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物类述之一
（一）两庑先儒
全国各地的孔庙（文庙）大成殿两侧有两排长长的廊屋，称为“东西两庑”。“庑”即正堂周围的廊屋，这里是奉祀孔门弟子及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地方。
入祀孔庙两庑的人物，有“先贤”，主要为孔子的弟子以及孔子所推崇的同时代贤人；有“先儒”，主要是历代对传承和阐发儒学有卓越贡献的人。从东汉到清末，经过历代的增减替换，孔庙两庑供奉的先贤、先儒共156人。在尊孔崇儒的封建时代，身后能从祀孔庙，陪孔夫子享受后人的祭祀，是儒学信奉者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在孔庙“两庑先儒”的行列中，就有两位桐乡人，一位是辅广，另一位是张履祥。一个县，历史上曾有两位先儒从祀孔庙（文庙），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辅广（正史提及）
（一）
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南宋中前期时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父名逵，字彦达，赵州（今河北赵县）人，高宗南渡时，在名将杨存中麾下任职，累立战功，官左武大夫、邵州防御使等，知泰州，称能吏。先寓居崇德之永新乡，后至邑之西郊，遂为崇德人。有四子，辅广为其第二子，以父荫授保义郎，后转忠训郎，卒后赠朝奉郎。辅广自少即勤学，一生治学孜孜不倦，喜爱研读周敦颐与二程之学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不第。先从吕祖谦游，身处世俗之境，而能洁身自好，是吕氏门人中之佼佼者。吕祖谦去世后，辅广拜朱熹为师，问学于朱熹甚多。据《朱子语类》记载，辅广向朱熹问学的问题遍及四书五经的各个部分，内容达四百三十八条之多。辅广的学术与修行均深得朱熹器重，师徒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有七封信后来收入朱熹文集中。宁宗庆元（1195—1200）初，朱熹所倡之学被官方斥为“伪学”，并予禁止，其时朱熹门下弟子纷纷解散离去，唯有辅广独不畏怯，不为所动，居住在太学附近以侍奉朱熹，在学术主张上坚决维护朱熹的地位。
宁宗“嘉定更化”时，当政者以卫道扶世有功而推荐辅广入仕，他竭力推辞，止就“祠禄”闲职。其间多次上书，谏言得失是非，内容颇为切实，但终未得采纳。后自祠官报罢，他归隐语溪（崇德），匾其堂曰“传贻”，名其书斋曰“潜”，潜心著书研学，讲课授徒，传播弘扬朱子学说，正所谓“传之先儒，贻之后世”，于是人们就称辅广为“传贻先生”。
辅广先后师从大儒吕祖谦和朱熹，他的言行、著作及思想在当时及后世有较大影响。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的《宋元学案》一书，为辅广立《潜庵学案》，其顺序仅排列于蔡元定和黄榦之后，可见他在朱熹众多弟子中地位之突出。然而，《宋史》却没有为辅广列传，令人遗憾。
（二）
当然，《宋史》有提到辅广之处，但不多，共四条：
（1）《宋史》卷四百三十《张洽传》：
张洽字元德，临江之清江人。父绂，第进士。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于诸子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所交皆名士，如吕祖俭、黄榦、赵崇宪、蔡渊、吴必大、辅广、李道传、李燔、叶味道、李闳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埴、赵汝譡、陈贵谊、杜孝严、度正、张嗣古，皆敬慕之。
（2）《宋史》卷四百三十七《魏了翁传》：
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俨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馀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年十五，著《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
