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以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国家一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消除贫困、促进繁荣和保护环境设定了目标。当前，落实该议程的时间已过半程，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远不尽如人意。特别是2020年以来，全球受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大国博弈的影响，在粮食、能源、债务等诸多方面的危机同步显现，世界经济复苏日趋艰难，发展中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全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创纪录的温室气体[1]浓度以及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的能力相对比较弱，严重的洪水、干旱和风暴对人民的生活和生计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发展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国家的权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各国一起努力节能减排，但是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再进入工业化阶段，长期停留在低收入、低能耗的农业社会。这样不仅不公平，而且会使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进而带来其他一系列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冲击和伤害未必小于气候变化。以非洲地区为例，联合国预计非洲是所有主要地区中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预计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非洲的人口增长将占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翻一番。[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洲国家的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不能进入工业化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就难以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可能引发更多人道主义危机。当地人口一旦在非洲本土无法生存，必然出现大量向欧洲和其他地区流动的非法移民，引发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不只是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地区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还要尊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要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责任率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供应。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本身就是解决气候和环境问题最有效的手段。不论是为了满足国内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的需要，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都需要在供给侧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以政策引导能源转型和新技术革命，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更主动、更大力度地推动节能减排，而不是全部依赖于市场自发的力量。

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第一，我国是疆域辽阔的国家，环境污染或气候变化的后果以我国自己承受为主，外部性相对其他国家较小。我国要抵御极端天气的冲击，特别是应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海平面上升，避免对胡焕庸线[3]以东的经济发达地区造成严重影响。我国在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对自身的好处远大于一般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好处，因此，我国有理由承担相对更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第二，化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不在于放缓经济发展，而在于低碳和节能减排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如果中国率先在低碳和节能减排技术上取得突破，这些新技术和相关产品的生产不仅可以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也可能成为新的出口竞争优势。这样，中国可以走出一条以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谐的新道路，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技术，帮助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用更小的环境代价取得社会和经济的进步。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遵循二十大报告的精神，实现这样的高标准的新格局，首先需要在理论构建、系统观念等方面有所推进。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新结构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由于环境和气候因素属于公共禀赋，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单纯依赖于自由市场配置的方式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加等问题，从而会阻碍整体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和运行。因此，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消除实现最优环境结构的制约因素，降低环境交易费用，发挥出环境禀赋的比较优势，通过有为政府的政策将“绿水青山”的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发展成果与物质财富。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协同并进的全球发展的必由之路。本书以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新结构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应用实践入手，通过大量的国内外案例分析，分六章阐述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带一路”，包括新结构经济学对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进展、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绿色标准和项目案例、“一带一路”绿色产业园区、数字化赋能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与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希望本书能够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有关部门、“走出去”的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研究机构有所裨益。

林毅夫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