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长篇小说 涉过歧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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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元，能做什么呢？
杨克森的妈妈带着我去商场里买一套行头，花去一千多，吃顿饭，三四百，买张CD，四五十，买本书，十几二十，如果把钱换算成这些东西，这个数目，聊胜于无。但它在我手里，是六个月的饭资，但即便再苛省，它也会有穷尽的一天。我仍然在困局中，最坏的结果会在不久之后到来。
我从《遥远的生活》节目获取了一些重要的人生经验，名声虚无缥缈，却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最可怕并不是被误解，而是被遗忘和忽略。如果变成一个无人在意的人，即便身处人群，大喊大叫，也不会被看见和听见。以前我总是被选择，在《遥远的生活》里，是不折不扣的配角，被杨克森衬得灰暗，现在我想主动伸出手去，去争取什么。我从电视报上抄下了一些访谈节目的邮箱，给他们写信，告知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信的内容我反复斟酌、删改，既要能说明真实的情况，又必须藏起一些居心，还要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口吻又不能掺杂太多情绪。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需要克服鄙薄的自尊。
同样的内容，抄写十五封，字迹工整，装入信封，贴好邮票，投入信箱，开始漫长的等待。我不知道向那些地址寄出的信件是否有人会拆开阅读，也不知道读信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是否会有人被打动，不知道一切是否徒劳无功。两个星期过去，我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三个星期过去，仍然杳无回应，到第四个星期，希望渺茫。正当心灰意冷时，我被班主任叫去办公室，他们告诉我，一个名为《群声》节目组的人想要和我谈谈。
“那是什么？”我问。
“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说读到了你写的信，对你很感兴趣。”
“他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吗？”
“没多说什么，他们要跟你谈。”班主任笑了笑，“你看着是个闷葫芦，心里鬼着呢。”
五分钟之后电话铃响起，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冷静而威严，自报家门，说是《群声》节目的策划和导演，姓朱。《群声》是中部卫视的一档访谈类节目，邀请的访谈对象并非名人，而是各行各业有故事的普通人。由于大部分选题已经匮乏新意，这位姓朱的导演每天都在发愁，她每周会抽出一天的时间，用以阅读节目来信，成千上万的信件里充斥着恶性犯罪、婚变乱伦、丰功伟绩、孝子贤妇——这些已经不再新鲜，她快速扫过这些信件，判断哪些话题可能会引起反响。而后，她从中选出了我的信，她看过《遥远的生活》，知道我这号人物，读完信之后，她立刻敲定了选题。
朱导说：“我们会让你收获比之前更多的关注。”
我立刻回答：“感谢你们，但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那你想要什么？”
“我在信里写了，我现在碰到了很实际的困难。”
她干干地笑了一声，说：“我明白了。”
拍摄的日子马上敲定，就定在七天后，他们会派一个主持人过来，和我面对面坐着聊天。
“聊些什么呢？”我说。
“随便聊聊吧，聊聊你现在的生活，聊聊节目对你的改变，你肯定有许多话要说。”朱导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剪掉。”
事情当然并不如她说的那么简单。录制《遥远的生活》前，秦导曾经提醒过我，镜头是放大镜，也是变形镜。不要试图在镜头前展现自己没有的东西，矫饰最容易被察觉，也最招人反感，但也不要完全袒露，真实也令人恐惧。我已经知道镜头意味着什么了——镜头并不意味着真实，只意味着符合他人期待。我在电视里看见过自己的模样，腼腆沉默，一年多时间过去，一个人经历了那么多事，他的变化必须脱胎换骨，最好有些惊人之语，才好形成反差。
等待的日子里，夜间我躺在床上，构想了很久该说些什么话，或者说，该怎么表现自己。他们对我毫无了解，可依据的不过是《遥远的生活》和我寄出的那封信。我预想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在心里逐一打好腹稿，背得滚瓜烂熟。深夜时分，我独自一人，面对镜子，自问自答，一字一句地练习，语气、眼神、表情，仔细雕琢，修正和美化。
拍摄之前，我跟学校报备，学校特地将会议室空出来，不过节目组没有用，反而将拍摄地点选在了操场。在杂草丛生的操场中央摆放着两把椅子，空旷辽阔，两把椅子显得突兀，十几个工作人员沉默忙碌，灯光、摄影机已经架好，天气多云无风，下午的阳光温暖柔和，泛着浅金色，看到这个场面，我不甚紧张，只觉熟悉，继而心生舒畅。和我联系的朱导并不在场，《群声》的女主持人坐在一边，拿着一沓纸背诵，口中念念有词，面容疲乏而烦躁。我走过她身边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垂头做自己的事。我在场内闲逛了四五分钟，观察工作人员摆弄各种复杂的机器，没有人理会我，直至有人召唤，为我夹好麦克风，把我带到灯下，灯光照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
女主持人走到我的身边，她个头意外矮小，和我差不多高，面孔上的紧张和疲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温和而熟练的笑容。她走上前轻轻拥抱了我一下，让我不要紧张。我瞥到摄影机闪烁的红点，意识到已经开机，我们坐在椅子上，正式进入表演环节。
那张椅子很硬，坐着不太舒服，我调整了一下坐姿。我担心自己的样子难看，心想面前如果有一面镜子就好了。
女主持人先对着镜头从口袋中取出一个信封，取出一封信，说：“一个月前，我们节目组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件来自一个少年，信写得不长，但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在信中问了一个朴素的问题，却叫我们无法回答，我想先给大家读一下这封信。”
读信的人，你好。
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跑来告诉你，他可以帮你改变命运，你会相信他吗？一年前，有一个人对我说出这句话，于是我参加了一档名为《遥远的生活》的电视节目，和一个城市小孩杨克森交换了一个月的人生。
我出生在一片抬眼就可以看到山的地方，山又绿又多，延绵不绝，很难走出去，大城市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几乎不可能去到，但在这个节目的帮助下，我去了斯城，过了像做梦一样的一个月，见识到了许许多多自己此前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出的事物。录制结束后，我又回到了乡下，继续自己的生活。
明明这个机会是别人给的，明明什么也没有丢失，但回来之后，看到不变的人和不变的山，我还是觉得有什么东西被夺走了，感到没由来的愤怒，愤怒持续了很久，但我不敢显露。
因为那个节目，我成了镇上的名人，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变成了话题中心，收获了许多关注。之后，又从镇上的中学转入了县城中学，学校为我免去了学杂费，这算是改变命运了吧。可是一年之间，家中接连出现变故，我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失智的母亲不久之后改嫁，现在我独自一人，失去了仅有的支持，向人求助，却没有得到回应。我抵达过远处，知晓外面世界的面貌，不想被困在进退两难中，也不想再被任何人用施舍的态度对待。读信的人，如果有一个可以聊一聊的机会，你能不能告诉我，我此刻的无助有没有解法，哪怕只是听一听我的想法，都会让我感到宽慰。
祝福。
那封信被她用抑扬顿挫的抒情口吻念出，沾染上远超内容本身的魔力，又有奇特的矫揉感。我脸顿时红了。
信读完之后，她停顿了片刻，像是等待掌声，然后才开始正式的采访。这个记者来之前做足了功课，不仅看完了《遥远的生活》每一期节目，还打电话给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了解过我的情况。整个采访的大致内容和我预先估计的差不多，先问我的生平，又问我的近况，主要围绕的还是那个节目之后生活和心态上的改变。唯一让我感到无力招架的是，她一直试图挑起我的愤怒，想让我对着镜头咬牙切齿。她一只手扶着椅背，侧身对我，眼睛一直半眯，盯着我的脸看。
“他们当时找到你的时候，就已经预想了播出的结果。”她说。
“我猜是的，他们一开始就想好了。”我说，“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但我想那些人要是在我的位置上，不一定有我做得好。”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还是从这个节目中获益了。”
“某些方面是的，上那个节目，本来就是很罕见的机会，居然落在我的头上，当然可以说是幸运的，可是这个幸运也得看和谁比，和那些情况和我差不多的人比，我是幸运的，但和杨克森相比，我就是不幸的。而且，不能因为我得到了一次机会，就觉得我幸运吧，跟我相比，有些人简直像是躺在机会上，他们不是更幸运吗？”
主持人显然来了兴致，身体向我凑过来：“你不为此愤怒吗？”
我摇摇头，说：“说不上愤怒，就是很不甘心。我有一位老师说过，落差是每天必须面对的事实，人不能一直活在对事实的不满中。只是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个节目看似公平，其实一点也不公平。杨克森来歧流镇，心情就像出去春游一样，很放松，他知道自己并不属于那里，走的时候他只会带走新的体验；对照组的我们，似乎是得到了好处，有了一个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到的全是我们渴望却没有的东西，刚刚尝到一点甜头，又把我们赶回去。对比很可怕。我后来看了那个节目，意识到自己以及另外三个乡村组的小孩，都只是‘交换人生’游戏里必要的环节，只是为了让这个节目看起来公平的摆设，没有人在意我们到底是谁，真正的主角是那些城里来的小孩。那个节目也不是拍给我们看的，是拍给和他们一样的人看的。”
“所以你后悔参加了那个节目？”
“不后悔。眼见为实，我觉得这种差距看得到比看不到要好，早点看到比晚点看到要好。”
主持人眉头紧皱，但她还是保持了温和的语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拍完《遥远的生活》之后吗？”
“可能更早一点就开始了。”
“大部分你这个年纪的人不会想这些问题。”
“因为大部分人没有什么机会离开熟悉的生活，只能照着眼前能见到的道路走下去。”
“一种刺激。”
“嗯，促进思考。不止这个，我还在想，人到底是被什么塑造的。我爸爸是个特别好的人，在他……死之前，我们周末会一起吃饭，经常坐在一起，面对着面，无话可说，他是个特别无聊的人，没有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活力，就像很浅很清的水洼。后来我到杨克森家里，见到了杨爸爸，他懂很多东西，去过很多地方，讲得出很多道理，就像是一片大湖。为什么我爸只是水洼，而杨爸爸是湖泊？以后我和杨克森也会是这种关系吗？我也会想这个。”
“你想过原因吗？”
我反问：“你想过吗？为什么你是你、我是我？”
她笑了，说：“我有我的答案，但现在我想听你的答案。”
我说：“想过，但是想不清楚，它肯定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深的问题。如果不是有《遥远的生活》，我和杨克森不会相识，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们就生活在人和人无法互相看见的事实中。”
“你嫉妒杨克森吗？”
“有一点。”
“你想过怎么抹平自己和他之间的差距吗？”
我被这问题的宏旨吓了一跳，张大了嘴，说：“啊？我还小呐，怎么抹平差距的问题不是应该大人去想嘛！我只能管自己活下去。”
主持人连忙挥手，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考大学，去大城市，找个好工作，靠自己的努力，你是可以抹平你和他的差异的。就像先后起跑的人，只要后面跑的人速度足够快，一定能追上前面的人。”
就像故事的最后总要定一个希望和光明的愿景，以愿景掩饰我们回答不了的任何问题。我顺着她的话说：“会的，我会努力的。”
主持人的手搭在膝盖上，身体向我倾斜，满脸写着“我理解，我明白”，但我能感觉到她不理解不明白，因为人和人无法感同身受。起风了，天色开始暗淡，不知不觉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主持人以一段煽情的祝福语结束了采访，她祝福我前程远大。摄影机的闪烁甫一停止，她的表情又立刻从生动变为之前的疲乏，结束之后，她甚至屈尊握了握我的手，兴奋地预测，这一期节目会火，这个年代，做火一期节目多难啊。我笑了笑，之前听过类似的话。向工作人员告辞后，独自走出操场，向教室走去，回头看，人们收拾器材，那些亮眼的大灯逐一熄灭，刚才还一大堆人，忽然走完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只剩两张椅子立在草地上。