（3）《宋史》卷四百一十四《董槐传》：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远人。少喜言兵，阴读孙武、曹操之书，而曰：“使吾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槐貌甚伟，广颡而丰颐，又美髯，论事慷慨，自方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严，闻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学，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愿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学于永嘉叶师雍。闻辅广者，朱熹之门人，复往从广，广叹其善学。嘉定六年，登进士第……
（4）《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
辅广《诗说》一部。
上引《宋史》（1）至（3）条，是从学侣和弟子的角度提及辅广。
张洽与辅广同学于朱熹门下，两者是学侣关系。张洽曾任县尉、参军、知县、通判等基层官职，颇有治绩。后升为秘书郎、著作佐郎、直秘阁。《宋史》称他“平居不异常人，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居闲不言朝廷事，或因灾异变故，辄颦蹙不乐，及闻一君子进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则喜见颜色。”《宋史》列举张洽所交名士二十人，辅广在其列，这说明辅广不是等闲之辈。而在这个名士群体中，有不少也是辅广的密切交游者，像黄榦（曾监石门酒库）、赵崇宪（赵汝愚子）。除了同出朱熹门下，该群体还与崇德（今桐乡）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魏了翁是辅广的挚友。登进士，历任多职，以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督京湖军马，位列宰执，卒后赠太师，谥文靖。他们俩相识于都城临安，因辅广师从朱熹久而得老师真传，故魏了翁常与辅广一起熟读体会朱子的言语文字，加深对朱熹之学的理解。后来魏了翁外任地方官，辅广就把相关资料都给了他，这对魏了翁后来广泛传播朱子学说帮助很大。
董槐是辅广的学生，在门下众弟子中，他是佼佼者。登进士，历任广德军录事参军、户部侍郎、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工部侍郎兼转运使、兵部侍郎兼给事中、参知政事等职，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朝野闻名，卒谥文清，赠太子少师。董槐青年时入辅广门下，品行多受教诲，终成大器，折射了辅广深受其师朱熹的影响，尽心尽力于教育提携后学，卓有成就。
上引《宋史》第（4）条，则是从著作成果的角度提及辅广。
辅广生平著述甚丰，据《宋元学案·潜庵学案》记载有《四书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潜庵日新录》《师训篇》。此外，辅广还参与了《晦庵先生语录》《朱子读书法》的编集成书，后者主要出于辅氏之手，《四库全书总目》有录。
遗憾的是，由于辅广的著述没有及时结集传世，致使大部分著述归于亡佚，完整传世的仅有《诗童子问》一书而已。《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所列“辅广《诗说》一部”，应该就是《诗童子问》。
《诗童子问》，又名《诗传童子问》，是辅广为朱熹《诗集传》羽翼阐释之作。基于师说而有所发明，但不敢专为己有，故采用“童子问”的著述方式撰成书稿。相传时人藏其书如获至宝，视为秘本，足见其学问影响力。《四库全书》“经部三·诗类”收录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经部十五”有提要。
（三）
纵观辅广的生平与成就、地位与影响，《宋史》未为其立传显然有遗珠之憾。
尽管辅广的生平史料甚少，著述也未能完整传世，但其弟子后人、历代学者及地方官员士绅，都十分敬仰他的人格，推崇他的学术与贡献，一直做着传播与纪念之事：
咸淳五年（1269），时任崇德知县家之炳重修辅广的讲学之所“传贻堂”，并请郡守文及翁撰《传贻书院记》，传贻堂正式称为书院，薪火相传，一直沿称传承至清末。
咸淳七年（1271），辅广的重孙辅政首次刊刻了《诗童子问》一书，保存了后世仅见的辅广的一部完整著作。
辅广著述的内容和观点得到广泛引用；辅广的学说、品行、育人成就得到广泛论赞。
明代隆庆丁卯（1567）举人、邑人胡其久，力请修复传贻书院，并编成《宗辅录》（又名《语溪宗辅录》）四卷，辑录汇集辅广之格言、遗训等内容，以泽存先贤之传贻。
