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复

第一节 汉语的实用理性与“国语”的现代性发生

晚清民初的“国语”想象,以开通民智为鹄的,内面应和着民族国家的统一趋向,自身也成为现代汉语生长的起点。 “五四”时期“国语”与“新文学”的亲密互动又使得现代汉语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借助文学的方式生长着。现代汉语凭借“国语”想象的两种方式而生长,成为现代汉语在晚清民国生长的重要特点。现代汉语虽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出的概念,但是其生长起点应该追溯到晚清士人对“国语”的实践。 “国语”在晚清的言说中并非统一的语词,晚清士人面对日语、欧语的时候更多采用的是“汉语”一词。在此不想纠缠于这些语词的概念,只是想从汉语的实用理性的现代转型来看“国语”的现代性的发生,而这个发生正是现代汉语的起点。

“国语”的现代性发生只可能在晚清士人的语言实践中完成,而晚清士人的语言实践丰富而庞杂,无法一一描述。严复语言观的复杂及其语言实践的深度为探索“国语”的现代性发生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一、 本体:语言文字的“器”“道”分层

1898年严复借用赫胥黎《化中人位论》中的意思说:“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1但是严复并非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人是语言符号的动物”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的语言,他强调的是言语的“积智”功用,即言语“积智”经历代相传,人类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2 语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这点也是晚清知识界的一个基本共识。西方学者区别种族,有的根据头发的横截面的形状,有的认为最靠得住的莫如言语,比如印度与欧人同种,因为其言语推至古代大致相同。严复则不这么认为: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 mola, mill,吾则云磨。西云 ear, arare,吾则云犁。西云 father, mother, pa, 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 konig,吾云君。西云Zeus, Dieu,吾云帝。西云terre,吾云地。西云judge, jus,吾云则,云准。西云rex, rica,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3

印欧语系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在语言上的合理性自不必怀疑。而严复从不同语言之间语音的类似性反证黄白黑种同源,其语言学的根据并不充足。不过严复所关注的是语言并非种族的区别物。从这点出发,语言成为可以通约之物,由此可以通向中西文化的交流,严复的翻译也因此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理由,严复形成了自己基本的语言文字观念:语言文字是“器”,而不是“道”。严复以“器”为本的语言文字观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语言与学术的关系上,语言是“器”,学术是“本”。

1902年《外交报》站在“文明排外”的立场,认为中国“推广学堂,宜用汉文以课西学,不宜更用西文,以自蔑其国语”。4 严复面对如此保守的观点,忍不住抗言一辩,以“火屋漏舟”喻之,对于它扼杀新机,可能贻害数百年的后果十分担心。一定要采用“以汉语课西学”来成就中国学术,在严复看来大谬不然。在海滨通市的地方,“操西语能西文”的人很多,但是能作为“科学师资”的人不多,因为严复觉得,要通晓西方的学术,必须能翻译他们的书,翻译之后要能对其中的学理精华心领神会。要做到这一步,务必通西文。晚清的学堂重视洋文的学习,并不是“自蔑国语”,因为教育的根本不在语言之习得,而在学理之获得。习得外国语言,爱国之情不会随之衰退,因为爱国之情根于种性,不根于语言。严复的意思很明显:重视西语西文的学习,不会自蔑国语,不会削减爱国之情,不过是获得西方文明的渠道。严复就“学术”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作了解释:

彼列邦为学,必用国语,亦近世既文明而富于学术乃如是耳。方培根、奈端、斯比讷查诸公著书时,所用者皆拉体诺文字,其不用国语者,以为俚浅不足载道故也。然则观此可悟国之所患,在于无学,而不患国语之不尊,使其无学而愚,因愚而得贫弱,虽甚尊其国语,直虚耳,又何补乎?5