不像《遥远的生活》，《群声》的访谈一个星期之后就播出了，果如节目组预测的一样，这一期节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没像之前那么关注这个节目，甚至刻意忘记了它的播出时间，直至有一天，下了课，我在教室里呆坐，门窗边忽然攒聚来许多外班的同学，抻着脖子向里看我。我还有些奇怪，直至一个同学提醒，节目播出了。
那几天我又变成了什么不得了的人物，无数电话和信件如洪流向我奔来，但我隔离在学校里，既无电视也无报纸，信件和电话也被老师们截住，并不知道外面的舆论究竟怎么样。学校怕影响教学秩序，对我三令五申，不得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只有到了周末，出了学校，我才见识到舆论汹涌。报纸和电视又纷纷讨论着教育公平和城乡差异，人们又好像第一次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一切都那么熟悉，覆辙重蹈的感觉。不过也有人猜测，我是节目组请来的演员，我所有的事迹都是编的，我在采访中说的话是事先准备好的台本，我在谈及父母遭遇时漠然的神情不像一个孩子，说的那些话也不像一个十四岁少年能说出的话——整一期节目都是节目组的策划，电视台为了收视率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想到外面有那么多人在谈论我，我有些飘飘然，又有一些胆怯。只不过这一次，我更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如果是一年前的我，大概会为漫天的议论感到恐慌，但我曾经历过，知道他人的关注会像浪一样扑打过来，既不能拒绝，也不能躲开，它还会给人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以及翻涌的悸动，但浪很快会退去，留下一地狼藉，但浪也是一种力，如果借用得当，说不定一下子就能去到本来无可抵达的地方。
节目播放之后，有些人打电话给电视台要资助我，不过大部分人的数目都不多，有一位匿名者往电视台寄了四万元现金，电视台实在查不到捐赠者，便收下了这笔钱，最后听工作人员说，零零散散的捐款加起来有十万之多。十万元，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时吓了一跳。在燕子窠和歧流镇，极少在人们的对话中听到以万计的数目，国胜每天块儿八毛的，十年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但是朱导说，这钱也不多，将将够我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钱是水缸里的水，看起来多，一瓢瓢往外舀很快就舀干了。我尚未成年，还没有独自管理大笔财富的能力，这笔钱不能直接给到我，但也不能给到学校，也不能一直由电视台保管，我也没有适合的直系亲属，电视台的人为此发愁，不过有了这一笔钱，我的燃眉之急也解了。
就在节目播出之后，消失已久的杨克森的父母专程从斯城来看望我。
我的课间时间不多，只有中午饭间的半小时可以见面。我带他们参观学校，前几年因为学生自杀，学校走廊全部焊上了不锈钢栅栏，再加上四四方方的建筑结构，外观也越来越像一座监狱。近几年学校扩招，一个班塞了八十个学生，桌子从前塞到后，像鱼籽一样紧密排列，我站在学校门口的排行榜前，向他解释了学校不进则退的排班规则。
杨爸爸参观完学校，大受震撼，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通对应试教育的尖锐批判，他说，变态竞争的学校存在就是泯灭人性，这里教出来的孩子不可能长出饱满的灵魂，即便这个学校的学生能在考试中胜利，那胜利也必然只是短暂的胜利。本来在一旁陪伴的学校老师默默走开，并没有反驳，或没有必要反驳。作为当事人，老师和我都明白，很多事情看上去确是如此，但又并非如此——大名鼎鼎又备受尊敬的杨爵教授可以发表居高临下的评论，认为县中的一切都不合理，但这个学校里的所有人，从上到下，从老师到学生，都依赖甚至感激这条路径，这是唯一可见光明的道路。
杜妈妈并没有高谈阔论，她带了两个大行李箱，其中一个箱子里全部是给我准备的礼物，新衣新鞋，以及一些吃的。她落了好几次眼泪，责怪我为什么一直不联系他们，也不把后来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早点知道，或许能早一些帮上一些忙。她说我太把他们当外人了。
“是自尊心在作祟。”我说。我害怕向他们求助，被随便打发。
杜妈妈说：“在斯城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如果你今后有任何困难，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会尽全力帮忙。”
我说：“我只想继续读书。”
他们听完后，相视一笑，说：“其实，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杨爸爸给我讲述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已经咨询过律师——因为我的父亲去世，母亲没有行为能力，在法律上符合收养条件，他们可以收养我，带我去斯城，在那边接受更好的教育。我听完很久不说话，脑内一度空白，分不清楚是狂喜或讶异。我以为他们顶多给我一些钱，谁知竟然给出这么一个解法来，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这些天我一直走得颤颤巍巍，像卧在一片正在融化随时破裂的冰面上，感觉自己的人生随时会溶解，名字随时会消失，堕入自己想也不敢想的暗处，好消息来得突然，和坏消息一样突然，我看着空荡荡的食堂，怀疑刚才听到的一切都是幻觉。我向他们又确认了一遍，确信自己没有听错。
“是的，我们要带你去斯城。不过，成年之后你就要养活自己。我们也不想给你什么多余的幻想，你不是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很喜欢你，但我们不可能视你如己出，如果你考上大学，想要完成学业，学费可以向我们借，但必须还。”杨爸爸说，“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富之家，只是有一些余力，能做的很有限。”
“杨克森知道吗？他同意吗？”我问。
“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决定。他一直记得自己在燕子窠度过的那段日子，他和你的父母相处得很好，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后他很遗憾，虽然你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几天，但你们交换过人生，他明白你的艰难。他对你的感情格外特别，从燕子窠回来之后，他提到过很多次你，想去燕子窠看望你们一家。他说，你一个人过活太艰难了，我们得帮你。”
杨爸爸说这些话的时候，杨克森的模样已经浮现在我眼前了，那副不经世事的天真模样，从小未受挫折和磨难的亮晶晶的眼睛，叫人嫉妒的被眷顾的面孔。
杜妈妈紧接着问：“你想要跟我们走吗？”
我没有任何迟疑地点了头，这个机会，比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所有机会都更好，好得像假的一样，不能不抓住。对于突然到来的生活转折，杨爸爸和杜妈妈并没有显露出任何异样，反倒是我，忐忑惊惶，担心他们会后悔，将许诺收回。
杜妈妈和杨爸爸在县城度过了一个晚上，住在县城东边的酒店，那地方我从来没进去过，不论在哪里，明亮辉煌的灯光始终使我畏惧。第二天我带他们参观了新建的县博物馆，路上给他们详细说了说自己的经历，当然，隐去了一些事实，比如菊妹的事，我觉得这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为好，知道了不一定怎么想我呢。县城没出过什么名人，只有一位搞编年史的明代史学家汪顺之有点名气，他的故居在江边大道上，几年前倾塌得差不多了，县博物馆就建在汪的故居之上，旧居只保留了一个三十来平米的庭院，庭中的枇杷树倒是高大。如果不是本地人，很少有人知道汪顺之的名字。博物馆里灯光昏暗，陈列也不多，东晋的陶罐、唐代的破碗一直到清代妇人的银簪子，除了几幅文人互相酬和的书画，其他全是民间的日用之物，县城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并不多，自古寒酸。我们只花了一刻钟就看完了博物馆，又一起吃午饭，杨爸爸叮嘱我一些后续的事情，搭乘下午的火车离开。
之后我默不作声地准备转学和换籍的事情，除了几位学校老师，也没有和周围任何人提起此事，担心事情最后不成，一场空梦，说出去惹人笑话。
县中里人人都是苦熬，所以才滋生出堪称残酷的竞争，靠着他人的恩赏逃离困境，从这种竞争中脱离，走一条捷径，任谁也要问一句“凭什么”，但人人都想走捷径，如果捷径能够走通，为什么要在这乌泱泱的人坑里向上攀。人们捕风捉影，特别喜欢听别人走通了捷径的故事，又满怀嫉妒，埋怨走捷径的不是自己。
那时候，我更像一个幸运的窃贼，偷到了不属于自己的珍宝，害怕他人觊觎。一大桩秘密放在心里，比平常更加小心。杨爸爸委托了当地律师帮我处理领养手续的事务，学校的事情还是我自己在跟进，我找校长开转学证明，又拿着学籍去教育局申请，这些事情烦琐，流程复杂，延宕又久，需要不断和大人打交道，大人们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和事迹，对我充满了兴致，问东问西，一旦我语塞脸红，他们就得逞一般哄堂大笑，顺手在文件上盖下一个章。
前前后后折腾了两个月，我才成为杨克森法律上的兄弟，杨爸爸和杜妈妈法律上的儿子，杨爸爸也办好了斯城一所私立中学的入学，只要我准备好，随时可以入学。作为回报，电视台和我商议，将得来的所有捐款交给杨爸爸和杜妈妈处置，那笔钱一秒钟都未曾在我手中停留，就交到了他们的手中。我离开的消息还是逐渐流传出去了，我从一些同学的眼神中捕捉到了嫉恨和羡慕，但谁也没有戳破，也没有人来询问我。
越近诀别，心里反倒犹豫，反复问自己，真的选对了吗？真的要离开吗？真的值得吗？竟然要完全放弃掉自己的生活，我有强烈的直觉：自己再也不会回到燕子窠和歧流镇，甚至可能再也不会回县城，我将痛失自己的过去，只留下若有若无的记忆——唯有我可以确认的记忆。壁虎断尾，再长出来的尾巴会变得细小畸形，人不也是这样，没有了父母，失去了家乡，没有了归依，是不是残缺。我眼前闪现过自己在燕子窠和歧流镇度过的十四年生涯，有无数令人眷恋的时刻，这些时刻有的与国胜、菊妹有关，有的只有我自己，有的空无一人，我的血肉是在燕子窠长成的，如今要挪向它处。我厌恶燕子窠的闭塞和一成不变，总是想要逃开，去远处，去中心，但我也得到过只有它才能给予的抚慰，无论我去到哪里，想起燕子窠，心中先拂过一阵带着山野香气的清风，而后才是它的种种不足。
没和任何人告别，也无人给我送别，在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我拎着行李，从县中宿舍走了出来，坐着三轮车去火车站，一直闷闭在学校里，我对这座小城市仍然感到陌生。大白日天，陈旧脏污的街道和纷纷扬扬无人拾掇的垃圾袒露得格外明显，街上没有几个人，更没有我认识的人，烈日把一切照得发白，地面热得烫脚，蝉音冲刷耳膜。
杜妈妈提前打过电话来，让我一个人路上小心，他们一家人会在斯城火车站等我。
我坐过两次火车，走入车厢仍然感到巨大的陌生和不适，味道混杂，过度拥挤，旅人不自觉显露出旅途的焦灼和疲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扭头看窗外的风景。稻田已然是金黄色，丘陵绿得发黑，凌乱的屋舍，池塘、河流，以及极远处一道影影绰绰的山脉，可以说是秀美绮丽，又有些单调，没有什么起伏。三个小时后，火车钻过一条长长的隧道，从隧道出来后是多山的地貌，山势巍峨起来，远处一片被云雾笼罩的山顶，山势走尽，又是一片平原。车厢里，乘务员推着装盒饭的小车吆喝着走过，天黑了，窗外一团乌，除去车厢灯光偶尔照在树木上的反光，什么也看不见。到处是泡面扑鼻的味道，我不饿，爬到自己的铺位上，竟在周围的嘈杂声中很快入睡。第二天清晨，我醒过来，透过窗户向外看，是一脉平川，一条大河。我已经远离家乡，来到新的地方。
距离上一次来斯城，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快回来。上一次来时，我像一只刚出栏的鸡雏，瞎走瞎看，时间还短，除了差异给我带来的震撼和落差之外，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次是要长久待下来了，我可以细细感受其中的不同。火车即将入站，铁路两边的建筑逐渐稠密高大，我并不感觉到激动和紧张，却一直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怦怦的，远山擂鼓般的音点。跟着人群走出站，出口处站了我熟悉又陌生的三个人，杨爸爸、杜妈妈，以及杨克森，他比上次见面长高了许多，完全变了一个人，瘦得竹竿子一样，上衣裤子到鞋子全是白色，站在人群里像一面旗帜。杜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杨爸爸穿着蓝色的Polo衫。红白蓝，多么鲜艳漂亮的一家人。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兴奋和期待，也夹杂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三双眼睛亮亮地看向我。
杜妈妈伸开了双臂，说：“Bienvenue mon fils.”