清代学者黄宗羲所著并经后来学者考核补遗的《宋元学案》一书，其中的《潜庵学案》，撰写了辅广传略；选录了辅广言论；介绍辅广的学侣、门人及学说传承者；考辨相关文献与史实，成为辅广研究的重要文献。
光绪四年（1878），由石门县令余丽元、邑绅刑部主事徐宝谦发起，嘉兴府知府许瑶光提请，浙江巡抚梅启照奏请，礼部议奏：“拟如该抚所请，准以宋儒辅广从祀文庙，其位次应在西庑先儒黄榦之次。”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初三日，奉旨依议，批准辅广从祀文庙（孔庙）。
关于辅广的生平事迹，目前可见的各本《嘉兴府志》《崇德县志》《石门县志》《桐乡县志》都有记载，其中以严辰《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三“两庑先儒”所载较为详备。
张履祥（正史有传）
[正史原文]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第二百六十七·儒林一：
张履祥，字考夫，桐乡人。明诸生。世居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七岁丧父。家贫，母沈教之曰：“孔、孟亦两家无父儿也，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长，受业山阴刘宗周之门。时东南文社各立门户，履祥退然如不胜，惟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辈以文行相砥刻。统、寅、蕃昌相继殁，为之经纪其家。自是与海盐何汝霖、乌程凌克贞、归安沈磊切劘讲习，益务躬行。尝以为圣人之于天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尽之矣。来学之士，一以友道处之。谓门人当务经济之学，著《补农书》。岁耕田十馀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馌。尝曰：“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于丧其身。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可以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朱。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已为务，而以中庸为归。
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著有《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及《文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从祀文庙。
张履祥（1611—1674），明末清初人，字考夫，别号念芝，家住乌镇南郊清风乡杨园村，人称杨园先生。清同治十年（1871），在张履祥去世一百九十七年之后，经地方举荐、名流助推、朝廷审议，最后由皇帝批准，张履祥从祀孔庙两庑之东庑。在当时，这是极高的荣誉，时人有诗赞曰：“布衣祀两庑，古今能几人？”（《光绪桐乡县志》）
（一）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初冬，张履祥出生于杨园村。父亲张明俊是一位秀才，虽居乡野，却是饱学经史，他给儿子取名“履祥”，并对别人说：“欲其异日学金仁山先生也。”金仁山即金履祥，元代理学家，浙江兰溪人，是金华“朱学”（朱熹学派）的代表人物，从祀孔庙。取名“履祥”意在激励儿子踏着先贤的足迹，修身立志，终成圣贤。
张履祥八岁那年，父亲早逝；二十岁和二十一岁时，祖父和母亲又相继去世，家境也越来越差。为了生计，二十三岁的张履祥就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处馆”（设塾授课）生涯。
由于年幼时遭逢多难，不能善养以致多病羸弱，尤其是三十二岁那年，有盗贼焚烧村庄，殃及停放待葬的祖父灵柩，遭此变故，张履祥恸不欲生，号泣不食，严重影响了健康，还从此埋下了内心挥之不去的自责和内疚。到了四十三岁那年，张履祥又大病一场，身体每况愈下。四十七岁开始，他一到暑期就犯病，一日之中卧多于坐；到了晚年更是疾病连年不断。
除了体弱多病，更有儿女晚辈的不幸。张履祥的原配夫人诸氏生有两子两女，两个儿子都很早夭折；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后五年被夫家下毒害死，二女儿出嫁后不久丈夫病逝。
