起。 19 世纪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力量发展成型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阶级倡导的自律、顾家、团结和勤劳致富等价值观念无疑与资本积累时期的时代精神十分合拍。19世纪后期,英、法等国的中产阶级坚信,他们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力量,并且乐观地认为:“在中产阶级的主持下,在中产阶级的道德和经济经验指导下,人类社会会取得最为迅速的进步。他们坚信持续不断的物质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坚信这种进步是必然的。”6可以说,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然成为时代的明信片,在英国,甚至连当时大英帝国的象征者,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本人都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因为“她的举止体现了中产阶级最为宝贵的品质,她似乎又成为中产阶级胜利的缩影,而这个阶级的精神传统我们干脆称之为‘维多利亚’”7。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作为英国清教徒的“乌托邦”,几乎与西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保持同步,自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进入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文化形态中。

机械化大生产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征服自然的工具,它建立的基础是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反对一切不可控的变量。人们的思维方式逐渐受此影响,形成追求效率、实用与财富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与中产阶级的价值导向相辅相成,注重伦理秩序,讲究有序井然,给人以严谨、刻板甚至保守、庸俗之感。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1919—2011)认为,到了19世纪末期,理性主义、讲究实际、注重实效的世界观“不仅开始控制了技术经济结构,也开始统治文化领域,特别是宗教秩序向孩子灌输‘适宜’动机的教育体系。它无往而不胜,只在文化领域内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蔑视它的非英雄和反悲观情绪,以及它对待时间的有条不紊的态度”8。这种意识形态使得社会精神在整体上变得功利、保守与平庸,久而久之,压抑了人的生命活力与丰富的精神世界,“中产阶级的卫道士们害怕大规模消费化,认为其美化了日常生活,夸大了个体的情绪与精神状况”9。事实上,对中产阶级的嘲讽在许多写实派作家那里得以更加直接地呈现,比如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 )、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和龚古尔兄弟的作品。许多艺术家、美学家批判工商文明和中产阶级过度追求效率和财富的意识形态导致人的审美感受力变得麻木,大众艺术品位逐渐下降。“当时的英国社会极拘泥于传统,人们一言一行都必须与严格的社会行为与道德规范相符,稍微偏离常规就会被视为脱离正轨,连艺术与文学的原则都弃之不顾,必须恪守社会规范。”10英国诗人、思想家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1834—1896)认为,机器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做不出艺术品,现代文明使人失去了享受淳朴的愉悦的能力,尤其是享受原本应该由劳动带来的幸福感,使人因庸俗而失去了对艺术的感受力。11 英国诗人、教育家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1888)将中产阶级称为“非利士人” ( Philistine) ,意为无文化品位、唯利是图的市侩;将跟风中产阶级、粗俗愚昧的劳工视为“群氓”( Populace) 。画家惠斯勒( James Macneil Whistler, 1834—1903)认为,19世纪是商人趣味取代艺术家品味的时代,出现了许多庸俗、无聊、华而不实的艺术赝品。 “艺术家的职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制造商和小贩。”12阿诺德、罗斯金、莫里斯、王尔德等人都表达了工业化对人的异化。在美国,反城市化思潮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了苗头13,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论观念兴起,人们普遍认为:“庞大的工业机器体系使得个体变得渺小,产生一种无力感。大都市将个人缩小为渺小的单元,经过量化的机器运转方式,丰富的个体差异被抹平。”14

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些来自城市底层或农村的产业工人,多数成了严格甚至严酷的机器化大工业制度的牺牲品,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机器周围,成为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熟练工人”。经济上的窘迫、社会资源的匮乏以及劳动分工带来的精神的扁平化,使产业工人更加远离艺术和审美。作为社会成员中数量庞大的一支,产业工人审美资源的缺失导致社会整体审美品位的下滑。贫富差距扩大的一大原因是社会分工,在19世纪,艺术创作成为社会分工的衍生品,加速了大众审美与艺术从业者审美旨趣的分化,此种现象一方面促使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精英萌发审美启蒙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倒逼许多艺术精英排斥大众,逃避世俗,躲进艺术的象牙塔。

1 See Tim Barringer, “Aestheticism and the Victorian Present: Response”, Victorian Studies, Vol. 51, No. 3 (2009), pp. 451—456.

2 William Gaunt, The Aesthetic Adventure. London: Jonathan Cap, 1945, p. 18.

3 Emory Elliott, et al. , eds. ,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27.

4 参见新玉言主编:《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3年,第32—33页。

5 参见刘春成、侯汉坡:《城市的崛起——城市系统学与中国城市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第311页。

6 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 (Ⅱ),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823页。

7 同上书,第721页。

8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4—55页。

9 Mary Gluck, “ Interpreting Primitivism, Mass Culture and Modernism: The Making of Wilhelm Worringer’s Abstraction and Empath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80 ( Spring/Summer, 2000 ), pp. 149—169.

10 维维安·贺兰:《王尔德》,李芬芳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1 参见William Morris, “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illiam Morris, Vol. XXIII,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2, p. 281.

12 J. A. M. Whistler, “ The Ten O’Clock Lecture”, in Eric Warner, Graham Hough, eds. , Strangeness and Beauty: An Anthology of Aesthetic Criticism 1840—1910, Vol. 2, Pater to Symon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0.

13 Humphrey Carpenter, Geniuses Together: American Writers in Paris in the 1920s,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 p. 113.

14 V. L. Parrington, The Beginnings of Critical Realism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3, p. 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