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大约是欢迎的话，新生的标志，明确的节点，我心狂跳起来，迈开步子，朝他们走过去。
10
我和杨克森一家人一共一起生活了三年，如何形容那三年呢，就像是穿着一双漂亮的新鞋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但鞋子里面有沙粒，沙粒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尴尬和龃龉的存在：我是闯入者，我本不应该和他们同桌吃饭，我受他们恩赏才得以栖身。
初到斯城，这个家庭似乎没有任何阵痛地接纳了我。他们在杨克森的房间安置了一张窄床，与杨克森的并列，我被安排就读于一所新建的私立中学，那的学费比斯城五中还要贵。我参加周六的家庭日，和他们去外面餐厅吃饭，一起看电影。我称杜丽为“妈妈”，称杨爵为“爸爸”。随后，我更掉了自己的姓名，仅仅是更掉了姓名，就足以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为此感到不安，感觉自己背叛了什么。
下火车的第二天，杜丽和杨爵为我办了一场接风宴。一开始以为只是简单地吃一顿饭，到饭店才知道，整整一大桌客人，足有二十位宾客，全是亲戚朋友。饭吃到一半，杜丽站起身，宾客们停杯住箸，认真听她说什么。她从《遥远的生活》节目讲起，讲我和他们一家人奇特的缘分，世界上没有几个陌生人之间能建立起这样的感情。在她的讲述中，我遭遇不幸，他们适时出现，像救世主一样把我从可怜可悲中解救出来，如果不是他们，凭我自己，或许就此沉沦人海，这辈子也很难从那个小地方跳脱。她讲得很动情，数度哽咽。说的明明是事实，但我还是感到如坐针毡，宾客们的目光不仅聚焦到杜妈妈，偶尔也扫到我身上。
“我有了一个新的儿子。”她骄傲地说，大家鼓起掌来。
我配合她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她把我带到每一个宾客的面前，向他们介绍我，也向我介绍他们。我记不住这些人的名字，只大概知道他们都是很体面的人，大学老师、律师、官员，或是生意做得不错的商人，这些人只会存在于斯城这样的城市中，在燕子窠、歧流镇和县城，都不大可能见到这样的人物。宾客们向我投来怜惜又意味深长的目光——我还是没有习惯被人注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也很明白，这顿饭的主题虽然是我，但主角不是我，大人们在意的也不是我，我只负责提供谈资。
接风宴之后，每次我们一起外出遇到熟人，或是家里来客人，杜丽都会用一种夸张得近乎卡通的口吻介绍我：“瞧瞧，这是我的二儿子！”她越是这么卖力地介绍，那些人越是清楚我和她没有什么关系，气氛越是怪异。我尽量配合她，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她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那么介绍杨克森，“瞧瞧，这是我的大儿子！”因为那只是无须再言且毋庸置疑的事实。
大约是在我来斯城之后一个星期后，《群声》的朱导来看望过我——准确来说不是看望，而是洽谈事宜。我只和她通过电话，并未见过本人。她身材高挑，穿着一件红色的衬衫，颧骨向外扩张，六边形的脸，嘴角微微向下抿，和她扁平冷漠的声音出奇一致，我想象中的她就是那副模样。她对我点了点头，之后和杜丽谈了一个多小时。朱导说，有个尚未成形的想法，她想继续跟踪拍摄我，时间跨度可以拉长，几个月甚至几年，辑成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一定会很有意思。其实她对做电视节目的编导一点兴趣也没有，她本人是学导演出身，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做一部自己的纪录片，十几年来未能实现，她会去向台里争取项目，如果电视台不允许，她就去外面找人投资，如果找不到投资，她就自己花钱。她说她是言出必行的人，只要她想做一件事情，那就一定能做成。
杜丽并没有询问我的意见，立刻答应下来。她笑着附和，说：“这次多拍拍我们和这孩子的相处吧。”从始至终，我都坐在旁边，没有说话。我对继续暴露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失去兴趣，毋宁说是抵触，想到黑黢黢的镜头会继续对准我，像幽灵一样追踪着我，我的皮肤竟然开始发痒。拍纪录片的事情似乎已经确定，接下来两个星期，朱导和杜丽频繁地通电话，电话一打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候也发生一些小的争执，大抵是关于主题到底应该是一个人的成长，还是更加复杂的家庭关系。那段时间，杜妈妈对我尤为热忱，热情得有点过头，目光无时无刻不落在我的身上，喜爱溢于言表。她白天很忙，夜里还是会抽出半小时来和我聊天，嘘寒问暖，她说怕我不适应城市生活，怕我思念家乡，怕我感到寂寞，怕我走不出过去的阴影。她鼓励我，要向前看，要我把她当成我真正的母亲。我对这份盛情感到无力招架，不知怎么应付。她越是热情，我越是清楚地感受到一种俯就和牵强，我们之间的感情绝对没有深厚到那种程度。
两周之后，朱导电话告知，电视台并没有通过纪录片的项目，她决定自己拿出精力和时间来跟拍，不过那样资金上就很捉襟见肘了，她需要花点时间来筹钱，她让我们等一等。一等就是三个月，其间朱导都没有再出现，也没有再主动打过电话，都是杜丽打电话给她，询问纪录片拍摄筹款的事情，几次推诿之后，每个人的热乎劲儿降下来凉了，大家好像明白了那个纪录片不会开拍，朱导不会再出现，口头承诺作废。怀有最大期待的杜妈妈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失落，她只是偶尔在饭桌上抱怨了几句：“这些人的话真是信不得。”
确信纪录片不会拍摄之后，杜妈妈对我的态度却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并不是说她对我就不好了，而是热情突然消退，夜里的谈话自然是没有了，她和我说话的语气也平淡下去。有一天早上，我们在客厅相遇，她手上端着一杯牛奶，就那么从我的身边擦过去，根本没有看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无意的，后来同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我和杨克森同时出现，她只和杨克森说话，好像我只是一团无色无味的空气。我意识到，她在冲我发脾气。不过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也只持续了几天，很快又变得客客气气。她是个好人，不会一直对着一个孩子抛洒怨怼，后来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近似一个寄养的亲戚家的小孩，什么也不短，什么也不够。
杜妈妈是个虚荣的女人。这倒不是我的评价，而是在一次家庭纷争中，杨爵脱口而出的话。他对杜丽想拍的那个纪录片意见很大，和她大吵起来。“你太虚荣了，根本不考虑我和森森。那么喜欢被人看来看去，应该去当电影明星。”他阴阳怪气地说，随即摔门而去。杜妈妈在客厅沙发上一个人坐了很久，我和杨克森当时都在家里，目睹一切，一言不发。后来我想，确实，大约没有任何一个词语能比“虚荣”更能概括杜妈妈其人。
杜丽在1993年写过一本书，说是书，其实只是一本薄薄的册子，书里记述了一段迄今为止她最重要的人生经历。那本书卖了几十万册，而她本人曾经也名声大噪。九一年她研究生毕业，进入外文局翻译院，因为精通英语和法语，被借到法国领事馆做实习翻译，本来只是翻译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偶然的际遇，做了某位大人物的私人翻译，后来又作为随从去了联合国，参与了一次重要的谈判，在电视里露了脸。她那时候青春而美丽，一头利落的黑色短发，穿着黑色西装，系夸张艳丽的红色领巾，坐在大人物的身边，仅是惊鸿一瞥，就被人深深记住。接下来几个月里，她的名字和照片在各个报纸频繁出现，人们称她为“最美翻译官”，风头出尽。次年，她趁热打铁出版了自传，详细讲了她是如何靠着个人努力，从一无所知的诸暨乡下女孩成为翻译官的过程。书名《骄阳》。《骄阳》一直摆在客厅最醒目的位置，封面上一个凹凸有致的女人剪影，薄薄一本，看着像地摊黄色小说。和这本书摆在一起的是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她挽着大人物，小心翼翼地笑。
《骄阳》我读过好几遍，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对杜妈妈崇拜到五体投地，佩服她一个年轻女孩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成那么大的事情，能结识那样的人，真是了不起。第二次再读，却有另一番感受。她写到她和另一个同学一起被使馆借去做翻译，每天对着那些枯燥无聊的官方文件令她倍感痛苦，又不得不做，她讨厌做幕后工作，觉得翻译是无聊且不见天日的苦差，一度想要下海从商。当时她的同学中已经有人放弃公职做生意，她母亲也是个商人，下海顺理成章，不过那时候整个社会对于“投机倒把”的偏见还没扭转过来，翻译院的工作远比从商体面，老家很多人羡慕她，她也不想丢了体面，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了一年。直至她被指定为大人物的随行翻译，见到她的时候，大人物夸赞她年轻有为，夸赞她漂亮，她跟在他的身后，见到了另一些大人物，他们和她握手，亲切地称呼她为“小杜”，她紧紧挨在大人物的旁边，小心地传递话语。大人物那么需要她，离了她就一个字也听不懂了，每次向她微微偏过头来，认真听她嘴里吐出的每个字，她才感觉到自己工作的体面和荣光。
她在书里面写到自己在明亮开阔的会堂里，“要知道这个场合里来的都是些什么人，本来微不足道的我被放到和他们近乎一样的位置，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很重要，必须谨慎地选择、精准地传达。我虽然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毕竟经验不足，害怕犯错，有时候甚至脑中一片空白，但是只要一看到下面乌压压的人，看到记者同志们举起的相机，我浑身像通了电一样，充满力气，口译也变得更加流利。这是我一项特殊的能力，只要进入到人多或者正式的场合，站在舞台的中央，我的表现一定会比我预想的更加优秀。我在日常生活中也训练自己，想象其他人正在关注着我，时刻高标准高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好。”
她后来随团去了联合国，作为翻译的一员，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在书中，她是一个万人迷，在联合国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有两个男人为她倾倒，其中一个美国的土生华人甚至向她求了婚。她又认为文化不同立场不同，做不了恋人，拒绝了他们的求爱，带着遗憾回到了国内。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那她的魅力真的无可阻挡，但这个故事后来看来，更有可能是她编造和臆想出来的。
不过杜丽在1993年离开了翻译院，不是辞职，而是被辞退，转而去做了大学老师。当年她被人哄骗着写了《骄阳》，只拿了一笔一百元的稿费，书虽然大卖，收入却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之后她结婚生子就此沉寂，翻译过几本书，每本书都会带一篇译后记，译后记里一定会记一笔她当时给大人物做随行翻译的历史，她毫无避讳地说，自己怀念那时的荣光，和大人物共处的几天，只要回想起来，身体都会禁不住轻微发抖。她猜测，正因她太过出众，以至喧宾夺主，所以这条路才被切断。哪怕日后获得了许多成就，但她看来，也没有一项可比那项，如果可以，她希望时间停留在那几天。她喜欢荣誉，喜欢万众瞩目，喜欢被人羡慕。
我的养母是个自我要求严格的人，无论坐着还是站着，身形都非常板正，背挺得笔直，优雅却也僵硬，她每天遵循着一套早睡早起的作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瘦削的身材，读书锻炼工作，章法井然。她对自我的要求外溢，辐射了整个家庭，所以也看不得别人懈怠。我很快就发现了，在这个家里她掌控全局，说一不二。家里的事，大到认养一个儿子，小到晚餐吃什么，都是她做决定，其他人只能服从。她在学校事务之外，又与人合伙开了一个翻译公司，接一些商务翻译的工作，不仅要忙学校的事情、翻译公司的事务，也操持家里几口人的生活，人像陀螺一样飞起来，保持高速运转，我们也被她的旋风带动起来。她能干而劳碌，精力旺盛，几乎不休息，但很少显露疲惫，任何时候见到她，她都神采奕奕，与之相对的是杨爵和杨克森随时随地流露出的漫不经心。这个家是靠女人撑起来的。
我刚到斯城的前两个月，杜丽一直致力于纠正我的一些行为习惯，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和时间，就像把一根曲木扳直那么费劲，不仅她累，我在过程中同样备受煎熬。我说话有中部口音，平翘舌和前后鼻音不分，有不恰当的重音和尾音，语速慢；紧张的时候咬指甲，走路脚掌外翻，驼背；头发发黄，皮肤粗糙；拿筷子的方式不对，吃饭的时候吧唧嘴；表情呆滞，经常叹气。这些都是她找出的问题，需要逐一订正。有些行为完全是下意识，比如驼背和叹气，她不指出来，我根本意识不到，有些则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导致，而有些，只是过去的印记。在县城、歧流镇和燕子窠，到处是歪瓜裂枣样的人，驼背和脚掌外翻不能称之为毛病，皮肤粗黑又算什么，没有人在意。只要在一起，杜丽就会对我百般挑剔，时时发出提醒，“不要叹气”“别咬指甲”“把背扳直”。她带我去医院看皮肤科医生，开出一堆药膏，要把我脸上一些细小痤疮抹平。所有的毛病里，她对口音最为介意，每次我说错，她一定会郑重地纠正我，搞得我在她面前说句话都要犹豫半天，生怕出错。种种挑剔，大大挫伤了我本已微薄的自尊心。在她面前，很难放松，必须自我警醒，畏畏缩缩。她当然不会厉声责怪，我也害怕让她失望，但身体内部似乎充斥一股阻力，对她的改造不屑一顾，所以屡教不改，为什么就是改不掉，我也暗自懊悔。
她说她是为我好，现在我是她的儿子了，不再是什么窠什么镇来的野小子，绝对不可以再像以前那么“粗俗”。“粗俗”这个词挫伤我的自尊，但我明白她的意思，也理解她的好心，口音和语言是马脚，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出身，她想把我变成他们阵营的人，变成她真正的儿子——我很奇怪她竟然真的有这个意愿，我以为她对我并没有那么在意。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她只是无法忍受，眼前有一个行为举止和他们那么格格不入的人，就像屋子里有一个完全不符合品位的家具，要么改造它，要么扔掉它。
我带了一些行李过来，里面有衣服、几本书，还有国胜和菊妹的两件物品——一根骨笛和一枚银戒指，本想留着做个念想。但杜丽不让那些行李进门，她说那些衣服上有股苦咸味，又或许有虫卵，必须留在门外。我想留着那几本书，尤其是《德伯家的苔丝》，它对我有纪念意义，杜妈妈说，这本书家里有好几个版本，不必留了。我只能取出短笛和银戒指，其他东西全部丢掉。