四十岁后，他为了传宗接代而娶妾，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一直到四十七岁才生了儿子，又过了八年，即五十五岁时，第二个儿子才降生。老来得子，既怕儿子“养不大”，又怕儿子“教不好”。终于在自己六十四岁那年，也就是在世的最后一年，张履祥为长子娶妻完婚，也算得到了一个安慰。
可惜的是，他生前凄凉，身后萧条。张履祥的长子婚后不久就去世了，未留下子嗣；次子未及娶妻就夭折了。尽管张履祥已无所知，而旁人后人却不禁为之唏嘘不已。
（二）
父亲去世后，母亲沈氏忍着悲痛，对张履祥说：“孔子、孟子亦是两家无父之子，只因有志向上，便做到大圣大贤。汝若不肯学好，便流落无底。”特殊情景下的励志教育，能让儿子终身受益。
张履祥的祖父张晦庵，心地仁厚而喜成人之美，不习举业却酷好读书，对经史传记、医卜杂家，无不博览。为了维持全家生计，年迈的祖父在离村二三里的炉头镇上开了一爿小店，营生之余常教导张履祥：“愚而不学则益其愚，智而不学则失其智，汝毋荒喜不读书。”
当时家里还有张履祥的哥哥和一个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祖父和母亲勉力支撑。虽然家境困窘，母亲对两兄弟的教育却毫不松懈，昼夜纺纱织布，换了钱为兄弟二人延请老师。除了书本知识，祖父、母亲都很重视对孩子的行为规范教育，“自饮食、坐立以及守身、修业、交友之事，罔不教焉。”长辈的期望和教导，激发着张履祥从小立志；命运的磨难和考验，让张履祥感悟到，立志要正，立志要大，立志要早，立志之后必须持之以恒。“有志者事竟成”，他以一生的笃实践行，证明了此话当真、此话行之不易。
（三）
十一岁时，张履祥到钱店渡外祖父家从陆时雍先生就学，次年开始学习《易经》，他昼夜把卷沉吟，在书本上题字自勉：“戒之戒之，宁得鱼而忘筌，无买椟还珠。”十五岁那年，到甑山钱家的三鹤堂拜诸董威先生为师。这一年，应童子试，考上了秀才，以后虽屡次参加乡试，却一直没考上举人。十六岁又到陋巷村的蒋家读书。二十一岁时，张履祥又到同乡颜士凤家里，从傅明叔先生受业，并与颜士凤成莫逆之交。后来傅先生辞馆归去，行前对颜士凤和张履祥说：“你们两人相互为友，共同切磋学问就可以了。”
张履祥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又能转益多师，加上不断地刻苦钻研，因此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但他的求学上进之心却从不稍懈。三十四岁那年，张履祥与好友钱寅一起来到山阴（今绍兴）嶯山，拜当时的儒学大师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先生治学，主张重视诚意、慎独、穷经、读史，在学术界名气极大，黄宗羲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刘宗周大节彪炳、学问高深，使张履祥十分敬佩。在绍兴，向大师当面请教问学，收获很大，他选取自己的治学札记《愿学记》请刘指教，得到刘的赞许和点评。这次从师求教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张履祥的思想影响极大。
张履祥在学术思想上敢于思考取舍，善于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学路径。其心路历程大致经历了早年从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之说，到中年师法刘宗周的“慎独”之学，进而尊“朱”辟“王”，崇实黜虚，回归程朱理学。他提出了从“志道”（立志于圣人之学）到“践道”（躬行于人伦日用）、“治生”与“修身”相结合的理学思想体系，并阐述于一系列著作之中，确立了他在清初理学史上的地位。
张履祥在治学上还十分重视与友人之间的相互砥砺，与学生之间的教学相长。由于身处乱世，加上贫病，没有财力和精力，他只能以师生论学、就近互访和书信往来的形式，与友人、学生切磋论学。在他身边，集聚了一批学侣、好友和弟子。“春和花放，身心泰和，与二三知己谈道论文，真乐事也。”张履祥就在交友之中长进学问，同时也享受着人生。
（四）
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清改朝换代之际，那一年是农历甲申年，到了五月，张履祥才听说李自成已于三月十九日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灭亡。他为此身着缟素，茶饭不食，背着书囊，从绍兴刘宗周老师处昼夜步行回到家乡。第二年，清军南下，五月攻克南京，六月攻克杭州，老师刘宗周绝食二十三天而死，他听说后为之痛哭多日。