需要首先提及的是,在严复的语言世界中,“西语”不包括日语。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西化,在当代学人的论述中有时为了方便,所谓“西方”“西学”等“西”字头的词语常常包含东方的日本。但严复的“西语”和“西文”不包含日语日文,他对日语一般以“东文”相称。“国语”则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是高于西语、汉语、梵文、东文的概念。严复提及培根、奈端(牛顿)、斯比讷查(斯宾诺莎)不用“国语”,而用拉丁文,这就涉及西方欧洲国家现代民族语言的诞生,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等都是摆脱拉丁文的束缚而成长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相对于本民族国家来说,英语、德语、汉语、日语等都可以称为“国语”。严复“非自蔑国语”的说法中“国语”就是指汉语。因此在严复的言说中出现了一些裂缝,如果从《辽史》《金史》等“国语解”的意义上看,严复所谓的“国语”应该指当时清政府的语言——“满语”。如果严复的“国语”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指汉语,实际上中国当时不算现代民族国家。其实,严复正是从西方“国语”的意义上认同汉语。这里所说的语言的缝隙可以说是严复的超前意识,因为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就是沿着这个意义来建设全民族的共同语言。这个问题必须另作专门论述。至于学问与国语的关系,在严复看来,重要的是“学”,而不是“语”。严复论及培根、奈端、斯比讷查等人著书都用拉丁文,而不是他们的国语,真正的原因是拉丁文当时是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共同语,不用它表达就得不到认同,甚至不能出版。但是在严复的观念中,他们的“国语”因浅俗而不被采用,这理由有些勉强。不过严复真正关心的不在何者浅俗的问题,影响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因素是语言背后的“学术”,而不是其国语。然而语言虽为“小道” ,但不可忽视:“今夫语言虽极其聱牙,一种之民安之若素;文字虽极其奥衍,一国之士,以为至常。然则语言文字者固不足以为学,然而非此欲求其所谓学者,则其势不能,此所以其道虽小,而必不可忽也。”6通习语言文字是桥梁,获取其“学”才是目的。

第二,在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上,语言是“器”,民族精神是“本”。严复写道:“国语者,精神之所寄也;智慧者,国民之所以为精神也。颇怪执事不务尊其精神,而徒尊其精神之所寄也。”7国语为容器,而民族精神为内容物。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建立延续,经历数千年而不衰,其间必定有聪明睿智之士深思不已,形成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以语言文字来传播延承。“聪明睿智之民,其思虑知识,所大异于凡民者,会其声而成辞,会其文以见意。而闻者或默以识,或笔于书,而一物之精理以明,一心之深情以达,历世既多,而所积弥富,此吾文字相传之所以称古也。”8种族和国家的“思虑知识”凝聚在“辞”与“意”的结合中,但是严复强调的是“见意”,即外物“精理”与人心“深情”的传达,造就了语言文字的生生不息。所以他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彼此谣俗,古今典训”,在别的语言中有一句,则在我国语言中也有相应的一句。“必识夫此者多,而后能用其文字语言,以通夫吾之意思,此为学之术也,亦即所以为文字语言者也。”9识习语谣俗日多而“通”,目的在于意思的传达,这是“为学之术”,而“术”在严复的思考中是与“鹄”不同地位的方式。这种“通”的方式就是文字语言得以作为文字语言成立的原因。

第三,在语言文字与国家的关系上,语言是“器”,国家是“本”。晚清有种言论:国家振兴,必定尊重国语国文;如果不尊重国语国文,则国家不能振兴。严复认为前一半对,后一半则未必。10 严复以语言文字为“术”/“器”的本体观不同于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乃国性之根、学术之根底的本体观,这是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思路造成的,也可以看出晚清对语言文字的认识的多样形态。从以语言文字为“器”的本体观出发,严复必定强调语言文字的习得以获取知识与学术;从晚清被动挨打而寻求道路的民族立场出发,严复也必定强调学习异域语言以获取新的知识与学术。在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国外语言学科的设置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不仅是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通道,本身也成为中国现代知识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晚清政府和稍微进步的士人都强调对异域语言的习得。晚清政府曾开设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培养外语人才。梁启超曾经说,习得一门语言,就等于开辟一片殖民地;马相伯曾经说,习得一门语言,就等于新结交一良友;林纾为自己不懂任何外语而痛心疾首。严复非常赞同梁启超所说的“处今世不通西文者,谓之不及人格”11。如此强烈以至过度的表达,显示了晚清士人通过学习日语和西方语言以获得现代学术,从而寻找民族道路的急切心态。