我怕短笛和银戒指拿来带去地弄丢了，干脆放进书架底层的抽屉，我观察过，里面放的东西主要是一些无用的杂物，比如用剩的螺丝、图钉和胶带，他们很少会打开那几个抽屉。两个星期之后，我打开抽屉，却没看到骨笛和银戒指，担心自己记错了放东西的位置，把那几个抽屉翻来覆去找了很多遍，但它们就是消失了。有人拿走了它们。晚饭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地问起此事。
我说：“我放在抽屉里的两个东西不见了。”
杨爸爸问：“什么东西？”
我说：“一个短笛和一枚银戒指。你们有人看见吗？”
杨克森问：“大概什么样子？吃完饭我们一起帮你找。”
我描述起来：“笛子大概这么长，银戒指……”
杜妈妈说：“没有。”她口气斩截，我立刻知道是她拿走了它们，但她不会承认，“以后东西不要乱放，你再找找吧。”
第二天，我醒过来，在原来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两样东西，拿走它们的人，又好心地把它们还了回来。我拾起它们来端详，笛子上一道长长的黑色裂纹贯穿，再不能吹出响声，银戒指上的錾花已经磨花，看不出原本的花样。两样东西就像土里刚刨挖出来的垃圾，与这个家格格不入，只是两样来自过去的印记，泛着土腥，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用处，也无美感。我把它们拿到厨房，丢进了垃圾桶，和残羹冷炙堆在一起。晚上，躺在床上，我意识到自己从燕子窠带来的一切都已失落，从此我再没有来自过去的寄托。过去并没有什么好的，抛弃也并不可惜，我就是为了丢掉过去才来到这里，但这样突然的告别让我感到失落，就像被什么东西粗暴地斩为两截，以前和现在，有着清晰的断口。
事后，杨爵过来安慰过我，帮我一起找过那两样东西，他并不知道骨笛和银戒指已经被我丢掉，不可能找到，但是我们找出了其他遗忘之物——放在顶层橱柜里的一大篓子儿童益智玩具、两本杨克森小时候的相片集。我们一起翻看了那两本相片集，每一本集子里至少夹了两百张照片，照片旁边有钢笔标注的日期和拍照地点。从出生到十岁，杨克森成长的一点一滴全被记录下来了，从红皮婴儿，到十岁早熟的男孩，中间没有中断过。每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小的锚点，把他的过往连缀起来，变成一条连贯的河流。每一年生日，每一次新体验，春、夏、秋、冬，家、公园、学校、动物园，欢笑或是哭泣，尴尬或是得意，都被记录下来，似乎他过往的每个瞬间都值得被铭记。照片好像能够增加一个人生于世的重量，一个人的照片越多，他越重要，过去越不容易失掉。有这么多照片的杨克森，就像一个需要被人记住的伟人。
我看到一张杨克森和老虎的合影，真老虎，他把手搭在老虎的额头上，脸朝着镜头嗷嗷大哭，照片一侧用钢笔楷书写着：“1997年5月7日摄于动物园”。还有一张，杨克森冬季湖面上溜冰，摔得四仰八叉，旁边的小字上写着：“1998年元旦摄于北京颐和园”。我试图在心里调出同一天的记忆，1997年5月7日和1998年元旦，我在做什么呢？一点也想不起来，全忘了，一点影子也没留。令人发笑的照片有很多张，杨爵偶尔会拈起某张照片，给我讲当时发生的事，那些事情本也没什么滋味，经他讲述，再加上照片，登时妙趣横生。他突然想起什么，起身去卧室里拿了个东西放到我的手上。一台旧照相机，有些压手，虽然经年不用了，机身上的金属光泽并没有完全褪去，镜头透着锐光。我端详它，不敢乱拨按钮，怕弄坏。
杨爸爸说：“以前我每年要用掉五十卷胶卷，一卷胶卷可以拍三十五张，你自己算一下，一年我要拍多少张照片。”
一千七百张，我在心里算出来，然后咂了一下舌，说：“只拍家人吗？”
“只拍杨克森。”
“现在为什么不拍了？”
他笑着说：“小孩长大以后变无趣了，渐渐不拍了，这几年也比较忙。现在已经流行数码相机了，胶片相机很快会消失。”
我说：“我没有照片。”
他感到吃惊：“一张也没有吗？”
“相机在我们那里一直是稀罕物，只有照相馆有。小学毕业照或许算，但那是大合影，又被我弄丢了。个人照，我没有，我的父母也没有。”我想了想，补充了一句，“一张也没有。”
杨爵拿起相机，说：“来，我给你拍一张。”他摁下快门，让我坐在沙发上，我不知道该摆什么姿势，干脆端坐着直面镜头，然后听到一声非常轻微沉闷的“啪”的声音，好像机器里有什么东西断掉了。
杨爵摸了摸相机，抱歉地说：“哎呀，没有胶卷了，只能下次再拍。”他放下相机，说还有工作要忙，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我知道他很快会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不会再想起。杨爵和杜丽不一样，无意和我建立更深的联系，反正我不会在这个家里久留，他只要尽到应尽的义务就好，我也只要尽到我的义务，不给他们添麻烦。正因为这层无须戳破的思量，我和杨爵的关系反倒最自然。他对我没有过多的关注，也没有多余的期待，不会急于纠正，就像是对待资质平庸的学生。
杨爵比杜丽更喜欢待在学校，或许也更喜欢教学，三不五时邀请不同的学生们来家里聊天。有时候他会邀请我和杨克森加入，杨克森一般会直接拒绝，我却不能拒绝，硬着头皮也坐过去，以养子的身份听他们高谈阔论，一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脱身。在客厅里，学生们围坐在他的身边，不着边际地聊些时政、未来畅想，时而低语，时而发出轰鸣般的笑声，而杨教授就坐在他们的中间，眯起眼睛，脸上露出慈爱而莫测的微笑。他虽然说得不多，但是掌控着谈话的方向，如果话题过火，他会及时刹车，或者谁说得太多了，他就不动声色地叫那人闭嘴。学生如果有什么生活、学业，乃至感情上的困扰，他都很热心点拨，为他们解答疑惑，如果学生们生活上碰到困难，他也会施以援手。学生们爱戴他，也跟随他，他在学校威望很高，一呼百应，名声远远盖过杜丽。他待在学校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在家的时间，家里大部分事情都不负责任地甩给了自己的妻子，如果仔细计算，三年里，我和他真正相处的时间很少，少到并不可能真正互相了解。
我第一次见到杨爵时，他就梳着背头，头发油光可鉴，两鬓花白，脸刮得干干净净，衬衫仔细地扎进裤腰里，已经是个威严而温和的中年人。后来他一直维持着这个形象，十几年间没有什么变化。但我在家里的照片里看过他更年轻时候的样子。二十岁左右时他四肢瘦长，留着半长不长的卷发，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俨然一个叛逆的街头青年，八十年代他就已经在欧洲留学了，是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他在欧陆四处旅行，留下过不少桀骜不驯的照片。据说他以前是颇喜欢音乐的，给报纸写过几年古典音乐的专栏，也投身过摄影，不过后来全都不了了之，全心全意地做他的大学老师了。从那时的样子，到后来的样子，究竟因什么而转变，我不得而知。
而杨克森，我名义上和法律上的哥哥，我们重逢之时，他已经被斯城科大少年班提前录取，只等新学期开学便去读大学。他被证实是一个禀赋异常的人，这让我敬畏，总觉得再跟他说小时候的事情，会让自己显得很蠢。一开始，我以为杨克森会介意我的到来，因为我夺走了一些养父母对他的关注，侵犯了他的领地，面对他我尽量小心翼翼，但我很快发现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也完全不把我当对手。他变得比以前骄傲了，只是聪明人特有的骄傲，并不盛气凌人，在房间里，他大大方方地划了一块地方给我，我自觉地遵循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对杨克森的态度甚至有些谄媚，我们相处得不错，虽然算不上亲密无间，但也没有过一次争吵。
只有走入其中，才能发现这个家庭死气沉沉，貌合神离，人和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缝隙。我一直没有真正地融入这个家庭，但找了自己的容身之处：我是流体，在孔隙之间流动，我也隐身，只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还是一只静默的甲虫，附着在墙壁上，不动声色地观察。
坦白来说，除去一些小小的硌硬——有朝一日，应该也能忽略——斯城的生活我是很喜欢的，尤其是每周六的family date。这个family date是杜丽专门为杨克森设立的，为的是把每天神游天外的儿子拉回地面。进入青春期后，杨克森表现得越来越孤僻，在家的时间基本待在自己的密室中，上网，或者捣鼓他的那些实验，但是他还是会遵从杜妈妈的意愿，周六下午，不情愿地和家人聚在一起，磋磨掉好几个小时。
当日下午一家人必不可以有别的安排，要一起看场电影，晚上出去吃一顿饭。这些对我是新奇的体验，我此前不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用仪式固定下来。我喜欢跟他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我们总是去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家庭餐厅，餐厅装点得异域风情，墙壁上一边挂满了花花绿绿的盘子，另一边则镶嵌了整面的镜子，桌椅也是专门从意大利空运过来的，我在那里真正学会了用刀叉，不会再有让食物飞出餐盘的囧态。餐厅的主人是一对早年来中国做生意的意大利夫妻，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杜丽和杨爵会对他们说意大利语，用意大利语熟练地点菜。这个画面常常让我感到惊愕，继而生出梦幻之感，仿佛眼前一切是一击即碎的假象。就在一个月前，我还在苦挨日子，现在却成了教授们的儿子，和他们坐在一家外国人开的餐厅里安静地等待晚饭上桌。
我也很喜欢晚饭之后的环节，看电影，杨爵选片子，一般是英美的老片子，音像店租来的影碟，《音乐之声》《西雅图夜未眠》《电子情书》什么的，杜丽郑重地取出她在伦敦买回来的茶杯茶壶，在茶几上排布好阵列，一家人坐在沙发里，一边喝茶一边观影，男女接吻亲热的镜头他们也不避讳，杨爵说，这些都是爱的教育，人不应该忌讳爱。在此之前，我只完整地看过一场电影，县里面搞文艺下乡，在歧流镇中心放过一次露天电影，放的是《追捕》，具体内容已经遗忘，只记得有男人和女人抱在一起骑马的镜头，那些人，乡下人，眼睛看得冒火。两个小时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心被电影中的人物命运紧紧攫住，已经硬化的部分也会重新变得柔软，跟着故事里的人同喜同悲，电影结束，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结局是好是坏，我总是会感到微微的遗憾。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我想不出来。
来斯城三天之后，我就在养父母的陪同下去新学校报到。那个私立学校在北部郊区，分初中部和高中部，高中部专门为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又追求教学质量的学生而准备，学费不便宜。学校新建不久，一应设施崭新，新的教学楼、实验楼、体育馆，新浇筑的塑胶跑道，宽敞的宿舍楼，每间宿舍十五平米，有独立卫生间，只住两个人。
我在县中时住的也是宿舍，一间宿舍住八个人，夏天没有风扇，冬天没有热水，因为要早睡晚起，大家没有时间洗澡，为了节约时间，大家总是穿着外套睡觉，八个青春期的男生很快把宿舍变成了又脏又臭的巢穴，巢穴里长出跳蚤和臭虫，对比之下，新学校的宿舍太过豪华和奢侈了，好到我觉得自己并不配住在那里。
在寄宿学校度过的第一个月非常难熬。全方位的难熬。倒不完全是陌生环境带来的生疏和隔阂，这些我早已习惯，难熬的地方在于这个学校是一所真正的实验学校，奉行松散自由的教育方式。初中下午四点放学，高一高二的学生不用上晚自习，高三的学生也只需要在最后三个月上晚自习。我就读后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个学校大多数学生的家境比斯城五中的还要优越，除了升学之外，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会选择出国留学，为此学校每个年级有两个国际班，国际班的学生除去语文课之外，全英语授课，当然这个班的学费也是另外的价格。学校除了门口竖着“信德广义”的校训，也没有四处招贴的鞭子般的冷硬标语，老师们会对着学生们微笑，一切都如同新浇筑的彩虹塑胶跑道一样温柔和煦。
县中会把学生所有的时间都拿走，那样我们可以不用有任何多余的想法，也不用生喜怒哀乐，只要成为目的单纯、不会走岔路的人，只有一个目标，一切行为只为这个目标，人生也变得单一，换言之，纯粹，省去摇摆不定的麻烦。从初中开始，县中的人已经开始紧迫地追赶进度，不仅要跟别人赛跑，还要跟无形的时间赛跑；到了高中，变本加厉，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三年的内容，用剩下的一年半翻来覆去地复习，在无数次复习的过程中，所有能称之为新知的事物都会变成馊臭的隔夜饭，难以下咽却不得不咽。早上睁开眼睛，就被紧迫感催逼着起床，然后想象无数个散落全省各地的竞争对手，人有数十万之众，但船只有一艘，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挤不上船。每天早晨被紧迫感唤醒，晚上又带着紧迫感入睡，紧迫感变成身体记忆，精神和肉体都无法剔除的一部分。我特别喜欢县中每个月的放榜日，人被一种明确的标准排好序列，上升或下降，悲喜只有这一个原因，其他事物都无法带来这种沉重的活着的感觉。
县中的强度和难度和这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相比之下，新学校太散漫了，散漫得令人无所适从。
新学校没有晚课，四点放学之后，时间都是自己的，大把的空余时间如同恩赐，也像空白，学校的老师组织了二三十个兴趣小组，天文地理文学自然无所不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参加，一个人最多可以加入两个小组。我的同学们都各有事情做，或什么也不做，但我就像是骤然从监狱放出来的囚徒，面对自由直接发蒙，在紧迫感的催化下，又觉得自己在挥霍时间，因此十分焦虑，总想着做点什么填满时间，又不知做什么。教学楼十一点之后会上锁，图书馆也开到十一点钟，但这两个地方只有稀稀拉拉的人。这可是个寄宿学校，其他人都去哪里了，我感到困惑。夜间我一般在图书馆度过，做几张卷子，或是温习功课，课业相对简单，也没有什么可温习，我坐在那里，也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这就让我回想起以前，在县中的时候我们那么忙碌着急，大多数时候只是装模作样，拼尽全力装出一副用力的样子。
图书馆是整个学校最漂亮的建筑，近乎奢侈，有欧式长廊和彩色玻璃大吊灯，大厅里整齐摆放五百张用以自习和阅读的小桌子，但很少坐满——据说是模仿某所知名大学的图书馆。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之间见到过好几对接吻的情侣，其中甚至有我的同班同学，一开始颇感惊诧，后来见怪不怪。夜里九十点钟，一天应该结束，我无所事事，却总是心潮起伏，从宿舍楼偷偷跑出去，在校园里游荡。体育馆里总是灯火通明，时时去，时时有人在打球，他们发现我之后，招呼我和他们一起，我跑开了。长这么大，我还没有怎么摸过篮球，不只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统统没有碰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再没有全心全意地玩耍过，脑子里总是装满忧虑，任何时刻都不得轻松。