处在特殊时世的张履祥，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上：做一个守节重义、不与新王朝合作的超然隐者，还是做一个关注天下、殷勤济世的儒者？这是他必须面对的痛苦抉择。
张履祥作为明朝选拔的一位诸生（秀才），他毅然选择了不参加新朝科举考试、不在新朝谋求仕途的立场，决意隐居乡里，潜心儒家理学的研究，就连坐馆授课的内容也从此作了调整，只进行启蒙教育，不再从事应试教育，并且向学生强调：“须读有用之书，毋专习制义；当务经济之学。”
但是，张履祥毕竟是一位真正的儒者，积极济世的精神动力令他必须有所作为。限于所处环境，他就以乡村为舞台，在人际伦理、日常生活之中“经世”，在乡村教化和治理中“济民”。一生如一日，严格的修身自律、严谨的为人处事；几十年处馆教学，孜孜不倦、助人修德的“传道”；倡导移风易俗、礼仪规范的有益尝试和种种努力；对农业技术和经营的不懈探索与总结；关于水利治理的对策建议；反思明亡教训而后提出的一系列治乡与治国相结合的改革方案……无不凝聚着儒者张履祥经世济民的一腔热情、笃实践行的一番苦功。
（五）
经历家道变故之后，张家尚有十余亩田地。在研读和授课之余，张履祥常动手干些农活，农忙季节则头戴箬笠，脚穿草鞋，带领家人下地劳动，有时，拎壶提篮，亲自送饭到田头。他经常与农民交谈，请教并记录他们的生产经验。长期的观察思考、亲身实践，使他获得了丰富的农耕知识和技术，特别是栽桑养蚕，有一套独到的本领，连有经验的老农都自叹不如。
清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得到了湖州练市一位姓沈的人所写的《沈氏农书》，该书记载的是当地农民长期积累并行之有效的经验。在欣赏、抄录了全书后，他将自己亲历、亲闻的农事经验也写了出来，作为对《沈氏农书》的补充和完善，这便是有名的《补农书》。
《补农书》结合桐乡一带的农事特点，因地制宜，在兼及水稻生产的同时，更加突出蚕桑技术的研究和阐述。更有新意的是，《补农书》花了相当篇幅对如何合理安排农业投入，如何雇用农工以及如何组织管理农业生产，作了系统论述，特别是对农副业的多种经营，从技术、管理、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充分阐述，提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因此，《补农书》被誉为我国古代农业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张履祥也成了我国农学史上必提的著名农学家。
可贵的是，张履祥亲历劳动、钻研农艺，不只为了衣食之需，更是作为农桑生产及多种经营的探索实验，作为“治生”与“修身”相结合的一种道德实践来进行的。张履祥认为：“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他把自家的堂屋命名为“务本堂”，就是主张以“治生”和“修身”共为立身处世之根本。
关于《补农书》，有一条花絮值得一提：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国文老师袁仲谦曾在课堂上讲解张履祥的《补农书》。毛泽东作了笔记，共八条，二百零三个字。这个笔记被收录于《毛泽东早期文稿》[1]，引起有关学者注意，将《补农书》誉为“毛泽东读过的古农书”，其中有人还以毛泽东与《补农书》及其相关问题为题加以研究阐发。[2]
（六）
清康熙十三年（1674），六十四岁的张履祥走完了人生之路。作为身处乡野的一介布衣，他生前凄凉、身后寂寞。作为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学者，其弟子、追随者以及地方士绅们，敬仰他的人格，传播着他的学术思想。
在他身后的二百多年间，推崇褒扬不断升温——
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学政雷
表其墓，称他为“理学真儒”。
嘉庆六年（1801），县令李廷辉修杨园祠，立主崇祀；
嘉庆十六年（1811），巡抚蒋攸铦檄饬立主，祀于青镇分水书院；
嘉庆二十二年（1817），县令黎恂修墓及碑，教谕宋咸熙立祠于学宫之东。
道光四年（1824），浙江巡抚帅承瀛疏请入祀乡贤祠；
同治三年（1864），闽浙总督左宗棠亲笔题碑“大儒杨园张子之墓”；批允转奏从祀之呈；
同治九年（1870），浙江学政徐树铭奏请从祀；
同治十年（1871），奉旨俞允，张履祥从祀文庙（孔庙）。