严复获知梁启超跟随马建忠学习拉丁文,非常感动,并致信鼓励:“承示,从马兄眉叔学习拉丁诺文,甚感甚感! 此文及希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之中国雅学,学西文而不与此,犹导河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12这里显示了严复准确的西学眼光:拉丁文与希腊文是西洋文学的根本、欧洲学术的发源处。他为中国人汲取西学指明了途径,尽管这一思路要迟至周作人的翻译才部分实现,但他对中国人学习外语的那种肯定却让人感动。严复致好友熊季廉多封书信,不仅用梁启超的警世之言鼓励他学习外语,还为他讲解英文语法,结果写成了《英文汉诂》一书。严复在演讲撰述中,也经常告诫后生要努力学习西文:“是以不佞常戒后生,欲治物理稍深之科,为今之计,莫便于先治西文,于以通之,庶几名正理从,于所思言不至棼乱。必俟既通者众,还取吾国旧文,而厘订之,经数十年而后,或可用也。”13

严复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中集中阐发了学习西文的好处:

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二十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14

严复从自己的留学经历和翻译体验出发,前瞻性地预见到中国人要借鉴西方的“科学美术” ,必须先通晓西方语言;要成为20世纪的中国人才,“通西文”是必备条件。今天我们回看20世纪在“科学美术”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懂一两门外语。严复认为要寻得中国古书中的“微言大义”,只有“西方通达”后才能做到。这看似有些不合理,但对严复来说,他通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而激活汉字意义的跨语际实践,足以支撑他的结论(对此下文有论述)。

二、 实践:改造汉语与表达西方学理

严复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寻找汉文词语表达西方学理概念的情形:“鄙人于译书一道,虽自负于并世诸公未遑多让,然每逢义理精深、文句奥衍,辄徘徊踯躅,有急与之搏力不敢暇之概。”15严复所谓与语言“搏力” ,即在英语与汉语之间搏击,考求英语古义和汉语古义的融会,以获得英语与汉语在现代学理上的贯通。因此严复可谓翻译界无畏的勇士。在这一搏力过程中,严复发现用我国语言文字来呈现西方“精审致知”的学理,“非大加厘订改良,有万万不可用者”16。

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对听众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名”。他的“正名”与孔子的“正名”所指完全不同。孔子的“正名”给予社会个体合适的伦理身份名称,确立王者统制的合法化和秩序化。而严复的“正名”则是在寻求汉语与英文字义契合的基础上确立汉语的适当名称。前者是伦理性命名,后者是科学性命名。在严复的正名行为中,有一个知识前提:汉语要处理的是西方科学,尽管外国的月亮不总是圆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科学发展为现代世界构建了世界上最为进步的知识系统,甚至构建了世界上最为合理的价值取向。刚刚“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晚清士人,将那声光化电、名数质力的西方科学,很惊奇也很自觉地视为白而圆的月亮,根本还来不及思考月亮的另一面。因此,在严复的翻译中,变化的只能是汉语,不可能是西方科学。这不是对汉语的歧视与压抑。任何翻译,都是对译语的压制性改造。严复这代晚清士人的压制性改造的愿望尤其激切。严复很沉重地说道:

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沮(按,疑为“阻”之误)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有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17

这段文字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学习西方科学,正名是首要之事。第二层,“含混闪烁”的中国文字,成了学问发达的“大阻力” 。严复并不把“含混闪烁”的根源归于汉语本身,而是归于古代词章家。“词章”又称“辞章” ,《辞源》释为“诗文的总称”18。联系严复的经历,“词章”则可能指向八股文和试帖诗。如果这样,他把文字的败坏归于词章家就非常自然。第三层,用中国文言表达科学非常艰难,严复用了一个非常精当的比喻,好像用中国古代刀锯锤凿来制造西方现代精密的钟表,语言的烙手不顺局外人难以想象。所以他提出一条无可奈何的途径:“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其实这又是非常实际而实用的,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史华兹(又译史华慈)认为严复用“天”译西方的 nature,意义相去不远;把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译为“物竞” ,把the survival of fittest译为“优胜劣败”,基本的意思也被传达出来。但史华兹认为严复的“意译有时容易严重歪曲原义。但总的说来,造成这种歪曲的原因,很少是由于严复所使用的语言,更多的是由于他的先入为主的充满曲解的成见”。19 史华兹把语言与意义分开已经不当,再把歪曲原义主要归于严复“先入为主的充满曲解的成见”就更不当了。严复的知识结构本身有一个西学与中学互动的过程,意译所产生的歪曲,毋宁说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寻找语义时所产生的偏差。