我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前年才从英国留学回来，派头和风度和别的老师完全不一样，梳大背头，喜穿衬衫和棕色皮鞋，嗓音低沉，英语发音优美，很难想象他只在英国待了一年，让人不禁好奇，英国的水土里是有什么脱胎换骨的魔药。
他对工作铆足了劲儿，也使一些花招，课前会读一小段诗，时常批评教材，动不动给我们发一些他认为可以做教材的短文，并要求我们全文背诵。他也叫我们每周排一出十几分钟的短剧，抽一节课给我们演出。他的课上总是闹哄哄的，气氛浓烈，女孩子对他怀有情愫，男孩子跟他称兄道弟。大家都为他着迷，我却觉得他很做作，装腔作势。
我让他感到头疼，因为我在县中学的完全是哑巴英语——这一点从未改善，能听能写能阅读，但一开口就叫他们笑掉大牙，所以我不说，也不参加他组织的任何活动。我躲在角落，像老鼠一样看着其他人热火朝天，无法融入。
来这个学校后不久，班主任和我有过一次长谈，他让我下学之后去他的办公室。
“我看过那个节目，在电视上见过你。”他给我倒了一杯水，“你能来这个学校读书，过程真是不可思议，你的运气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是吗？”我说，“我觉得我是个很倒霉的人。”
“这个学校很难进，不是有钱就可以，你的养父母托了关系才把你送进来，学校也对你放松了条件。两年前，你能想象自己会站在这里吗？”他说。
“我不知道。”
“你看起来总是很紧张，也不合群。”
他没说错，我把我的困扰告诉了他。我被在县中养成的紧迫感驱动着，感觉自己在这里是浪费时间，还有那个萦绕在脑中的幻象：无数蚂蚁沿着一条细细的白线向上攀缘，如果不前进就会被踩下去，跌入水漩，被急流冲走。
班主任耐心地听我说完，脸上露出嘲弄的表情，他说：“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现在的处境，和以前相比，已经完全变了。这里的规则和县中的不一样，就算是你想考斯大，难度也比以前小很多，换句话说，你从一条遍布荆棘的赛道来到一条更加平坦开阔的赛道，这里以前是别人的赛道，现在也是你的。”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确定，我仍然觉得自己只是窃据，并不拥有，且不配拥有，随时可能失去。
“我老家在湖南沅陵，你听过那个地方吗？”
“没有。”
“也是一座很小的城市，我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又出了国，父母是下岗的纺织工人，四处借钱供我读书，我自费留学，为此父母几乎卖掉一切，我历经你说的向上攀缘的全过程，明白你的感受。”他说，“很多人会告诉你，磋磨是有益的，你从小也会背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像磨难对一个人的长成来说十分必要，但不是的，那些东西除了损害你没有任何益处。被摧残就是被摧残，没有什么背后的用意和道理。那些磋磨造成的损害，以后必定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来修补和复原。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是真的幸运，来到了斯城，来到这个学校，你和你县中的同学已经不在一条起跑线上，跑道上的风阻也不一样。有一句古话，‘飘茵落溷’，说的是人生下来像是同开一树的花朵，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草席上，有的落在臭水沟里。你抬起眼睛，看看四周，看看别人，再看看自己，你还不明白吗？”
“明白了。”我说。
“学着心安理得吧。”
他指示我喝完杯子里的水，让我走出去。
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我才真正回过神来，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但这样的变化和我本人几乎没有关系，仅仅因为有人向我伸出了手，轻轻地弹拨了一下我，让我从县城来到斯城，然后我从一个溺水之人，摇身一变，变成了可以站在岸上指指点点的人。我慢慢卸掉那股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的紧迫感，不再有追赶时间的力竭之感，只保留一丁点，不让心里的弦完全松掉。
以前我经常觉得自己枯瘪，身体除了空空的皮囊，里面的一切汁水都被压榨干净，感受总是很稀薄，没有什么情绪，现在它们又慢慢地复苏了。每周五，我独自乘坐公交车回家。从北郊回城中的公交路线会经过一片蓊郁的山林，山林中羽杉众多，树上又寄生着各种灌木，绿意深深浅浅，穿出山林再沿湖行驶数公里，穿过高楼密集的城中心，一路风景宜人。我很喜欢这条路线，行经时感觉自己置身其中，而非隔绝在外，我对斯城多了许多亲近。从新学校平移到新家，再从新家平移回新学校，对我而言，其中并没有落差或是困顿，只是从一种好生活进入另一种好生活，这已是真实。
11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穿杨克森的旧衣服，说是旧衣，其实也有九成新，和新衣服差不多，他身高蹿得太快，一件衣服没穿几次就不合身，丢了又怪可惜的，杜妈妈就给我穿了。十五岁那年，他已经长到一米八，长手长脚，比我高了近一个头。我不是那么讲究穿着的人，何况他的任意一件衣服，都比我以前的衣服好，只是那些衣服对我而言太宽大，把我裹在里面，显得人窝窝囊囊。跟身高一起长开的还有他的五官，眼大而眉浓，鼻梁高挺，又从杜丽那里继承来两瓣薄而锐的嘴唇，他走到街上，频频有人回头看他，难怪当年就有人想找他拍电影。可想而知，和这样的人站在一起，我多么像一个拙劣的拷贝。
杜丽读过许多儿童教育的书，在国外时，她一大爱好就是收集儿童教育的理论书，带回国内，不过她并不翻译这些书，只是阅读，并孜孜不倦地在杨克森身上实施。她好像一直处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忧虑之中，担心杨克森以后变成了不健全的科学怪人：只会扎在实验室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所以她想法设法地把杨克森从家里扔出去，扔到这个夏令营那个冬令营，叫他到人群中去，或是荒郊野外去，去见见世面，吃吃苦头。她也怕他体格孱弱，长势停顿，所以每天督促他喝牛奶、跳绳、跑步。她又怕他过度沉溺学习变得无趣，所以给他安排各种短期兴趣班。她怕他太循规蹈矩，又怕他离经叛道，想要让他接受历练，又怕他真的被挫折。她似乎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给他铺设完美的人生。而杨克森确实按照她的期待长大了，不仅优异，而且相貌出众，一看就是精心培育的人，像那种养得特别细致的盆栽，每一片叶子都反照着绿油油的光，没有一片枯叶、一个虫眼，看一眼就生艳羡。有时候我看着他，心里也会涌起奇怪的怜爱，想着，竟有这么漂亮的人，而这种漂亮底下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空洞和脆弱。
对于母亲的安排，杨克森全盘接受，哪怕有些事情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有些地方他一点也不想去，他也会去，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听过一句怨言，他也很少在杜丽面前表露真实的想法，如同他的舌头已经失去了说“不”的能力。如果两个人在某件事情上产生了一点分歧，杜丽会条分缕析地分析起利弊，口气一点也不咄咄逼人，又不容置疑，她用这种方式，让人干脆地闭嘴。杨克森和杜丽的关系亲密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他们经常一起坐在沙发上，杨克森轻轻倒下去，把头枕在杜丽的膝盖上，杜丽不住地轻抚他的额头和头发，两个人咕哝说着小话。如果此时阳光穿过窗户，就会在他们的头顶搓出一团柔和的光晕。杜丽低下头去，亲吻杨克森的额头和鼻子。我好几次撞见过这个画面，奇怪的是我并不感觉到温情脉脉，反而会一阵肉麻。
杜丽说过，她最引以为傲的作品不是其他，而是杨克森，杨克森的成功就是她的成功。她已经着手在写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书，里面会详细记述她抚育杨克森的经历，她从国内外的教育理论中博采众长，杂糅成自己的一套，从胎教开始，到一到三岁的口欲期，到四到八岁的人格塑造期，一直到十六岁基本定型，每个阶段，都对应一套方法。她的野心是，读者看了那本书，只要按照那本书上的方法贯彻执行，都可以养出杨克森那样的孩子。她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讲过这本未完之书，当别人问起她的进度时，她又躲躲闪闪地说，在写了，只是时间问题，她需要字斟句酌。
杨克森对他母亲要把他写进书里这事儿已经麻了。他对我说，就算这本书真的写完了，他一页不会翻开。我将一切看在眼里，甚至觉得，杨克森的脑内世界其实是一种自保，他躲进小实验室，也是为了躲开母亲无孔不入的关注，求一小片自己的天。我的到来反倒帮他大忙，为他分担了一些“火力”。杜丽的注意力确实放了一部分到我身上，她一直想把我从一个粗制滥造的货色变成一个勉强合格的人。因为这一层，我很快变成了和杨克森同一阵营的伙伴。
在杜丽和杨爵面前，杨克森大体是个乖巧懂事的人，只是好，招人喜欢，但说不上有什么性格，但他也有不向父母显露的一面，就像是花盆里面的野草，无时无刻不在生长。我怀疑杜丽从来就不知道他的那一面，就算是看见了，她也不会相信。
有一次周五从学校回来，天已经黑了，正要上楼，我看见杨克森蹲在角落里，手里夹着一根烟。他也看见我，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我走过去，和他蹲在一起。我竟然不知道他抽烟，那时候太小，觉得只有在外混迹的小混混才手指夹烟充大人，杨克森是好学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会的抽烟。他很熟练地大啜了一口，吐出一大团烟雾，神色落寞地踩灭了烟，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花露水，往衣服上喷。
他对我说：“不要告诉我爸妈。”
“好的。”我说。我们一起上了楼，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
此事之后，他又向我展示了他的一些收藏，包括几本色情杂志，一大摞漫画书，他一直将它们藏在自己的小实验室里，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放在哪里。那些都是杜丽不允许我们看的东西——她没有明令禁止过，但我们就是知道她不会让看。色情杂志已经翻到卷边了，已经不知道被翻过多少次，打开的刹那，真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在此之前，女人的身体是无法解开的谜团，充斥着暧昧而不可深入的迷雾。他也给我展示了一个网站，链接跳转很久，网速奇慢无比，屏幕本来一直黑着，随着网页一点点加载出来，两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拖动鼠标向下滑网页，点开了一个视频。我们坐在一起，紧盯着屏幕，无言地从头看到尾。我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像两条蛇一样缠在一起，白花花的肉像浪一样翻涌，一切行为是湿润的污浊的热腾腾臭烘烘的。我有点眩晕，想吐，同时头脑中那团白雾突然被拨开，电影总是演到亲吻，那之后的事情，真正属于成人的事情却要从网站上才看得完全，我好像朝着成年人迈出了一大步。杨克森扭过头来，眨巴眼睛，用一种促狭的眼神看向我，他说：“现在，我们是共犯了。”
共犯一起撒过一些大小谎言。每周日下午我和杨克森获准在外面闲逛，我们一般对杜丽说是去书城看书，或是去哪里打球，实际上都是去电影院、音像店，偶尔也去电玩城，去这些地方需要钱，我们又一起编造各种理由向父母要钱。
电玩城里全是我们这样半大不大的少年，声浪能把耳膜震裂，墙上是五光十色的灯，游戏机整齐排列，屏幕上的光反照得人脸斑驳，空气中总是飘着一股香甜污浊和的烧煳味儿。以前镇上和县城也有游戏厅，几台旧游戏机往那儿一摆，周围十岁出头的孩子便像苍蝇一样叮过来。我不喜欢电玩城，太吵闹太嘈杂，光线驳杂，但杨克森喜欢骑极速摩托，每次去都要骑半个小时，我就在一旁陪着他。他把车速开到最大，在汽车洪流中闪躲腾挪，大部分时候他会抵达终点，偶尔会翻车。他说，自己赚钱以后，第一件事是给自己买一辆红色铃木摩托车，去新疆空旷无人的公路上骑上两个月。
“听起来很危险。”我说。
“死在那里也没有关系。”他说。不是开玩笑。
去斯科大报名之前，杜丽帮杨克森报了一个网球特训营，场地在离家两三公里的地方。一周三次，傍晚太阳落山，杨克森骑自行车去场地打球。周六我会陪他一起去，坐在场外的长椅上看他挥舞球拍。平常觉得他体格瘦弱，但等他舒展双臂，才能看清，他的肌肉结实紧密，动作协调优美，略略沉着腰在球场上左右移动的样子，像鹿或麂之类的动物，但他球打得极差，每每被比他年纪更小的孩子虐分。训练过程无趣，发球练习和挥拍练习重复千百次，但我能坐着一动不动地看上两个小时。等他训练结束，我骑着自行车载他回家。
有一次训练结束，杨克森在椅子上待了很久，头低低地沉着，一言不发。
我走近了，才听到他一直低低地念叨：“好累，好累，好累。”
我说：“累了就回家吧。”
“不想回家。”他又说，“也不想打网球。”他猛地站起来，用了十足的力气，把球拍摔在了地上。球拍摔烂了，他又上前踩了一脚，几百块的球拍立刻报废，变为无用的垃圾。
我们没有骑车回去，而是一路走回家，靠着步行一点点泄掉怒气。打网球是杜丽的主意，她自作主张地报了名，之后才对杨克森说出这项安排。其实她对网球也一无所知，只是之前去欧洲出差，受邀去看了几场网球比赛，她认定这是一项高雅的运动，她需要她的儿子会打网球，正好杨克森在入学前空出了一大块时间，她跑去最近的俱乐部为他报了名。只需要花一些钱和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得到一个会打网球的儿子，又很值得夸耀。“她就是这么想的。”杨克森连杜妈妈的心理也全部解读出来。
“不然告诉她你的想法吧。”我说。
“说不出口，就好像有人捂着我的嘴不让我说。”他说。
“我明白。”我说，“有时候她让我改这改那的，我也很不情愿，但还是不想让她失望。”
他忽然下定决心，说：“这次我一定要说了，我要告诉她，我讨厌打网球。”
但到了家，杜丽问球拍怎么烂了，杨克森一开口，却说，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拍子摔坏了。杜丽说，还好有备用拍，让他以后用拍子小心一点。杨克森唯唯诺诺地应下来，筋疲力尽地回到房间。第二天，仍然老老实实地去打了球，坚持了三个月之久，直至开学前才得以解脱。
暑假即将结束，杜妈妈为我和杨克森安排了一场旅行，去敦煌。她原本要跟我们同行，临出发前，有事耽误，只能留在斯城。她说，不想惯着孩子，没给我们买飞机票，让我们坐火车到兰州，再从兰州转车，旅程长达三天两夜，横穿大半个中国。
我受宠若惊。一开始他们在饭桌上筹划这次旅行时，我以为不可能有我的份，没有想到他们把我计算在内。除了县城和斯城，我还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旅游”对我而言很陌生。我们那边的人除了打工，很少向外。跑去某个老远的地方，只为了看一看，其他什么都不干，实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那不只要求钱和闲，还要好奇心，好奇心又需要钱和闲的滋养。