同治年间（1862—1874），张履祥著作得到全面整理和出版，由此，他的思想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其著作有《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及《文集》五十四卷。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张履祥书目，详见本书第一章表二。
钱寅（附传于张履祥）
[正史原文]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第二百六十七·儒林一：
寅，字子虎。与履祥为砚席交。崇祯癸未冬，海宁祝渊以抗疏论救刘宗周被逮，履祥与寅送之吴门。次年，遂偕诣宗周门受业焉。自是寅造履益谨，寇盗充斥不废学。卒，年三十四。
《清史稿·张履祥传》有附传者六人：钱寅、何汝霖、凌克贞、屠安世、郑宏、祝洤，其中钱寅是桐乡人。
钱寅（1614—1647），字士虎，亦作字虎、子虎，是张履祥的挚友和同学，小张三岁，卒年三十四。少年时，钱寅与张履祥同在桐乡甑山钱氏三鹤堂从诸董威先生就学；后来两人又一起在杭州武林山中读书三载；崇祯甲申（1644）春，偕张履祥前往山阴（今绍兴），拜著名大儒刘宗周为师。
两人相友二十二年，“忧乐之共，志义之合……其间聚散离合，倡和悲欢，所与越春秋，数晨夕者，不可胜忆。”[3]钱寅母亲去世丧葬诸事，都由张履祥全力以助；与钱寅在杭州山中读书，登临山水，切磋论学，两人形影相随；履祥祖父的灵柩被盗贼所毁，履祥悲愤之际，全靠钱寅倾力相帮；问学山阴刘宗周，聆教诲，作札记，尊所闻，行所知，同处师门，时时相勉励；钱寅病危，履祥亲自配药，悉心照料，钱寅去世，则为之经纪后事、照顾家人。
张履祥还在《同学纪略》[4]一文中记述，钱寅自幼即孤，依母亲胡氏长大。他志存高远，文章、言行常有过人之处。崇祯十六年（1643）冬，海宁举人祝渊因上疏援救刘宗周而被逮，钱寅与张履祥以义声援，冒着大雪一起护送他至吴门（今江苏苏州）。次年，钱寅与张履祥一起到会稽受业于刘宗周，起初先生固辞不受，钱寅再三请求，十分诚恳，终于感动先生，称赞他“质近自然”并接受为学生。从此，钱寅治学修身愈加严谨，日益进步。时值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天下动荡，但他一直不废学业，曾言“变者其世，不变者其家；薄者其俗，不薄者其心”，以明守正之志，并与张履祥共勉之。
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稿》记述钱寅的文字中所言及的海宁人祝渊，就是甲申之变后偕崇德人吴尔埙南下，至扬州相别，受吴尔埙之托，携其所断“一指”回乡者。祝渊，字开美，崇祯六年（1633）举人，后受业于刘宗周，因此祝渊是张履祥、钱寅的同门学友。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杭州失守，刘宗周绝食而卒，祝渊也自尽殉明。《明史》卷二百五十五有《刘宗周传》，祝渊附传其后。
除了钱寅，附传于《清史稿·张履祥传》的另外五人，顺述简况如下：
何汝霖，字商隐，海盐人，明诸生，比张履祥小七岁。两人相交，志同道合十七年，是履祥后期交往最深的友人之一。
凌克贞，字渝安，乌程（今湖州）人，比张履祥小九岁。与履祥交往三十年，情谊深笃，且与履祥学术宗旨相同，笃守程朱之学。履祥主持葬亲社，以凌渝安为众宾长。
屠安世，字子威，秀水人。二十一岁时拜刘宗周为师，明亡后刘宗周殉逝，屠安世放弃科举，隐居海盐乡间。张履祥在《同学纪略》中记述并赞扬之。
郑宏，实为“郑弘”，《清史稿》改“弘”为“宏”，是避清高宗弘历之讳。郑弘，字休仲，海盐人。明诸生，从刘宗周受业。性英敏，善文，不拘小节，而笃于友爱。明亡后，绝意进取，躬灌园蔬养母。
祝洤，字人斋，海宁人，乾隆丙辰（1736）举人。私淑张履祥，为梓其遗书。
至于张履祥的另一位挚友颜统（士凤），《清史稿·张履祥传》有提及，下面具体进行介绍。
颜统（正史提及）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列传第二百六十七“儒林一”之《张履祥传》，附传的桐乡人有钱寅，此外还提及了另一位桐乡人颜统：
时东南文社各立门户，履祥退然如不胜，惟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辈以文行相砥刻。统、寅、蕃昌相继殁，为之经纪其家……履祥初兄事颜统。周钟之寓桐乡也，至其门者踵接。统曰：“钟为人浮伪，不宜为所惑。”履祥尝曰：“自得士凤，而始闻过。余不失足于周钟、张溥之门者，皆其力也。”