如史华兹提及的“天”,在汉语中也是多义词。严复在《群学肄言》中对“一切皆本于天意”有一则按语:

中国所谓天字,乃名学所谓歧义之名,最病思理而起争端。以神理言之上帝,以形下言之苍昊。至于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西文各有异字,而中国常语皆谓之天。如此书天意,天字则第一义也;天演,天字则第三义也。皆绝不相谋,必不可混者也。20

西文的“ nature” ,据威廉姆斯的考察,也许是最复杂的词语,有三种含义:(i)事物基本的本质和特性;( ii)指导世界或者人类的内在力量;( iii)物质世界本身,包括或者不包括人类。21 严复所释“天”的三种意义与nature的三种意义并不重合。 “天”的上帝含义在nature中不存在。中国人常讲“天人合一” ,“天”一般理解为自然。其实中国人的“天”常常有意志,有人格,有主体性。祭祀时的祈“天”,如“天赐良机”;冤屈时的喊“天”,如《窦娥冤》窦娥喊的“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威廉姆斯在解释“自然主义”( naturalism)时指出这个词语诞生的时候,自然主义者认为nature与God是对立的东西。 “苍昊”之意,既不具有上帝的特性,也不具有人格意志。“天”的因果之意,如果不具备上帝之性或者人格意志,在汉文中很少见,严复这样说可能本身已经受到西方nature意思的浸染。威廉姆斯指出nature后来带上“理性” ( reason)和“法则” ( law)的意思,显示了人与自然的对照。他认为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给予了自然以历史的、活动的等含义基础。自然有法则,是生存和灭亡的法则,是物种的发芽、茂盛、衰落、死亡。22两人的解释很切近。汉语的“天”与nature的第三种含义相差甚远:nature的第三种含义对应的现代汉语词汇是“自然”,但是,古代汉语的“自然”却不具备这层意思。通俗地说,古代汉语喜欢用“天地”来指称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而“自然”从《道德经》“道法自然”来看,是一个很抽象的、所指游弋不定的词语。王弼注释:“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23 王安石对“道法自然”的解释为“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24,魏源注释:“自然者,性之谓也。”25这样一步步地把自然实质化了,但是并不指向客观的物质世界。这也是严复不用自然来翻译na-ture的原因吧。

“有机”“无机”“有机体”“无机体”也是晚清引进的新词语。严复沿用斯宾塞的有机体说,认为国家也是一有机体。何谓有机体? 严复解释如下:

按“有机”二字,乃东文取译西文。 Organism其字原于希腊,本义为器,又为机关。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机关。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但与前物,生死异耳。近世科学,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譬如人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为视官,有耳为听官,手为司执,足为司行,胃为消化之官,肺为清血之官,皮肤为出液之官,齿牙为咀嚼之官……“官品”“有机体”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较“有机体”为优。盖各种木铁机器,可称“有机”之体,而断不可称“官品”。然则“官品”二字,诚Organism之的译矣。26

尽管严复说了很多理由,认为“官品”比“有机”更能切近Organism,但有意思的是,严复自己也使用“有机体”一词。“有机”一词也许是从日语借用汉字词语而引入的。梁启超翻译德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介绍国家作为有机体的学说:“国家者盖谓有机体也。”有个夹注:“有机无机,指化学语。有机有生气也,人兽草木也。无机无生气也,土石是也。”27“有机”和“无机”的区分抓住了生命的有无,“机”从最初的树木名称引申为“生机” ,如“生机勃勃”。 “机”已经内含生命的形态,并非严复所说的“机关”一词所能涵盖,“机关”并不含有生命的形态。 “官品”在古代汉语中有官职品位的意思,而作为生命形态的含义似乎很少见。器官往往指各部分的名字,而不含生命的形态。因此“有机”和“无机”很切合organism的内涵。严复在寻找合适的汉语来翻译英文的时候,并非充满歪曲的前理解,而是在寻找词义契合的时候发生了偏差。这类词语在严译中很多,如“计学”“名学”“民直”“小己”,其译名推敲过程都可以作长篇的讨论。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28用先秦词语翻译西方学理概念的语言策略是严复的方式,不过先秦词语毕竟离现代人生活很远,再加上自身可能存在的理解偏差,要想既准确表达西方学理概念,又让晚清的中国人接受,确实不太容易。