杨克森对旅行已经轻车熟路，他说一路会照拂我，直至顺利抵达。长途火车上，最要紧的是怎么打发时间，我们从书架上抽了几本侦探小说，又到书店里买了几本漫画。到出发那天，去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抱上了车。一路上，我们在火车的声音中看书、入睡、发呆，讨论书里的情节，说闲话，爬起来在车厢窄道里走一走。
硬卧车厢一共六个位置，除了我俩，其他乘客来来去去，旅程的后面三分之一，车厢里只剩我们两个人。列车员对两个单独出行的少年格外关心，每隔三五个小时来盯一遍，唯恐我们走失。风景已变换成西北的辽阔，平坦又奇耸，土黄和绿色夹杂在一起，介乎荒凉和生机之间。我来到了极遥远处，空气干燥，还有灰黄色的天际线。一股奇特的安稳感涌上心头，好像这辆狂奔的列车才是家园。我喜欢一个地方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到了兰州，已近中午，下了火车，即刻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再买车票去敦煌。杨克森驾轻就熟地处理旅途的不安和动荡。到敦煌之后，一个研究员过来接待我们。他是杜丽的朋友，受邀给我们做讲解——她很喜欢在这些地方显示能力。几个暂时不对外开放的洞窟，我们也得了特权，进去观摩了一番。佛佛道道的东西我没有知识，看不出什么来，只觉得以前的人厉害，在一片沙土硬石上雕凿出恢宏的形象来，那些飞舞着的线条，神佛妖魔，并没有因为日月剥蚀而失去神采。研究院说，壁画上那些人物，原本都是肤色或白色，只因为年深日久颜料氧化，所以才成灰黑。杨克森说，他知道，白色颜料里通常含铅，铅的氧化很缓慢，这些壁画画完，要到两百年之后，这些人物才变黑了。杨克森在来之前，从图书馆借读了好几本书，对敦煌了解得七七八八，他跟那个研究员畅聊，抖搂自己现学的知识，走在我的前面。我一个人走在后面，捡拾他们的碎语，悠然自得。
我们在敦煌待了五天，不停地钻洞穴，看雕塑，到了第四天，西北的贫瘠和干燥让身体也开始不舒服，我听到那个研究员说，虽然一直在搞治沙，敦煌和沙漠只有一线之隔，哪一天风沙来袭，敦煌会被淹没。杨克森始终兴致勃勃，最后一天，他还问那个研究员借了纸笔，融到一群写生的美术生里面，走的时候，带走了一沓子别人送给他的写生和两封女孩子送的情书。他就是有这样的本领，能随意施放这样的魅力。
回去的时候，火车从西北夜间的劲风中穿过，再加上铁路的轰鸣，车厢里此起彼伏的咯痰声，吵得人睡不着觉。我转过身，面向杨克森，他也睁着眼睛没有睡。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把我叫起来，我们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外面好大的月亮，照在一马平川上，世界变成银色。
“还好妈妈没有来。”他说，“如果她也在这节车厢里，那得多拘束。”
我想象了一下，确实如此，杜丽会要求我们正襟危坐，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她很难让人放松，不许人松懈，有时甚至叫人害怕。只要她在，自然会有一团冷空气裹住我们，那么这趟旅途，会是另一番模样。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杜丽的规束和督促，杨克森身上那些散漫奔逸的部分没有被一一剪除，他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在这辆距离斯城一千公里的列车上，她的影响淡得几乎感觉不到，我们谈论她，就像谈论一个永远不会再见的人。
“妈妈永远不会满意，她的要求是一百分，少一分都不行，她对谁不满意，对自己也不满意，对我，对你，对我爸，她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他说。
“可是谁来打分呢？”
“她自己。她自己定标准，自己打分。定的标准总是比自己的能力要高一些，所以永远拿不到一百分。她也不会把自己的标准告诉你，你只能猜，尽量靠近她的标准，久而久之，我们的心里也会有一套满分的标准。”
“……”
“不过你还没有见过我的外婆，如果你见过我的外婆，就知道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像遗传。”他说。
我还是第一次经由杨克森知道了杜丽的母亲的事，杜丽从来不谈论自己的父母，她表现得好像她从出生以来就是现在的样子。
杜丽出生于浙江诸暨下的一个村庄里，那个村庄六十年代开始做珍珠养殖，七十年代外销创汇，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她的父亲，也就是杨克森的外公，很早去世了，她的母亲，也就是杨克森的外婆，独自抚养大三个女儿，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八十年代初，杨克森的外婆从合作社独立出来，和别人合伙做珍珠生意，从养殖到分级再到出口，全都自己干。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冷光珍珠出口到日本和韩国，次品进国内市场，再次品打成珍珠粉，物尽其用，很快赚到了钱，开始雇人，上机器，但在雇人之前，所有的工作都是自己家里人来做，杜丽整个少年时期都和珍珠蚌打交道，不停地开贝取珠，撬开蚌，从白软厚腻的蚌肉里找出珍珠，再把已经破烂死去的河蚌丢在一边，拢成堆。河蚌的肉有着一股特殊的腥味，和河底淤泥一样的味道，而且很快会发臭。收蚌总在最寒冷的冬天，手指冷得不肯听话，河蚌也报复性地紧紧闭合，弄伤手指的事情很寻常，而且总是掀开一片皮肤，继而流出淋淋的血，又因为是冬天，愈合困难，人又缺人手，要是不干活就没人干活，就算受伤了也得顶上去继续，手指上留下了十几道明显的伤疤。不想再和蚌打交道，杜丽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发奋去了北京。
杨克森和他的外婆打交道并不多，在他六七岁时，杜丽和母亲断了联系，但他用了很严厉的词来称呼她。他说：“如果你觉得妈妈是个严厉的人，那老太婆就是个神经病。”
在杨克森的描述中，杜丽的母亲有着异于常人的精力和心气，她每天四点半爬起来，一刻不停地忙到晚上十一点，常常一整天不吃不喝，几十年都是这个作息，而且她还不生病——真是铁打的。她掌管所有事情，家里的事，厂里的事，生产、销售、账目，她要一一过问，谁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哪里生出这么多力气，从身体里吗，还是从地底下抽出来的。大家都佩服她，也都惧怕她。她鞭笞所有人，催赶所有人，要别人都追上她的脚步，必须上进，不能停步，所以在她面前，偷不得一点懒，作不得一点假。她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定要成事儿的，要争先的，要完满的，不争不抢，那活着有什么劲儿。如果做生意，那就起早贪黑，赚大钱，如果要念书，那就要做第一。如果不温不火，那就不要做了。杜丽是她最看重的女儿，也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年少时，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在学校里拿第一，如果没有拿到第一，轻则挨骂重则被打，拿到了第一，也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一点赏也讨不到。之后杜丽来到北京，做过外事翻译，又到斯城，做了大学老师，在外人看来，已经是万里挑一的人生，抵达普通人难以抵达的成就。但杜丽的母亲觉得杜丽什么都没有做好，做外事翻译没有那个谁谁有名，做大学老师又马马虎虎，开公司开得半死不活，找的丈夫也窝囊，于是，有那么几年，杜丽的母亲经常往家里打电话，教训，或者干脆辱骂杜丽。杨克森还记得，那时候杜丽接完电话之后，经常一言不发，坐在角落里哭上整整一个下午。在杨克森六岁时，杜丽和她的母亲大吵一架，彻底闹翻，杜丽的母亲开了一张单子过来，单子上详细记录她为杜丽花过的钱，算得清清楚楚，有些很难计算的如照料、关爱，都被折成了一个数字，总计几十万。杜丽咬着牙把钱还了，交割完毕，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杜丽会跟她的姐姐们见面，有时还会一起聚餐，但她一次不肯去见自己的母亲。杜丽很少提起她的母亲，如果提起，也是控诉，仇深似海，说她如何恶毒和不近人情，如何打骂她折辱她。
杨克森的两个姨，过得轻松得多。她们都没有读大学，二十岁出头就嫁人了，后来跟着母亲做珍珠生意，相继发家。五年前，杨克森的大姨在斯城中心地带买了一套房子，叫杜丽去看，杜丽看完大受刺激，说面积很大，装修豪华。回家之后她心理不平衡，郁闷了好几个月。杜丽是姊妹三人中最聪明最出息的，性格也和自己的母亲最像，所以得到了额外的关照——活儿干得最多，打骂得最狠，到头来，得到的反倒没有其他人多，这一点上她一直接受不了，因为她选了最难的路，吃了最多的苦。她又什么都要争先，如果争不到第一，听不到别人的赞美，感受不到别人羡慕和嫉妒，就会痛苦。
杨克森点评：“妈妈很少表达失望，但我知道她把很多评断放在了心底，她觉得自己不怎么样，觉得爸爸很差，觉得我也很差，觉得我们一家人只是混日子，我们离一百分差得远。我远远没有达到她的要求。”
我很诧异他竟然一直带着这样的想法活着，或者说，我觉得他这样的人最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他只要坐在那里，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也不用说，别人歆羡的目光就会投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样的目光。
“一旦有机会，我会永远离开。”他说，“没有其他出路，只有逃走。”
他无意中透露了家里的一个秘密，只有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妈妈一直想搬家，她嫌房子小，又陈旧，有段时间她每天都在抱怨厨房下水道的蟑螂，无论怎么打药都除不干净。她对我爸说，想多赚点钱换个房子，但我爸志不在此，一味敷衍她。我妈跟别人合伙做翻译公司，后来又背着我爸，把家里的积蓄拿去炒股，不过她在投资方面一点天分和眼光也没有，一个劲儿地亏钱。又偷偷抵押了房产，向银行借了一笔，拿三十万出来，凑了五十万，投进了股市。那五十万很快就被亏去了一半，剩下的都被套牢。这个窟窿在我家里存在很长时间，她又拉不下脸问别人借钱，家里的开销不断，每个月光是银行利息就一大笔钱，她被债务逼得进退两难，但还是一个人撑了很久，一直到很后面，她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爸，我爸妈几乎闹到要离婚，爸爸不想帮妈妈还这笔钱，有一段时间甚至搬出去住了。那时候《群声》的朱导演找到我爸妈，想要继续拍摄你和我家的故事。一开始我妈妈不同意，后来朱导演提到有一笔三十多万的捐赠正不知道如何处理，如果把你接过来，这笔钱可以作为你的教育基金和抚养费。他们那时候正为钱焦头烂额呢，商量之后，决定接下那个项目，做你的监护人，拿到了那笔钱，还了银行的债。”
“三十多万？”我大吃一惊，那又是一个远远超出我理解的数字，“我以为只有几万！”
“准确的数字是三十三万。”他说，“我也是很后面才知道的。”
我心还是猛地一跳，继而整个人都开始胀热，幸亏车厢昏暗，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脸上是什么表情，他也不知道我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感觉自己被人骗得团团转。“没事儿。”我说，“我知道了。”我把所有复杂的感受压在喉咙口，就这样结束了对话，后半程再没说过话。
离家越来越近，回到家，放下行李，杜丽走出来迎接我们，询问我们旅途的情况，我们急切地呈上旅途中一切新鲜，讨好她近于一种本能。我抬起头来端详我养母的脸，这张精心修饰的姣好面容上没有暴露一丝不甘和愠怒，尽是慈爱而从容。我知道她做的那些事儿，我看得见她的懦弱和无能，以及永远存在的从高处跌落的忧惧，和其他人别无二致。
对这个家熟悉以后，我已经很少怀着好奇心看待屋子里的一切。一旦脱开歆羡的视角，屋内的一切都失去了魔力和色彩。他们从旅行中带来回来的纪念品——粗劣而无用、花纹繁复的波斯地毯——陈旧发灰、书架上层层垒摞的书——落满灰尘。处处要昭显的品位，填充过头的异域风情，以及包裹这一切的红色房屋和房屋里的空气，原来在我来之前，有过一次巨大的解体危机。是我阻止了那次危机，让一切得以原样保存。
此前，待在这个房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寄居者，里面的一切都不属于我，因此小心翼翼，但现在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我上升了，他们下降了，我也是拯救者，也是施援者，我并不亏欠，也并不仰赖他们的善意活着。
12
杨克森去读了大学，我升入高中，三个月之后，杨克森开始在周末不回家，他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不过每天傍晚，他都要和杜丽打上一个小时的电话，事无巨细地汇报自己在学校的所有事情，杜丽还会打电话给杨克森的辅导员求证杨克森说的是不是真的。
缺失主角，family date无以为继，被迫停止。杨爵和杜丽各自都忙，有时还要去看望杨克森，周末家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没什么意见，偌大的屋子里只有一个人，被忽略也被解放，我很能适应边缘的生活，甚至从中品尝到以前未能体会的自在和惬意，如果让我回想，半生中有什么真正舒坦而无所想的日子，既不为未来发愁，也没有内火煎熬，那一年多的日子就是了。在骄阳、暴雨、台风等等恶劣的天气里，越是平静，似乎在平静之下，还有一层更难触达的内在的静，我不小心抵达了。我打开音响，就着陌生的旋律，从书架上取杨克森不会再读的那些科普书籍来看——他早已跨越那个阶段，了解许多天文地理，能自由地串联和组合它们，但我还只是个初学者，我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够确凿地体认事物，能够叫出它们的名字，感知它们的联系，说出它们存在世上的理由。
也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秋日傍晚，我还在上课，忽然被叫到教务处，接养父的电话。杨爵告诉我，发生了一场意外，杨克森的实验室起火，杨克森受了伤。目前不知道情况多严重，他和杜丽正在赶往医院。我听到他的声音在微微颤抖，背景音里女人的哽噎。
我问：“是什么原因？”
他回答：“还不清楚，不知道是校方的问题，还是他自己的问题。重要的是人没事儿，等确认了我会电话你。”
当天我没有再接到电话，我猜想问题可能很严重，以致他们完全无法顾及我，又或许问题完全不严重，他们无须通知我。大概率是前者。
第二天中午，杜丽才打来电话，把情况做了说明。她说，杨克森操作失误引发起火，火势很快扑灭了，没有引起大灾，杨克森轻度烧伤，不过烧伤区域主要集中在面部和颈部，情况并不乐观。这会儿她的声音已经沙哑颤抖，不过依然保持着镇定。她让我周末去医院看看杨克森，接下来，他们一家人会在烧伤科待上很长时间。