颜统（1608—1643），字士凤，是张履祥早年学侣中感情最深厚者，履祥视其为兄长。《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三“人物志”称他“读书过目成诵，年少隽拔，不苟随流俗，重然诺。见人过，不相容隐。论古今得失，亹亹见本末”。
当时有南直隶金坛（今江苏常州）人周钟，系明末复社骨干成员，讲学授徒，切磋时艺，名驰东南。颜统去省城赴乡试，正值周钟来杭讲学，诸文士纷纷慕名而至，颜统也被挟前往。至则从门外听其言、观其行，然后断言：“此君盗虚声，鲜廉耻，他日当无所不为，不见可也！”（见《嘉禾征献录》卷三十六）后来，周钟曾应邀至桐乡讲学，闻者接踵而至。颜统对张履祥说：“钟为人浮伪，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不宜为所惑。”邑中不识周钟者惟颜统与张履祥两人，人皆笑之。而颜对周的评价判断，在若干年后的甲申之变中，由周钟自己的行为所验证。[5]故张履祥曾说：“人不可无直谅之友。余二十后，得交士凤，方知流俗卑污，不失足于周钟、张溥之门者，皆其力也。”[6]
颜统与张履祥结识于崇祯四年（1631），颜二十四岁、张二十一岁，两人同在颜家从傅明叔先生受业，从此成为挚友。过了两个月，傅先生就对颜统说：“汝与张子，二人相友足矣。”遂告辞而归。老师走后，张履祥就在颜家教授其子弟。崇祯十六年（1643），颜统去世（年仅三十六），讣至，在别处授馆的履祥当即“辍讲、恸哭，徒步至其家，经纪其丧事”。后应颜统之父所邀，复馆于颜家四年，教其孙辈。张履祥十分珍视与颜统的肝胆道义之交，在挚友去世后，除了悉心照顾其家老幼，便是谆谆教导颜家子弟，对颜统的长子颜鼎受（字孝嘉）尤重关心引导。鼎受则自少聪颖，九岁能诗，通十三经，弱冠游庠，缙绅之家争相延请，聆听者常满席。所作诗篇受到大家朱彝尊的称赏，有《赠颜鼎受》诗赞之。曾游楚南，历经曲折而归。事后母甚孝，主持学政的官员以颜统的德行旌表其门。[7]
颜统所作之诗，由张履祥抄录珍藏，后归其子，题为《颜士凤不除草》并为作《序》：
士凤何为有诗也？士凤抱豪杰之志，感愤不遇，无以自见，发之于诗，所谓穷愁之赋也。故其为诗，类非规模月露之作。如《农夫》《蚕妇》，可以观政；《连雨》《大风》，足以纪灾；《放生》诸诗，则见其胸襟洒落；《感怀》诸诗，则见其抑郁难平；《贫交》诗叹当世之无朋；《萤火》诗刺斯人之群比。其他诸作率皆有托，是以和平者十一，嗟叹者十九……士凤既已不遇知于当世而死矣，其诗具存，犹将望之天下后世，容有知士凤者，为梓其遗稿而存之。[8]
可惜《颜士凤不除草》诗集未见留传。清张应昌编《清诗铎》卷二十二“交际类”，录颜统《贫交行》一首，中有“从知悠悠势利者，一生不及古贫交。贫交不在多黄金，黄金不多交亦深”之句。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7页。
[2]周邦君：《<补农书>新解》，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16页。
[3][清]张履祥：《祭钱字虎文》，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47—649页。
[4][清]张履祥：《同学纪略》，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25页。
[5]周钟（？—1645），字介生，明代南直隶金坛人，自幼勤学，贯通经史，以能文称，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庶吉士。复社骨干成员，得罪阉党阮大铖等。李自成攻入北京，周自尽未死，出降，从此气节大变，代草《劝进表》，谩骂崇祯皇帝，吹捧李自成，行径与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所言相悖，为士林不齿。李自成退出北京，周钟南归，阮大铖等乘机推动追究，为南明弘光朝廷论罪处死。
[6][清]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见《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89页。
[7]参阅[清]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见《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89页。
[8][清]张履祥：《颜士凤诗集序》，载《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465页。