严复指出,古书中有些字,考求定义十分困难。如“气”“心”“天”“道”“仁”等字,“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29 与西方交流以来,名词“去实之远,有令人失笑者”。如“火药”和“枪炮”,从造字方式来看,都不是中国创造的。于是他认为“火药”不是中国发明的,原因在于“其命名之不类主人”。还有“火轮船” “自来水”“自来火”“留声机”等名词,“觉所命名,无一当者”。严复分析“留声机器”的命名:“又留声机器,彼名声书。盖机之所留者,非声也。果使声留,法当常鸣不已,而一周辄止者,盖始则声浪高下,留迹锡片,犹之鸿爪,印在雪泥,他日转针循迹,而声复作,所留者迹耳。谓之留声,亦非事实。”30严复对“留声”与“留迹”的区分并不具有科学性,他对语词命名的拷问,源于翻译中艰苦的语言实践留下的惯性。

严复指出:“语言文字者,思辨之器也。求思审而辨明,则必自无所苟于其言始。言无所苟者,谨于用字已耳。” “然而人类言语,其最易失误而事理因以不明者,莫若用字而不知其有多歧之义。”因此在严复看来,一字歧义,最容易导致事理不明。他列举中国文字中的“国”字,说明“名义不晰,易启争端”,又列举“东”“宫”“仁”“果”“武”“卤”等字说明“常用俗字,更多歧义”。严复对中国文字歧义的评价却走上另一个方向:“中国文字,中有歧义者十居七八,特相去远近异耳。然此却无妨,且以有益。其无妨者,盖义本相睽,音相假借。方其出语,闻者可知,既无紊思,自不害理。其有益者,以由此故,文字不至过多,致难尽识。有时滑稽之子,用声同之字,故意相乱,以作笑资,是谓诙谐,亦无甚害。”31汉语字词的歧义性不但“无妨”而且“有益”,重视的是汉语的另一种功能,也可见严复语言观的丰富性。

三、 人类学视野:《英文汉诂》中的英语与汉语

与马建忠《马氏文通》描述汉语语法不同,严复的《英文汉诂》阐释英语语法。严复在给友人讲解英文文法的基础上,借助英文著作,编撰了《英文汉诂》一书。这本书长期缺少关注,研究语法的学者和研究严复的学者都不把它当回事,进入21世纪才有学者(邹振环)对它作了详细介绍。从语言角度系统梳理严复的语言观,《英文汉诂》不能不提及,它虽然主要阐释英语语法,但也表达了严复对汉语语法的许多看法,其中的一些认识还非常独特。如果考虑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中国人对汉语语法的认识刚刚起步,那么《英文汉诂》更不可忽视。另外,《英文汉诂》可能是我国第一部横行并采用西方标点符号的书,这种先锋性对汉语写作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冲击要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才崭露出来。尽管《英文汉诂》是一部给初学者介绍英文语法的书,严复自己却非常看重,觉得“不独学英文者门径厘然,即中国之文字语言,亦当得其回照之益也”32。也就是说,它不仅为学习英文的人提供了合理的门径,而且为深入理解中国语言文字提供了思想资源。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引入“葛郎玛”一词,此书对各种词类的界说严谨简洁,可惜全书并没有对“葛郎玛”下一完整的定义。他认为“葛郎玛”是“学文之程式” ,太过简单。33“葛郎玛”即英文词语grammar的音译。严复在《英文汉解》中音译此词为“葛拉马” ,对它有相当完整的界说:“英文明辞法之学曰葛拉马Grammar。葛拉马者,文辞之律令也。”34以“葛拉马”作为“文辞律令”,基本抓住了语法的本质,即语言组织的规律性;他并且描述了“葛拉马”三个方面的内容35。严复在《英文汉诂》中译grammar为“文谱” 。“文谱”所论包括三个方面,与《英文汉解》相同:

1. 音也,字母也,论此者是谓正书orthography。

2. 字有分类classification,有变形inflexion,有制作word-making,有源流derivation,是谓字论etymology。

3. 字与字之相系,句与句之相属,著其法例,析其条理,是谓成文syntax。36

Orthograhy为正字法,Etymology为词源学,Syntax为句法学。这是把西方经典的语法概念引入中国。

现代语法学侧重词法学和句法学。 《英文汉诂》侧重词法学,《马氏文通》侧重词法学和句法学。词类的区分一直是现代汉语语法学争论不休的问题,1939年前后关于语法的讨论即是一次对汉语词类划分的集中反思。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词类的划分依据印欧语系,其中的学理纠葛非此处所能论述清楚。不过,通过比较马建忠《马氏文通》(1898)、严复《英文汉诂》(1904)和章士钊《中等国文典》 (1907)对词类的划分(表2-1) ,也能窥见晚清中国人对词类的理解:

从名称看,现有词类划分多取法《马氏文通》和《中等国文典》,而不取法《英文汉诂》。严复总是喜欢用先秦的词语来翻译西方学理名称,结果适得其反。《马氏文通》和《中等国文典》的名称更通俗,更具现代味道,更容易被人接受。《马氏文通》和《中等国文典》的目的不是介绍英语语法,而是结构汉语语法体系,因此单列了“助词”这个词类,因为汉语有助词,而英语没有。《英文汉诂》没有单列“助词”这个词类,因为该书介绍的是英语语法,但严复在书中提及汉语的“语助词”,只是把它们归入“云谓疏状”两类中。37

《英文汉诂》表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语言人类学观点,即从上古汉语与上古欧洲语言的某些相似性推断出亚洲和美洲人种同源。

第一,从语助词看,上古汉语的语助词与上古欧洲语言的云谓(动词)、疏状(副词)在功能和位置上趋同。泰西语言的词类有“八部”,而汉语多“一部”,即语助词,如“焉哉乎也”。但是严复“谛而审之,即以为未尝多亦可,盖语助之字,常函云谓疏状之义” 。汉语的“也”字,与英语的“ is”和法语的“ est”相似,“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可以翻译为“ Charity is humane;righteousness is what ought to be” 。汉语的“矣”字,含有英语perfect tense(完成式)的意思,相当于have。 38

第二,从云谓字(动词)看,上古“东洲之语”与美洲茵陈人的语言相似。古代汉语的“云谓字”常常处在句末,如庄子“奚以之万里以南为”和“技经肯綮之未尝” 。日本语言尤为显著。这点与美洲茵陈人语相同,“故治言语学者,谓此乃亚墨原人同种之证”。39 又如英文第三人称无主云谓句子,如It rains,与中文中的“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相似,“其”与it相当。40

第三,从“三身之代词”(人称代词)看,上古汉语的人身代词与上古欧洲语的位置和功能相似。 “英文古似德文,故I 字古作Ic,又作Ich,西文称谓,当隆古时,与中国同,如I则中国之台也,拉体诺文作Ego,我也;thou之与you,与法文之vous,tu皆在中文汝若之间;而第三身之he, it, they,与法之il等尤与吾人文之伊他同原。”41严复对中西古代人称代词的同源,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另外,比如古代汉语中“吾”“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差别非常突出,在古欧洲语言中有没有对应的区分,也未作说明。

第四,“ self” “ sui”与“自”的位置和功能相似。 “ self独用,则为名物,犹言其身,其一己;……故克己英语谓之selfdenial,自靖谓之selfdevotion (尽己) ,而自尽则云suicide;因sui乃拉丁之self,而cide之为言杀也。”42

在这些语言相似性基础上,严复的结论是“欧亚之民,古为同种,非传会也”43。

四、 “国语”的现代性发生

语言的理解可以从语言构成和语言功能两个方面入手。语言构成一般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因素。语言功能一般包括实用理性和审美价值。语言构成决定着语言功能,但是有时语言功能的需求也推动着语言结构的改变。晚清中国士人理解语言,一开始就涂抹上了强烈的语言功能色彩,但是语言功能的实践却遭遇到语言构成的异质性区隔。广泛地看,从同文馆的创立到各类洋务学堂中外语科的设置,既昭示着汉语截获异域信息的强烈愿望,又显示出汉语遭遇日语和欧洲语言多方格击的现实。于是,中国士人开始审视并试图改造汉语的构成和功能。