那家医院离我的学校不远，周六上午一大早我直接步行过去。我在偌大医院迷失，寻找烧伤科，寻找住院部，寻找楼层尽头的二人间病房。杨克森躺在靠窗的那一边，枕边叠着两本漫画，杜丽坐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翻动一本杂志。她脸擦得雪白，抹了鲜艳的口红，眼神游离，看见我来，伸手招呼我坐在她的身边。杨克森还在睡觉，眉头紧皱，鼻息紊乱，嘴唇颤抖，似乎身处可怕的梦魇。我看清楚了他的伤，左边面颊整个儿烧坏了，伤口延续到耳后，耳朵也是焦红的，头皮缺了一块，露着鲜红的肉色。伤口有一个手掌那么大，敷着一层厚厚的透明药膏。杜丽说，刚做完了清创，所以看着比较吓人。我被伤口的面积和状况吓了一跳，继而伤感起来，杨克森是我心里最亲近的人了，我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
杜丽低声说：“医生说，不是很严重，这片烧伤区域后续可以通过植皮和整形恢复到七七八八。”她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更像是在宽慰自己。
烧伤科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外，有些意外匪夷所思。隔壁床铺的人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下半身严重烫伤。开农机的时候，机器侧翻进了地里，发动机冷却缸里的热水泼洒过来，烫坏了一条腿，伤疤从大腿根一直蔓延到脚踝。他来了有段日子，腿裸在外面，大腿根处搭一条白毛巾，伤口结出一层灰褐色的疤，疤下孕着新皮新肉。那个年轻人身边没有照看的人，时不时大声呻吟，他一呻吟，气氛立刻陷入惨淡。杜丽埋怨说，这个年轻人伤不算重，白天惨叫，晚上打呼，搅得其他人不得安宁。但她很希望这个年轻人恢复如初，全须全尾地离开病房。
我每隔三天看望一次杨克森，即便倦怠，也会强迫自己过去，这是留在这个家里必须要做的功课。到了医院，其实帮不了任何忙，事情已经被养父母和医护干完了，我在一旁干看。杨克森脱离感染风险后，已经能够自由活动，杜妈妈几乎每天都来，监督饮食，看他上药，一待就是大半天。杨爸爸隔一天来一次，他不怎么待在病房，总是看不见人。杨克森的状态还好，止痛药失效的时刻，伤口一碰就剧痛，他疼得哇哇大叫。他的同学们会来看望，带来花束和水果，他兴致高昂地和他们不停地商讨去美国游学的计划。只有等人散去，杨克森才会叫我把花和水果拿出去，理由是那些东西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他不无落寞地说，肯定是去不成了。
烧伤后第二个星期，杨克森就做了植皮手术，从大腿内侧取下皮肤植到面部。新皮肤像是一块平整的补丁，覆盖在烧伤的位置上。植入的皮肤极其脆弱，需要倍加呵护，不能压迫，不能揩碰，又要时时盯着换药，防止坏死和溃烂。术后一个星期，植在杨克森耳朵和耳背的皮瓣坏死，不得已做了清理，本来被埋裹在皮肤里的肉芽再次裸露，渗出血来。医生又为他做了一次植皮，取了臀部的一块皮肤，缝贴在他的下颌和脖颈上。麻醉苏醒之后，杨克森还能开玩笑，说，现在他的脸既是面孔，也是屁股。植皮应该很疼，但杨克森并没有喊过疼，他在这方面出人意料地坚强。他对我说，他终于吃上了真正的苦，而且是苦不堪言的苦。
按照医生的说法，杨克森已经是最幸运的烧伤病人，烧伤面积小、程度低，而且没有任何治疗延误，植皮手术期的恢复周期需要至少半年，后续还可以通过整形手术尽可能地恢复容貌。医生这些话给了养父母和杨克森一些希望，他们比其他病人更小心翼翼，遵照医嘱。
其间，隔壁床位的年轻人腿上的疮痂开始逐渐斑驳剥落，隐约露出的新皮粉嫩，像断壁颓垣间露出的光，每次从他的床边走过，我都忍不住看一眼。我们都期待着现代高明医术的作用下，人即便遭遇恐怖的重创，也得以完整幸存，不会留下可怕的疤痕。杨克森一家人尤其怀着这样的期待。六个星期后，隔壁床铺的青年腿上的痂全部落完，乐呵呵地准备出院，撸起裤子，给我们展示他新生的皮肤——不是光滑的平整的，而是凹凸的斑驳的，附着无数细蚯蚓一样的增生，反着皮革似的光。
“这就算好了！”那个青年倒是很高兴，他弓了弓膝盖，蜷曲不自如，“关节这里的皮没长好。”
杨克森的脸色变得煞白，嘴唇也没有了血色，一副受惊过度的模样。新近嫁接的那块皮肤已经在他面颊上落地生根，但颜色和皮肤的质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缝合处的伤疤鲜红宽大，疤痕凸起不服，像一块拙劣的补丁，而且神经不通，摸起来始终没有什么知觉。通过那个男青年，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连“恢复个七七八八”也是妄想。
春节是在医院度过的，本以为医院里人会很少，结果发现被困在这里的人很多，医院甚至还搞了个联欢，将病人和家属都聚在一起，分发了糖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失去皮肤的人，大家裹着纱布，抹着药膏，戴着可怖的疤痕。杨爸爸从饭店打包了几个菜，我们就着小病号桌吃完了年夜饭，聊天到十点钟，有说有笑，杨克森看起来尤为开心，一直高声大笑，直至护士过来赶我们走。杨爸爸带了一个拍立得相机来，为我和杨克森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杨克森咧嘴大笑，牵动那块尚未被驯服的皮肤，笑容诡异。照片马上出来了，他看也不看。医生来查房，仔细摸过那几块皮，说已经长得很好，以后只要定期来做检查就好，放了出院的应允。
出院后，杨克森回了学校上课，仅仅半个月后，他就从学校回了家。他还没有适应别人看他的新目光。疤痕像半片秋叶覆在他的脸上，他每每走在路上，进入教室，众人不自觉地将目光落在他身上，但不是爱慕和钦羡，而是猎奇和怜悯。他一向是个宠儿，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无论做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受尽偏爱，他在偏爱中长大成人。自从他带着疤痕回来，无处不在的偏爱似乎骤然消失，变质为另一种东西，让他恼怒不已。他失去了以往的从容，变得容易紧张，不时口干舌燥，后来他开始无法入睡，不断地回想当时火灾的情形，他苛责自己，觉得自己如果更小心一点，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回家又待了半个月，杨克森说想要等到皮长好一点再回学校，杜丽去学校帮他办理了休学。
有大半年的时间，杜丽陪着杨克森在各家医院的整形和皮肤科奔波辗转，甚至去了两次韩国，寻求淡化甚至消除疤痕的办法，注射、镭射、外敷和服药，种种遍尝，收效甚微。在一次镭射去疤之后，杨克森脖颈上的疤痕处甚至增生出一条鼓出来的红肉，他们又做手术切除了增生，留下一条新的没有血色的白色疤痕。他们陷入怪异的循环之中，越是关注疤痕，离正常的生活越远。杨爵觉得杜丽和杨克森反应过度，太过偏执，但又无法劝服，只能由着他们投入大量的财力、时间和精力，一次次无功而返。杜丽在那段时间变成了疤痕专家，国内但凡有点名气的医院、门诊或是专家，她都有联系方式，整理成一个列表，逐一拜访。很多人建议杨克森休息一段时间，等待皮肤自然生长，但杜丽和他没有停下来，他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受不了什么都不做。
一年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年春节，春节后第五天，节庆的气氛还很浓烈，路灯上挂满鲜艳彩旗，一股西伯利亚寒流长驱直入，连大湖表皮都结上一层薄冰，合城静悄悄的，只有城东庙集有一些游客的人气。杜丽和杨爵在厨房忙碌，杨克森和我坐在电视机前，他在室内也不摘帽子，左颊的疮疤像条蠕虫趴在他脸上。唇周新生的皮肤形成奇怪的张力，向上提扯肌肉，他看起来总是在怪笑。
吃过晚饭，他要我陪他出去走走，又不想去到人群。我们在冷风中走到附近公园，冬日里枫杨和柳树叶子落完了，只有光秃秃的虬枝，池塘干涸，水底栖着一只夜鹭。
“我厌倦了。”杨克森说，“我想离开。”
我安慰他：“那就回学校吧，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到此为止，再也回不去了。”他说，“如果人是沿着轨道向前的，那此刻的我已经脱轨了。”
我那时候想，或许杨克森以往过得太顺风顺水，一块碗口大小的伤疤，换做是我，不过默然接受，我们容忍瑕疵，或者说瑕疵就是我们的人生本身。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得不和自己的普通共处，在杨克森看来不可接受的事情——不再漂亮、不再被人仰慕、不再是宠儿，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本性和杜丽一样傲慢自大，就像他曾经感慨过的，一种滋生于内心且随着年龄不断壮大的毒瘤由他的外婆遗传给了杜丽，又从杜丽遗传给了他：人活一世，是要争先的，要完满的，否则，不如不活。
夜里，一股冷风吹进被窝，我迷迷糊糊醒过来。下半夜的月光清冽，我看见杨克森站在窗边，我没有再睡着，耳朵捕捉着细微的声音，天微微亮时，听到闷闷的一声响，什么东西砸落在地，看了一下时间，四点五十二分，紧接着一声尖叫从隔壁房间传来。我起身走到窗边——天色由淡青变为透明，地面上一个人以怪异的姿势仰面躺着，紧接着楼道里响起匆忙的脚步声，楼下响起纷纷的议论声，一阵带着血腥味的冷风飘进来，吹得人寒毛直竖。
是日，我成了杨爵和杜丽的独子。那天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忆深刻，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死人，一切细节，一切声响，一切人物，只要我想要回忆，立刻能够在脑中重现——
我走下楼，杨克森的身边已经围了四个人，我的养父母，还有两个邻居，我不想再看见摔死的人了，没有上前。杜丽跪在地上，血浸到裤子上。她的哭声很小，像尖细的哨声，杨爵只是沉默，甚至没有流泪。在杨克森住院和求医的一年半间，我在家多次看见杜丽和杨爵流泪。在遭受更大的悲骇之后，谁也无法一下子攒出那么多眼泪。
救护车来了，其实杨克森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但他们还是把他抬上车。杨爵和杜丽跟着一起上了车。我回到家，站在杨克森房间的窗前，从上往下看，无法想象他一跃而下时的心情，心脏持续钝痛，我好像明白他做此选择的原因，更深的道理却说不清楚，只能留给一片幽魅。到晚上八点多钟，有开锁的窸窣声，养父母回来了，他们迟重的脚步在地上拖拽，缓慢地挪到客厅的沙发上，黑暗中他们只具轮廓，不知坐了多久，我不敢开灯，不敢走动，不敢用力呼吸，只恐惊扰，我知道他们醒着，他们也知道我关注着他们，我们只是没有力气说话。黑夜到白天，时间的流速变得极为缓慢，我们好像被裹进一团胶质当中，不得动弹，好几次我睡过去又惊醒，就着一点昏光，看见他们还坐在那里。天终于亮了，我走到他们身边，养父母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
杜丽拍了拍沙发，让我坐她的旁边，问：“森森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说。”
“昨天，一路上他一直在聊吃的，他说想吃羊肉和海鲜。”杜妈妈说，“一切太突然了，没有给人一点反应的时间。”
“我也觉得很突然。”
她眼中一阵怪异的光芒闪过，像抓着一丝希望，说：“当时房间里只有你们两个人，他真的没有对你说什么？”
“没有，我当时睡着了。”
“也是，太晚了。”她恍然点点头，没有继续追问。
后事办完，杨克森的照片全都被藏了起来，房间也紧锁起来，但曾经的生活痕迹四处密布，他遗落在书架上的量杯、他的书、他的航模，种种，屋子里骤然多出一个无形的黑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看见，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对他的思念中。杨爸爸一直待在学校里，不见人影，而向来精力超群的杜妈妈把自己关在卧室。屋子里静悄悄，如同蒙上一层灰幕，毫无生气。我推开主卧的门，杜妈妈还躺在床上。
“那天他说要离开。”我小声说。
她的身体动弹了一下，扭过头来，头发蓬乱，脸色发青，她说：“你说什么？”
“那天晚上，在公园里，杨克森对我说：‘我厌倦了，我想离开。’”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你要是跟我们说了，说不定我们就能阻止他了。”
“我没有反应出他是那个意思。我以为他说的是在外走累了，想回家。”
杜妈妈眼中一团怒火，从无到有，再到熊熊燃烧，但怒火很快熄灭，只留下死灰余烬。
“你不可能听不出来他的意思，你就是不想阻止。你想要取代他，你一直有这个企图。”她的身体朝我倾斜，指着我的鼻子说，“灾星，你是个灾星！你害死你爸，又害死了我儿子。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把你带进家门？”
我愕然，不知道她竟会说出这样的话，又竟然生出这样的怀疑，心跳一下很快，舌头在嘴巴里打结，发出轻微的“哎呀”，好像真的做了什么错事，连忙从房间里退出去。
我和养父母之间脆弱的纽带是杨克森，数年来，我一直是他们亲生儿子的附属。他们因为杨克森而生蓬勃的爱，再将多余的一点施舍给我。杨克森死，纽带崩坏，他们原本旺盛的爱骤然熄灭，没有什么可以分给我，我们之间薄弱的亲情也走到了尽头，之后的我只是一份责任。他们曾经有一个那么优秀漂亮的、被上天眷顾的孩子，但这个孩子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平庸的冒牌货，这是他们的丧子之痛加之于我的含义。我每周都回家来，家里通常没有一点声响，不是静，而是空空彻彻。杨爵不知要在学校躲到什么时候，而杜丽终日躺在床上，我做饭，端到她的床前，她几乎不吃东西，也不喝水，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一个月后，杨爸爸终于回家，瘦削许多，眼窝深深凹陷，但精神还不错，他是最先恢复的人。而后，他和我商量：“这一段时间先不用回家了，等你妈妈的心情平复一些之后再回来吧。她现在受不了一点刺激。”
我诺诺，答应下来，然后在学校了住了两个月，暑假将至，我也没有收到召回的电话。我打电话给杨爸爸，他说他最近很忙，杜妈妈的精神还没有恢复，暂时不想见到我。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驱逐了，那个家不再属于我。他们并没有完全对我置之不理，依然尽到了一定的责任，杨爸爸来过学校两次，给我带来过衣物，也给过一些钱，他关切地问我，是否还缺什么。我真心实意地说，不缺，什么都不缺。
失去养父母的照拂让我彻夜难眠了几日，像一只被放到高空的风筝，断线之后，骤然失重，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夜晚里做整宿的噩梦，梦见自己在爬一座永无尽头的灯塔，爬到高处，楼梯没入云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低头一看，脚底的风景正在打着旋涡，要把我卷下去，我紧张极了，一脚踏空，从几百米的高空坠落。这梦一般会在粉身碎骨之前惊醒，醒来之后一身冷汗，浸透衣服和床褥。
期末考试我精神恍惚地去了，不出意外，考得稀烂，烂到谁都看出不正常来——我可算是个勤奋的好学生呐。班主任专门把我叫去，问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校方都知道我的父母突然间不理会我了，但一直不知道杨克森去世的事儿，他还以为又是父母闹离婚，殃及了孩子——这事儿倒常有。我只说他们最近太忙，无暇顾及我。其实我大可以自己回家，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顶多是给几天冷脸，但是我不能回去，我觉得这事儿里是有输赢的，哪一方先走到对方跟头，谁就认输了。他们既然不要我，那我也不要他们。
校方搞不清楚我为什么无家可归，但还算宽宏大量，准许我住在学校，暑假一到，学生陆续离开，整个宿舍楼只剩下我和三个宿管阿姨住在里面，楼道里空空荡荡，总是会有奇怪的响动从水管中、楼梯间，或是某间宿舍中发出。我搬到一楼，和宿管阿姨们住在了一起。她们全都来自河北的一个县城的乡间，身边没有家人，在此结伴，到了寒暑假时，偌大学校便只有她们和轮换的值班老师。她们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我真正的母亲，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她了。
宿管阿姨们很喜欢用拖着长尾调的方言喊我“小孩”，让我和她们一起吃饭。她们有自己的小厨房，做各种各样的面食，什么揪面、烩面、馒头、水饺，每天都换着花样吃，她们总说我太瘦了，铁了心要把我喂胖。她们都结过婚，生过孩子，孩子比我大几岁，不管男孩女孩全都结婚生子了，嫁的娶的都是附近的人，现在全在外地打工。华北的乡村生活一片死寂，孩子们又不在身边，她们不甘寂寞，不顾家人的反对，结伴从乡下跑了出来，在这个学校歇了脚，这工作她们也不知道能干几年，但她们在这里建起了自己的地盘。
我们睡在两张上下铺的铁床上，夏夜炎热而漫长，电风扇吹来乏力的风，晚上八点不到她们爬上床，要说一两个小时的话才能真正入睡。我被迫听了许多她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大抵围绕着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展开，是无穷的抱怨和冲天的怒气：她们都有一个凶暴的丈夫，有虐待或酗酒的倾向，对她们动过手；孩子也没有长成她们期望的样子，十四五岁的时候离开学校，就好像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引诱他们，然后他们结伴外出打工，在外面野长到十八九岁，一分钱没有，又返回乡里，由家长在附近寻觅合适的结婚对象，年关结婚，年轻的夫妇再一起出去打工，生了孩子又送回老家。一代人连着一代人的命，就像一个难以跳开的怪圈，里面有种她们不能理解也不能触达的铁律，所以她们羡慕那些跳出这个怪圈的人。她们妄想更好的生活，如果丈夫有能力，孩子有出息，是不是就能跳出这个圈了。如果我没有从燕子窠走出来，大概率也会像她们的孩子一样，被无形的圈套套住，周而复始。
这三个河北阿姨中，我尤其喜欢其中一个，我叫她雪姨，这人天生有些见识，眉目清秀，剪着利落的齐耳短发，做事风风火火，当初是她先从老家逃出来，找到学校宿管的工作，又把其他两位阿姨带了出来。每次夜谈，她总是出言讥讽的那个。
“一边说老公孩子没出息，一边还指望他们，该说你们傻还是不傻，不如指望自己。”其他两个人听了她的话便默了声，大家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不久便响起淡淡的鼾声。每个夜晚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相处的时间久了，我也会和她们讲自己的事情，从燕子窠，到国胜，到菊妹，再到杨克森，我原原本本地讲给她们听。花了两个晚上才讲完，我讲得很急切，语速却缓慢，讲到一半，总有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漫长停顿，像是行久的旅人停下来休息。在停顿处，她们会叹息，然后静默地等待我继续。为什么要从原点出发，为什么生出逃离的意志，为什么要一直向前，为什么路途永无止境，为什么渴求却失去，她们是最好的倾听者，好像比谁都明白，不需要做多余的解释。但她们也认定，我是个幸运的人，比许多人幸运，应该好好把握。
新学期将至，我又搬回了自己原来的宿舍。马上就高三了，学校召来每一个“问题学生”的家长，我的养父母赫然在列。按照老师的说法：高考大关，本来就是学校和家长一起举着孩子过河，哪一方都不能掉链子，而我的养父母把我丢在学校不闻不问，就是掉链子，这链子绝不能继续掉下去。校方给我的养父母打了很多通电话，他们推诿了很多次，最终还是决定过来。我们在会议室里相见，老师已经跟他们谈完了，具体谈了什么我不得而知，猜想大约是要如何处置我。我走进去，头顶的风扇发出嘎吱嘎吱的噪声，杨爸爸起身来迎我，杜妈妈坐着，眼神游向别处。气氛很尴尬，甚至不比我们初次见面时融洽。杜妈妈已经穿回鲜艳的裙子，但是整个人老态许多，眼角的皱纹堆叠，脸色干燥，看起来像是放了好几天的苹果。她身上一直洋溢着的那股乐观劲儿全卸掉了，取而代之是漠然和空洞，她一定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才把自己拼合成现在的模样——足以示人。
我坐在他们对面，中间隔着会议桌。
“妈妈、爸爸。”我呼唤他们，又对着杜丽说，“妈妈，你好一点了吗？”
她点点头，满怀歉意地说：“好多了，已经开始工作了。抱歉啊，几个月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们连着自己都顾不过来，我有时候也会想，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会怨恨我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段时间太难熬了……”
我点点头，说：“我都理解。”
杜妈妈又说：“我们一直在想，要怎么妥善地安置你。”她停顿片刻，没有继续往下说。
彼时彼刻，我觉得自己已是金刚不坏之身，什么都能接受，对我而言，什么结果都不能算糟糕，更何况他们已经是最有良心的人，只是脆弱罢了。这是他们的艰难时刻，不是我的。
杜妈妈又尝试了一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她看向杨爸爸，杨爸爸会心苦笑，说：“你还是我们的孩子，只不过我们要换一个方式相处，就像以前那样——更早以前，我们还没有把你接过来的时候。那时候你也会打电话给我们，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也很关心你。我们不需要频繁地见面，但是如果你有任何难处，我们会帮助你，如果你想见我们，随时回来，那个家还是你的家，如果你想打电话给我们，随时打给我们，我们就在那里。”
这些话说得很客气，但中心意思是让我别再打搅他们，我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困扰，就让我们回到最初，比陌生人更进一步，又远比亲人疏远的关系。此刻我最好的回应是体面的微笑，但我调动不了脸上的肌肉，它们僵住了，我只好面无表情地看向他们。
杨爸爸又继续说：“我们会一直资助你到大学毕业，这一点不会变，我们保证。等你出了校园，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我们依然是你的父母，一辈子都是。你现在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就是高考。学校的环境比较纯粹，你待在这里比回家要好，对你对我们都好，你只需要安心学习，应付考试。”
一大堆堂而皇之的话。杨爸爸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又大又厚，手心全是黏腻的热汗，我想要甩开，忍住了。
暑假的两个月间，一个人待在学校时，心中忐忑，被丢弃的恐慌如影随形，一下子说开，反倒松快，不再吊在嗓子眼儿，脸上僵硬的肌肉也能活动了，我笑了笑，还笑出了声。
他们听见我笑，突然紧张了起来，杜妈妈如临大敌，问：“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说。
“你刚刚在笑什么？”她不依不饶地问，“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不哭，怎么还能笑出来？”
“没有什么。”
我们互相看向对方，她的面孔整个儿皱了起来，轻轻地摇头，充满敌意，仿佛遭到鄙视。很难想象不久之前，我视眼前人为温暖的依靠，但现在我们都从彼此的眼底捕捉到的只有失望和厌弃，情感消失的速度如此迅猛，甚至来不及重温。我同情他们痛失爱子，也鄙夷他们的懦弱。他们呢，他们应该也深恶我的自以为是：我本应沉默地接受一切，不该发出任何暗笑。
“其实我知道自己已经太幸运，能碰到你们这么好的人，你们为我做的已经足够，给我的也多过我所需所求，以后我会加倍回馈给你们。”我平淡地说出早已准备好的话。
“可你刚才在笑什么？！”杜妈妈全身都在发抖，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喊，“你在笑我们吗？有什么好笑的？”
“我知道了三十三万的事情了。”我说，“你们是为了那笔钱才把我带过来的。”
她脸“唰”一下白得像纸，紧紧咬着嘴唇，似乎生怕自己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杨爸爸把她拉到会议室外面，两个人小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过了几分钟，他们又走进来，杜妈妈面色已经平复，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随即离开。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中，听着风扇嘎吱作响。不一会儿，班主任走进来。
“结束了吗？”他问。
“结束了。”我说，“老师，电风扇需要修一下。太吵了。”
高考前我一直处在剧烈的忧虑之中，万一自己考砸了，将何去何从。可问题是，即便是我考得还不错，我也无处可去。眼前道路还是只有一条，我没有其他选择。进入考前十天倒计时，我紧张得睡不好觉，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到了考试那天，天气异常闷热，乌云盖在头顶，迟迟不落，地面气压越来越高，越来越湿热，四处弥漫着苔藓味道。我被分派到另一个城区的考场考试，距离学校七公里。那天我选择步行前往，早晨七点出发，到考场门口时才八点。街道与平日的模样没有差别，车流和人流向着不同的方向奔窜而去，我身在其中，也没有什么特别，却负着自身的使命。一开始心绪起伏，紧张得脊背发冷，却在溽热中越走越平静，头脑就像一片被冲洗干净的礁滩，该凸显的都凸显，该退却的都退却。走到考场门口，距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送考的人堵在学校门外，我和其他人一起挤在路边等待，蝉鸣阵阵和人群喧哗交替，大人们轻轻拍打着孩子们的后背，或是说些打气的话，或是祈祷，或是沉默，少有考生像我一样独自前来。考场的监考老师盯着手表，到了时间，立刻打开了铁门，大家一拥而入，大部分考生的表情都凝重得像是奔赴战场。身后的大门关闭，我转过头，大人们还殷切地向里面看，空气因为过多的期待变得更重。很多人说，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但我知道，走到这一步的人已经弥足幸运，更多的人已经在中途消失，无言落伍。人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却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幸运。
最后一场考试，积压两日的暴雨轰然落下，天色晦暗，雷电交加，一般这样的雨下上两三个小时，路面就会出现积水，路变成河，那些家长在外等待许久，全部都被淋湿了。考生们冒着大雨走出去，和家长接头，有人如释重负，有人惴惴不安。我发现自己没有带伞，干脆淋着雨走出去，雨水是温的，一点也不凉。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结果了，我没有在这场战役中失败。好长的时间，长得无穷尽，我似乎都在为这场考试做准备，从燕子窠到歧流镇，从歧流镇到县城，从县城到斯城，改换面貌，改换身份，抵达战场的过程艰苦卓绝，经历的时刻却是那么平静无聊，几乎叫人怀疑一切是否值得。
高考分数出来后，超过一本线三十几分，又在斯城，选择一下子多了很多，老师说，约莫斯大也报得。但我想应该避开养父母，最终，我报考了斯城理工大学的化工专业，学校和专业都是在老师的建议下填报的，与个人意志无关。他们说，这些都是稳妥的选择，以后我会有光明的前程。大人时常给出这样的许诺，但他们不会说或者说不出“光明的前程”具体为何，唯有我们走到前程中去，才能知道他们是否说谎。讽刺的是，我最擅长的科目也是化学，但这种擅长和杨克森完全不一样，我只是擅长考试和解题，与天赋和成就无关。
暑假开始后，学校再也没有理由让我住下去，勒令我从宿舍搬出。杨爸爸不得已将我接走，在车上的时候，他恭喜我取得好成绩，又说杜妈妈状态还没有恢复，暂时不能让我住在家里。他们决定把我送到杜妈妈的姐姐，也就是杨克森的大姨那里住三个月。我说，没关系，在陌生人的屋檐下生活，从一个地方过渡到另一个地方，我已经适应，熬过这三个月，至少接下来的四年，我有一个确定的去处。
杜妈妈的姐姐，也就是杨克森的姨妈，在此之前只跟我有过一面之缘，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对我既不热情，也无厌恶，少打照面也少交谈。她的丈夫在郊区有一个轮胎工厂，夫妻二人一个月有二十天住在厂里。他们回来时，我差不多已经睡着，借住期间，我尽量避开和他们见面，把房间收拾干净，免得给他们添麻烦，不想落人口舌。夫妇俩有一个孩子，比杨克森大五岁，早早送去了美国读书，现正在上大学，家里到处是他的照片，那是个黝黑健壮的男孩，总是穿着运动背心，笑出一口白牙。杨克森如果活到现在，因循的或许也是那样的人生道路。我时不时就会想起杨克森，如果他还活着，会是什么样。
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月转瞬即逝。暑假里，我过着成本极低的生活，一天只吃一顿饭，倒不完全是没钱，而是我偶然在书里读到一种提高精力的方法，立刻在身上实践，每天只在上午十一点进食，之后什么也没吃，这样循环两周之后，人的身体代谢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平衡状态，更容易集中注意力，那段时间我一直被莫名其妙的东西吸引。我总是去斯城大学图书馆打发时间，那里有公共电脑可以上网，虽然网速极慢，还可以乱翻书，有长沙发可以午睡，门禁卡还是杨爵之前给我的。我时常怀有与养父母偶遇的期待，有时在入口处、公共走廊和茶水间漫无目的地踱步，但从来没有碰上过他们，一次也没有。
我对斯城知之甚少，这个城市于我而言依旧陌生。我还记得早前和杨克森一起吃糖藕坐过的长椅，后来我一个人再去，眼前的景致没有变化，依旧远处灯火投映一片平湖，游人如织，湖面上漂着几艘游船。身边没有人。我吃着糖藕，咀嚼它，甜味溶解和弥散，在口腔中留下绵长的酸味，甜之后是酸，原来如此。感觉其实不能与人分享，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们在我的身体里展开、流淌和炸开。无论经历什么，欢乐、痛苦、悲伤、孤独，不会溢出身体的界限，说出来的永不及万一，无法说出的是一万，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未曾明白的道理，所以他们述说，渴求理解、安慰、同情，希望他人感同身受，寻觅和兜转，我却早已知晓这些是徒劳无功，人不能对别人有多余的期待，也不必有过度的眷恋，因为他们会离开，我也会离开。这是暂历人生给我的全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