从语音的角度看,晚清一批士人都致力于制定汉字的拼音方法,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吴稚晖的“豆芽字母”(1895)、沈学的《盛世元音》 (1896) 、力捷三的《闽腔快字》(1896) 、王炳耀的《拼音字谱》 (1897)、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劳乃宣的《简字谱录》(1907)、章炳麟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1907)中制定的“纽文”与“韵文” ,再到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公布《注音字母》 、编辑《国音字典》 ,最后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8年颁布《汉语拼音方案》,这些个人和团体的努力都着眼于全国语音的统一。吴汝纶上书管学大臣极力推荐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此音尽是京城口声,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黎锦熙认为这可以看作“国语统一”的最早口号。44 其实,晚清的“国语统一”指的就是普及官话。这一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呼应。晚清的白话报刊多用官话的调子写成,报刊编辑们也有意识地宣扬官话的好处。 《竞业旬报》于1906年创刊,梓方在《发刊辞》中称“同人创为是报,纯用官话”,并且借用《圣经》译本的传播效果佐证“官话无文字之沉晦,无方言之庞杂,声入心通,无毫发扞格”。45署名“大武”的《论学官话的好处》更是大力张扬官话的好处:

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这才是变弱为强的下手第一着。但现在中国的语音,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叫他们合而为一呢? 必定要有一个顶好的法子。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狠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呢。46

从“通行”的官话到“普通国语”的跨越,在作者的意识中也许就是语音的全国性统一,但是不妨看作汉语作为“国语”表现在语音上的现代性发生的标志之一。另外,《马氏文通》和《中等国文典》等书对汉语语法的描述,甚至还有严复的《英文汉诂》、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等阐释域外的语言的书,都在展示汉语语法的自身面目。这可以看作汉语作为“国语”表现在语法上的现代性发生的标志之一。

不过,对于严复来说,他不太关心汉语作为“国语”在语音和语法上的现代性发生:尽管他劝儿子学官话,但那是为了适应官场;他的《英文汉诂》也关涉汉语的语法,但不是他特别重视的。相对于语言的构成,严复更关注语言的功能。他反复重申语言文字作为“器”的形象就是明证。语言的实用理性和审美功能,汉语在古代就一直承担着。严复的语言观和语言实践,聚焦汉语的实用理性,而较少涉及审美功能。如果说汉语在古代的实用理性主要表现为实践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伦理教化,那么,严复通过自身的翻译活动,改变了汉语的实用理性传统,代之以新的实用理性,即西方学理。严复写道:

吾云西国语言文字之不必学者,非恶其物也,妨其学之流弊也。夫中才莫不牵于所习,彼习某国之语言文字者,莫不崇拜某国之文物而心仪之。海通以来,互市之场,所在多有,不独官求译人也,而彼族亦需之。使学堂而课外国之语言文字乎,彼于于而来者,其志非以求学也,变其口耳,冀为西人效奔走以要利耳。夫立学堂,将以植人才铸国民也。乃今以习其语言文字之故,驱吾国之少年,为异族之奴隶,如立学之本旨何。吾闻国之将兴,未尝不尊其国文,重其国语,未闻反是而以兴者。47

严复痛斥学习西国语言文字的流弊——“驱吾国之少年,为异族之奴隶”,远离了立学的根本——“植人才铸国民”。 “立学堂”之“学”应指西国语言文字背后的西学,如严复所命名的“科学”“计学”“群学”“名学”,即严复介绍的西方知识系统。于是就出现了如何对待本国国语国文与他国语言文字的两难选择,严复认为不尊其国文,重其国语,不能兴国;但是徒尊其国文,重其国语,也不能兴国:

至谓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此亦近似得半之说耳。夫将兴之国,诚必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于此之时,其于外国之语言,且有相资之益焉。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矣,未闻徒尊重其语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二百余年以往,英荷法德之硕师,其著书大抵不用本国之文,而用拉体诺语,此如斯平讷查之外籀哲学,虎哥觉罗挟之战媾公法,奈端之格物宗论,培根之穷理新机,凡此皆彼中之不废江河万古流也。顾其为书,不用本语,而当时之所以为习者,又可知已。然则必如议者之言,以西文治西学者,西学将终于为西学,是必英至今无格物,德至今无哲学,法至今无公法而后可,否则所议去事实远矣。48

严复用四位硕师采用拉丁文而不采用本国国语的例子,其实并不能说明徒尊国语国文而不能兴国、不能传学的观点,因为拉丁文为当时欧洲通用的官方语言和书面语言,各国的国语在书面表达上并未获得统一。这样的关系并不能横移过来说明汉语与西国语言在输入学理方面的关系。但是,严复这样横截比较的背后关心的正是语言习得与学理输入的纽带关系。对于晚清来说,贬斥汉语,视为虚无,不但不能兴国,也不能输入新的学理;但执守汉语,排斥西国语言文字,同样不能兴国,也不能输入新的学理。严复所说的“取其国语文字而厘正修明之”也许是最合理的方式,但如何才能厘正修明呢? 从传统的汉语与传统的学理无法实现,因此,对汉语的厘正修明,只能通过汉语与西国语言相碰撞以获得新的学理来完成。汉语获得西方学理完成新的实用理性,不妨看作汉语作为“国语”的现代性发生的标志之一。

1 严复:《西学门径功用》,1898年9月22、23日《国闻报》;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页。

2 严复:《西学门径功用》,1898年9月22、23日《国闻报》;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页。

3 严复:《政治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7—8页。

4 这是严复对《外交报》观点的概括,见《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8页。

5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2页。

6 严复:《〈习语辞典集录〉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8页。

7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2页。

8 严复:《〈习语辞典集录〉序》,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358—359页。

9 同上书,第359页。

10 严复(JuLin Khedau Yen-Fuh):《英文汉诂》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卮言”第5页。

11 严复1902年9月9日致熊季廉信,引自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1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页。

13 [英]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6页。

14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5—286页。

15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37页。

16 [英]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5页。

17 严复:《政治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9页。

18 《辞源》第4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83页。

19 [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64页。

20 [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8页。

21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19.

22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24.

23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

24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10页。

25 魏源:《老子本义》,《魏源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2页。

26 严复:《政治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22—23页。

27 [德]伯伦知理:《国家论》,梁启超译,《清议报》第15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十一日;又见《国家学纲要》,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7页。

28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译例言”第10页。

29 [英]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6页。

30 同上书,第16—17页。

31 [英]耶方斯:《名学浅说》,严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3—15页。

32 马勇、徐超编:《严复书信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95页。

33 马建忠:《马氏文通》(上),上海:商务印书馆,甲辰年(1904)十二月,“例言”第1页。

34 严复:《英文汉解》,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7页。

35 严复说:“观前之说。而葛拉马之所论大可见矣。一曰:论字母音声拼切之理,是谓Or-thography鄂拓古拉非。二曰:论字之门类与其转变之法。是谓Etymology叶谛摩洛支。三曰:论字与字所相为系属之伦脊,而为之著定例,当是谓Syntax沁忒格斯。鄂拓古拉非依其本义可译正书。叶谛摩洛支可译字论,沁忒格斯可译造句。”同上书,第288页。

36 严复(JuLin Khedau Yen-Fuh):《英文汉诂》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第2页。

37 严复(JuLin Khedau Yen-Fuh):《英文汉诂》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第12页。

38 严复(JuLin Khedau Yen-Fuh):《英文汉诂》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第12页。

39 同上。

40 同上书,第46页。

41 同上书,第35页。

42 同上书,第37页。

43 同上书,第35页。

4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5页。

45 梓方:《发刊辞》,《竞业旬报》第1期,丙午年(1906)九月十一日。

46 大武:《论学官话的好处》,《竞业旬报》第1期,丙午年(1906)九月十一日。

47 严复(JuLin Khedau Yen-Fuh):《英文汉诂》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卮言”第3页。

48 严复(JuLin Khedau Yen-Fuh):《英文汉诂》 (English Grammar Explained in Chinese),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1904),“卮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